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點鐘到達北京。站在寬闊的車站廣場,我的心更感到空曠。
在乘車的路上,我反反複複考慮著是否還到遲玲玲家去。報紙上批判了我們,她家無疑已經知道了消息。遲玲玲大概也不會對家人隱瞞那個“卓”就是我。即使眼下隱瞞著,以後又怎能蓋得住?她的家人會持怎樣的態度?我對遲玲玲是了解的,知道她真心實意地愛我。但,在如此重大的事件麵前,她能夠不思緒萬千?可以肯定,她的父母如知道真情的話,決不會再同意她和我繼續保持關係。她的父親解放前是一家銀行的小職員,母親是一家私人企業裏的小會計,雖算不上“黑五類”,畢竟也沒有可以挺直腰板的曆史。小小的包袱一直壓著這個家庭。在動蕩不休的年代,他們過的是戰戰兢兢的日子。任何一點額外壓力都是不敢承受的。當初他們之所以同意我和玲玲交朋友,除了認為我本人在政治上可靠外,還有就是覺得我的父親總還是在共產黨隊伍裏扛過幾年槍杆,又大大小小有個一官半職。我雖然不是心理學家,這點兒心理因素也還看得出來。
火車離北京越近,我的思想鬥爭越激烈。我真不想去打擾這一家人了,事到如今,何必去拖累人家。但是,原和玲玲約好一同歸隊,我提前行動,路過她家而不通告一聲,合適嗎?況且對她本人目前的心思,我還不得而知。
我記得,在那個明月當空,放舟烏梁素海的夜晚,當我向她表達愛情的時候,她吟誦了一首小詩贈我。
我願意是急流,
山裏的小河
在崎嶇的路上,
岩石上經過……
隻要我的愛人
是一條小魚,
在我的浪花中
快樂地遊來遊去。
我願意是荒林,
在河流的兩岸,
對一陣陣的狂風
勇敢地作戰……
隻要我的愛人
是一隻小鳥,
在我的稠密的
樹枝間做窠,鳴叫。
“好極啦,誰寫的?”我問。
“裴多菲。”
“你從哪兒見到過他的詩?”
“一九六六年,我們學校紅衛兵抄過一個黑作家的家。有一本《裴多菲詩選》。”
“你怎麼敢讀這樣的書?”
“偷偷讀唄,沒有人知道。”
“那麼,我是第一個知道的人了!”
她笑了,沒有說話。
“書呢?”
“這就不能再告訴任何人了。”
“你怎麼背得這麼熟?”
“我喜歡……”
列車在奔馳。我默誦起那首詩,感情在強烈地撼動。
我願意是草屋,
在深深的山穀底。
草屋的頂上
飽受風雨的打擊……
隻要我的愛人
是可愛的火焰,
在我的爐子裏,
愉快地緩緩閃現。
我願意是雲朵,
是灰色的破旗,
在廣漠的空中
懶懶地飄來蕩去,
隻要我的愛人
是珊瑚似的夕陽,
傍著我蒼白的臉,
顯出鮮豔的輝煌。
走出車站廣場,一直往北去,進了一條窄窄的小衡。她的家就在裏麵。
人終究不是普通的動物,考慮問題時總要有幾個角度。進了胡同,我的步子又猶猶豫豫地不肯前進了。不祥的預感如一條繃緊的繩索,牽扯著我的精神。盡管有裴多菲的詩作鼓勵,卻也實在沒有踏入那小小的四合院的勇氣。我久久地在胡同間徘徊,最後終於調頭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