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公子之公子，教授之教授

陳寅恪（1890—1969），江西修水人，生於湖南長沙。中國現代最負盛名的集曆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詩人於一身的傑出人物，與葉企孫、潘光旦、梅貽琦一起被列為清華百年曆史上“四大哲人”，與呂思勉、陳垣、錢穆並稱“現代中國史學四大家”。先後任教於清華大學、西南聯大、廣西大學、燕京大學、中山大學等校，曾是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之一。

陳寅恪著作《隋唐製度淵源略論稿》，每運用一條史證，必先從幾條副證證其確鑿，然後再用。抗戰期間陳居九龍，在香港大學開史學講座，第一次用英語講《武曌與佛教》。

對幾種基本的國學書，陳寅恪喜歡將平日閱覽的意見或發現的問題寫在書上。他尤好《世說新語》，原想出版《世說新語箋注》，後因此書書稿遺失，未成。

陳寅恪在桂林讀《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其中頗有不甚解處。當他聯係由香港脫險歸來身曆目睹之事以相印證，忽然心通意會。他說：“平生讀史凡四十年，從無似此親切有味之快感。”

陳寅恪雙目失明著《論〈再生緣〉》。每靜聽家人誦讀後，逐段口述內容，由家人一字不遺記錄下來。他的每句話，錄下來便是質文俱美的文辭。

20世紀20年代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有3種講課方式：一如梁啟超，不發講義，也不用講稿；二如陳寅恪，不發講義，卻有講稿；三如黃節，發講義，而且就是一部書稿。

20世紀20年代中期陳寅恪從歐美歸國，任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導師。看到許多寶貴研究資料已淪為異邦之物，學人不得不東渡日本，乞求一睹佚籍，以解疑難，陳深以為羞。1929年在北大史學係學生畢業時，他贈詩曰：“群趨東鄰愛國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魯仲兩無成，要待諸君洗斯恥。”

20世紀30年代陳寅恪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講課。凡講佛經文學，必用一塊黃布包了那堂課所要用的參考書；而講其他課程，則用黑布包那些參考書。陳精通佛經。其父陳三立死，他人都主張依習俗誦經。他反對說：“我讀過各種佛經，都是騙人的。”

抗戰勝利後，陳寅恪應英國牛津大學之聘主講東方漢學。全歐漢學家雲集奧格司佛鎮。女學者陳衡哲說：“歐美任何漢學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極少數人外，鮮有能聽得懂寅恪先生之講者。”

陳寅恪認為，對子作得好壞，可看出一個人讀書之多少、語彙之富貧以及思維能力之強弱等。因此有一年招生考試，他在國文試卷中加了一道對聯試題，上聯僅有3字“孫行者”。結果隻有一名考生答對，為“胡適之”。（原標準答案為“祖衝之”。）

陳寅恪講學注重自然啟發，著重新的發現，對學生隻指導研究，從不點名，從無小考，就是大考也隻按學校規章舉行，沒有不及格的。他常說：“問答式的考試，不是觀察學問的最好辦法。”

陳寅恪在大學講授曆史。他對學生說，凡他本人沒有特別見解的，不講。因此他上課並不點名，而缺課的人卻少，是當時清華聽課學生最多的一位導師。

陳寅恪講白居易《長恨歌》，第一句“漢皇重色思傾國”。為考證這個“漢”字，他旁征博引，就講了4堂課。

陳寅恪從不以僻書嚇人。他引用的書都是最習見的，卻能在最習見中、在一般人習而不察中提出新解，令人有“化腐朽為神奇”之感。

陳寅恪雙目基本失明之後，卻以二十年時間鉤稽沉隱，獨力完成八十萬字巨著《柳如是別傳》。

1950年陳寅恪在嶺南大學講授“唐代樂府”，僅有一個學生選修。但他仍認真開課，絕不馬虎。

陳寅恪最動人之語是李唐氏族問題之推測，說李唐是胡人。對此朱希祖撰文駁詰，責陳打破傳統觀念。而陳不以為然。在曆史語言研究所成立時，陳卻推薦朱為特約研究員，對朱收藏之近代豐富史籍深致敬意。

陳寅恪以詩文證史為一種重要史學方法。如以李商隱《無題》“萬裏風波一葉舟”，證李德裕歸葬日期為大中六年夏；以陶潛《桃花源記》釋十六國時期北方塢壁；以韋莊《秦婦吟》補述黃巢起義事跡等。

羅家倫出任清華大學校長時，贈陳寅恪以自著《科學與玄學》。陳即送羅家倫嵌名聯：“不通家法，科學玄學；語無倫次，中文西文。”

陳寅恪極善幽默。有一天，他對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學生說：“我有個聯句送給你們：南海聖人再傳弟子；大清皇帝同學少年。”在這裏，學生是指梁啟超、王國維的學生，他們是康有為的再傳弟子，也是溥儀的同學。

陳寅恪重視“三通”（《通典》《通誌》和《文獻通考》），“三通”的序文他都能背誦。

陳寅恪認為，《再生緣》是古代彈詞體小說中的“空前之作”，而其作者陳端生也是“當日無數女性中思想最超越的人”。其理由是，封建社會裏，在政治上、社會上有極高地位的宰相、狀元是男性專占；然陳端生竟讓一個女性獲得，表現了“女子不劣於男”的思想。

陳寅恪在70歲時曾說：“中國書雖多，不過基本幾十種而已，其他不過翻來覆去，東抄西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