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明大體才能擔當大事

曾國藩語錄：“至於擔當大事，全在‘明’‘強’二字。”

曾國藩在致其弟曾國荃的信中指出：擔當大事，全在“明”“強”二字。可見明對一個人的重要性。

“明”字訣是曾國藩字訣中一項非常重要的內容，它也是我國古代許許多多有識之士長期以來一直探討不休的話題，並賦予了它豐富的內涵。

所謂“明”，其本意是明亮，與“暗”相對而言。但在曾國藩的“明”字訣中，“明”字更多的時候是指其他意思。如在治國理民方麵，應該曉明大體、明達公正，還需要有先見之明；在為官從政方麵，要明察秋毫、聰明機敏，適當的時候還要明哲保身；在鑒別、選拔、任用人才方麵，要有識人之明、用人之智和樹人之方；在修身養性方麵，應該知曉天命，要有自知之明等等。

簡而言之，曾國藩的“明”字訣就是要求人們根據自己的實際地位和客觀條件，對於不同的問題采取不同的對策，明智地做出自己的決策，以求利國、利民、利己，以盡一個儒學信仰者對國家和民族的責任。

深明大義、曉明大體應該說是曾國藩“明”字訣中最主要的內涵。在曾國藩看來，“凡辦大事，以識為主，以才為輔”；“古之成大事者，規模遠大與綜理密微，二者缺一不可”；“至於擔當大事，全在‘明’‘強’二字。”他認為擔當重任、欲成大事者，如果不能夠曉明大義的話，就猶如凡夫俗子一樣，難以識大體、顧大局，不能對事物有明確透徹的認識，也就成不了大事。

曉明大體對不同的人來說，又具有不同的含義。例如對於主宰萬民、君臨天下的一國之君來說，曉明大體就是要善於用人，遠離奸佞，任用賢良之材治國理民，而不能任人唯親；人君不能善用賢良，賢良之材就會心生怨懟；天下生怨，就會亡在旦夕。

東漢章帝時期的馬太後就稱得上一位深明大義、曉明大體者。東漢時期，章帝即位，尊立明帝皇後馬氏為太後，並打算對幾位舅舅加封官爵，但是馬太後極力反對。

到第二年夏季大旱，朝廷有些官員認為這是因為不封外戚導致的“天怨”，再次上書要求加封外戚。馬太後見到這種情況，立即下詔說：“凡是上書要求加封外戚的人，都是想取媚於我，以便得到好處。從前王氏五侯，同時受封，黃霧四起，也沒有聽說迎來及時雨。先帝慎防舅氏，不準他們在重要的位置擔任官職，我又怎麼能夠違背先帝的旨意呢?”章帝看了太後的詔書後，覺得太後對幾位舅舅太過嚴厲，就再向太後求情。

馬太後語重心長地對章帝說：“我曾經觀察過富貴人家，他們祿位重，就好比結實的樹木，因此根必然會受到傷害。而且人們之所以希望得到封侯，是想上求祭祀，下得溫飽。而你的舅舅們受到皇室恩寵，吃的穿的無不具備，他們所得到的已經夠多的了，還能不滿足嗎?再給他們封侯就有些過分了，這樣對他們沒什麼好處的。”

章帝聽了，非常感慨，從此不再提此事。而馬太後也以自己的公正無私、曉明大體的胸懷，不僅免去了外戚專政的隱患，使自己的家族免遭其他專權外戚那樣的禍患，而且又杜絕了一些好拍馬屁的官員的趨炎附勢，保證了國家的利益。

曉明大義對於朝廷官員來說，就是要求官員為國盡忠，造福於民，為君分憂，安固民心；向朝廷推薦人才或提拔、任用人才，使其為國效力。

對於為官一地、任職一方的地方官來說，肅整地方、移風易俗、鼓勵農耕、勸民本業就是曉明大體的具體表現。對此曾國藩說道：“太史公所謂循吏者，法立令行，能識大體而已。後世專尚慈惠，或以煦煦為仁者當；之，失循吏之義矣……”

對於領兵打仗的將帥來說，曉明大體更具有多重含義。曾國藩在這方麵有許多過人的見解。他認為，“為將帥之道，亦以法立令行，整齊嚴肅為先，不貴煦慪也”；“凡將才有四大端：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乩敵情，三日臨陣膽識，四日營務整齊……”即要求將帥既善於知人料敵，又要有膽識謀略，還要治軍有方，隻有這樣，才會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成為一名合格的將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