墨子精神哪去了？

《史記》寫孔子師徒，用了一萬五千字；寫孟子用了二百四十字；寫墨子用了二十四個字，也就是一句話：“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1．墨子的形象

墨子穿草鞋，是他的大眾形象。魯迅的《故事新編·非攻》是這麼寫的。

據說是墨子老家的山東滕州火車站的墨子雕像，也是這麼塑的。這是個象征性的形象，但也許是一種真實寫照。

或許莊子描述得更為具體，在《莊子·天下》裏寫道：“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屐為服。”

這句話，王先謙的《莊子集解》注釋為：裘褐，粗衣。木曰屐，草曰。這注釋太過簡略，沒有具體說明白以屐為服，到底是身上綁著草繩子，還是腳底拖著草鞋。所以，後人直接說墨子本人亦是穿著草鞋，步行天下。

墨子是不是一輩子穿草鞋，這很難說，也沒個準數；但墨子在戰火紛飛的諸侯國之間，穿梭往來，四處奔走，卻是有史可查的。《文子·自然》篇有“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之語。《淮南子·修務訓》一字不改，照搬了。可到班固寫《答賓戲》，話變成了“孔席不煖，墨突不黔”，位置調換，意思還一樣——連在一個固定的地方睡覺、吃飯的時間都沒有，可見忙到了什麼程度。當墨子在山東聽說湖北人要攻打河南人，立即連夜起程，日夜兼程，走了十天十夜（按照裏程計算兩地之間有700多公裏），走進楚國的首都。經過一番手腳並用的較量，製止了“一場單邊主義的國際衝突”。

這件事，據梁濤先生《墨子行年考》考證，是墨子29歲那年做的，否則連走十天十夜，任何人都吃不消。在這件事上，墨子體現出要體力有體力，要口才有口才，要思想有思想，要精神有精神，要計謀有計謀，這五大元素，全部具備，隻能在一個人的黃金歲月——而30歲，正是一個男人的黃金時期。

墨子看到楚王打消了進攻宋國的念頭，又走回自己的老家魯國了。

學者梁濤考證，墨子回國後，越王聽說了墨子的義舉，托人來邀請墨子去越國發展。墨子可能是旅途勞頓，畢竟又走了十天十夜，但更主要的可能是對越王沒什麼信心，魯越相距甚遠，山高水長，就說了一番大道理，推謝了越王的隆情盛意，轉身去了相鄰不遠、他剛剛幫了大忙的宋國（今河南省境內）。一去就被關進了大牢。這時有人造謠，說墨子死在了宋國的監獄裏。好在關的時間不長，出來後，墨子又回了魯國。墨子是魯國人，魯國既是他的祖國，也是他事業的後花園，墨子在外麵跑累了，或是有什麼不順心的事，就回到魯國休整一下。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墨子又從魯國動身去齊國，原因是強大的齊國要攻打魯國。這次行程，相對十天十夜來說，算短途。墨子到齊國後，對齊王說了一番以下的話。

子墨子見齊大王曰：“今有刀於此，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多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刀則利矣，孰將受其不祥？”大王曰：“刀受其利，試者受其不祥。”子墨子曰：“並國覆軍，賊殺百姓，孰將受其不祥？”大王俯仰而思之曰：“我受其不祥。”（《墨子·魯問》）

殺人會受不祥，有點像佛家的輪回報應。總之，打了個“倅然斷之”——刀砍人頭的比喻，幾問幾答，俯仰之間，一場血仗就在談笑間避免了。

墨子後來又去了趟楚國，為的還是“化解國際糾紛”。墨子平生幾次出國，雖然所走國度和出行氣派，跟孔孟相比，略顯寒磣，但效用卻不可同日而語。每出去一趟，都救回不少人命。

以上敘述，都是根據梁濤《墨子行年考》編撰的。

2．墨者

墨子和孔子一樣，第一職業和身份，應該是老師。孔子號稱弟子三千，雖然史書沒有一一記載出他們弟子的名字。墨子的弟子——至少墨子在世時——沒這麼多。《墨子·公輸》裏說，“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這三百人，不能肯定完全是墨家弟子。至於“從屬彌眾，弟子彌豐，充滿天下”（《呂氏春秋·當染》），那是“孔墨皆死久矣”之後的事。

