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於應用地名文化

毛澤東很喜歡曆史地理。

少年毛澤東就愛讀兩部史學著作。這兩部文化巨著令他心向往之。

一部是司馬光的《資治通鑒》，他寫了縱貫1400年的中國政治史和軍事史；

一部就是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它敘述了神州大地的古今人文地理。

毛澤東讀了一輩子的《資治通鑒》，據稱讀了有17遍。

毛澤東也讀《讀史方輿紀要》，他讀了多遍《紀要》，了無倦意。據說50年代初期，毛澤東視察南方，來到上海，聽說上海圖書館保存有一部顧祖禹手稿，非常感興趣，還特地調閱。

毛澤東的地名知識，也有來自《紀要》的。當然，更多來自他勤奮的讀其他有關書籍，也包括他的“每事問”，就地作調查。他在石家莊審定《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有天外出散步，見到一座山就向老鄉請教：“這座山叫什麼山？”“為什麼叫抱犢山呢？”在安徽安慶問訊：“獨秀山是因陳獨秀而得名，還是陳獨秀因山而得名？”到東北考察，就問“撫順為什麼叫‘撫順’”。

中國地名很多有豐富的文化曆史內涵。

毛澤東很，也將它作為聯係群眾、教育幹部的紐帶。

他有一個特點，就是和人們初次見麵，總離不開詢問其籍貫，然後涉及到地名來源、文化內涵。像對師哲說：“你和司馬遷是同鄉”，“你是關雲長的老鄉喲”，“盧俊義還是你的老鄉呢”，等等。

通常更多的是介紹地名來源，以此給神州大地的地名增添了豐富、生動的故事。1952年10月，毛澤東在江蘇徐州，他說：“徐州是古戰場，是兵家必爭之地。它是東、西、南、北的咽喉要道。”在飛機上，談及元薩都剌《徐州懷古》時說：“這首詞牌叫《木蘭花慢》，原題是《彭城懷古》。彭城就是古徐州，就是那個傳說活到800歲的彭祖的家鄉。”1958年8月，他初到河南商丘就說：“商丘是原歸德府，古宋在這裏建過都。”1958年3月，在和山西省委書記陶魯笳談到引黃濟汾水利工程時，突然問：“你們山西有個聞喜縣，你知道為什麼叫聞喜？”“漢武帝乘樓船到了這裏，正好傳來在越南打了勝仗的捷報，漢武帝就給這地方起名為聞喜。漢武帝那時就能坐樓船在汾河上行駛，可見當時汾河水量很大。”1958年10月，他在接見豫北地、縣委書記時，對濟源縣委書記說：“濟源有個王屋山，是愚公移山的地方。”1964年3月，河北水災。災後，毛澤東第四次視察河北，他問衡水地委書記：“衡水是曆來遭災的地方，你知道為什麼叫衡水這名字嗎？”地委書記答不上。毛澤東說：“衡水就是洪水橫流患難於中國之意，這是禹王之事，史書上有載。”

毛澤東好學深思，有時甚至還對若幹地名由來推理，或提出問題，比如：

有大城必有小城；

有雙城必有單城；

有內黃應該有外黃；

有上海就有下海，不然就不相稱。

不以人名作地名，“我也不搞我的毛澤東路”

毛澤東也為純潔地名文化作出很大的貢獻。

我們綜觀曆史地圖，中國地名以至世界地名，很多是以人名充作地名的。比如古代中國有禹縣、秦皇島，現代有中山、誌丹、靖宇；前蘇聯有列寧格勒、古比雪夫，美國有華盛頓；甚至街道也有命名，如長春斯大林大街、天津羅斯福路。但是，1949年3月，在中國共產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根據毛澤東提議，全會決定禁止用中國領導人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業的名字。

這在當時世界上是沒有的，從此開始了中國再也不出現用人名作地名。它是新中國地名一大特色。

據傳有年晚秋，毛澤東和柳亞子乘坐轎車急駛在上海的中正路（後改名為延安路）上。柳亞子向毛澤東建議，將中正路改名為毛澤東路。毛澤東笑道：“1949年我黨在西柏坡召開了七屆二中全會，會上製定了不祝壽，不送禮，不以領導人的名字命名地名等幾個規定。我們這樣做，目的隻有一個，就是時刻提醒每一位黨員，特別是黨的高級幹部，要戒驕戒躁，一刻也不要忘記我們是人民的公仆。我作為一名共產黨員、黨的主席，更要模範地遵守黨的規定呀！”毛澤東拒絕了以自己的名字為路名。這件事，若幹年後毛澤東在某次會議上又再次提及，他說當時就堅決表示，“我也不搞我的毛澤東路”。而在1953年8月，他在全國財經工作會議上重申六點，其中之一就是“不以人名作地名”。兩次三番地反複告誡全黨全國不得以現代人名為地名、街名。

毛澤東也很注意純潔地名，在他主持下，建國初期對那些自明清至舊中國曆史上遺留下的不利於民族團結和睦鄰的地名，如迪化、歸綏、鎮越、安東、鎮南關等，都作了更改或恢複原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