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垣：毛主席稱他“國寶”

陳垣（1880—1971），廣東新會人。近現代曆史學家、宗教學家、教育家。曾任國立北京大學、北平師範大學、輔仁大學教授。1926—1952年任輔仁大學校長。1952—1971年任北京師範大學校長。1949年以前，他還擔任過京師圖書館館長、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館長等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國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長。與陳寅恪並稱“史學二陳”，“二陳”又與呂思勉、錢穆並稱“現代中國史學四大家”。他的許多著作已成為史學領域經典。

陳垣自幼酷愛讀書。其父從不吝惜金錢，每每滿足他的讀書需求。陳垣成為學者後，將自己書齋名以父親別號“勵耘”命之，稱“勵耘書屋”，還將所刻之書稱為《勵耘書屋叢刻》。

陳垣寫《通鑒胡注表微》，引用了兩百五十多種書，作詳細考證。陳垣著述必要請人批評，一般得修改4次才能定稿。

抗戰時期陳垣留在北平。他發現城東郊有《嘉興藏》，便帶了助手去閱讀、抄錄。因為那裏蚊子多且凶，他隻得預先吞服了奎寧。

陳垣是廣東人，卻能說一口標準北京話。他上課時學生記的筆記，一字不改，就是一篇流暢、通順的好文章。他很少點名，卻幾乎從未有人缺課。

陳垣認為，材料、工具、方法為治學之3大要件。陳一生嗜好就是買書、讀書。他常說：“我如魚，書如水，魚離開了水就不能生存。”抗戰爆發後，因為離不開多年的藏書，他最終選擇留在了北平。

陳垣為學生開史源學實習課，以顧炎武《日知錄》及全祖望《鮚埼亭集》為本，命學生分查史源，為史學方法之練習。陳教學很是勤勉，他給學生出題後，自己也寫一篇。發還試卷時，他把學生的試卷擇優張貼在走廊牆壁上，同時也貼出自己寫的那篇。學生對照尋思，收獲很大。

陳垣被稱為學界之顯微鏡，其撰文寫作精於造題。早年成名作《元也裏可溫考》，初題為《元代也裏可溫考》，幾經推敲，乃刪去“代”字。

陳垣習慣散步，每日早晚各一千步，以口誦幼時所讀之《千字文》為準，散步時即默誦《千字文》以記步數。因用數字記步不易準確。《千字文》誦畢，一千步亦即走完。

1931年“九—八”事變後，“二陳”的治學方向均有改變：陳垣注意到民族氣節；陳寅恪則講政治製度。兩人都不再治考據，而是討論大的問題。

20世紀30年代末期，陳垣在北平輔仁大學講授“國文”時，為使學生了解本民族傳統文化和提高愛國覺悟，對作文約法三章：一不準作白話文，必須作文言文；二不準用鋼筆自右至左豎寫，必須用毛筆這樣寫；三不準寫簡體字，必須寫繁體字。

1942年日偽當局逮捕輔仁大學教授。校長陳垣憂憤之至，通過講“微言大義”一節抒發愛國情懷。

陳垣博覽群書，記憶力超眾。早年在輔仁大學任教時，教員們都把他當活字典用。有人比喻說：“他如知道某處地下有伏流，刨開三尺，定然能有魚跳出來。”

1942年陳垣在主持輔仁大學“返校節”時，見來賓中有喪失民族氣節者，就在致詞裏巧妙講了一個故事。說有次射箭比賽之前，孔子命子路宣布：“凡是敗軍之將、投降事敵、亡國大夫、在敵偽做官者，均不得進場。”宣布過後，有些人隻好溜了。大家明知他是借題發揮，也不好說什麼，因為他講的是孔子。

陳垣治學嚴肅，對備課極為認真。他曾對學生說：“我對學術上某些問題研究已一兩年之久，而對你們講授不到一兩小時便結束了。”他主張教師應一麵教書一麵讀書。

陳垣對學生撰文寫作，常告誡要注意“開頭便錯”，使學生無不兢兢業業。陳曾對學生雲，為學者為了某專題到書叢裏去找材料，如果隻注意一點而不及其餘，其實是很大的一種浪費。

陳垣曾對某學生說：“君常混用‘臭’‘嗅’兩字，何故？”學生說：“此兩字僅有一口之差，甚難辨別。”陳垣說：“籲，失之毫厘，差之千裏。男女間亦不過僅差一口，而分別大矣！不可不察。”

陳垣推薦啟功到輔仁大學附中教國文課。但兩年後，管教務者調查學曆，認為啟功隻是中學生，不合格，竟把他解聘了。陳得知後，便讓他在大學教一年級國文。

抗戰期間，陳垣在北平，陳寅恪在昆明，各寫論文研究楊貴妃。當時烽火漫天，互不通問，然兩人文章結論不謀而合。

陳垣常對人說：“一篇論文或專著，做完了不要忙著發表，要給三類人看：一是水平高於自己的人，二是和自己平行的人，三是不如自己的人。”他以為這樣可以從不同角度得到反映，以便修改。

陳垣從蔣良騏編《東華錄》考信，認定順治死後始稱靈柩為“悴宮”，以後改為“寶宮”，正說明最終是火葬的。從一個字解決了一大難題。

陳垣說法國學者伯希和所用治學方法，是清代乾嘉諸老治樸學的方法。向達以為還不止此，說道：“法國漢學家能運用比較語言學工具與中亞、印度、波斯、阿拉伯及中國的史地知識，這是乾嘉學者不能辦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