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隱蔽鬥爭

第三章 隱蔽鬥爭

周恩來：我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去上海做地下工作，直到一九三一年止。……一九三○年在上海時，我曾繞道去莫斯科參加第三國際執委會議。辦出國護照時，我照了一張相，叫陳賡認，並且告訴他這個人是黃埔軍校的，他想了半天認不出來。

危險的旅途

大病初愈的周恩來冒著被國民黨通緝的危險從香港乘船來到上海，奉命參加十一月九日召開的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次會議舉行了兩天，參加的除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還有中央指定的政治局候補委員和重要的省委及中央分局代表共十幾人。會議由瞿秋白主持，周恩來被增補為中央政治局常委。

這次會議通過了由共產國際代表羅米那茲起草的《中國現狀與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這個決議強調“無間斷地革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性質，並對全國革命形勢作了錯誤的估計。會議還錯誤地指責南昌起義的前敵委員會執行了“機會主義的舊政策”，並給予周恩來為書記的前委全體成員以“警告”處分。

會議對中央的組織機構作了調整，不設部，集權於中央常委。在中央常委下設組織局，領導組織、宣傳、軍事、交通、文書、出版、分配等科。組織局由羅亦農、周恩來、李維漢三人組成，羅亦農為主任。當月下旬羅亦農作為中央巡視員前往武漢指導工作，組織局主任由周恩來代理。從這時起，周恩來就擔負起處理中央日常工作的重任。

黨中央日常工作除了要指導和處理全國各省黨的活動和有關問題外，在當時中央機關剛剛遷到上海，白色恐怖嚴重阻礙和威脅黨的安全和工作進行的形勢下，保衛中央機關的安全、嚴懲叛徒並打擊敵人的囂張氣焰、堅定黨內外同誌的鬥爭信心，就成為擺在周恩來麵前嚴峻而迫切的重大任務。

在上海鬧市中心四馬路（今福州路）有一個天蟾舞台，舞台後麵就是黨中央的一個秘密機關。其樓下是生黎醫院，樓上以熊瑾玎、朱端綬夫婦名義租下的三間房子便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辦公和開會的地方。熊瑾玎裝扮成一個來自湖南經營土布生意的商人，門前掛著“福興商號”的招牌。

周恩來就在“福興商號”辦公，中央各部門、各單位都到這裏請示報告工作。屬於機關事務性和技術性的問題，鄧小平作為中央秘書長就隨即處理了。凡涉及到要人、要錢、要物的，周恩來能解決的就當場解決，解決不了的和事關重大的問題就交到政治局會上去討論決定。周恩來實際上相當於黨內日常工作的總管，他的工作極其繁忙。

一九二八年初，在“福興商號”召開一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開會的同誌從天蟾舞台西側雲南路的一個樓梯上到二樓，直接走進開會的房間。房間布置得如同公司的經理室，靠西牆窗戶下有一張桌子，中央秘書長鄧小平就在這張桌子上記錄。

一幅厚厚的窗簾把白色恐怖世界擋在外麵，室內煙霧彌漫，燈光昏暗。十幾個人圍坐在一張桌子前，每個人講話時都盡可能地壓低聲音。會議的主持者瞿秋白，隻有二十九歲，皮膚白淨，戴一副深度近視眼鏡，看上去完全像一介文弱書生。

會議對召開“六大”的時間和地點進行了醞釀和討論，周恩來首先發言：“在上海，我們每天都處在虎穴狼窩之中，政治環境十分惡劣。六大和一大不同，這麼多人在一起開會，而且要開好幾天，很難保得住秘密，我看在上海召開六大恐怕不太安全。”

“上海的白色恐怖越來越厲害，的確不宜在此召開六大。在澳門開怎麼樣？那裏不太招眼。”瞿秋白提出一個建議。

“澳門太小，流動人口少，也不利於保密，我認為香港可能比澳門好一些。”蘇兆征說。

“上半年共產國際要在莫斯科召開赤色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要求中共中央派代表團參加，我看六大不如和赤色國際會議一起召開，這樣既安全又省事。”一個同誌建議在蘇聯開會。

