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軍隊也須用“和”字

曾國藩語錄：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禮。

曾國藩以一介書生領兵疆場，挽一朝之危亡，很重要一點就是用“和”字治軍，用“和”字來塑造軍隊。

一是在組織上以血緣、地緣為紐帶。

曾國藩變世兵製為招募製。湘軍勇營之製，營官由統領挑選，哨弁由營官挑選，什長由哨弁挑選，勇丁由什長挑選。曾國藩認為這種層層挑選的辦法很有優勢，他說：

譬之木焉，統領如根，由根而生幹、生枝、生葉，皆一氣所貫通，是以口糧雖出自公款，而勇丁感營官挑選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誼相孚，臨陣自能患難相顧。

於是，各人都把自己的前途和身家性命與上司緊密相連，如果上司落職或死了，所部也全體解散，再由新統領自己挑募，成立新軍。這就形成了軍隊私屬的性質，出現“其將死，其軍散；其將有，其軍完”的局麵。招募的勇丁大多為同鄉同裏之人。王鑫“專招一縣之勇”；李元度“但取平江主人”；劉長佑“非臣親黨，即臣鄰裏”；曾國荃“不獨用湘鄉人，且盡用屋門口周圍十餘裏人”。曾國藩對此說明：“蓋同縣之人易於合心。”基於這一理由，曾國藩又規定所招丁勇，必須“取具保結”，造具籍貫裏居親屬，存檔各查。從感情上籠絡人，從組織上控製人，為全軍達到“諸將一氣，為眾一心”打下了組織基礎。

營官以上各將領，實行“呼朋引類”。一營之內多本家、親戚、師友。如曾國藩兄弟四人，王鑫一族、江忠源一族，均在軍中。羅澤南“純用其弟子為營哨”，“所部將弁皆其鄉黨信從者，半屬弟子”，其中有王鑫、李續賓、李續宜、李元度等幹將。曾國藩與羅澤南、郭嵩燾、李續賓、李元度，王鑫與左宗棠、楊昌浚，江忠源與劉長佑還存在姻親關係。這些家族、姻親、師生及鄰裏關係，血緣與地緣結合、盤根錯節的封建宗法關係，下屬視上司“皆如子弟之事父兄”，使軍隊具備很強的凝聚力和戰鬥力，”節節維係，無渙散之虞”。

“勇由將募”，“勇由將有”，丁勇和各級將領隻聽命於上司，“近年來江楚良將為統領時，即能大展其材，縱橫如意，皆由事權歸一之故。”曾國藩認為八旗、綠營潰敗的原因就在於“現在大營所調之兵，東抽一百，西撥五十；卒與卒不和，將與將不和……離心離德，斷不足以滅劇賊而成大功。”而他組建湘軍時針對這一關鍵做了充分準備。 二是在在精神上以“忠義血性”相維係。 曾國藩信守禮法，維護名教。湘軍將領又多為儒生，曾國藩決意借此訓練出一支尊長死上、辨等明威的軍隊。他對將領要求一要有治軍之才，二要不怕死，三要不汲汲名利，四要耐受辛苦，必忠必信，保鄉衛國，從而“引出一班正人，倡成一時風氣”。

曾國藩將對士兵的思想教育稱作“訓家規”和“訓營規”。每逢操練日，曾國藩親臨校場講話， “如父母教子，有殷殷望其成立之意”，訓禁擾民、禁嫖賭、禁鴉片，又向士兵發放“四書”等，把兵營當作學校，加強封建倫常教育。曾國藩還編《保守平安歌》、《愛民歌》等宣傳鼓動性強的歌謠，讓湘軍兵勇傳唱。

如此種種，儒家倫理思想潛移默化地融進將士的靈魂裏，使全軍在思想上達到統一。 曾國藩痛惡八旗綠營彼此”敗不相救”，“彼營出隊，此營張目而旁觀，哆口而微笑。見其勝，則深妒之，恐其得賞銀，恐其獲保奏；見其敗，則袖手不顧，雖全軍覆沒，亦無一人出而援手拯救於生死呼吸之頃者。”為此他製定的湘軍建軍標準是：“呼吸相顧，痛癢相關，赴火同行，蹈湯同往，勝利舉杯酒以讓功，敗則出死力以相救……吾官兵亦當有誓不相棄之死黨。”在《要齊心》歌謠中，曾國藩又再三重申：“隻要齊心不可當……縱然平日有仇隙，此時也要解開結……百家合成一條心，千人合做手一雙。”又寫《忮求詩》教育將士消除彼此間的嫉妒之心。

