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換約換出場戰爭

仿佛一出苦戲剛剛敲響開場鑼鼓，人們憂慮著後麵的劇情。

當鹹豐皇帝弄清廣州那邊發生的一切，心情沮喪的程度不難想見：能臣葉名琛編造的天花亂墜頃刻間化為淒風苦雨，怎不叫鹹豐恨得牙根兒疼？將葉名琛革職查辦！那頂什麼用？葉總督已成了洋人的階下囚。更滑稽的是，巡撫柏貴填補葉名琛留下來的權力真空，不是朝廷委任，而是侵略者指派出來臨時打工的，廣州實際控製在英法聯軍手中。麵對種種羞辱，鹹豐已顯得無能為力，隻盼著洋人別再找他麻煩。

洋人不達目的決不肯罷休，堅持“修約”沒商量。

英使額爾金、法使葛羅聯絡美國公使列威廉和俄國專使普替沃丁，代表四個國家擬就一封《告中國宰相書》，照會兩江總督何桂清，由其轉告清朝政府馬上派全權大臣與他們談判修約；若不滿足他們的要求，他們就攜兵艦前去北京論理。何桂清等秉承鹹豐的旨意倉皇答複，說：“修約之事可同新任兩廣總督黃宗漢商談。”洋人早被清朝這種“來回踢皮球”的拖延術折磨夠了，別白費嘴皮子啦，還是靠武力說話管事吧。

1858年4月，四國使節先後集中天津大沽口，後邊跟著英艦十餘艘，法艦六艘、美艦三艘、俄艦一艘。眼見人家氣勢洶洶地堵到家門口，鹹豐趕忙派出直隸總督譚廷襄出來擋駕。既不給其“欽差大臣”的名分，又不給其“便宜行事”的權力，全憑譚廷襄的三寸不爛之舌窮於對付。磨磨蹭蹭談了將近一個月，毫無進展。四國使節認定清朝當政者缺乏誠意，根本不想談判，因此他們決定開戰。采用敲山震虎的策略，逼迫鹹豐拿出誠意來。5月20日，英法聯軍發出最後通牒，限六小時內獻出大沽炮台，否則毫不客氣地發動進攻。六個小時根本不夠請示皇帝的工夫，英法戰艦猛烈的炮火暴風驟雨般地落到大沽炮台上，事先毫無防備的守軍奮力抵抗，但中午時分堅固的炮台被摧毀，隨後被占領。5月30日，英法聯軍進入天津。

素有京畿門戶之稱的天津失陷，洋人的大炮聲震駭了紫禁城。鹹豐皇帝和他的朝臣們慌作一團。他們有理由想象：外夷野蠻成性，不懂禮數，說不準會揮軍北上，輕易地穿過不足二百公裏的距離，攻進北京城。在人家的炮口下，什麼祖製、什麼大清國的麵子統統先拋至一旁。鹹豐立刻派出東閣大學士桂良和吏部尚書花沙納為欽差大臣，授命“便宜行事”，前去天津談判，意在阻擋夷兵進犯北京。雖然說“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兩位欽差不是將，怎能擋住兵？一來皇上的聖意不明確，“便宜行事”並不便宜；二來外夷恃強狂妄，刀架在你脖子上怎麼談？可見這是個費力不討好的苦差事。

鹹豐在皇宮裏也是坐臥不寧，他忽生一條妙計，起用曾經在道光朝跟洋人打過交道的耆英，憑他和洋人的老交情從中斡旋。讓桂良他倆前台唱白臉，耆英幕後唱紅臉，裏應外合，一定能哄弄走可恨可惡的外夷。鹹豐這套超低能的計謀很快遭到破產。七十多歲的耆英屁顛屁顛趕到天津，四國公使知道他沒職沒權，是個“跑合”的，連麵也不見，讓兩個翻譯對付他。兩個翻譯也不懂尊老敬老，竟然沒鼻沒臉地羞辱耆英大人，好歹人家也當過大清朝的一品大員，耆英覺著自己老臉算是丟盡了，悄悄回到北京。鹹豐正在氣頭上，嫌耆英有辱皇命，隨便找個借口，怪他擅自回京，恩賜耆英自己了斷了。可憐老臣耆英不但丟了老臉，連老命也丟了。

