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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手機，還我手機！我要給海濤打電話！”王曉萌的尖叫聲一浪蓋過一浪。這尖叫聲引起了女老板的注意，她飛速跑過來，很慷慨地遞給王曉萌一隻“手機”——一把可以折疊的梳子。看著這部別致的“梳子手機”，王曉萌慢慢平靜了下來。遞梳子的女人是個經營多家連鎖公司的大老板，我頭一次見到她時，她正端坐在病床上專心致誌地跟國外某公司洽談業務，她用來洽談業務的不是手機，而是一把牙刷。她將那把牙刷正經八百地捂在耳朵上熟練而又老到地談論著商務事宜，言語犀利、邏輯縝密，以至我走過她的身邊時總是下意識地放輕腳步，唯恐影響到她神聖的工作。

這位敬業的女老板名叫焦豔豐，患了“手機依賴綜合征”，具體表現為：每隔不到三分鐘就要強迫性地翻看一次手機。她擁有三部性能超好的手機，其中一部叫作Vertu。據她宣稱，Vertu是身份之象征，顯示屏以超高硬度的藍寶石製造，每顆按鈕下的接觸點皆用紅寶石製作，全機內外從晶片到按鈕皆由人手工鑲嵌，外殼配以黃金或白金作裝飾，充滿超級富豪的味道。她本人擁有的那部Vertu當時價值十七萬元人民幣。然而，她的包括這部Vertu在內的三部手機都不在身邊，而是被其老公帶出醫院鎖進了保險櫃，她也像普通患者那樣，依照規定在病房裏麵不準攜帶和使用手機。住進來以前，她險些被手機折磨致死：她每天二十四小時開機，隻要手機超過三分鐘沒有響聲，她就會懷疑手機故障或自己的耳朵出現問題，即使在非常特殊的時刻，比如沐浴或如廁時，她也須臾不能離開手機，哪怕坐在便池上也要每隔幾秒鐘翻查一次手機，如同卓別林《摩登時代》裏機械地擰著螺絲帽的工人那樣。

最糟糕的是夜裏。焦豔豐每天晚上平均醒來二十餘次查看手機，幾乎沒有睡覺的工夫，她的三部總價值幾十萬元的手機如同三個青麵獠牙的怪獸，使她完全喪失了人身和精神的自由，以致到後來，哪怕她老公利用武力強行關閉掉她的三部手機，她也能在關機狀態下不時聽到手機鈴聲在耳畔警報般地瘋狂鳴響。她本人坦言，其奮鬥目標是要擁有足夠廣闊的私人停機坪，她認為老公把她關在這裏是為了侵吞她的財產。

女老板的想法倒也不無道理。我感覺，精神病院的封閉病房毫無疑問乃是靈魂的監牢，軟禁一個人的最好辦法就是把他送到此地。要把一個人關進監獄需嚴格依據法律程序，要把一個人關進精神病院卻隻要扣上一頂莫須有的“病人”之帽就搞定了。於是，需要的時候，某個倒黴鬼就會輕而易舉地“被瘋”在精神病院的封閉病房裏了，其“送至人”想讓他住多久，他就得住多久。我所在病房裏有個老太太被兒子強行瘋在裏麵，隻因她違背兒子的意願想要嫁人；還有個女人被其父母兄弟齊心協力地關在這裏，源於她企圖把手頭的數百萬個人資產捐贈佛門，她堅持要出家皈依；還有個女孩被長期棄置於病房，緣於其父母想要治愈她的同性戀傾向。給我的感覺，封閉病房不隻是治療精神疾病的地方，還有個重要功能是關押叛逆者，誰的言行和思維脫離社會常規，誰就可能“被瘋子”和“被病人”。“問題的關鍵是，怎麼界定‘常規’這個概念呢？”我問女博士。

“很簡單，所謂常規，就是2+2=。”

“人的靈魂不是數學公式。如果人人都被高度格式化，這個世界還有什麼意思呢？”

“不想被格式化，就到社會以外去生活。”

“請你告訴我，哪裏是社會以外？”

“紮到社會最深處，就能出離社會，這叫‘在相離相’。”

“請問你出離了社會嗎？”

“出離不出離，隻在一念間，不可著相。”

我發現，被關在精神病院的患者們，大多不肯在精神上遵守2+2=4的社會鐵律。在他們的意識裏，2+2可能等於一叢玫瑰，也可能等於一匹神馬，在被治愈以前，他們都擁有一個自己獨創且獨屬於自己的封閉世界，那個封閉世界像“個人局域網”一樣，不能與外麵的社會接軌並網，於是被視為精神病人。精神病院所要做的工作是：采取一切手段，讓他們最終承認並相信2+2=4，與外麵的社會並軌聯網，老老實實遵守普遍共通的常規，否則就是“病人”。比如，依照常規，七十三歲的老太太即便死了老伴兒，也不能再嫁人。如果她一定要嫁人，那就是瘋子，需要接受治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