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話語權之爭,同樣不容大意
建文四年(1402)六月十四,南京城的戰火逐漸熄滅,但鬥爭遠沒有停止。
這原本是中國曆史上普通的一天,卻因一個人、一件事而徹底改變。
高高聳立的奉天殿依舊莊嚴,鎧甲鮮明的武士依舊英武,群臣的上朝參拜依舊有序,隻是端坐在龍椅上的,不再是過去四年那個清秀文弱的朱允炆,而換成了他體格壯實(槍林彈雨中煉出來的)、皮膚黝黑(常年風吹日曬的結果)的四叔。
距正式造反(建文元年七月初四)還未滿三年,朱棣就攻占了南京,登上了夢寐以求的皇帝寶座。
朱棣的勝利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是一位藩王對中央朝廷的勝利(中國史上的第一次),也可以說是軍人政權對文官政府的勝利。從某種角度上來說,朱棣稱得上是締造了一個新王朝,性質類似唐高祖李淵取代表弟——隋世祖楊廣[1],隻是他沒有改變大明國號罷了。
從這一天起,朱棣就由欽犯變成了皇帝,由造反者變成接班人,燕庶人變成了萬歲爺,稱呼的改變是容易的。但對於朱棣來說,如何真正完成角色的轉變,無疑是接下來的當務之急。他當然並非隻會上馬殺敵,不懂如何治國的武夫,這些年既有在北平的實際管理經驗,又有道衍的悉心指導,但治理這樣一個龐大的帝國,他要走的路還很長,要交的學費自然不會少。
可以馬上得天下,決不能馬上治天下,這個道理朱棣豈能不明白。但是,相比李世民和忽必烈龐大的文官幕僚團隊,朱棣真正信任的參謀,隻有道衍一人。而且,這一年他已經六十八,體力和精力,顯然都不允許為新政權做太多工作。
因此,新皇帝的治國班底如何搭建,確實是個迫在眉睫的問題。
既然朱棣是打著奉天靖難的旗號,那一旦坐上皇位,要是不全麵恢複洪武時代的舊政策,恐怕就說不過去了吧。這一點,朱棣本人當然也相當清楚。
因此,他立即頒布了一道命令,將當年的年號改為洪武三十五年,也就是說,朱允炆這四年建文白建了,他四叔不予以承認。如此一來,朱允炆執政的四年,就成為了大明曆史上的“革除”時期[2]。
朱棣同時下旨,廢除建文期間實行的,與洪武祖製度相衝突的各項法規製度。其實,朱允炆根本沒對爺爺的製度做出多麼重大的調整(還沒來得及),這道命令的象征性意義,顯然要遠遠大於實際作用。但它至少向全國百姓清楚地闡明了,我朱棣是先皇思想最忠誠的繼承人,要是我不當皇帝,不就是推卸責任嗎,普天之下的黎民百姓能答應嗎,不也太說不過去了吧?
朱允炆在位期間,曾經讓方孝孺整理出了《太祖實錄》,當然是體現自身利益的。建文四年十月,朱棣上台不到一百天,就下令以侍讀學士解縉為總裁,重新修訂實錄。
解縉並非北平府的老人,是剛剛投降的建文朝大臣,但早在洪武朝,解縉就已經是聞名遐邇的大才子了。朱棣對他的起用,也對外宣示了一個清楚的信號:新皇帝任人唯賢,建文朝大臣不必有什麼顧慮。
修訂後的太祖實錄,極力塑造四皇子的光輝形象,為朱棣爭取更多的話語權。最重要的一點,朱棣被說成是馬皇後的嫡子。朱元璋死後,他又是在世諸皇子中最年長的,當然具備了繼承皇位的資格。而朱允炆同學並不是朱標嫡長子,僅憑這一點,就可以動搖朱允炆在人們心目中皇位第一繼承人的地位了。
實錄之中,還加入了朱標死後,朱元璋千方百計想立朱棣為太子的段落,甚至還有老皇帝臨死前,還要一再向身邊重臣打聽老四動態的內容,就差沒寫朱允炆逼死他爺爺,發動政變了。《明太宗實錄》中,就有如此描述:
三十一年閏五月,太祖不豫,遣中宮召上(朱棣)。已至淮安,太孫與齊泰等謀詐,令人齎敕符令上歸國。及太祖太漸,問左右燕王來未,凡三問,無敢對者。
乙酉,太祖崩。是夜即歛,七日而葬,皇太孫遂矯詔嗣位.改明年為建文元年,逾月始訃諸王,且止勿奔喪。上聞訃,哀毀幾絕,日南向慟哭。
朱棣這麼為自己塗脂抹粉,難道就不怕別人識破?這個還真不用擔心,絕大部分老百姓,要麼根本沒有判斷力,你告訴他,皇帝整天用金砍刀打柴,皇後經常用玉頂針納鞋底,他都能相信;要麼能看出來問題,但就是堅決不說——人家還想混個一官半職,還想留著腦袋吃飯呢。
作為出生在大明王朝的第一個皇帝,建文帝力圖逐步改變朱元璋重武輕文的作法,使國家的統治走上正軌,但他在位僅僅四年多,很多良好動機還來不及付諸設施,很多大政方針還未能展開,這個政權就匆匆落幕了。
相比洪武時代,朱允炆對前朝代政策的改變並不多,硬要給他扣上“建文新政”的帽子,顯得不是恭維而是捧殺,想必此時這位小皇帝的心,一定是哇涼哇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