要成為墨家弟子，《莊子·天下》說，“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可見墨家是個有嚴格要求、紀律嚴明的組織，墨子對弟子要求的嚴格，從幾件事上，可以看出。

子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我毋俞於人乎？”子墨子曰：“我將上大行，駕驥與羊，我將誰驅？”耕柱子曰：“將驅驥也。”子墨子曰：“何故驅驥也？”耕柱子曰：“驥足以責。”子墨子曰：“我亦以子為足以責。”（《墨子·耕柱》）

這個故事，現在常被用來說明人才使用與管理的道理。一個怒字，形象地顯示出墨子對於弟子的態度。

這一點，在墨子最重要的大弟子禽滑釐身上，也能看出。“禽滑釐子事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麵目黧黑，役身給使，不敢問欲。”（《墨子·備梯》）這樣的師徒關係，在孔門師徒中看不到，讓墨子的形象，有一種老大的味道。

《墨子》書中，兩件相反又相似的事，很能說明墨子跟弟子之間這種近乎老大與小弟的關係。

一個出自《墨子·耕柱》：有個叫高石子的，墨子舉薦他去衛國，衛君對他不錯，給了高職優俸，高石子本人也想好好幹；但沒做多久，高石子就離開衛國，跑去在齊國的老師那裏，說：“衛君看在您的麵子上，對我不錯，我也想好好做，可衛君不把我的話當回事兒，所以我跑出來了。衛君不會認為我是狂妄之人吧？”墨子回答他說：“如果你走得有道理，怕人說什麼狂妄。”高石子說：“我哪敢隨隨便便就離開，老師您教過我，不該要的錢，再多也別動心。”墨子一聽很高興，把大弟子禽滑釐叫來身邊說：“你聽聽！不擇手段弄錢的，見得多了；有錢也不要的，今天高石子做到了。”

另一個出自《墨子·魯問》：一個名叫勝綽的弟子，墨子把他安排在齊國項子牛那裏。項子牛三次侵犯魯國，勝綽都參與了。墨子一聽，派個人要項子牛把勝綽給辭了，說：“我把勝綽弄在你身邊，是要製止驕傲並糾正邪僻，現在，這家夥隻顧厚祿，卻欺騙您。我聽說嘴裏說仁義卻不付諸行動，是明知故犯。勝綽不是不懂這些道理，他是把俸祿看得比義還重要。”

這兩件事，凸顯了墨子不怒而威，對眾弟子家長式的控製。

墨子作為老師，口才自然了得。墨子在“處理國際事務爭端”時，阻止別人發動戰爭，如果沒有巧舌如簧、勢如破竹的口才，能挽救眾多老百姓的性命嗎？這些都是墨子口才的正麵形象。墨子口才，還有側麵形象。

《墨子·魯問》中有這樣一件事：魯國有個人，讓兒子跟墨子學本事，誰曾想卻死在戰場上。做父親的就找墨子索賠。墨子說，你讓你兒子來學本領，現在學會了，打仗打死了，你卻怒氣衝衝，這不是準備賣糧，糧食賣完了，你卻生氣了，豈不荒唐！

3．最早的窮人經濟學

司馬遷的寥寥數語，沒有交代清楚，墨子到底是什麼時候人，但後世諸多學者，還是從《墨子》本書和先秦其他典籍的旁證中，推斷出墨子大概的生卒年限，即春秋末至戰國初，也就是孔子和孟子之間的那段歲月。也就是說，那時候諸子的重量級人物，隻有墨子，親身見證了發生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的三家分晉。這一事件，標誌著東周王朝春秋的結束和戰國的開始。春秋向戰國的轉變，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次嚴格意義的社會革命。這場革命，並非像“湯武革命”那樣，一股力量取代了另一股力量，你方唱罷我登台，而是發自社會內部，由於生產工具的演變，導致生產力的變化，從而引起社會關係的重新調整。

