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曾國藩向下

第一章 大局為上——曾國藩的明識曉體之學

為政之要，首先在於識大局，明大體。曾國藩指出：擔當大事，全在“明”“強”二字，可見曉明大局和大體對於成就事業的重要性。要想做到明識曉體，需要人們首先認真分析形勢和發展趨勢，人們根據自己的實際地位和客觀條件，對於不同的問題采取不同的對策，明智地做出自己的決策，以求利國、利民、利己，以盡一個從政者對於國家和民族的責任。

做大事須先觀大局

曾國藩語錄：論事，宜從大處分清界限，不宜從小處剖析微茫。

任何事業，某種意義上都是局部的事業，都在一定的大局之內，要想把事業做好，必須先察大局，認清其有利條件和不利條件，特別是大局的發展趨勢，然後借勢生風。不然的話，縱有千條妙策，亦難有所作為，縱使有所作為，因為局部畢竟決定不了全局，也算不了什麼。

曾國藩從辦團練那一天開始，因為沒有實權，又沒有軍餉，兵力發展不快，真是慘淡經營，屢戰屢敗。而他想要實權以便辦事的想法，更是屢遭挫折。

至鹹豐十年止，曾國藩以客寄的身份辦團練，建湘軍，剿殺太平天國已有七八個年頭。其間，鹹豐三年攻克武漢，巡撫一職與他擦肩而過，後來，他費盡心機，甚至剝下理學

家的麵具，在守父喪期間伸手公開向清政府要督撫的位置，但遭到拒絕；再往後，聽到石達開要進入四川，胡林翼等人聞風而動，鼓動官文上疏請清廷將四川總督大印交給湘軍第一統帥。事情還是沒有成功。

鹹豐十年四月，江南大營的潰敗給曾國藩帶來了絕好的機會，胡林翼等湘係高級首腦立即聚於曾國藩的大營宿鬆，開始緊張的密謀。

江南大營擁有重兵七萬餘人，集中了清廷正規軍中最精銳部分。閏三月十五日，經過與太平軍九晝夜之戰，江南提督張國根溺斃河中，總兵陣亡。至四月初六日，清廷深倚重的和春敗走常州後在滸壁關驚悸而死。至此，屏蔽江南 財賦重地的江南大營將死卒亡。

正是在這突如其來而又事關湘軍集團發展的至關重要的時刻，湘軍首領開始陸續趕赴曾國藩所駐防的宿鬆。曾氏兄弟、左、胡、李元度等，在此前後在曾國藩的住地宿鬆暢談時間長達二十三日夜，達成了“共赴”艱難的共識，對各自的發展影響甚大。

宿鬆會議是湘係勢力的發展乃至扭轉全局的重要會議。第一，左宗棠被控案已結，對穩定湖南大有裨益。尤其是鹹豐帝旨令最後一節，詢及左宗棠多年“拂鬱之隱”，左宗棠

感激涕零，表示“此後再不意氣用事，聽候曾國藩的消息，如有可出之理，未敢固執。”第二，壯大了湘係力量，湘係重要人物出現了空前的“團結”，在重要問題上達成“共識”。第三，對江南大營潰敗後，清廷可能進行的重大人事調整進行了預測，認為兩江總督一缺，曾國藩與胡林冀兩人中必有一人擔此大任。這對鼓舞“士氣”，有重要意義。第四，左宗棠的才能更為全國所知。曾國藩的幕僚黎庶昌編訂《曾國藩年譜》時就曾明確指出：左宗棠“留營中兩旬，朝夕縱談東南大局，謀所以補救之法。”而作為清政府倚為幹城的江南大營的潰敗，也在政治、軍事上為湘軍勢力的發掃清了障礙。但當時湘係中有許多人卻並沒有意識到這是一個轉機。左宗棠卻敏銳地意識到了這一點，他說：“天意其有轉機乎?”有人不解其中妙處，他又解釋說：“江南大營將蹇兵罷，萬不足資以討賊，得此一浩蕩，而後來者可以措手。”眾人始悟。

果然不出湘軍將領所料，宿鬆會議結束當日，清廷即下旨令曾國藩署理兩江總督，曾國藩從此才可以名符其實地幹一場了。

但是在走出這一步之前，曾國藩不會忘記把他的行動和時代脈搏聯係起來考慮。而曾國藩所把握的天下大勢的主要方麵之一，就是清王朝的命運以及朝廷內的變故。

鹹豐十一年湘軍攻下安慶立下大功之後，曾國藩在麵臨新的進退抉擇關頭時，便對清朝的情況倍加關注。其實曾國藩以及像胡林翼等高明之士雖然身在疆場，但卻一貫對朝廷大事非常關注，並且從來都反應非常敏感，因為朝廷上的任何變化都有可能影響到他們個人以及湘軍這個集團的利益與未來。

