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光武帝劉秀
毛澤東在自己的軍事著作中兩次引用這個以弱勝強的戰例。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用來說明作戰雙方強弱不同,弱者先讓一步,後發製人,因而獲勝的道理,闡明了戰略防禦原則的重要意義。在《論持久戰》中,則用來說明指揮員主觀指導的正確與否,影響優勢劣勢和主動被動的變化,從而導致戰爭不同的結局。他還在讀《南史·韋睿傳》時批注道:“敢以數萬敵百萬,有劉秀、周瑜之風。”可見,在毛澤東看來,劉秀和韋睿、周瑜一樣,都有大將之風,是一位傑出的軍事家。
【劉秀小傳】
世祖光武皇帝,名秀,字文成,南陽郡蔡陽縣(故址在今湖北棗陽縣西南)人,是漢高祖劉邦第九代孫子。劉秀出自漢景帝劉啟一支,景帝生長沙定王劉發,劉發生子舂陵(鄉名,在棗陽東)節侯劉買,買生鬱林郡(治所布山在今廣西桂平)太守劉外,外生钜鹿(今河北屈周)都尉劉回,回生南頓縣(治所在今河南項城西)令劉欽,欽生光武帝劉秀。
光武帝九歲時死了父親,由叔父劉良撫養,身材高大,漂亮的胡須和眉毛,大嘴巴,高鼻梁,額頭飽滿如日,勤於農耕,而哥哥劉縯劉伯升,好任俠養士,常非薄光武帝從事農業勞動,把他比作高祖的哥哥劉喜。
漢光武帝劉秀是東漢王朝的建立者,公元25-57年在位。
西漢末年,王莽改製,爆發了大規模農民起義。劉秀和哥哥劉縯發動宗族、賓客,聯絡附近的地主豪強,懷著“複高祖之業”的誌向,打著恢複漢室的旗號,組織了一支七八千人的起義軍。不久他們與綠林軍合縱。劉秀在起義軍戰勝王莽的軍隊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經過12年的戰爭,劉秀削平群雄,完成了統一大業。
中元二年(公元57年)春季,正月初八,開始在京城北門外建造皇帝祭所,祭祀地神。東方蠻夷倭奴國國王派使者進貢。二月初五,光武帝在南宮前殿逝世,享年六十二歲。
【毛澤東評點】
書讀多了,就做不好皇帝,劉秀是大學士,而劉邦是個大草包。
——轉引自蕭延中《毛澤東晚年政治理論述描》,《晚年毛澤東》,第257-258頁,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
光武會遊太學,習《尚書》。
——《講堂錄》(1913.10-12),《毛澤東早期文稿》,第591頁,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次印刷。
南陽為古宛縣,三國時曹操與張繡於此城發生爭奪戰。
後漢光武帝劉秀,會於此地起兵,發動反對王莽王朝的戰爭,創立了後漢王朝。民間所傳二十八宿,即劉秀的二十八個主要幹部,多是出生於南陽一帶。
——《中原我軍占領南陽》,《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第263頁,新華出版社1993年版。
西漢高、文、景、武、昭等讀起來較有興味,東漢兩頭均無意思,隻有光武可以讀。
——轉引自張貽玖《毛澤東讀史》,第28頁,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2年第2次印刷。
敢以數萬敵百萬,有劉秀、周瑜之風。
——《讀<南史·書睿傳>批語》,《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第197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
