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前的特殊戰鬥——保密局杭州支台起義始末

朱安平

1949年初夏時節，剛剛獲得解放的寧、滬、杭地區公安反特戰線捷報頻傳，我人民解放軍不費一槍一彈，就將軍統保密局解放前夕在這一帶布下的一大批潛伏情報組台一網打盡。這一重大勝利的取得，與解放前夕另一場特殊戰鬥是分不開的。

1948年夏秋之間，國民黨最高當局鑒於內戰失敗已無可挽回，急令保密局立即在寧滬一帶進行潛伏布置。時間不長，一批潛伏電台就建立起來，但試通問題難以解決。因為按規定它們不能與保密局南京總台發生任何關係，而台灣總台才開始籌建，一時無法聯係。此時剛調來保密局四處（即電訊處）的原安徽支台台長黎明提出建議，將原有浙江站台擴建成杭州支台，專門擔任新建潛伏電台的試通，然後再過渡到台灣總台。結果這一意見被保密局局長毛人鳳批準，並任命黎明擔任杭州支台中校支台長。1948年12月27日，該台正式成立，對外公開名義是“國防部通訊第十五支台”。其任務除擔任對保密局在寧、滬及其沿線地區新布建的潛伏電台的試通任務外，還兼管保密局浙江站下屬各情報組台的通訊業務。它直屬第四處領導，又受浙江站站長毛萬裏監督，但在人事、經濟和通訊業務上是獨立的，不受浙江站節製。杭州支台設於大螺絲山二號一個尼姑庵內，最多時有50餘人，後穩定在30餘人。

黎明是江蘇儀征人，1936年冬畢業於南京中華無線電學校。適逢軍統利用航空委員會名義來校招考空勤報務員，黎明遂報考，被錄取後送至杭州受訓，從此進入保密局電訊部門。八年抗戰期間，他本著愛國主義思想，忠心耿耿為國服務。日本帝國主義投降之後，他看到國民黨當局倒行逆施，又使國家陷入黑暗之中，而軍統特務卻為虎作倀、助紂為虐，感到無比羞恥，由此對軍統產生極度厭惡，一心想脫離這個特務組織。設立杭州支台的建議就是出於這一意圖而提出的。

黎明調往杭州支台以後，國民黨假和平的陰謀充分暴露，南京政府已分崩離析，物價一日三漲，金圓券泛濫成災，人民已到了無法生活的地步，各地反饑餓的鬥爭蓬勃興起，眼看蔣家王朝的覆滅已成定局。嚴酷的社會現實使黎明深感國民黨統治腐敗已極，前途無望，頭腦中進一步考慮如何尋求出路的問題，遂萌生了圖謀起義、奔向人民的念頭。1949年3月初，正當黎明的上述思想形成，但又苦於無法找到中共地下組織之際，他愛人王容的表弟武振平由滬來杭探親。這使黎明頗感興奮。1947年，武振平曾寫信托黎明購買馬克思的《資本論》一書，證明武振平思想傾向進步。其時武振平正在上海複旦大學新聞係就讀，黎明想學校中一定有共產黨的地下組織，正可以托武設法幫助尋找中共地下黨關係。

於是，黎明以遊山玩水為名，邀約表弟外出密談。黎明在談論了對時局發展和今後動向的看法後，直接表示決不離開杭州，準備舉行起義，並提出將掌握的保密局在寧、滬、杭及其沿線新布建的潛伏電台線索提供給共產黨，最後黎明向武振平提出，能否幫助找到“那邊”的關係？武振平沉吟了一下，答應幫助“找找看”，當晚即離杭返滬。行前，黎明交給他一張“國防部通訊第十五支台”軍用證明書，以便沿途通行。

