勾結重慶　秋波暗送

汪、周逃離重慶當了漢奸以後，重慶接連對他們采取了特務暗殺手段。特別是在河內暗殺汪精衛未成，卻殺死了曾仲鳴。所以，汪、周一到上海就組織了自己的“特工總部”，與潛伏在租界裏的國民黨特務殺來殺去，造成了十分緊張的局麵。就是這個時候，周佛海仍然和國民黨的一些留滬人員保持接觸，甚至還派人到香港、重慶試探所謂“全麵和平”。比如顧祝同的丈人許家在上海，就是由周佛海、楊淑慧照料的。周在安和路買了一幢洋房，讓他們居住，給他們提供各種經商特權。蔣介石的好友蔣伯誠一直住在上海，周佛海也資助過他。勝利後任國民黨駐台灣長官的葛敬恩，也一直由周佛海資助，住在上海。還有陳果夫的弟弟陳肖賜，是中統地下工作人員，周和他見過麵，資助過他。

周佛海是通過《新生命月刊》的老朋友，當時任偽教育部次長的樊仲雲與陳肖賜見麵的。周請陳肖賜轉達陳果夫、陳立夫，要其向蔣先生進言：“隻要有益和平，當唯蔣先生之命是從。”陳肖賜的回答是：“陳果夫、陳立夫均有來電，謂蔣先生仍然堅持抗戰，目前談和時機尚早。並且說，蔣絕不與汪合作。盼餘暗中布置，以備將來去汪。”重慶方麵的這一回答是很重要的，因為從初期到最後，他們一直堅持“暗中布置”反汪。因之，周佛海就不得不改變他的態度了。

在周佛海與重慶進行勾結的活動中，有兩個很重要的穿針引線人物：段運凱和李北濤。段運凱是段祺瑞的侄子，抗戰前曾任國民政府教育部次長，李北濤是交通銀行職員，日本留學生。太平洋戰爭前，他們都住在香港，但經常往來於港滬之間，太平洋戰爭後，遷居上海。他們兩人我都認識，我也經常在家裏看到他們。

初期，周佛海通過段找杜月笙，通過李找錢新之，目的是要他們到重慶勸和，也就是勸降。另一條線是由今井武夫等進行的所謂“桐工作”，就是日本人和自稱是宋子良的國民黨人員在香港接觸。日本侵略者還企圖策劃蔣、汪、板垣三方會談。當然，這些都沒有成功。

特別令我當時感到驚奇的是周佛海居然還和燕京大學校長、勝利後曾任美國駐華大使的司徒雷登見過麵。我是在1941年夏，曾向周佛海提出不再去日本，而要去美國讀書。當時周口頭上答應了，並說他可以找司徒雷登幫助我，搞到進入美國的簽證。我有點不相信；我問我的母親，她告訴我，司徒雷登從北京去重慶時，要經過上海，周佛海在租界一個什麼朋友家裏，同他見過麵，為的是托他到重慶商討全麵和平問題。原來司徒雷登在北京時，就通過漢奸王克敏向日軍多田中將表示，願調停中日糾紛，影佐就此詢問了汪、周意見，他們都同意。於是，當司徒雷登赴渝路過上海時，周就和他見了麵。司徒雷登雖然去了重慶，但並沒有取得任何實際的效果。當然，由於整個形勢不同，這些活動就具有不同性質了。在初期，是企圖搞“全麵和平”把重慶拉過來，以便日本帝國主義達到既侵略中國，又能盡早結束戰爭的目的。在中期和後期，則是在戰爭日益對日本不利的情況下，利用“全麵和平”的幌子，一麵替日本帝國主義擺脫困境，一麵為自己尋找出路。而重慶方麵，在這接連不斷的陰謀活動中，始終掌握了主動權，這一點，周佛海自己也是感覺得到的。