由於曾國藩的種種設置和努力，湘軍終成“齊心相顧，不肯輕棄伴侶”的戰鬥群體。 一個集體或團隊齊心合力之“和”是其成功的基本。一旦結成凝固的利益關係，就會痛癢相關，榮辱與共了。攻占南京、平定太平天國前後，是曾國藩湘係集團極盛時期。四年多時間共有21個湘軍集團首領先後出任督撫，成為封疆大吏，把持清政府半壁江山。他們編織成一個特殊的關係網，呼吸相從，禍福相依，成為晚清實際主政的勢力。

胡林翼作為湘軍集團第一位出任督撫的大員，一直不肯僭越曾國藩湘軍集團精神領袖的位置，處處支援、幫襯曾國藩成就大業。他所轄的湖北成為曾國藩的軍糧庫；曾國藩東山再起，也是胡林翼施斧底抽薪術才得成功的。曾胡的“和”是湘軍崛起的基礎。

左宗棠是湘軍集團的另一巨擘。左宗棠性情狷介，不合時宜，辦事往往過於偏激；曾國藩則性情直爽方正，事事循規蹈矩，有時甚至固執，所以兩人時常齟齬。但在多數時候，尤其在大是大非上他們是相互照應的。前期，因左宗棠任湖南巡撫張亮基的幕賓，張對左推崇敬重，所以湖南的政治、軍事、財經大權，左宗棠皆可作主。曾國藩出任湖南團練大臣，左宗棠籌糧籌餉、籌兵籌械，不斷接濟，八年如一日，厥功至偉。左宗棠曾多次疏解曾國藩與地方官的矛盾；更讓曾國藩沒齒難忘的是當他靖港戰敗準備自殺時，左宗棠對他的懇切規勸，說“事尚可為，速死非義”，留下後路。鹹豐七年(1857)，曾國藩棄軍奔喪，左宗棠詰責他不該如此不分輕重。後來曾國藩特意請左宗棠為他作篆書：“敬勝怠，義勝欲；知其雄，守其雌”，既表謙抑，亦為和解。後來左宗棠受“樊燮案”影響，投無門，曾國藩熱情地接納了他，奏請“以四品京堂候補，隨同襄辦務”，稱“左宗棠剛明耐苦，曉暢兵械”，“其才可以獨擋一麵”，“思專，於軍事實屬確有心得”。此後，左宗棠每得勝仗，曾國藩保舉一次，稱其“深明將略，度越時賢”，三年之間，左宗棠由襄辦軍務而浙江巡撫，而閩浙總督。兩人前後相互扶持，是為摯交之“和”。

李鴻章是曾國藩的年侄，又與曾國藩有師生關係，這在封建社會是非同尋常的。李鴻章隨曾國藩當幕賓期間，“受化於無形”，學到許多為人處世的學問。曾國藩稱讚他：“有大過人處，將來建樹非凡，或竟出於藍亦未可知。”李鴻章則認為：”從前曆佐諸帥，茫無指歸，至此如識指南針，獲益匪淺”，足見曾國藩與李鴻章誌趣相投。後來祁門事件，李鴻章忠諫不成，脫離曾國藩賦閑，卻不肯他往求職，可見李對曾的依戀。曾國藩致書重招李入幕。後來曾國藩又直接命李鴻章仿湘軍建立淮軍，奔赴上海戰場，不厭其煩地傳授李鴻章處理人際關係和與洋人打交道的箴言。李鴻章在上海對曾國藩的命令奉行唯謹，盡量揣摩，依曾。的意思去辦。曾國藩在平定太平天國後裁湘留淮，就是信任李鴻章的忠誠，認為李可以倚重。但隨著李鴻章羽翼漸豐，在剿撚鬥爭中主要依靠淮軍作戰的曾國藩不斷受到幹擾。曾國藩一再諭之以理：“吾二人視剿撚為一事，須如李家、曾家之私事一般”，“常存為父為師之心腸，或責之，或激之，無非望子弟成一令名，作一時人耳。”始終以“和”字為先。其間因李鴻章咄咄逼人使雙方產生了許多不快。隨著時間推移，這些不快漸漸褪去。李鴻章推曾國藩為中流砥柱，曾國藩則回敬：“來示謂中外倚鄙人為砥柱，仆實視淮軍、閣下為轉移。淮軍利，閣下安，仆則砥柱也。淮軍鈍，閣下危，則仆累卵也。”兩人相為倚柱，和好如初。曾國藩、李鴻章的利益是一脈，正如李鴻章挽曾國藩說“師事近三十年，薪盡火傳，築室忝為門生長”。曾李二人互相扶持，前後相繼安內撫外，構成晚清近半個世紀的政治脊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