幾天以後，表弟武振平再次由滬來杭，告訴黎明已幫助找到中共地下組織，對杭州台準備起義表示歡迎，並布置了收集整理潛伏電台情報資料、妥善保護電台線路器材的任務，要求絕對保密，不得向任何人暴露關係。武振平在杭州僅住一天就回到上海。4月上旬，武振平第三次來杭州找黎明，了解起義準備情況，取走潛伏電台情報資料，並要黎明提供兩張蓋有“關防”的杭州支台職員空白身份證，以帶滬使用。離杭前，黎明問道：若解放軍進城，應當如何聯係？為此，武振平給他寫了一封關係證明信，叮囑嚴密收藏，千萬不得遺失，在杭州解放時可交給人民解放軍。直到這時，黎明才得知武振平的政治身份是中共華中局江南城市工作委員會複旦大學支部第二分支部書記。當初這位表弟來杭州探望他們，就是負有見機策動起義的使命，沒有想到會不謀而合。

在武振平離去之後，黎明與妻子王容便利用“閑談”、“發牢騷”的方式，在支台內部秘密地開展宣傳、鼓動工作。這時保密局委托浙江站布建潛伏台的任務進入實施階段，浙江站在全省共布建了五個潛伏組台，黎明利用職權暗中安插能為自己所掌握的人員，以便從中牢牢控製。

1949年4月下旬，人民解放軍開始橫渡長江，武振平第四次由滬來杭，以親戚的身份住在杭州支台，暗中幫助籌劃起義迎接解放。4月28日上午，黎明突然接到保密局從上海發來的電報，命令杭州台隨浙江站行動，立即撤往福建武夷山打遊擊。過了一會，保密局浙江站的頭子毛萬裏也來電話通知黎明前去，當麵交代要杭州台正當天下午2時前出發，隨浙江站乘浙贛鐵路最後一班車，一同撤往福建。撤逃一事早在預料之中，但沒有料到來得如此之快。黎明急中生智，以“檢查潛伏台”為由，向毛萬裏表示若來不及當天同車撤退，“約定”稍晚時候在上饒車站“會合”，贏得了時間。

黎明返身趕回杭州支台，立即與武振平密商對策。他們認為，目前解放大軍還未到，一切活動還得采取隱蔽的方針，決定武振平仍居幕後，由黎明出麵指揮。首先緊急布置整理全部電訊器材和機要文件，裝箱待運，作出馬上撤退的姿態，以迷惑敵人；同時，把電台人員中反動立場頑固或堅決要走的人派去押運器材，隨浙江站走，並假稱其餘人員“隨後即來”。這樣做，雖不能全部保留電台的通訊器材，但可以應付敵人，免除懷疑，並打發走一批敵對分子，便於今後行動。留下的10餘人，多是思想動搖，或有家庭拖累、有可能接受起義，也是對黎明比較信賴的人。黎明命令他們集中支台待命隨其行動，自己則借口去潛伏台察看和雇車為名外出，意欲拖延時間。他還特意吩咐妻子王容與表弟守著行李，與餘下人員一道等候，所以大家對他外出並無任何懷疑。

黎明在外聽到火車汽笛長鳴，知道車已出站，才假裝急匆匆趕回支台，聲稱雇不到車，安慰大家不要著急，說現在火車雖然沒有了，但還可以雇船到溫州。同時，他又有意散布消極情緒，列舉“撤退”以後種種無法克服的困難。武振平也以第三者的口吻，說明共產黨對國民黨一般人員的政策，並非那麼可怕。等到大家思想上有所動搖，黎明就公開宣布，他和王容因為上有老母、老父，需人照料，自己身上既無黃金又無美鈔，走也沒有好日子過，因此決定留在杭州，等解放後回家謀生。留下的人本來就不想走，一看台長如此表態，都表示跟隨台長行動，情緒十分熱烈。