桂良、花沙納二位欽差受的罪不比耆英少多少，洋人果然恃強欺弱，不容欽差大人置喙，把他們的談判條件往桌上一擺，“非特無可商量，即一字也不容改”。意思就是廢話少說，照我們寫好的辦。桂、花二欽差施展轉閃騰挪的功夫軟磨硬泡，先是央求態度溫和的俄、美兩國專使從中說服態度強硬的英、法公使。俄國專使明著答應做和事老，暗地裏牟取更多利益。6月18日，《中俄天津條約》頭一個簽訂，獲得的利益最為豐厚。緊接著在6月18日簽訂《中美天津條約》。20日，英國人急了，揚言若再拖著不簽條約，他們就立馬起兵攻北京。形勢急迫，欽差大人顧不得許多，便答應對方條件，這總比激怒了他們、興兵進犯北京強多了，隨後相繼簽訂了《中英天津條約》和《中法天津條約》。

縱觀四國條約款項多少不一，但是同為最惠國待遇，一國得利，它國均可利益均沾。避免累贅，修約條款主要內容歸納為六點」.公使需駐北京，覲見清朝皇帝不必磕頭下跪，行西方禮節就可。2.增加開放牛莊（營口）、登州（煙台）、台南、潮州（汕頭）、瓊州（海口）、鎮江、南京等為通商口岸。3.外國人可憑“執照”自由進入中國內地遊曆、通商和傳教。“執照”由各國領事頒發，由清朝地方官蓋印認可。4.修改海關稅則，減少商船稅收。5.賠償英國戰爭賠款白銀四百萬兩、法國兩百萬兩。6.片麵的最惠國待遇、領事裁判權和協議關稅等。

除此之外，當初有一個似乎並不重要又不為人所注意的條款，卻引發了新的戰事。那就是“換約”形式問題。按條約規定：各國元首批準條約正本的互換儀式，必須在北京舉行。

條約呈到鹹豐手裏的時候，年輕氣盛的皇帝不禁大怒，簡直欺人太甚。他打算跟外夷翻臉，跟他們幹一仗。桂良趕緊上奏諫勸，萬萬不可開戰。他同時說，“戰之不可者”的理由是：“天時如此，人事如此，全局如此，隻好姑為應允。催其速退兵船，以安人心，以全大局。”想來想去，鹹豐感覺桂良的話有道理，更主要的是他無招可使。於是，鹹豐皇帝拿起沉重的朱筆，在《天津條約》上寫下了“依議”二字。鬧騰三年多的“修約”暫告落幕。

條約恩準了，外夷退兵了，可我們的鹹豐皇上又後悔了。他決意翻案。

自以為“撫夷”大功告成的桂良等臣被皇上召了去，鹹豐耍起了小孩脾氣，翻臉不認賬，訓令他們再跟洋人談判，必須推翻條約中他最厭惡的四條：賠償兵款、內江通商、內地遊曆、公使駐京。討價還價的條件是可以免除洋人的關稅。

桂良欽差感覺很為難，軍國大事怎可視如兒戲？雖說洋人仗勢欺人，但既然跟人家簽了條約，又由皇上朱筆批準，怎可說改就改、說變就變？更何況關稅收入是國家命脈，怎可說不要就不要呢？這不是丟了西瓜揀芝麻嗎？桂良等人據理以爭，鹹豐才同意不放棄稅收，但是那四條尤其是洋人進京換約的問題斷然不可行。

多為難也得為。桂良等大臣明白：忠國不如忠君，國是皇上他們家的，按皇上的旨意辦事等於為國辦事。一旦國家利益與皇上的旨意發生衝突時，按皇上的意思去執行沒錯。所以揣摩聖意幾乎成了為官之道。桂良也揣摩透了鹹豐的聖意，他反感的便是洋人進京，眼不見為淨。這似乎好辦多了。

1858年10月間，桂良和花沙納給額爾金發照會，巧言令色地說，《天津條約》是在威脅下簽訂的，有些地方不合理，不能全作數。比如英國使臣常駐北京一項就不甚合情。北京市民排外情緒很嚴重，若外國人常駐北京是有危險的。幾天後他們又給額爾金寫了信，信中言辭懇切，順便提到了太平天國起義，當做一種新的理由：本國正處於危急和混亂的關頭，若外國人常駐京城，為了保護他們的安全，會加重大清朝的壓力和危機。也許這種借口打動了額爾金，也許此信的懇求之情溢於言表，反正額爾金轉變了強硬的態度。對於英國人來說，他們寧肯跟反複無常的清政府打交道，也不願接觸農民起義軍的太平夭國。額爾金當即複信，允諾說，他將請示英國外交部，女王陛下的代表可以在北京以外的地方常駐。定期或根據事情輕重緩急隨時進京處理。