“這個建議不錯，不妨給共產國際發電提一提，如他們同意，就在蘇聯召開六大。”瞿秋白最後說，“如大家沒有什麼意見，就由組織局分配出席六大的名額。不管定在哪裏開會，現在都要著手做準備工作。”

鄧小平放下手中的筆說：“我先整理一下會議紀要，然後再給共產國際起草電報。請張紀恩把會議紀要刻印出來。還是一式三份：一份留存中央，一份送交共產國際，一份送到鄉下保存……”

這時，朱端綬敲了一下房門，用清脆的湖南鄉音喊道：“大家休息一會兒，開飯了！”

“朱妹子給我們做啥子好吃的？”年長朱端綬四歲的鄧小平笑著問。

“有紅燒獅子頭……”

“那是恩來大哥愛吃的菜。”鄧小平又問，“有辣子嗎？”

“有，有！還有大家喜歡吃的雞湯煲牛肉。”

“端綬同誌，辛苦你了！”周恩來和藹地說。

“哪裏哪裏，做得不好，你們將就著吃點吧！”

兩個月後，主持共產國際工作的布哈林發來了複電，同意中國共產黨在莫斯科舉行六大。於是中共中央決定瞿秋白、周恩來、李立三等赴莫斯科籌備六大，任弼時和李維漢留守國內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鄧小平作為秘書長也留守中央。

周恩來和鄧穎超正要動身去蘇聯，突然接到通知，說他們的住處已經暴露，必須馬上轉移。在險惡的環境中，周恩來以他過人的機智和冷靜，積累了豐富的地下工作經驗。他不停地變換姓名和住址，居住的地方大多隻有個把月，有時隻住半個月就搬家，最長的一處也隻住了半年，而且每換一個住處就要改一次姓名，知道他住處的隻有兩三個人。

此時周恩來、鄧穎超和新婚夫婦鄧小平、張錫瑗住在一起，住在樓上的周恩來夫婦常常聽到樓下有音樂一般的笑聲。可以理解，當時他們都很年輕，年輕人當然要有青春活力了。就在公共租界這幢房子裏充滿潺潺流水般的歡歌笑語時，巡捕從叛徒口裏知道了周恩來的住處，要來搜捕共產黨的領導人。

在一艘開往大連的日本輪船的頭等艙裏，留著長須穿著長袍的周恩來，裝扮成一名古玩商人。鄧穎超穿著一件半舊旗袍，完全是家庭主婦的打扮。

“我們走得太匆忙了，就帶來這一隻手提箱。”鄧穎超看了周恩來一眼，“連準備好的衣服，包括八妹借給我穿的衣服都沒來得及帶上。”

“我們穿著隨身的衣服，這和住頭等艙的闊人身分確實不太相稱。”周恩來順手拿起一張報紙說，“還好，總算安全上路了。要是我們撤出慢一點，被巡捕抓去，那可就糟了。”

“你注意到了沒有，在餐廳吃飯的時候，有兩個人老是盯著我們，聽口音像是天津的，是不是密探認出我們來了？”

“從那兩人的言談舉止看，我感覺是商人。不要怕，沉住氣。我離開天津已經八年，你離開天津也有三年了。現在，我們的打扮已經麵貌全非，他們不一定認得出來。”

“唉！”鄧穎超輕輕歎口氣，“在上海，我從來不敢和你一起外出，連電影院都不敢進，就怕被人認出來。這次一同走，又是這身打扮，可別露了馬腳。”

周恩來淡然一笑：“事到如今，隻能沉著應付。你我都演過戲，隻要下決心演好，我這個古玩商人保險不會露馬腳，你這位闊太太可要配合好喲！”

