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子和奴才

周佛海和他的主子——日本侵略者之間的關係，正如任何走狗和主子之間那樣，既有投靠和效勞的主要一麵；又有擔心動搖的次要一麵。當主子得勢時，他們是一種態度。當主子失敗時，他們又忙著公開或秘密地找新的主人了。總之，當好一名走狗，是不容易的。

周佛海曾多次和我談過他對日本人的一些看法。首先，他認為日本人經常調動，這使事情很難辦，對某一問題，雙方剛取得一致意見，人換了，又得從頭做起，好容易互相有了了解，性情、脾氣摸熟了，人換了，又得從頭再來；其次，日本各機構之間意見不統一，特別是陸海軍之間，軍人和外務省之間，東京和外地之間，上下之間，都各有各的主張。他特別不滿日本下層人員的處事態度。這些都反映出走狗的為難之處。他認為文人比軍人好，東京比外地好，南京的侵略者比華北的侵略者好，上麵的侵略者比下麵的侵略者好。即使對支持他的影佐禎昭為首的梅機關，周也認為不能不信，但也不能全信，這反映了奴才對主子的矛盾心理狀態。

周佛海在汪偽集團中，之所以握有實權，是因為他得到了一些很有力的日本軍閥們的支持。支持周佛海的，首先是影佐禎昭，他是汪偽政府的主要策劃人，以後又做了最高軍事顧問。每逢我從東京回家度假時，經常見到他到我家吃午飯，並且和周進行密談。能這樣做的日本人，隻有犬養健、岡田酉次和伊藤芳男。周佛海親口和我說過：“影佐夠朋友，除了太平洋戰爭事先沒有告訴我以外，其他日本國內外決策，影佐事先都和我通過氣，在蘇日條約簽字前，他曾向我透露日蘇關係將有重要改善。近衛將進行第三次組閣時，影佐事先也曾告訴過我。”周為此而感到欣慰，因為這對他有利。主子的賞識與信任，使周佛海感激涕零。1943年春，我母親訪日時，正是影佐長女出嫁前，她帶了我們兄妹去拜訪影佐及其女兒，送給了頗為貴重的結婚禮物，即用作和服上的裝飾品——翡翠瑪瑙。

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的1942年6月，影佐調離南京，先到偽滿洲，後來又調到南洋。我清楚地記得，周佛海與羅君強談論此事時曾垂頭喪氣、憂心忡忡。1943年夏，周訪問偽滿時，還專門去和影佐秘密會見。當然，影佐雖走，支持周的日本法西斯軍人還是有的，日本軍人中和周的關係密切的，還有川本芳太郎和岡田酉次。川本最初就是偽府軍事顧問。1940年夏，他陪同周去武漢、北平等地，解決偽府和各淪陷地區在財政金融上的統一問題。但周和川本的關係進一步發展，是從1944年川本任上海陸軍部長以後。上海陸軍部本身就是特務謀略機構。周佛海和重慶的電台聯係，日本人都知道。張子羽曾告訴我，他幾次見過川本，並說，前有影佐，後有川本，這都是支持你父親的實力人物。

當時，張子羽以第三戰區駐滬辦事處主任的名義，在上海擔任搜集日偽情報工作。他深入虎穴，周旋於日偽群魔之間，不僅和川本等日本人維持了“良好”的關係，也深得周佛海的重視與信任。1942年3月，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副部長、上海工作統一委員會書記長吳開先被日本憲兵逮捕。1944年秋，蔣介石駐滬軍事代表、工作統一委員會常務委員蔣伯誠，也被日本憲兵逮捕。周佛海先後保釋了吳開先和蔣伯誠，特別是在1943年4月派吳開先回重慶時，都得到川本的實際支持。1945年日本投降前，我經常在上海，川本曾多次請我們全家去吃飯，並看當時禁演的美國電影。1945年春，我的同父異母的姐姐周淑海及其兩個小女兒流落湖南，川本派專人找到了她們，並用飛機接到上海。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周佛海在接到蔣介石的委任後去看川本，川本就向他保證，上海的日軍堅決執行天皇無條件投降的命令，並支持周佛海，使他吃了第一顆定心丸。日本三井係財閥高島菊次郎，當時在上海任華中振興株式會社總裁，他的兒子高島泰次，是川本的德文翻譯，和川本的關係很深，高島也是我在東京時照顧我的人員之一。抗戰勝利後，當“上海行動總隊”已經解散時，周佛海決定到重慶去，他特地要我去高島家，告訴高島父子他將去重慶的事，並請他們將此事轉告川本。高島父子對我的到來，非常高興。再三說：“真想不到，你在這時會來看我們，你來得太好了！”我說明了來意之後，他告訴我，他們與川本常有電話聯係，一定轉告。臨別時要周佛海保重。在日本軍國主義者已經徹底垮台，周本人也已完蛋之時，周最後一次向日本軍國主義者伸出自己的手，以示後會有期，這表明周走在絕路上，仍然幻想會有“又一村”的夢境。