胡林翼和曾國藩是在八月初，也就是湘軍攻占安慶後大約一個星期之後，得知鹹豐皇帝駕崩消息的，但這消息來源於友人之間的私人通信。

胡林翼在獲知此情之後，當即寫信向曾國藩表示：朝廷七月十七之事，主少國危，又鮮哲輔，殊堪憂懼。

由於肅順等人久久隱喪不報，胡林翼和曾國藩天天在軍營中等待進一步的消息，卻長時間未接奉國喪明詔，愈發讓他們憂心忡忡。胡林翼竟至半夜驚起，仰望上蒼，哀聲長歎：“京師必有大事發生，不知是禍是福。”

專製統治易於保守政治機密，加上通信和交通條件的落後，信息的傳遞也就非常慢。

慈禧太後在北京發動政變一個多月的時間裏，身居安慶的曾國藩等人竟然一無所知。直到12月15日，曾國藩才首次得知其初步消息。這一天，他一共接奉廷寄四件，中有諭旨一道，又有軍機處轉抄的不知上奏人姓名的奏折一件。他先掃了一眼抄示的奏折，發現鹹豐皇帝所立讚襄政務八大臣的名字都在上麵，便立刻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覺。仔細讀來，隻見奏折中寫道： “載垣、肅順、端華明正刑典，人心欣悅。”但奏折並未說明讚襄政務大臣們是哪一天被逮被殺的，也未說他們犯了何罪。曾國藩看後，真是嚇了一大跳。

他趕緊拿起諭旨看個究竟，以為諭旨會對此事做出解釋。更讓他驚異的是，諭旨卻一字未提讚襄政務八大臣的事，而是公布了有關他自己的新的職務任命，其中寫道：欽差大臣兩江總督曾國藩著統轄江蘇、安徽、江西三省，並浙江全省軍務，所有四省巡撫、提督以下各官，悉歸節製。

曾國藩通過對朝廷內的大勢的把握與深人細致地分析，得出這既是重用又是警告、鞭策自己，認為自己權太重，位太高，虛名太隆，因此必須辭謝大權的結論。這一決定無疑是正確的。不僅使自己進一步摸清了清政府的意圖，為自己下一步決策提供了參考，而且也使清政府心甘情願地更為放心地將大權交給曾國藩。清廷讓曾國藩節製四省軍務的決定具有非凡的象征意義。曾國藩作為湘軍的創始人和統帥，曾長期受清廷的猜忌與壓抑，自從1860年擺脫這種狀況以來，其權勢日漸增大，在清朝政治軍事權力格局中的地位穩步上 升。現在，清廷不但對他已完全表示信任，而且還為了能讓他更好地發揮作用，竟然不惜打破祖製舊規，清廷此時也並不是不知道地方督撫權力過大，會有尾大不掉的危險，最終結果就有如慢性自殺，但為了打敗最大的敵人，他們已顧不得那麼多了。

曾國藩在把握了朝廷的這些內情與動態後，根據自己的推斷，找出了自己思考的重點以及行動的方向。他認為，以現在的形勢推斷，最應擔憂的，不再是朝廷內部的矛盾問題，因為對於清廷中央來說，他們現在最大的敵人仍然還是太平天國，為了打敗這個你死我活的對手，是可以暫時將權力下放給湘軍將領的，即使做出一些超越體製和常規的做法，也是能夠接受的。慈禧太後和奕沂將政變的消息以一種婉轉的方式告訴曾國藩等人，雖然有敲打湘軍將領的意思，但並不希望他們就此裹足不前，他們更主要地還是要鼓勵他們更好地為朝廷辦事，趕緊將太平天國徹底打垮。而隨著湘軍實力的擴展、地位的提高，真正需要曾國藩擔憂的則是集團內部的維係問題。曾國藩已經很明確地意識到了這一點。

因此曾國藩在把握了這樣的“天下大勢”之後，采取了一係列的果斷行動，如為湘軍集團的長遠利益及維護他的個人權威，將有深厚交情被他稱為“三不忘”的朋友李元度參劾革職；為出一口積之已久的惡氣，拖延救援危在旦夕的政敵王有齡的時間，終於使王有齡沒有得到及時救援陷城而死，以及讓李鴻章辦淮軍援攻上海等等理性或有遠見的安排。為後來湘軍攻下天京作了有力的準備。

這些，都是在把握天下大勢的情況下才具有的遠見和膽識。

一個做大事的人，必須謀之深遠，在別人不能發現機會的地方發現機會，在別人不能謀取利益的地方謀取利益，而這些都需要對大局有一定的把握，對現實有深刻的洞察，對未來有著準確的預期，在戰略上有一個明確的規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