“嗯！”鄧穎超點了點頭。

周恩來邊看報紙邊讀出聲來：“五月三日，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在山東濟南屠殺中國外交官員，打死打傷中國民眾多人，製造了五三慘案。日寇的暴行，引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怒……”

船到青島，有短暫停留。周恩來和鄧穎超上岸遊覽了這座“山岩聳秀，林木蓊鬱”的城市。他們在靠近碼頭的一家餐館吃了海鮮，然後買了幾件像樣的衣服，又買了幾份報紙帶回船上。

輪船在黃海海麵乘風破浪，周恩來不禁想起他遠航歐洲的情景：白天，一望無際的海水被太陽的火焰燃燒著，閃閃發光的海麵令人心曠神怡；夜晚風高月黑，波峰像隱藏在森林裏的野獸在咆哮，又使人感到神秘和恐怖。

風景優美的大連港到了，但島上的政治空氣並不像島上的景色那樣宜人。就在周恩來和鄧穎超準備下船時，日本水上警察廳的警察突然堵住艙門，如狼似虎地上船檢查。

一個日本警察用生硬的中國話問周恩來：“你的，什麼的幹活？”

“做古玩生意的。”沉著應答的周恩來頗有大財商的威儀。

“做生意的？為什麼買那麼多報紙？”一個留著東洋胡子的家夥，指著桌上的一堆報紙氣勢洶洶地問。

“在船上沒事，看看報紙，消遣消遣。”

“我們先生也做股票生意。”靈機的鄧穎超插嘴道，“報紙上天天都有股票信息，我們不能不看啊！”

日本警察被鄧穎超這句生意經的行話堵得半天說不出話來：“那……你們到哪裏去？”

“去吉林。”

“跟我們走一趟吧！”幾個日本警察不由分說地要帶周恩來走。

鄧穎超緊張了，趕緊站起來說：“我也一起去！”

“你去幹什麼？你不要去。他們大概是誤會了，我一會兒就會回來的。”周恩來瞪了鄧穎超一眼，又對警察說，“麻煩你們幫我太太找個旅館，把她送到旅館先住下。要大連最好的旅館，我的太太愛幹淨。”

周恩來那副頤指氣使的大商人氣派，竟然一時鎮住了那些日本警察。他們急忙點頭哈腰：“嘿！我們送太太到大和旅館，那是大連最好的旅館，是我們日本人開的，衛生條件很好，太太一定會滿意。”

鄧穎超著急又無奈，望著周恩來跟那幾個日本警察上了岸，坐進小汽車走了，她的心也跟著小汽車走了。可是，她必須裝出闊太太無端受屈的樣子，隨著一名警察氣哼哼地上了岸。

鄧穎超走進裝飾豪華的客房，如坐針氈地坐在沙發上。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她的心如同牆上掛鐘的鐘擺，也沉重地來回搖擺著。他們會不會認出恩來？要是真的被認出來那可就糟了。在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如何去營救？

鄧穎超坐立不安，可又不能顯露出來。她進衛生間洗了把臉，又打開房中的收音機。東洋歌女舒緩浪漫的歌聲一下子泄滿房間，但又仿佛在九霄雲外，因為她一個音符也沒聽進去！

兩個小時過去了，鄧穎超猶如過了兩年。突然房門響了一下，接著周恩來推門進來。鄧穎超高興得正想從沙發上跳起來，周恩來用手指在唇上一按，暗示她不要聲張。鄧穎超忽然想起大和旅館必定有日本密探，他們仍在受到監視。

“這一陣折騰，我還真有些累了。想洗個熱水澡，你到衛生間放水吧！”周恩來又低聲對鄧穎超說，“立即銷毀接頭證件。”

鄧穎超馬上找出證件，到衛生間撕碎，投進抽水馬桶放水衝掉。她又放了熱水，大聲喊周恩來：“老王，洗澡水放好了，快來洗吧！”