墨子在一個最有利的曆史觀察點上，目睹了這場驚心動魄的偉大變革。

那時，鐵器的廣泛使用，新型生產方式的普及，帶來了生產力的巨大釋放，帶來了社會生產總值的高速增長，相對比值遠遠超出今天的規模與水平，城市化如雨後春筍，到處都很繁華，但毫無疑問，在繁華熱鬧的背後，窮人更多，貧寒人家更多，平民百姓更多，貧富差距拉大。墨子說：“民有三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墨子·非樂上》）這話並非虛幻想象，而是社會實情——那時候，就業者與非就業者，並不是社會的主要矛盾，但饑寒交迫，疲憊喪命，卻是時刻要麵臨的可怕威脅。

墨子趕上了，看到了，大聲說出了自己的話。

第一次，在中國曆史上，有巨大影響力的思想者，從民眾的角度，發出了窮人的聲音，而且是以連續、集束的方式發出的。

首先是經濟上，也就是在最基礎的生存方麵。墨子在《非命上》裏，提出著名的“三表”論，第一是“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也就是和曆史作比較；第二是“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第三是“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在墨子的思想裏，這個重要而普適的原則是：凡是對百姓有利的，就是應該的；凡是不利於百姓的，就是不該的。

《墨子·節用中》提出，“諸加費不加民利者，聖王弗為。”——又花錢，又對老百姓沒實際利益的，不幹。

《墨子·非攻中》篇，更是直接從老百姓的利益角度，說明戰爭的得不償失：“今師徒唯毋興起……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獲斂。今唯毋廢一時，則百姓饑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今盡王民之死，嚴下上之患，以爭虛城，則是棄所不足而重所有餘也。為政若此，非國之務者也”——顯然，這隻是小老百姓的看法，王公大人，豈能作如是觀？

“廁役以此饑寒凍餒疾病而轉死溝壑中者，不可勝計也。此其不利於人也，天下之害厚矣！而王公大人樂而行之，則此樂賊滅天下之萬民也，豈不悖哉！”（《墨子·非攻下》）——那年頭，打仗是來錢、來利最快、最豐厚的勾當，不戰，怎麼可能！死人有什麼好奇怪，人反正都要死，隻要不死我就好。兩個“樂”字，畫龍點睛，一針見血。

墨子幾乎是本能地意識到，百姓經濟上的窮困、窘迫，與政治密不可分，這就使墨子將自己的經濟觀點延伸到了政治領域。於是，墨子喊出了即使在今天也極具震撼和衝擊的聲音：“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墨子·法儀》）“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墨子·尚賢上》）“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為三公。……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為正長。”（《墨子·尚同上》）

很簡單，但也很大膽。從上到下，一律選任。當然，怎麼選，還得另說；但首先得是這個字：選，管你是天子，還是村長。

墨子就這樣，提出了中國最早的窮人政治經濟學。

4．沒有階級意識，但潛伏了階級風暴

墨子為窮人說話，向王公大人大聲疾呼，希望窮人們能有一個正常、安定的生產和生活環境，那墨子是否就是窮人的代表，或者，墨子是否就是被統治階級的代表？

先來聽聽一些評論：

陰陽、名、法、儒及道德各家，皆代表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而僅墨子一家代表被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墨家便彌漫下層，為被統治階級代言——黨晴梵《先秦思想史論略》

墨子是直接站在勞動人民一邊。——《匡亞明教授談墨子》

墨子的人類觀點實質上是階級論。這一思想是以《尚賢篇》為張本。所謂“尚賢”即尚國民階級的資格，並堅持著國民階級的立場以反對氏族貴族。——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

事實如何？翻開《墨子》，也許我們會有些不同的看法。

《墨子》全書，現存五十三篇，其政治倫理思想，主要集中於《尚賢》《兼愛》等二十四篇、《法儀》四篇以及《耕柱》五篇。細讀這些篇章，若探究墨子立論的出發點，這出發點依次應為：天下、國家和百姓，貫穿這三者的，是義。——在墨家詞典裏，義、利相等；義：利也。（《墨子·經上》）

墨子的總體思想，一言概之，就是：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天下，是墨子思考的出發點和歸宿，載體和客體。