岡田酉次也是最早支持成立汪偽政府，並一直活動到最後的法西斯軍人。他從陸大畢業後，又進了東京帝大經濟係，是專門掌管軍需和經濟部門的人員。日本話叫做“主計”，他是偽政府經濟顧問，周佛海的經濟財政活動，他都參與其間，是操縱汪偽政府經濟命脈的主要日本人之一。不僅如此，周佛海的外出活動，如1943年夏訪問偽滿，同年秋到東京談判歸還金子問題，也都有他一同前往。至於周佛海通過顧祝同的丈人以及張子羽與國民黨第三戰區所進行的物資交換，更是他專管範圍。他的公館設在上海，他經常到我家來，和我也很熟。我妹妹1945年春在上海完婚時，他和川本都參加了。

上海的日本憲兵中佐岡村，也是支持周佛海的一個重要人物。岡村大約從1942年開始任上海日本憲兵隊特高課長。他在周佛海的一些特務活動上支持周。此外，梅機關成員之一，曾任偽政府軍事顧問、以後當了大本營報道部長的穀獲那華雄少將，也是支持周的。

在侵華的日本法西斯軍人中，如臼井茂村、今井武夫、晴氣慶胤和辻政信等，有的雖支持周，但不及前幾個人；有的則明確反對。臼井在汪精衛、周佛海搞“和平運動”時任參謀本部第八課（支那課）課長，是航空兵大佐。當時影佐在南京，臼井在東京都支持周。1939年我到東京讀書，就由他指定第七課藤原岩市大尉，配合犬養健、西園寺公一、藤田謙次負責我的生活和學習。但是他的立場和影佐又有些不同，在1940年時，臼井和今井還進行過中國與日本的“和平”試探，拉攏宋子良，即所謂“桐工作”，為此日方甚至不惜推遲汪偽政府成立日期，周對此當然不讚成。不過臼井在整個汪偽存在期間，並沒有起多大作用，因為不久他就在緬甸上空作戰死了。今井是自始至終都參加侵華活動的法西斯軍人。

今井對汪偽政府的態度又不同了，一開始他不但進行“桐工作”，而且還進行其他幾項對重慶的誘降活動。同時，他還認為汪精衛沒有軍隊支持，沒有自己的地盤，解決不了什麼問題。一直到日本大本營作了支持汪精衛的最後決定，他才無可奈何地執行了命令。周佛海仍把今井稱為“參加‘和平運動’最初同誌之一”。在某些問題上，他也支持周。比如1943年，周主張撤銷清鄉委員會，他和岡田同樣是讚成的。