周恩來走進衛生間，鄧穎超指指抽水馬桶。周恩來點點頭，兩人相視一笑。

洗完澡後，周恩來和鄧穎超又說又笑地到樓下餐廳吃飯。他們特地點了日本料理，喝了日本清酒。

回到房間，見門外和樓道裏沒有異常，周恩來這才小聲地給鄧穎超講述在水上警察廳被查詢的經過。

在水上警察廳，日本警察像審犯人似的又詳細地詢問了周恩來的出生年月、學曆、職業。周恩來按照事先編造的假口供，對答如流。

“姓什麼？”日本警官眯縫著小眼問。

“姓王。”

“你到東北究竟是幹什麼的？”

“去看舅舅。”周恩來坦然地回答。

“你舅舅姓什麼？叫什麼？幹什麼？”

“姓周，叫曼青，在吉林省政府財政廳任科員。”

“你舅舅姓周，你為什麼姓王？”那日本警官仿佛抓住了話柄，厲聲喝問。

周恩來冷笑一聲：“在中國，舅舅和叔叔名稱有區分，姓氏不一樣，不像歐美，舅舅、叔叔、大伯都叫uncle。因此，我姓王，舅舅姓周。警官先生，你也是東方人，又在中國生活多年，應當清楚這一點。”

日本警官被周恩來問得麵紅耳赤，氣急敗壞地說：“我看你不姓王而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拿槍杆子的！”

周恩來不動聲色地伸出一雙柔軟修長的手：“警官先生，請看，我像拿槍杆子的嗎？”

那警官霍地站起，仔細察看周恩來的一雙手，發現沒有被槍磨出的硬膙。他打開抽屜，取出幾張卡片，反來複去地看。他那雙殺氣騰騰的三角眼，筆直地逼視著周恩來，猛地大叫一聲：“你是周恩來！”

“周恩來？周恩來是誰？”周恩來毫無畏懼地接受著那逼人的注視，坦然問道，“你有沒有搞錯？我再說一遍，我姓王，不姓周。”

日本警官拿不出證據，不好隨便拘人。他手中卡片上的周恩來，是國民黨黃埔軍校的政治部主任，一身戎裝，青年英俊。而麵前這位商人，滿臉濃須，一身西裝，派頭不小，的確是個大商人。

他隻好揮揮手，無可奈何地說：“對不起，誤會了。你可以走了，你的太太在大和旅館等著你呢！”

周恩來微微一笑：“還要麻煩你們代買兩張下午去長春的火車票，請你們送到旅館。”

溫文爾雅的周恩來從皮夾中取出幾張鈔票，那個警官點頭哈腰地接過錢，嘴裏還在一個勁地道歉：“斯咪瑪塞（對不起）……”

周恩來講完在水上警察廳被盤問的經過，鄧穎超忍不住笑出聲來：“好險哪，多虧你機智沉著。他手中拿的是什麼卡片？為什麼一口咬定你就是周恩來？”

“很可能是我在黃埔軍校任職時的資料。”周恩來說，“那時我是公開活動，他們弄到這些資料並不難。”

突然聽到門響，鄧穎超過去開門，原來是日本警察派人送來兩張火車票。鄧穎超輕輕一笑：“看，你多有辦法，連火車票也不用自己買了。”

在去長春的火車上，頭等車廂裏坐著一個日本人，能說純熟的中國話。周恩來夫婦微微一笑，早已識破他是跟蹤的密探。周恩來裝作漫不經心地和他聊起來，問他到中國多久了？做些什麼生意？還說中國文物豐富，不妨做做古玩生意，似乎他真是一位古玩生意的行家。說來也巧，地下黨在上海還真開了一家古玩店，周恩來常去接頭，也瀏覽過一些古玩文物，如今說起來頭頭是道，還真把那個密探給懵住了。

