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掉惡習，完善自身

曾國藩當初也和平常人一樣，有著自己的不良習性，但他與常人不同的地方就在於，一旦他意識到其危害，為了他日能有所作為，就通過不斷自勉，嚴格限製自己的情欲，改掉不良習慣，不斷完善自身的修養。

曾國藩到京師的最初幾年，也是一個凡夫俗子，沒有什麼特殊之處。

他每天應酬特別多，這並不是他官做大了，應酬必不可少，相反倒是“沒事找事”，消磨時光。

道光二十年四月，庶吉士散館，他以第一等第十九名留在翰林院。中國傳統的做官之道是重中央輕地方，雖然中央的俸祿不比地方高，但可以結交朝中大臣，所謂“朝中有人好做官”。更重要的是，在中央為官，尤其是翰林院官，屬於“天子近臣”，如果一個人的水平可以，很快就會脫穎而出，升遷的機會自然要多得多。做地方官則不然，按過去的體製，任地方官有衝、繁、疲、難的區分，“疲”，說白了就是窮地方，在這個地方很難幹出成績。與曾國藩前後任進士的胡林翼的經曆即可以說明問題，他在貴州一幹就是九年，後來胡發誓寧願出外當幕僚起家，也不願繼續留在貴州效力。胡出貴州時隻是個道員，而曾國藩已是官居二品的侍郎了。

曾國藩留在翰林院後，“本要用功”，但“日日玩憩，不覺過了四十餘天”。此後的一段時間，除了給家裏寫了一封信商議家眷來京之事外，“餘皆怠忽，因循過日，故日日無可記錄”，每天都是送往迎來、喝酒、讀書、閑侃。所以他早期的日記每天都在“檢討”，但每天都會“舊病複發”。顯然，這種品性若不能自察自改，是無益於他的目標之實現，是不能成就大事的。

按說翰林院的官員，讀書養望、切磋交往是“本職工作”，本無可厚非，但每天如此打發日子，終究養不成經世的韜略。二十二年十月的一天，曾國藩讀了《易經·損卦》後，即出門訪客，在杜蘭溪家吃了中飯，隨即又到何子敬處祝賀生日，晚上又在何宅聽了昆曲，到了“初更時分”

才拖著疲倦的身軀回到家中。當天的日記又充滿自責，說：“明知（何子敬生日）盡可不去，而心一散漫，便有世俗周旋的意思，又有姑且隨流的意思。總是立誌不堅，不能斬斷葛根，截然由義，故一引便放逸了。”

雖然他決心一再下，但行動卻依然如故。當月的二十四、二十五兩天，京城刮起大風，曾國藩“無事出門，如此大風，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寫此冊而不日日改過，則此冊直盜名之具也。既不痛改舊習，則何必寫此冊？”

曾國藩認識到“往來征逐”，就是浮躁，這已成為他的兩大病根之一了。他雖強迫自己靜下來，坐下去，但讀《易經》中的“旅卦”、“巽卦”卻一無所得，甚至連“白文都不能背誦，不知心忙什麼。丹黃幾十頁書，如勉強當差一樣，是何為者？平生隻為不靜，斷送了幾十年光陰。立誌自新以來，又已月餘，尚浮躁如此耶！”他也分析如此熱衷交遊往來的原因，無非是“好名”，“希別人說自己好”。並說這個病根已經很深，隻有減少往來，“漸改往逐之習”。

曾國藩除了往來吃請、征逐日月之外，還有一個“喜色”的毛病。

日記中記載了這樣幾件事：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的一天，曾國藩的一位朋友新納一小妾，年方十四，人稱貌若桃花。曾國藩與一幫文人朋友談詩論賦之餘，不免也常談東家美媳西家婆娘之類的“渾話”。這對本不緊張的文人生活可能是一種調劑。曾國藩得知他的朋友納妾甚美後，心中羨慕不已，一次借故到朋友家，曾國藩先聊了點學問，隨後稱讚這位朋友的豔福不淺。這還不算，曾國藩還非要一睹芳容，朋友心存不願，但曾國藩“欲強見之”，無奈，朋友隻好將新過門的姬妾叫出來。曾國藩還當麵說了些挑逗的話，令人很難堪。曾國藩當天的日記寫道：“狎褻大不敬。在岱雲處，言太諧戲。車中有遊思。”從曾國藩所記“大不敬”而言，他肯定有出格的舉動。

數日後，曾國藩聽說在菜市口斬一位武臣，別人邀他一同看熱鬧，曾國藩“欣然樂從”，連殺人這樣的事都願看，曾國藩覺得自己成不了理學家，“仁心喪盡”，走在路上很後悔，但當著眾多朋友的麵又不好回去，因此“徘徊良久，始歸”。他說自己“曠日荒謬至此”。