外國大使常駐北京的問題總算解決了，但在另一個棘手的難題上，不論額爾金還是其他兩國代表都毫不讓步，那就是換約必須在北京進行，而且覲見清朝皇帝行西方禮節。桂良等人已經竭盡全力、磨破嘴皮了，但就是無法說服頑固的洋人。在不得已的情形下，桂良上奏鹹豐皇帝，請示怎麼辦？鹹豐也不知道怎麼辦，可他知道洋人逼急了，又會駕駛戰艦冒犯天朝。他決定讓一步：首先，準許進京換約，但是隨行人員不能超過十人。其次，外國人進京不可耀武揚威，不能坐轎子，不可設儀仗列隊。再次，換約後立馬走人，不可賴在北京。鹹豐堅持一點不動搖：洋人覲見皇帝時，就應照清朝例，施三拜九叩大禮。

於是，鹹豐皇帝的這個“堅持”，又成為桂良和英、美、法三國新公使在上海談判的焦點。

桂良同三國派來準備換約的英國公使普魯斯、法國公使布爾布隆和美國公使華若翰進行新一輪艱難的談判。桂良依據他揣摩到鹹豐皇帝的心願——隻顧一頭，不計其他的真實想法，與洋人達成《上海通商章程》。開禁鴉片貿易，把鴉片稱作“洋藥”冠冕堂皇地允許進口，從此鴉片走私合法化。《上海通商章程》所協定的稅則大大有利於英、法、美三國，自然，清政府的財政將蒙受無可估量的損失。

當談判焦點集中到進京換約一事時，陷入了意料中的僵局。雙方誰都不肯讓步，英、法、美三國獲得巨大利益後，認定進京換約采用西方禮儀不能更改。桂良更是不敢讓步，若在此問題上讓步，那就意味著被革職查辦、抄沒家產，甚至上斷頭台。談判儼然變成消耗時間的遊戲，一直耗到1859年夏天，得勢不饒人的西方列強失去了耐心，他們感覺和桂良在上海這樣談下去，等於白浪費工夫，不如帶兵駕船去北京找大清朝皇上理論。

一直在紫禁城遙控局勢的鹹豐皇帝心裏有譜，野蠻的夷人得隴望蜀，不會輕易放棄他們的無理要求。如若談判破裂，勢必擁兵犯上。他事先做了準備，急調科爾沁博爾多勒嚕台蒙古親王僧格林沁進京，組織京津防務。當時清朝的主力部隊分為兩塊：一塊是十萬精兵駐守江北大營，圍剿太平天國大軍；另一塊是約三萬精銳防守京師。僧格林沁接受皇命後，親自前往天津大沽口部署防務。在大沽一帶修築炮台五座，安設重炮十位，小炮上百位。為了防止敵軍通過河道進犯北京，他還命令在海河河道裏布設木筏、鐵錢等原始的攔截設施。僧格林沁指揮過萬人的部隊，其中四千餘部署在炮台，其餘駐守天津通往北京的咽喉要道。部署完備後，僧格林沁自以為萬無一失，遂向鹹豐皇帝報告：京津防務固若金湯，敵若進犯必然令其有來無回。

鹹豐的愚蠢和幼稚不光在於他的反複無常，而且還表現在他的異想天開上。他竟然這樣做著白日夢：如若夷人執意悍然進京，“不動聲色，使之不疑，先將天津海口預備齊全，俟其來年赴京換約，聚而殲之”。1859年4月間，他派怡親王載垣親往天津，對僧格林沁密授機宜：如果夷人入口時不按規矩行事，可以悄悄擊之，到時候人家追問上來，隻說是鄉勇，不是官兵。堂堂一國之君琢磨出這種很不光彩的把戲，真是出乎所料，當然更岀乎“野蠻”的洋人所料。