當時的情況是弱國抵抗強國。……雖然是一個不大的戰役,卻同時是說的戰略防禦的原則。中國戰史上合此原則而取勝的實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漢成皋之戰,新漢昆陽之戰,袁曹官渡之戰、吳魏赤壁之戰、吳蜀彝陵之戰,秦晉淝水之戰等等有名的大戰,都是雙方強弱不同,弱者先讓一步,後發製人,因而戰勝的。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04頁。
【鑒賞】
劉秀的功業有兩個方麵:
一、完成統一大業。
西漢末年,階級矛盾日益尖銳,土地兼並惡性發展,無地農民淪為奴婢的現象日益嚴重,而官府政治腐敗,賦稅繁重,又遇連年災荒,人民已經到了難以存活的地步。公元8年,王莽篡漢自立,企圖通過托古改製,消除階級矛盾,解決政治危機,結果適得其反,更加劇了階級矛盾。不久,波瀾壯闊的農民大起義在各地爆發,其中縱橫中原的綠林軍和威震山東的赤眉軍最為強大。
王莽天鳳四年(公元17年),荊州地區大饑,新市(今湖北京山)人王匡、王鳳聚眾數百人起義。南陽(今河南南陽)人馬武,潁川(今河南禹州)王常、武丹等聚眾歸附,隊伍很快發展到七八千人。起義軍以綠林山(今湖北大洪山)為根據地,被稱為“綠林軍”。以後這支起義軍又分成下江兵和新市兵兩股。在綠林軍的影響下,公元18年,琅玡(今山東諸城)人樊崇率眾起義,很快發展到幾萬人。樊崇為與敵軍有所識別,各人用赤色塗眉,作為起義軍的標記,故稱赤眉軍。綠林軍和赤眉軍分別在中原和山東作戰,在軍事上造成了對王莽統治中心洛陽和長安的威脅。地皇三年(公元22年),劉秀到宛縣(今河南南陽)去賣糧食,宛人李通勸說劉秀起兵。這年冬天,劉秀和哥哥劉績在舂陵(今湖北棗陽南)起事,發動宗族、賓客,聯絡附近的地主豪強,懷著“複高祖之業”的誌向,打著恢複漢室的旗號,組織成一個七八千人的隊伍,稱為“舂陵軍”。起義這年,劉秀28歲。這位年輕人是一位傑出的軍事家,在以後統一全國的戰爭中,表現出卓越的軍事才能。
舂陵軍初戰不利,不久與綠林軍中的下江兵“合縱”。接著綠林軍在沘水(今河南泌陽境)、洧陽(今河南南陽白河南)兩次打敗王莽軍,使綠林軍很快發展到10餘萬人,諸將帥認為應立漢代皇族後代,南陽豪傑和下江兵主將王常等人都認為劉縯是“劉氏複興”的“真主”,但新市、平林軍將帥懾於劉績威名,擁立在平林軍中做更始將軍的漢景帝五世孫劉玄做漢帝,稱更始帝,建元更始,國號仍為漢。在更始政權中,王匡為定國上公,王鳳為成國上公,朱鮪為大司空,劉績為大司徒偏將軍,劉秀為太常偏將軍。實際領導權仍然掌握在農民出身的綠林軍將領手中。
更始政權建立後,一麵派劉績、劉秀等人興兵北伐,一麵發布複興劉氏江山的政治號召。於是,海內豪傑紛紛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間,遍於天下。