曾國藩雖然沒有看斬殺武臣，但回去後卻怎麼也靜不下來。他又沒事找事似的，到雨三的家中，當時雨三本來很忙，但曾國藩東拉西扯，非要談談“渾”。日記說：“談次，聞色而心豔羨，真禽獸矣。”從雨三處出來，天色已是很晚，曾國藩仍不願回家，又到子貞家中玩樂，三更而歸。

《日記》說自己“無事夜行，心貪嬉遊”。嬉遊、狎褻往往是出入歌館妓院的不正當行為的用語，曾國藩的日記中有幾處這樣的記載，是否說他也不能免俗？從他的父親給他寫信，囑咐他要“節欲、節勞、節飲食”來看，早年的曾國藩極可能有這方麵的不檢點之處。而且，節欲、節勞、節飲食正好說明曾國藩經常四處征逐，酒歡宴樂已成一大習慣。

曾國藩的妻子歐陽氏身體不是很好，時常患病。一次曾國藩參加進士同學的團拜，由於所拜之家鐘鳴鼎食、姬妾如雲，這使曾國藩“大開眼界”，他的“喜色”之心油然而生，東張西望，頗失大雅。《日記》說：

“是日，目屢邪視”，“恥心喪盡”，當他悻悻然回到家中後，惶然不適，加之妻子鬧病，因此“入夜心情不暢，又厭聞呻吟聲”。白天的佳麗美景與病榻上的呻吟之聲反差如此之大，使曾國藩無法忍受，乃出門到朋友處聊天，“更初歸”。次日，妻子的病又有所加重，曾國藩請吳竹如來診視，由於周身為私欲所填塞，曾國藩的理學功夫大減，一聽別人談論理學，就感到隔膜不入。而用宴請飲酒之事打發時光，他倒很樂意。

湯鵬是他的好友，著有《浮邱子》一書，頗得曾國藩好評。道光二十三年二月的一天，曾國藩前往湯鵬家赴喜筵，席間見湯的兩個小妾，曾國藩故技重施，“諧謔為虐，絕無閑檢”。曾國藩早期日記的類似記載並不限於以上幾例。這說明血氣方剛、剛過而立之年的曾國藩也有七情六欲，也是一個正常人，他對女性充滿了愛，盡管這種“愛”是在性意識支配下的形而下之“愛”，但至少從一個側麵真實地反映了曾國藩的情感世界。他後來能夠大成功，就在於一改昔日所為，“截斷根緣，誓與血戰一番”。

曾國藩早年有“三大戒”，其中之一是戒色。他也認為，沉溺於此是妨礙事業的。他還認為，在外人麵前，夫妻間尤不能過分親密。雖然如此，曾國藩還是很難做到，並罵自己是禽獸。

曾國藩自己承認，“有用之歲月，半消磨於妻子”，三月初二日，“日中，閨房之內不敬。去歲誓戒此惡，今又犯之，可恥，可恨！竹如來，久談。久不克治，對此良友，但覺厚顏”。他說自己“明知體氣羸弱，而不知節製，不孝莫此為大”。

但隨著年齡的增長，曾國藩這方麵的“不敬”很快有了大的變化，成為莊重、詼諧而不失君子形象的一個人。曾國藩就是這樣，為了能他日有所作為，嚴格限製自己的情欲，甚至夫妻之間正常的情感交流都嚴加克製。在儒家老祖宗孔孟那裏，都承認“食色，性也”，但曾國藩認為，人的私欲、情欲一旦膨脹就難以收拾，終會妨礙大事業。他以後位極人臣，但堅決不納妾，生活作風上也嚴格自律，這是他不同於同時代的封建士大夫的地方，也是他精神品格上的突出之處。

曾國藩為了實現“澄清天下之誌”，針對自己的不良習慣，他提出三戒：一戒吸煙，二戒妄語，三戒房闥不敬，後來都做到了。

吸煙有害健康是今天人人皆知的常識，但吸煙對人的精神有影響，就不是人人明了的了。曾國藩通過自己的切身感受告訴人們這樣一個道理。

曾國藩認識到，應酬過多，精神就難以集中，做起事來也會出差錯。此外，吸煙也對人的精神有很大影響。他認為：精神要常令有餘，做起事來才能精氣十足而不散漫。

意識到吸煙的危害後，他發誓從道光二十二年十月起戒煙，並作為“三戒”之一。但最初戒煙的日子很不好過，為了打發難熬的時光，他找朋友們下棋、聊天。曾國藩在日記中寫道：

“即宜守規敬事，乃閑談荒功，不溺情於弈。歸後數時，不一振刷，讀書悠忽，自棄至矣。乃以初戒吃煙，如失乳彷徨，存一番自恕底意思。

此一恕，天下無可為之事矣。急宜猛省。”曾國藩把初次戒煙喻為嬰兒斷乳，形象地說明了他對煙的溺愛及戒煙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