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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科重症病房裏，有一冊寶藍色的PU皮封麵的筆記本，管理兒科病房的蘇莫遮讓大家“遇到不愉快，受了委屈，遭遇糾紛或被投訴，甚至是想留下些許記憶時”，用最簡短的話將自己的心情記在裏麵，等過一段時間再翻出來看看，以此來校正自己的心情和行為。久而久之，那個本子就變成了大家心目中的一麵“藍色鏡子”，有人把它當做宣泄的場所，記錄痛楚、表達不滿，希望借此恢複心靈的寧靜；有人則把它看成一塊心田，播種希望、收獲夢想，回味耕耘的經曆……

周萌在這個本子上就曾經寫過這樣一段話：“不是每一位家屬都能深刻理解醫療工作的特殊性，不是每一位患者都會認同醫護的付出並從中獲得康複，不是每一次醫療行為都能最終達到預期的效果。有時候被誤解，有時候被責罵，有時候被毆打，但我並不後悔自己的選擇，畢竟，絕大多數的家屬都很感激我，絕大多數的患者都能因我而減輕痛苦，絕大多數的護理都能幫助到需要幫助的人……所謂價值，也許指的就是每一天的努力吧。至少我是這樣認為的。”

而病房的科住院薑豔醫生寫下的卻是：“1999年12月31日，據說是法國預言家諾查丹瑪斯預言的世界末日，不過人類的大災難沒看到，我卻遭遇了滑鐵盧。我接收了一個肺炎的患兒，卻遭遇了沉重的打擊，不僅沒發現他年齡的玄機，更沒想到眼睜睜地看著他成為一個棄嬰，趙宇博，你可別成為我心中永遠的痛啊！”

事情起源於薑醫生“誤收”了一個侏儒症患兒，之所以說是“誤收”，是因為孩子的家長已經知道他罹患了這種“長不了個兒”的疾病，這次來醫院就是處心積慮想要把他遺棄在這裏，因此刻意隱瞞了孩子的真實年齡。結果呢，粗心的薑醫生果然“掉進了”這個並不高明的圈套，沒有認真查體，誤判了孩子的年齡，給了家屬充分的時間逃之夭夭。但由於這個棄嬰的家長留的又是真實地址，隻不過因為他們的老家路途極為遙遠、交通不便，按照當時的通訊條件完全沒辦法聯係上，所以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這個孩子既不能算是孤兒、被送往福利院，也無法回到遺棄他的父母身邊。

猜猜這個侏儒寶貝和誰最好呢？對了，在醫院的男性醫務人員裏，他最願意和蘇莫遮一起玩兒，而在女性醫務人員裏，他最喜歡的就是周萌了。小孩子的心是最單純的，也是“恩怨分明”的，誰欺負他、誰對他好，都會記在心裏，表達在臉上，體現在行動上。你對他有額外的付出，一定會收獲他回報給你的額外的愛。

他和蘇莫遮要好，是因為蘇莫遮經常給這個小家夥買衣服、鞋子等日用品，還會帶著他“玩打電話的遊戲”，抱著他在病房的玻璃窗前欣賞日出、月圓。他喜歡周萌，是因為周萌對他關懷備至，溫柔體貼，給他喂奶、喂水、喂飯，教他怎麼用小桶排尿、排便，還幫他洗澡、換衣服，把他“伺候”得像個小皇帝一般舒舒服服的。

這就是周萌和別的護士不同的地方，她確實會“越界”，就是在和患者互動時，情感投入上超過了純粹的護理工作的界限。

至今，洪梅主任還記得，在若幹年前的那次晨會交班會上，蘇莫遮曾特意請她表揚了一位姓武的年輕護士，因為她在給一個高熱抽搐孩子物理降溫時，發現孩子的“肚子很硬”。正是這樣的蛛絲馬跡，結合其他情況，患兒被蘇莫遮及時判定為急性“中毒性細菌性痢疾”，得到了準確有效的救治。因為當時周萌也在場，所以同樣給她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