在那個炎熱的6月，英國公使普魯斯帶著十六艘戰船的龐大艦隊來到大沽口。隨後法國公使布爾布隆帶著兩艘戰船以及美國公使華諾翰駕駛一艘汽艇相繼趕到。他們看到中國軍隊在河中布滿障礙，蠻橫地要求撤除木筏和鐵俄。沒有得到中方任何答複後，6月21日，英國侵華海軍司令何伯上將命令英法聯軍強行攻入河道，拆毀河裏障礙。這時，直隸總督恒祺緊急發給普魯斯一封信，要求他們在塘沽的北塘登陸，走陸路進京。一個巡撫是沒膽子敢叫洋人登陸的，顯然是鹹豐皇帝在背後授意他這麼做，一種顧全麵子的讓步。洋人早對清朝政府喪失掉信任，英軍首腦何伯發出最後通牒，實際也是借口，發起進攻已是他們的既定方針。

6月25日中午，英國海軍司令何伯率領由四艘英國戰艦和一艘法國戰艦組成的艦隊強行開進大沽口，他命令旗艦“普洛威號”首先向中國炮台猛烈開火。依仗著炮火的掩護，艦隊開進潮白河。屢使炮艦訛詐屢見成功的洋人哪裏知道已進入到僧格林沁布下的伏擊圈，僧格林沁見入侵的敵艦旁若無人地闖入槍炮射程之內，立刻下令反擊。於是，炮台上火炮的炮彈會同士兵手中火銃槍的子彈，急風暴雨般地傾瀉到洋人的戰艦上。英軍司令何伯大腿中了一槍，倒在甲板上，隨後他身旁的副官和八名水手被炸得粉身碎骨，另外還有二十二名士兵受了重傷。突如其來的攻擊並沒有嚇退何伯，他扶著桅杆想站起來繼續指揮戰鬥，可不幸的是桅杆被炮彈擊中，倒下的桅杆砸折了這位海軍上將的七根肋骨。“普洛威號”船長謝德威爾代替他指揮戰鬥，其下場比何伯司令更慘，身受重傷，一命嗚呼。轉瞬之間，清軍的炮火將闖入潮白河的五艘戰船全部擊毀。

高傲的英國人不能容忍失敗。坐鎮後方的普魯斯氣急敗壞，又命令待命的另外七艘戰船投入戰鬥。這七艘倒黴的戰船命運也沒好到哪去，皆被擊中，燃起衝天大火。名為保持中立、實為坐享其成的美國人看不過眼了，瞧著英軍狼狽不堪的樣子，頓時產生兔死狐悲的感情，美海軍準將約西阿-塔特納爾高叫著：“血濃於水，我絕不能袖手旁觀，看著白人在我眼皮底下遭到屠殺。”他親率裝滿兩隻船的美國水兵投身戰場，隻可惜美國人的豪言壯語以及他們的進攻無法扭轉戰局的走向，失敗的厄運最終降臨到所有入侵者的頭上。

傍晚時分，清軍燃放的煙花照亮潮白河兩岸，仿佛慶賀中國軍隊的勝利。這場遭遇戰，讓參戰的一千名英法美聯軍損失慘重，將近一半士兵戰死或受傷，三艘炮艦被擊沉，三艘遭到重創。普魯斯仍不肯罷休，雙方對峙了幾天。7月1日，負傷的英軍首領何伯不得不承認：如果沒有增援，無論如何也不能再向大沽炮台進攻了，那簡直等於自殺。

自1840年以來這二十年裏，清朝軍隊對洋人作戰的首嘗勝果，使得朝廷上下像過大年般地歡欣鼓舞。鹹豐皇帝不禁喜形於色，他用人用對了，僧格林沁不孚重望，挫敗了洋人氣焰，替他出了口惡氣。他的決策也對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備，果然一舉打敗了不可一世的洋人。他的宏觀思路更對了，洋人野蠻狂妄，不強硬地教訓教訓他們，他們就不懂鍋是鐵打的。得意過後，鹹豐自覺天國上朝胸襟應該寬闊些，對敵夷要恩威並施。這樣，他下詔準許洋人按照規矩進京換約。英國人和法國人吃了苦頭，蒙受了羞辱，憤怒地拂袖而去。美國使臣華諾翰寧肯不坐轎子而坐騾車，順利地進了京，換了約。

後人評論鹹豐說他“少不更事”，隻說對一半，鹹豐還目光短淺無遠謀，顧前不顧後，得意便忘形。作為一國之君和國家元首，這些都是最要不得的。所以鹹豐皇帝不得不接著承受更加不幸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