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沒有人天生偉大，但總有人會成就不朽

什麼樣的人生，才是真正有意義的？明知死亡不可避免，為什麼還要努力？我們無數人，都在苦苦尋求這個答案。

提及明朝，最具知名度的皇帝是朱元璋，最有影響力的文臣是張居正。甚至有一種說法：“明朝隻有一帝，朱元璋是也；明朝隻有一相，張居正是也。”

此話難免誇張，卻非常深入人心。此二人能夠被後世永久紀念，反複頌揚，當然在於他們對大明王朝及整個中國曆史發展的突出貢獻，更在於他們的家庭出身。

但平心而論，相比朱元璋抓住元亡明興的曆史大機遇，在群雄混戰中脫穎而出，生活在承平年代草根平凡家庭的張居正，其破圈的道路無疑更加傳奇。

從社會底層突破重重障礙一路向前，站在以合理途徑能夠達到的最高點，這樣的人生，無疑值得後人銘記和羨慕。但攀上巔峰之後依舊能保持赤子之心，依然不忘讀書人家國天下的使命，依然願意為國富民強傾盡所有，這樣的人，當然更值得後人景仰與崇拜。

沒有人天生偉大，但總有人會成就不朽。張居正就是這樣的偉人。

一個草根出身的讀書人，好不容易躋身京城高官之列，如果把主要精力用在編織關係網、拓展朋友圈上，顯然是正常合理的選擇；如果他忘掉自己的出身，缺少對平民百姓的理解與同情，也算不上多麼缺德的事情。但顯然，這樣的人隻能算作政客，夠不上政治家的標準。

張居正出身底層，卻擺脫了人窮誌短、以鄰為壑的“盧瑟思維”，更有著“扶搖直上九萬裏”的偉大抱負，有悲天憫人、以天下為己任的貴族情懷，即使身居高位，他對百姓的苦難從來不會無動於衷，即便位極人臣，他對國家的危機也永遠不會置若罔聞，這是特別難得的優秀品質。

因為某些原因，肆意抹黑張居正的《萬曆以來內閣首輔傳》（王世貞著）和《病榻遺言》（托名高拱著）在中國流行了四百多年，加之以訛傳訛、“層累效應”，令這位明朝第一首輔的形象，遭到了嚴重歪曲。

以至於直到今天，無數國人依然相信，張居正通向首輔的道路，執政十年的過程，一定充滿了各種陰謀、算計與圈套，一定有太多太不得光，不能說破的事情。甚至還津津樂道於“張居正的權謀”， 這實在令人遺憾。

按我們很多人的想法，張居正既然能位極人臣，並成為嘉隆內閣宮鬥中碩果僅存的“政壇不倒翁”，必定是一位權鬥高手，拉幫結派、黑箱操作的本領手到拈來，並且把厚黑學精髓運用得爐火純青。但真相，恐怕和我們的想象有著不小落差。

一位真正優秀的政治家，心裏裝的肯定是萬裏江山，億兆子民，而根本不是勾心鬥角和黑招害人。我們普通人處在自己的信息繭房之中，以極其有限且被扭曲的資料，用陰暗的想法去揣測偉人，無疑相當於一個農民得意洋洋的宣布：皇上用金砍刀砍柴，皇後用玉頂針納鞋底。

張居正肯定不是書呆子，但也並不是什麼陰謀大師，害人賣家，他本人顯然也不會欣賞這樣的標簽。“願以深心奉塵刹，不予自身求利益。”的境界，普通人肯定達不到，但我們不能就此推斷，這個星球上沒有人能夠做到。

張居正的成功逆襲，即是自身不斷努力的結果，是幾位貴人的傾心扶持，也是時代正好賦予的重大機遇，是天賦、努力與運氣的完美融合。他的成功我們當然無法複製，但其心路曆程，可以為後人提供很好的啟示；他的成績當然令我們望塵莫及，但他勇於擔責、不懼俗流的精神，永遠值得後人學習和借鑒；他的成就當然帶有曆史局限性，但依然可以留給我們太多的觸動與思考，感動和回味。

