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結語：兩種不平等

北京E中高一六班，集中了一群成績優秀的幸運少年。說他們幸運，不僅因為他們能夠擠進這所水平一流的示範高中，還因他們大都有令人羨慕的家庭條件。高一六班家長屬於國家與社會管理者、經理人員及專業技術人員的分別占8.1%、28.4%和36.5%（見表6、7），明顯高於全國社會階層人數比例，在受教育程度和家庭年收入兩個指標上也頗具優勢。這所精英中學裏家境優越者彙聚，出身卑微者極少，與社會中的貧富結構相左，指示出某種不平等的發生。

盡管走後門者甚多，大部分學生還是憑借自己的力量通過了中考選拔，41名學生中，正常考入的學生有25人（含2名體育特長生）。在膚淺的自由主義平等觀看來，憑分數進入的正式生應該是符合社會公正標準的。但他們的家庭出身不由使我們懷疑教育機會平等在其中的貫徹，這25名學生家長屬於國家與社會管理者的比全國水平（不含工、農）略低，但屬於經理人員的是全國水平7倍。考察過他們從小到大的受教育經曆才知，今天的順利考取，是之前每一次教育投資累積的結果，是所有的家庭教育、課外輔導或為了擇校的舉家遷移共同累積的結果，資本通過這種方式改變了他們的命運。中考憑分數入學，是符合規則的，也是公平的。而此前無處不在的競爭同樣符合規則，但顯然是不公平的。這正是被西方學者們廣泛詬病的他們社會中的教育不平等。但無論如何，入學時的公平競爭，已初步實現了自由主義的教育機會平等理想，西方學者在為下一階段目標努力：用教育彌補起點上的差距，實現結果的平等。

如果說上述是教育機會的第一種不平等，高一六班另外16名分數線下的學生（3名有學籍、13名無學籍）構成了第二種不平等。他們公然違反了遊戲規則，用強行插隊的辦法獲得了入場券，學校對他們的準入，並非依據個人稟賦，而是依據資本實力。這16人的父母屬於國家和社會管理者及經理人員兩個階層的各占14.3%和39.3%（見表6、7），其家庭背景從各方麵超越了正式生及全國平均水平，顯示出造就第二種不平等的是什麼階層的人。社會上議論規則外擇校類型中最難消除的便是“條子生”和“共建生”，前者是國家政治精英受益，後者是壟斷經濟集團受益，二者在高一六班的無學籍生中均有突出的反映。調查還顯示，第一種不平等在這些家庭中有更突出的反映，但是因為靠著高中前教育的高投入仍然不能進入這所中學，於是采用了破壞規則的手段。

同為教育機會的不平等，上述兩種類型差異極大。第一種不平等根源於社會的不平等，是難於消除的。消除教育機會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手段是完善篩選製度，但是社會無法控製篩選前的教育投資差異，無法阻擋一些家庭的高投入；拉平家庭收入更不是教育領域的事情。第一種不平等是競爭者們造就的，他們旺盛的動力，社會範疇中廣泛存在不平等，最終削弱了精心設計的篩選製度。或者如“階級亞文化論”的堅持者所說，家庭塑造著子女的性格特征和價值觀，使得精英家庭的後代更容易在選拔精英的教育中勝出，因此隻要存在階層的差異就無法消除這樣的不平等。第二種不平等應該是易於消除的，隻要嚴格執行篩選製度即可。之所以盛行，在於它不是競爭者一方造就的，它是共謀。第一種不平等盡管難以消除，但是博弈中製度在提升和完善，它畢竟可能在日後為社會提供更為平等的教育機會。而當第二種不平等流行時，現有的規則已經變形，管理者願意網開一麵，於是製度的提升完善和規則的嚴格執行都變得沒有意義，無法期待。

第一種不平等在發達國家普遍存在，第二種不平等是中國特色。這是高度重視教育、低度執行規則所使然。但是說中國特色又不盡然，它似乎隻是中國社會當下的特色。正如前文所說，自筆者1999年進入E中至2008年，無學籍生比例由5%攀升至30%，這種變化與教育產業後擇校生的合法化不無關係。

[14]根據正常進入學生成績得出，個別非正常錄取學生數據不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