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寰中士夫不為君用，必嚴懲

一個人說話聲音高，並不代表他在口吐真理。同樣道理，朱元璋利用“文字獄”大肆屠殺文人，並不就能說明他統治有方。相反，卻可能說明他統治無能。朱元璋這樣瘋狂地屠殺文人，對朱氏家族的統治所產生的危害也是不言而喻的。

朱元璋殘暴陰刻，自負偏狹，猜忌疑心，自然對那些有思想、有才能的知識分子，更要視作心腹之患了。雖然他與元軍、與其他起義軍作戰打天下的時候，很注意延攬士人，以為己用。譬如劉基、宋濂、高升、唐仲實等。而且，在建國以後，朱元璋還三令五申：“國家用人，唯才是舉。如果是賢能之人，雖疏遠也要加以任用；如果是不肖之人，雖親近也要加以摒棄。”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朱元璋起用了大批有才能的故元官吏以及長期與他對立的陳友諒、張士城、方國珍、陳支定等人的部屬。

朱元璋還下令在全國範圍內大力招募人才，他詔諭全國官民，以前隱居山林，或者被壓在底層不為朝廷所知的賢才，現在都應舉薦過來。朱元璋害怕下級的地方官員不把這個詔諭看在眼裏，又專門下了一道聖諭，令各地的官員加緊尋訪，不得有憊懶之心。即使科舉製度實行之後，朱元璋也未放鬆舉薦製。可如果據此以為朱元璋是一位愛才如命的皇帝，那就大錯特錯了。

國家唯才是舉，大力招募人才，丞相李善長曾為朱元璋的旨意歡欣鼓舞，而胡惟庸卻說朱元璋此舉就像是小孩子冬天下雪的時候用籮筐逮麻雀的遊戲。朱元璋就是小孩子。朱元璋叫天下文人出來做官就是小孩子往籮筐裏麵撒穀粒，而天下的文人就是那些鑽進籮筐裏麵吃穀粒的麻雀。

當初朱元璋逼迫文人出來做官的時候，可謂是取之盡錙銖，惟恐漏掉一個；後來，朱元璋大肆捕殺文人，又可謂是棄之如泥沙，毫無半點憐惜之心。如此看來，他豈不是同天下的文人玩了一回用籮筐逮麻雀的把戲？

朱元璋對文人采取的對策是親手炮製的聳人聽聞的“文字獄”，而且他的文字獄針對的是天下所有人。

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替海門衛作謝增俸表，上有“作則垂憲”一句話；北平府學訓導趙伯寧為都司作賀萬壽表，上有“垂子孫而作則”一句話；福州府學訓導林伯璩為按察使作賀冬表，上有“儀則天下”幾個字；桂林府學訓導蔣質為布政使按察使作正旦賀表，上有“建中作則”幾個字；常州學正孟清為本府作賀冬表，上有“聖德作則”幾個字。朱元璋把上麵所有的“則”字都念成“賊”，認定那些文人都在罵他曾做過“紅賊”（指紅巾軍），於是派錦衣衛砍了他們的頭。常州府學訓導蔣鎮，為本府作工旦賀表，表中有“睿性生知”四個字。朱元璋硬是把“生”字讀成了“僧”，認為蔣鎮在諷刺他曾經做過和尚。蔣鎮就這麼送了命。懷慶府學訓導呂睿為本府作謝賜馬表，上有“遙瞻帝扉”幾個字。朱元璋卻把“帝扉”讀作“帝非”，認為呂睿在誹謗他。呂睿自然就此見了閻王。

朱元璋利用文字獄，把天下的文人幾乎都殺光了。就連“吳中四傑”之一的高啟，也是被他腰斬的。

朱元璋的文字獄，使朝中人“惶惶不可終日”，連丞相李善長也因此而病倒了。丞相臥病不起，自然不是一件小事情。像周德興、廖永忠等一批開國功臣，包括朝廷上下大大小小的官員，都紛紛前往相府探視。朱元璋得知此事後，也帶著太子朱標等人親往李善長病榻邊，噓寒問暖，還諭令太醫房的太醫要想盡一切辦法盡快地治好李善長的病。用朱元璋的話說就是：“大明王朝一天也離不開李丞相！”

朱元璋真不知道李善長因何染病？不說別的，僅用“兔死狐悲”一詞就可以解釋李善長的病因，被那麼多文人的鮮血包圍著、窒息著，李善長要是不生病那才叫怪呢。但李善長又不能對朱元璋實話實說，隻能這樣說：“微臣年紀大了，偶感風寒，便可鑄成一場大病。”

朱元璋心裏清楚，完全是自己心狠手辣的行為使得丞相生病的。朱元璋的確是個心狠手辣之人，他對人完全是一種利用，用完之後便“藏弓烹狗”。

在朱元璋看來，隻要覺得對朱氏王朝統治有害的，一定要千方百計地除掉，就是對自己功勞再大的人也不放過。李善長可謂他當年一個很得力的助手，但他後來還是撤掉了他的相權。就連朱元璋最得力的謀士劉基，也深知朱元璋會這樣做，早就辭官告老還鄉了，他的結局是回鄉暴死。就連太子的老師宋濂最後也被流放到邊遠地區了。

朱元璋這樣對待文人，最直接的後果就是，明代的文人無恥者、貪生怕死者多於以前任何一個朝代，而整個大明，提倡理學不遺餘力，讀書人從小接受的是做忠臣孝子的名教教育。在旌表貞烈之士上，明代的皇帝花的功夫最多。可是他們培養不出文天祥和陸秀夫，倒是培養了許多洪承疇和錢謙益。

明代的教育為什麼會如此失敗？關鍵是統治者沒有尊重文人，他們沒有真正把文人當成有獨立意識的人來對待，而是當成奴才來處置。明廷所要培養讀書人的忠，乃是忠於一家一姓、帶有奴性的忠，而非愛社稷、護百姓的大忠。可以說，從開國皇帝朱元璋開始，除了其間有孝文帝、仁宗、宣宗幾個對文人不錯的皇帝外，大多數皇帝和文人的關係都是非常緊張的。朱元璋幾乎是有意識地、有計劃地改造文人，讓文人的自尊掃地，氣節不存。他動不動就杖打大臣的屁股，他賦予太學以下各類官學的管理人員有任意侮辱讀書人人格的權力。到了他兒子朱棣這一代，更是變本加厲，滅忠於建文帝的方孝孺十族。方孝孺的滅族實則向天下的知識層昭示出這樣一個道理：不要忠於道統和原則，而是要忠於最終的勝利者。這樣有計劃地“殺儒”又“辱儒”的王朝，哪怕把理學的地位抬得再高，讓讀書人念再多的孔孟聖賢之說，也隻能培養出一大批善於講假話、作秀的文人。一個封建朝代到了知識層無恥的地步，那就不能挽救了，最後隻能是“桃花扇底送南朝”，讀書人的氣節還不如妓女。

朱元璋深知文人們掌握著思想文化這柄利器，如果他們倒戈相向，就會給整個社會帶來巨大影響，從而威脅到朱家王朝的統治。朱元璋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不惜大興“文字獄”，大殺文人，奴化文人的思想，以堵上文人的嘴，以致對明朝整個文化的發展造成了嚴重的摧殘，讓人扼腕歎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