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日本越來越陷於不利形勢。這以後，周雖然繼續保持並開辟多種渠道與重慶來往，但其目的已經是為自己尋求出路。日本為了對重慶誘和，好騰出手來對付美國，也想通過周與重慶勾結達到目的。同時重慶為了同人民爭奪勝利果實，也加強了對周的利用。從這時開始一直到勝利，周和重慶的來往主要有：軍統，戴笠——程克祥、彭壽。周佛海當了漢奸以後，上海的洪門頭子徐郎西就介紹了程、彭兩人給周當了小漢奸。大約在1942年初，日本憲兵發現程、彭及另一名台灣人彭盛木，原來都是軍統特務。彭盛木當時是經影佐介紹擔任周的日文翻譯的。彭、程則在羅君強的邊疆委員會任參事和處長。日本憲兵逮捕了他們三人。由於這些人和周佛海、羅君強有關，他們被捕使周佛海的麵子上過不去。於是周讓楊惺華出麵保釋，這樣，彭、程就被釋放出來了。

周為了與重慶勾結，就於1942年底和1943年底，先後兩次派程克祥、彭壽二人分別去重慶。1943年初夏，程自重慶往河南界首回到南京，帶回密碼、電台、報務員，還有我的祖母、外祖父在息烽的照片。那時，我正在南京，程向周彙報時，我也旁聽了。程除談了來往經過外，主要是決定電台架在什麼地方的問題。當時，在上海的日本人，不可能控製得像南京那樣嚴格。這樣，這架電台就架在上海。先是安在楊惺華家，後來轉移到愚園路1136弄周佛海的舊寓內，直到勝利。由於周的母親在戴笠手中，因此，這條線就成為周與重慶勾結的主要渠道。

張子羽是周與重慶勾結的另外一個重要關係。張代表顧祝同駐在上海，抗戰前顧任江蘇省政府主席時，周任教台廳長，兩人關係很深。周積極參與敵戰區與三戰區之間的物資交換工作，接待三戰區派往上海之軍事人員。

1945年初，當周計劃將上海搞為不設防城市時，顧也來電望周積極進行。因為三戰區靠近滬杭地區，本來設想顧將接管滬杭。因此，周、顧都寄予很大希望於對方。張子羽就多次向我表示這樣的意見：將來最快進入上海的肯定是顧祝同，因此，你父親大有作為。張還替周佛海拉攏胡宗南。胡宗南派駐上海的地下工作人員洪複禮，於1943年被日本憲兵逮捕，由張向周說情。周即將洪保釋出來，以後即與周聯係。洪提出胡宗南希望共同防止共產黨勢力的擴張，以及偽府滬杭地區與西北物資交換問題。但終因胡宗南所處地區與上海相距太遠，這條線沒有什麼發展。

除了這兩個主要關係以外，在此時期，周還發展一些新的關係。其中我記得主要有劉百川，他是抗戰前周在江蘇省任教育廳長時期的老部下，由陳立夫派到上海與周聯係的，以後又來往於滬渝之間。但因受戴笠排擠，也沒有什麼發展。另一個人是羅寶，又名羅教植，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生。他是從三戰區屯溪來上海的，一直由周資助掩護。一些老的中統關係，如馬元放被日本憲兵逮捕後，由周保釋，並資助他回重慶。有名的吳開先，也由周佛海打通川本芳太郎的關係，由日本派飛機送往重慶，讓他“相機”向蔣介石轉達日本關於“中日和平”的意見。日本始終沒有放棄對蔣介石的誘降，一直到1945年初，周佛海還根據日本人的要求，通過周作民派了朱文雄去重慶，因已接近勝利，也就沒有什麼發展了。

我還多次聽見周和他的親信羅君強、楊惺華談起在和重慶勾結中，他所擔心的三件事：第一，中間人是否可靠，是政治掮客，還是真想做點事的人；第二，來接頭的關係，互相排擠，互相攻擊，軍統與中統、中央與地方等關係複雜，隻好應付；第三，重慶當局是否可靠？是否出於一時利用？由於周在政治上從一開始就是被動的，所以這種擔心是必要的。隨著形勢的急劇變化，越來越對周的如意算盤不利，每況愈下，周更加被動了。以後的事態發展，充分證實這場醜劇的必然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