晴氣中佐也是梅機關最早的成員之一，後來也任過偽府軍事顧問，他是負責控製偽“特工總部”的，因此，和李士群關係很深，是李士群最有力的靠山。李士群後來反對周佛海，也是得到了他的支持的。都甲大佐1941—1942年任第七課課長，後來調到南京“派遣總隊”任參謀，他不僅不支持周佛海，而且主張直接和重慶搞全麵和平。都甲曾向周佛海提出一個方案：在“全麵和平”中應使西南方麵集中起來，在南京、重慶之間形成第三勢力，迫使渝寧和談。周佛海則認為，在內戰時可以如此，現在不行。1944年春，我在南京時，唐生智的弟弟、軍統派到汪精衛政府的唐生明，從上海來到我家為父親慶壽。他不會講日語，要我替他打一個電話，給都甲大佐，預約會見時間，我照辦了。事後，我問周佛海，唐為什麼要找都甲？周告訴我：一則都甲通過唐正在做龍雲的工作；二則唐想依靠都甲做偽湖南省長。當然這兩件事，以後都沒有成功，不過，都甲在其侵華活動中，倒是搞了不少陰謀的，而這些又和周佛海的利益是衝突的。

辻政信是侵華少壯派法西斯軍人中很值得注意的一個人物，是有名的石原莞爾的嫡係。他和周佛海的關係是微妙的，既有矛盾的一麵，又有一致的地方。當1943年周佛海與他第一次見麵時，周就認為這是少壯派軍人中的佼佼者，辻向周表示，日本所謂對華新政策，純屬掛羊頭賣狗肉，隻有石原莞爾來任駐華大使，板垣征四郎任總司令，方能徹底實現。華北政務委員會以及新民會就必須取消，以求中國統一。辻並希望汪精衛去東京時，向日本政府提出石原、板垣問題。周則表示，石原與東條不和，恐不能實現，且屬日本內部人事問題，汪也不便提出。假使提出，若不能實現，汪的麵子反不好看。辻則認為，目前在中國之三笠宮親王，回東京後，也將向天皇提出，因此定能實現。當然這件事，以後並沒有實現。

辻一直主張和重慶直接談判，這一點和周相同。因此，當他們談起這個問題時，周表示如果辻敢去重慶，周願一同前往，雖冒生命危險也在所不辭，可見關係之深。但是，周、辻之間畢竟分歧是主要的，這種分歧已經影響到周的切身利害關係了。在對重慶問題上，辻認為應該犧牲汪偽，周雖主張應和重慶談判，但又認為不應將汪偽一腳踢開。辻政信對汪偽政府人員極端貪汙腐化特別不滿，決定進行“整肅”。不久，他就拿因貪汙日侵略軍軍糧的後大橋、胡政開刀。這事既有經濟意義，也有政治因素，同時又是一個軍事問題。辻曾向人透露，暗殺李士群，他也參與決定。因為，李勢力日巨，恐尾大不掉。殺李這一點，周、辻雖一致，但“尾大不掉”這種情況，在周的身上也同樣存在。再加上周妻楊淑慧，小舅子楊惺華，親信邵式軍、錢大魁等貪汙程度更加厲害。礙於周的麵子，辻一時不敢下手，後、胡事件隻是殺雞給猴子看，凡此種種，使周、辻之間矛盾更加尖銳。

1943年春，當我進入東京時，周的日本籍親信伊藤芳男從上海來到東京，住在日比穀水朋館，我去看他時，他告訴我說：“我這次到東京來，是為了替你父親辦一件重要工作，我帶來大批款項，準備買通一位陸軍省負責人事工作的將軍，把辻政信從中國調走。”時隔不久，辻政信果然調到新加坡去了。自稱反貪汙的人，卻被貪汙的炮彈打跑了。

1944年8月，周佛海最後一次到日本，他這次去日本主要有三個目的。首先是探視汪精衛的病情；其次與剛上任的小磯國昭首相接觸，探詢日本對華政策，並由偽中儲銀行向日本銀行借款4億日元貸款；再次，會見一向主張“全麵和平”的宇垣一成，交換對“全麵和平”的看法。當時日軍已全麵處於劣勢，但宇垣仍然打腫臉充胖子，主張從實力地位出發與重慶談判“和平”。不久宇垣又到中國來一次，不但與陳公博、周佛海繼續接觸，而且還見了與重慶有聯係的周作民。周佛海這最後一次去日本的三個目的，正反映了汪偽政權在政治上、經濟上不得不更加依賴自身難保的日本侵略者，而“全麵和平”，也救不了周和他的主子。這最後一次去日本的悲哀，正是周佛海六年前第一次去日本賣身投靠的必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