偉人與凡人最大的區別，就在於舍我其誰的使命感與責任心，在於不達目標不罷休的無畏氣概和堅定信念，更在於犧牲自我成就天下的奉獻精神及思想高度。

作為雙子男的張居正，既有底層打拚者不可或缺的務實進取、自知之明，有又著通常隻是貴族階層才能有的理想主義、普世情懷。無論什麼年代，“人窮誌短”的定律對多數人都是應驗的，但在張居正身上卻失靈了。

張居正熱愛家鄉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他的身上，有著鮮明的楚人特征，不畏困難，愈挫愈奮，“不服周。”

他理想遠大卻並不浮躁冒進，務實努力卻不因循守舊， 銳意革新卻時時用祖製來保護自己。功勳卓著卻能見好就收，晚明有了他，是時代的幸運。中國曆史有了他，是我們的驕傲。

他傳承了王陽明心學“知行合一”的精髓，弘揚了中國知識精英“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概。張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理念，很多讀書人隻是掛在嘴上，而他卻牢記心中並付諸行動。

他在習慣於官官相護的年代推行考成法，給官員戴上緊箍咒，讓萬曆朝的前十年，成為大明三百年中官員效率最高，推諉塞責現象最少的十年；

他主持的整頓吏治、裁撤冗員和驛遞革新等，為朝廷節省下來數百萬兩白銀的資金；

他唯才是舉，不計出身，讓太多原本可能默默無聞的官員得以充分兌現天賦，成為萬曆新政的重要成員；

他重用潘季馴等人治理黃河，整頓漕運，保障了京師的供應，並為之後明清兩代的治河奠定了樣板；

他抓住百年難遇的契機，巧妙完成俺答封貢，基本解決了持續兩百年的北方邊患，其戰略成就不亞於打贏北京保衛戰；

他沒有親自指揮過戰爭，卻是降慶後期和萬曆初期大明真正的統帥。海晏河清，四夷臣服。

他以舍我其誰的宏大氣魄，不懼得罪天下權貴，將萬曆清丈和一條鞭法在全國範圍內成功推行，有效緩解了社會矛盾，並為晚明的“白銀時代”鋪平了道路。

大明王朝在建政二百年之後，能夠在萬曆朝達到社會經濟發展的高峰，成功走出“M”型發展曲線，張居正的貢獻居功至偉。甚至可以說，終其一生，萬曆皇帝都在吃張居正改革的紅利；

張居正曾經說過：

二十年前，不穀曾有一宏願。以其身為蓐薦，使人寢處其上，溲漏垢穢之，吾無間焉。有欲割取吾耳口鼻者，吾亦歡喜施與。

這種境界，今天的我們，又有幾人能做到呢？

當然，張居正絕非十全十美，身上也有明顯的短板與缺失。他追求物質享受，也收受賄賂，離海瑞式清官差得很遠；他禁毀書院，打擊心學傳人，成為了他終身的汙點；他對待南方少數民族過於刻薄，有損一代賢相的名聲；他未能接受譚綸、戚繼光的建議出兵漠北，對曆史進程產生了微妙的影響；他處理接班人問題未能及早布局，導致了身後的一係列變故。

如果我們再將眼光放遠，格局放大，從人類曆史進入近代轉型和大航海時代來考察，相比同時期其他一些優秀政治家，如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一世，荷蘭首任執政官威廉一世，俄國首位沙皇伊凡四世等，張居正的差距就相當明顯了。

這種不足，當然也是中國與西方日漸拉大的步伐造成的。我們不能奢望張居正能夠超脫自己生活的時代，能夠擁有全球視野，能夠主動因應大航海時代對一個東方大國的要求。

當然，瑕不掩瑜，張居正絕對不失為明朝最偉大的政治家，放眼三千年中國史，他的地位也是獨一無二的。

這樣一位盧瑟逆襲的典範，一個改變了曆史進程的偉人，當然值得後人永遠紀念與尊崇，也需要有更多作品，從更多維度和方向進行解讀和分析。

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