然而，那個密探似乎並不甘心。火車到長春了，他忽然從衣袋裏掏出名片，恭恭敬敬地遞給周恩來。

日本人有交換名片的習慣，周恩來本應拿出自己的名片交換。但他們在上海走得倉促，哪裏來得及去印製假名片呢？機智的周恩來一邊客客氣氣地接過日本人的名片，一邊裝作往西裝上衣口袋裏掏名片的樣子。

“哦，我的名片沒有帶在身上，還在箱子裏，很對不起！”他又佯裝要去打開手提箱。

“不必了，王先生。”密探擺了擺手說，“再見！”

“再見，再見……”周恩來、鄧穎超很有禮貌地和那個密探告別。

在去旅館的路上，坐在馬車裏的鄧穎超不時回頭看看，然後小聲對周恩來說：“後邊好像沒有尾巴。”

他們走進旅館，周恩來脫下西裝，換上長袍馬褂，把胡子刮掉。稍事休息後，他們又去火車站。因怕日本警察廳去吉林財政廳查問周貽賡家裏有沒有姓王的外甥，進而連累伯父，他們決定去吉林一趟，跟伯父打聲招呼。

到了吉林，為了穩妥起見，他們沒有直接去伯父家，而是先住進旅館，寫一封信給伯父。剛巧，周恩來的三弟周恩壽也在吉林，看到信他驚喜交集，立即趕到旅館，接他們到伯父家。

伯父拿出紹興黃酒，為侄兒侄媳洗塵壓驚。

周恩來從十二歲起就到東北伯父家上小學，以後去天津上南開學校，也是由伯父供養。因此，他對伯父伯母如同親生父母，極盡孝敬。

在伯父家住了兩天，周恩來和鄧穎超商量：“咱們分開走，這樣穩妥些。我先走，到哈爾濱三弟家住下。隔一天，由三弟陪你到哈爾濱會合。”

鄧穎超說：“我是第一次當周家的媳婦，理應多陪陪伯父、伯母一兩天。”

鄧穎超的體貼周到，周恩來充分領受了。他懷著感激的神情看了鄧穎超一眼，笑著對伯父、伯母說：“小超還是第一次當周家的媳婦，讓她多陪伯父、伯母談談。我先去哈爾濱安排一下。”

伯父、伯母很疼愛周恩來，很想多留他幾天，但也知道他有大事在身，不能強求。老人對於侄媳能多住一兩天，已是很滿足了。

鄧穎超既是一個堅強的革命者，又是一個充滿人情味的女人。她深知伯父、伯母沒有兒子，從小把恩來當親生兒子看待，她要代替恩來多盡一點侍奉老人的親子之情。

周恩來到了哈爾濱，住在鐵路局小職員周恩壽家裏。過了一兩天，鄧穎超也來到哈爾濱。她一見到周恩來，就焦急不安地說：“在大連把所有證件都銷毀了，我們怎麼接頭呀？”

“不用著急，去莫斯科開會的六大代表是分批出發的，在我們後麵還有李立三等同誌。”周恩來安慰道，“你到火車站去等吧！隻要找到李立三或其他同誌，我們就有辦法了。”

鄧穎超每天都去火車站，一連等了好幾天，卻一直不見李立三的影子。她真是有點著急了，但還得耐著性子等下去。

這一天，她在出站口終於看到了帶著眼鏡、穿著西服、風度翩翩的李立三，於是大聲叫住了他。李立三回頭一看，吃驚地低聲問：“你怎麼還在哈爾濱？我還以為你們早到了哩！”

鄧穎超帶李立三來到周恩壽家，給他講了一路上遇險的經過。

李立三被驚怔得大嘴半張，半天才連聲說：“好險，好險！恩來這一次化險為夷，大約是他的大胡子幫了忙。當然，主要是他的沉著機智，還有小超配合得好，我知道你們都是演戲的能手。”

有了李立三，他們很快與當地組織聯係上了，並得到了他們的幫助。

於是，周恩來、鄧穎超、李立三離開哈爾濱，一起踏上了去莫斯科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