當時表麵看來，杭州已呈現真空狀態，但估計國民黨不會就此罷手，會留下一批特務暗中窺探監視。因此，黎明與武振平商量決定，仍舊不公開宣布起義，為爭取安全留下，采取一些必要措施。一是布置有家屬的人員仍住原址不動，在杭州有親友的人員可以自行借住，但要注意安全隱蔽；二是秘密選定原支台事務員許文浩家樓上為臨時聯絡點，有急事可事先找許聯係；三是通過原支台領班王在廷的同鄉聯係，在安吉路36號找到一處獨院，作為在杭無親無家人員的隱居秘密地點。於是，他們放出口風，佯稱往蕭山撤逃，按預定部署分頭行動。黎明、武振平帶領王容、萬憲章、施仰芳、葉錦馥、陳金發等七人，連同支台“關防”、機密文件、全部密電本和兩支手槍、彈藥，分成幾組，迂回繞道進入安吉路新址隱蔽起來。

轉入安吉路密點之後，起義已成半公開狀態。武振平估計大家對其身份已猜到七八分，便開始進行正麵的宣傳活動，進一步說明黨的政策，介紹共產黨和解放區的情況。在幾個男女青年的要求下，他還教唱了《山那邊呀好地方》、《國際歌》等歌曲，跳秧歌舞，使大家感到前途有望。這樣平靜地住了三四天，北方隱隱傳來炮聲，黎明估計杭州解放就在眼前。為了防備萬一，規定平日除一位廚師每天上街買菜之外，其他人都不準外出，避免引人注意。但是到了第四天晚上，僻靜的安吉路突然傳來一陣喧鬧喊叫，接著附近幾家大門就受到猛踢亂敲，從各種聲音動靜分析，很可能是敗兵遊勇搶劫擄掠。為了保衛起義果實，黎明部署女眷不要出麵，由男子漢們在天井裏分列兩行，兩支手槍也派上用場，將子彈頂入膛，準備先禮後兵。不一會聽到敲踢門響，黎明沉著地迅速拉開大門，果然是一批衣帽不整的亡命之徒，不過八九個人，卻個個都有長短家夥。黎明上前請他們進來“坐坐”，為首的家夥看到裏麵的“陣勢”，立刻裝出一副笑臉，連聲說“誤會，誤會，都是自己人”，轉身退了出去。

一天後，杭州正式解放。武振平通過浙江大學地下黨組織，與中共杭州市委取得聯係，約期介紹黎明同杭州市軍管會公安部王芳副部長見麵。屆時黎明隨武振平來到公安部駐地，受到王芳副部長的熱情接待。他對杭州台的起義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讚揚，同時再一次說明黨的政策，鼓勵黎明今後努力工作，為人民服務。當黎明彙報了有關杭州台的情況後，王芳要求迅速整理一份潛伏電台詳細資料立即上報。這是黎明第一次接觸共產黨、解放軍的領導幹部，給他的印象很深。回到安吉路駐地，黎明立即傳達了王芳接見的情況，大家聽了都很興奮。是日下午，王芳在百忙之中又帶領警衛人員親來安占路，看望黎明和其他同誌，大家徹底打消了顧慮，對黨堅信不移。

5月12日，黎明接到一個情報：潛伏在杭州的一個保密局特務將要逃到郊區隱匿起來。他立即向王芳彙報，王芳馬上布置行動，進行全麵搜捕。當天晚上，不費一槍一彈，將全部潛伏台站一舉全殲，這便是杭州解放後公安戰線上的第一個勝利。接著，武振平帶著一份較為完整的保密局在寧、滬、杭及其沿線地區布建潛伏電台詳細線索的材料，赴常州向所屬黨組織報到；黎明則受命率領王容、施仰芳、萬憲章等，分赴蘇州、無錫、鎮江，參加偵破蘇南潛伏敵台站的戰鬥。隨後，黎明又前往上海，協助公安機關一舉破獲國民黨潛伏在上海市區的一大批情報組和電台。這樣連同蘇州、無錫一帶附近城市的戰果，軍統保密局解放前夕在寧、滬、杭地區布下的情報組台，至此被一網打盡。黎明等人為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穩定江南和上海的政治形勢，貢獻了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