蘇莫遮由此鄭重地告誡每一位醫生：“兒科自古被稱為啞科，坊間有‘寧看十男子不看一婦人，寧看十婦人不看一兒童’之稱……請大家一定要和我們的護士們積極配合、認真溝通，由於工作性質和方式的不同，決定了她們比我們接觸患兒的時間要長得多。對患兒而言，有經驗的護士遠比一個經驗不足的醫生重要得多！”

對於蘇莫遮所說的話，周萌是非常認可的，自從兒時見識了陳文德教授查房以後，她就對護士這一稱謂肅然起敬，隻是覺得自己說不出這樣的道理。這次聽了蘇醫生講的話，感覺非常痛快，於是在洪護士長的鼓勵下，她利用交班會的短暫交流時間，給大家講述了陳奶奶早年通過對自己祖父病情細致入微的研判幫助醫生確定其癌症轉移的事情。

“此後，周萌便更加積極努力的配合醫生們完成所有的診療工作，任勞任怨，從不說過一個‘累’字，沒提過一個‘苦’字。”洪梅主任的這番話令楚天晴印象深刻。可是，說了這麼半天，除了更了解了作為護理人的周萌之外，好像對於她的辭世調查並沒有什麼實質性的進展啊。

“那……您是否記得或者曾經發現，在定點醫院工作期間，周萌有過什麼奇怪的言談舉止嗎？”楚天晴終於把心裏的話問了出來。

“奇怪的言談舉止？”洪梅主任重複著這話，垂下眼簾認真地想了半天，隨後抬起頭說，“這個嗎……在此之前還真沒有想過。剛才我說了，那個‘1號寶貝’後來的狀況一天天在好轉，到她住院大約兩周半的時候就已經不再使用人工輔助通氣裝置——呼吸機了。按說周萌應該情緒高漲才對，可是她卻好像變得消沉了很多。不過在這期間，兒科病區開始陸陸續續有新的孩子住進來，所以我覺得可能是體力透支，太累了的緣故。新來的患兒，病情輕重不一，還好大多數都屬於輕症。有的孩子是和父母一起被診斷的，但被分別收入了成人病區和兒童病區。也有的是由外省輸入的患兒，或者是被別的患者傳染的病人。”

“我最後一次見到周萌，是上早班，嗯，對,應該是5月18日，那天周萌下夜班。仔細想想，在接她們那組班的時候，周萌的情緒似乎特別的差，她一直朝我比劃著‘六’字，橫著、豎著，兩隻手都是這樣，仿佛是重複了好幾遍‘六’字，以至於我以為當時的6號患兒有什麼問題呢。可是進到病房裏一看，6號患兒一切都很平穩，病情根本沒事兒。”洪梅主任邊說邊伸出雙手按已經有些模糊的記憶中的姿勢模仿著，展示給楚天晴看，“等到5月20日我上中班時，周萌就不見了。不僅周萌不見了，連和我直接交班的主班崔護士長也換掉了。事後，我同樣也沒有再見到過崔護士長。然後，22日下夜班，我們那組就按計劃撤離了。”

楚天晴回到家已經是深夜十一點半了。

對著自己擬定的名單，她梳理了一下從洪梅主任那裏得到的信息，有些收獲，但還是沒有特別有價值的進展。下一步重點跟進的，肯定有和周萌一套班的那位三甲兒童醫院的護士長——崔麗雅。不過現在這位護士長應該也得六十六七歲了吧，肯定是退休了。

和洪梅主任一套班的護士程曉雪，應該不知道什麼特殊的信息，畢竟副班沒有安排單獨相互交接，按洪主任提供的資訊看，曉雪從那次疫情之後不僅辭職換了護理工作，而且很快就結婚去了外地，現在已經和她徹底失去了聯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