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墨子·法儀》

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也。——《墨子·辭過》

天下之亂，若禽獸然。——《墨子·尚同上》

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墨子·兼愛上》

此仁者之為天下度也，既若此矣。——《墨子·節葬下》

言必稱天下。《墨子》全書諸篇，找不出天下字眼的，沒有；而且都是提綱挈領、萬語歸宗之語。如果說天下在墨子的表述中，多少有些抽象、空泛，那落實到現實、具體層麵，這第一層，就是國家。

《非攻》主要出於國家的考慮，自不待言。《七患》開宗明義，“國有七患”。《尚賢》：“是在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不能以尚賢事能為政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節用》開篇語：“聖人為政一國，一國可倍也。”《尚同》雖以天下為論述目標，卻以國家為天下之實際構成，“以天下為博大……故畫分萬國”。即使是“無差等”（荀子語）的兼愛，也以國家為立足點之一，所謂“視人國若己國”。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墨子，首先是個以天下為己任者。其次，是個泛國家主義者（既非魯國主義者，也非宋國主義者），百姓人民，排在天下、國家的後麵。墨子“三表”說之一，“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國家、百姓、人民依次並列，——順帶說明一下，先秦時所謂百姓，不同於今日，“是貴族的通稱”（見範文瀾《中國通史簡編第一編》第139頁），春秋戰國之際，百姓逐漸庶民（人民）化，但區別仍在——正是墨子思想的客觀反映。

不僅如此，下麵這些觀點，從另一麵顯示了墨子的政治傾向：

“自貴且智者為政乎愚且賤者，則治；自愚且賤者為政乎貴且智者，則亂。”（《墨子·尚賢中》）

“賢人唯毋得明君而事之，竭四肢之力以任君之事，終身不倦。若有美善則歸之上，是以美善在上，而所怨謗在下，寧樂在君，憂戚在臣。”（《墨子·尚賢中》）

“義不從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智者出……夫愚且賤者，不得為政乎貴且智者，貴且智者，然後得為政乎愚且賤者。”（《墨子·天誌中》）

“義者，正也。……然而正者，無自下正上者，必自上正下。”（《墨子·天誌下》）

“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鄉長之所是，必皆是之；鄉長之所非，必皆非之。”“國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國君之所非，必皆非之。”“國君唯能壹同國之義，是以國治也。”（《墨子·尚同上》）

持這些主張的墨子，能是底層民眾和被統治階級的代表嗎？恐怕比統治階級代表所說，有過之而無不及。所以，墨子的思想，沒有，也不可能有明確、清晰的階級意識，階級意識充其量含含糊糊包含在天下、國家與所謂道義之中。墨子的言語之間，既沒有特別偏向王公大人，也沒有特別偏向百姓人民。墨子隻是按照自定的義與非義的標準，有一說一，有二說二；有好說好，有壞說壞。這麼講，並非要否認墨子思想的人民性。侯外廬先生在《中國思想通史》中說：墨子所舉以說明原則的，恰當孔子所說的小人的小知，恰當子路所謂之民人社稷；墨子的知識對象，是國民領域的農、工、商。這是個非常好的判斷和說法，也正是墨子思想的人民性所在。人民，或者說底層民眾的利益關切，是墨子思想的動因之一，也是墨子全部理想所期待的果實之一。

但是，不管本意如何，墨子那些旗幟鮮明的主張，那些主張所依據和針對的殘酷現實，以及若能兌現的客觀結果，顯然具有傾向性。它們是人民痛苦的呻吟、現實醜陋的閃電和山雨隨時欲來的風暴源。

這與其說是墨子的意圖，不如說是社會本身的壓力和逼迫。無論是暴力侵奪（非攻並非僅指戰爭而言，一切不公平的暴力侵害、掠奪，都是非攻的範圍和對象），還是公然、霸道的政治，社會的不平等，上層社會令人瞠目結舌、難以想象的驕奢淫逸、聲色犬馬，跟底層民眾的入不敷出、朝不保夕，無時不是一幅尖銳、刺激的對照畫。墨子本人，也許從未想過要發動人民，抗擊暴政，甚至有可能會站到另一麵，但墨子的這些主張和言論，就像一堆沒有引線的火藥，隨時會被引爆。

“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墨子·非樂上》）這句話，凝聚了一股怒吼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