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處理“國”和“家”的問題方麵,朱元璋算得上是處理得最好的一個。通過封王建藩,朱元璋把“國”和“家”很好地融合在了一起,使“國”變成了“家”,使“家”變成了“國”,“國”和“家”真正變成了一個“國家”。不但鞏固和加強了朱氏家族的統治,而且使朱氏家族的統治也演變成了國家的統治。
為了確保朱明王朝千秋萬代地統治下去,朱元璋一方麵加強君主專製統治,把軍政大權牢牢地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另一方麵,想方設法加強皇室本身的力量,其具體的辦法就是分封諸王。從洪武三年(1370年)開始,他分三次把自己的24個兒子和1個孫子都封為親王,分駐全國各戰略要地,想通過他們來屏藩王室。朱元璋說:“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衛國家,下安生民,今諸子既長,宜各有爵封,分鎮諸國。朕非私其親,乃遵古先哲王之製,為久安長治之計”。(《明太祖實錄》卷五一)群臣對此自然都不敢反對,逢迎朱元璋是“封建諸王,以衛宗社,天下萬世之公議”。
元朝有戶領分封製度,這種製度實際上是源於蒙古時期對戰爭中俘獲的人口、財產的分配。元代諸王主要是從封地分取賦稅收入,並非裂土為王。朱元璋繼承元朝舊製而有所損益,明代藩王“列爵而不臨民,分藩而不錫土”(《明史稿》列傳三,諸王)。諸王雖分封各地,擁有爵位,但藩府之外,沒有封地和臣民。由朝廷頒給“宗祿”。除寧王、燕王、晉王擁軍防邊外,其餘諸王隻能擁有少數護衛軍。在朱元璋看來,分封皇室子孫控馭各地,防止外姓臣僚跋扈,便足以“外衛邊陲,內資夾輔”,使國家固若金湯,而長久之計,莫過於此了。
明初封建諸王除了屏藩國家之外,還要對付殘存的北元勢力。所以,朱元璋賦予了某些藩王帶兵統軍的大權,分封習兵事的皇子於北邊軍事要地,皆預軍務,習稱“塞王”。他們中間的諸如燕王朱棣等人在長期的軍事活動中得到應有的鍛煉,軍事指揮才能日益提高,而政治野心也隨之膨脹起來。
朱元璋雖然分封諸王,但是對諸王的要求一直是很嚴格的,所以,諸王盡管權力比較大,然而對於朱元璋一直都是敬畏有加的。朱元璋作為他們的父親和皇上,也自然很難站在另外的角度來考慮諸王對於國家的某種潛在威脅。然而,有識之士對此卻是洞若觀火,明初著名能臣卓敬、葉伯巨等就曾先後上書過分封的弊端。
卓敬說:“京師,天下視效。陛下於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服飾與太子埒,嫡庶相亂,尊卑無序,何以令天下?”而葉伯巨的論證就更加理論化了。早在洪武九年(1376年),訓導葉伯巨就“應詔陳言”,極論朱元璋“分封太侈”的隱患:“《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國家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竟之弊,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室之製,廣狹大小,亞於天子之都,賜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之地而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否則擁眾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無及也。”
在點明了諸侯藩王尾大不掉的隱憂之後,葉伯巨進一步力排眾議,深入分析了“疏不間親”論點的害處:“今議者曰‘諸王皆天子親子也,皆皇太子親也’。何不摭漢、晉之事以觀之乎?孝景皇帝,漢高帝之孫也。七國之王,皆景帝之同宗又兄弟子孫也。當時一削其地,則構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之親子孫也。易世之後,迭相擁兵,以危皇室,遂成五胡雲擾之患。由此言之,分封逾製,禍患立生。援古記今,昭昭然矣。”
在舉出了西漢“七國之亂”和西晉“八王之亂”的鮮明例證後,葉伯巨還在奏表中為朱元璋出主意:“昔賈誼勸漢文帝早分諸國之地,空之以待諸王子孫,謂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願諸王未國之先,節其都邑之製,減其衛兵,限其疆裏,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製一定,然後諸王有聖賢之德行者,入為輔相,其餘世為藩輔,可以與國同休,世世無窮矣!”
然而,此奏章卻激怒了朱元璋,他認為葉伯巨居心叵測,離間皇室,馬上將葉伯巨從家中逮入大獄,拷打至死。此後,就分封諸王之事再無敢言者。
葉伯巨的遠見在後來得到了充分的證實。其實,就朱元璋自己而言,他也不是不知道分封的利弊所在,然而由於他地位的特殊,所以他並沒有把這件事看得如何之大,直到卓敬等人一再指出後,他也不得不承認“爾言是,朕慮未及此”。當時朱元璋肯定也知道會有這種後果,但是為什麼他還這麼做呢?或許朱元璋是這麼想的:讓自己的兒子割據一方,即使發起戰爭,也還是自己的子孫當皇帝,總比別人搶去要好得多。而這也直接導致了他選擇的接班人被自己的兒子搶走了皇位,釀就了靖難的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