義軍勢力的迅猛發展嚇壞了王莽。他急忙征調40多萬大軍向義軍進攻。當王莽大軍集結在洛陽之時,劉玄的北伐軍在王匡、王鳳、劉秀的指揮下,已經擊潰王莽的先鋒嚴尤、陳茂之軍;占領了昆陽、定陵等縣;而劉績與更始主力正在圍攻宛城。王邑率大軍於六月從洛陽出發,準備去宛城圍殲艾軍主力。途中,王邑、王尋自恃兵多,不聽嚴尤、陳茂的勸告,決定先攻破昆陽,再向宛城進發。被圍於昆陽城中的義軍諸將在劉秀勸導下,決心以自己的八九千人固守城池,與王邑大軍對抗。劉秀命王鳳、王常守城,自己與宗佻、李軼等13人乘著夜色,衝出城去,集合定陵諸營主力,增援昆陽。當時王莽的大軍把昆陽城“圍之數十重,列營百座,雲車十餘丈,瞰臨城中,旗幟蔽野,塵土連天,戰鼓之聲聞數百裏。劉秀率援兵來到昆陽城外,自帶步騎兵千餘人為先鋒,在官兵前擺開陣勢。王邑、王尋根本沒把義軍放在眼裏,命令各營沒有命令不得擅自行動,隻派數千人交戰。在劉秀帶領下,義軍意氣風發,一以當十,連連向前推進。劉秀機智地傳播宛城已被攻破的消息,瓦解莽軍士氣,然後率3000敢死之士猛衝敵營中堅。中軍一垮,全軍潰亂。在城內城外義軍的夾擊下,莽軍自相殘踏,死者不計其數。昆陽之戰,漢軍擊潰了王莽大軍的主力,決定了王莽政權覆滅的命運。
毛澤東在自己的軍事著作中兩次引用這個以弱勝強的戰例。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用來說明作戰雙方強弱不同,弱者先讓一步,後發製人,因而獲勝的道理,闡明了戰略防禦原則的重要意義。在《論持久戰》中,則用來說明指揮員主觀指導的正確與否,影響優勢劣勢和主動被動的變化,從而導致戰爭不同的結局。他還在讀《南史·韋睿傳》時批注道:“敢以數萬敵百萬,有劉秀、周瑜之風。”可見,在毛澤東看來,韋睿和劉秀、周瑜一樣,都有大將之風,是一位傑出的軍事家。
由於劉秀在昆陽之戰中立了大功,劉奪取了宛城,他們的勢力逐漸與農民軍分庭抗禮。於是新市、平林的農民起義軍將領勸更始帝劉玄殺了劉績,劉秀聞訊趕赴宛城謝罪,以此取得了農民起義軍的信任,被封為破虜大將軍、武信侯。
地皇四年(公元23年)九月,新莽政權滅亡後,更始帝北都洛陽,劉秀又行大司馬事。不久,他被派往河北地區鎮撫州郡。次年五月誅滅稱帝邯鄲的王郎,封蕭王。河北地區的豪強地主率宗族、賓客、子弟先後歸附劉秀,成為他的有力支柱。此後,劉秀拒絕聽從更始政權的調動。同年秋,又破降和收編了河北地區的農民起義軍,擴充了實力。不久,劉秀派吳漢等襲殺更始政權的尚書謝躬,與農民軍徹底決裂。
劉秀稱帝後,軍事上的第一個目標便是消滅農民起義軍。
更始二年(公元24年)冬,赤眉軍西攻長安劉玄。途中,建立了自己的政權,立11歲的劉盆子為帝,年號建業。由於劉玄大肆屠殺農民起義軍將領,王匡於次年八月率部分綠林軍投奔赤眉軍。九月,赤眉軍與王匡軍合攻長安,劉玄被殺,更始政權滅亡。
劉秀見奪取關中的時機已到,便派鄧禹為前將軍引兵西進,派寇恂為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派馮異為孟津(今河南孟津東北)將軍,以拒洛陽的朱鮪。更始三年(公元25年)正月,經過數月戰鬥,整個河東被鄧禹占領。建武元年(公元25年)六月,劉秀在群臣的擁戴下稱帝於酃(今河北柏鄉北),重建漢政權,不久定都洛陽,史稱東漢。這一年,劉秀年僅31歲。七月,劉秀乘赤眉軍逼近長安,綠林軍無暇東顧之機,派吳漢為大司馬攻洛陽,九月,朱鮪獻誠投降。
至此,綠林軍在關東的主力已全部被鎮壓。到公元27年二月,馮異采取突然襲擊的辦法,擊潰了赤眉軍,劉秀親率大軍在宜陽迫降赤眉軍主力,樊崇、逢安等攜劉盆子投降。這年夏天,原赤眉軍首領樊崇、逄安等舉兵又起,被劉秀所殺。
西漢末年轟轟烈烈的農民起義失敗了。
劉秀既已消滅了更始和赤眉,等待他的曆史任務是全國的統一。他必須與地主階級內部的各個集團、各派割據勢力展開激烈的爭奪。當時張步割據山東,劉永割據梁地,李憲割據於廬江,秦豐割據南郡,還有自保於河西的竇融,稱雄於天水的隗囂,稱帝於巴蜀的公孫述,以及據有晉、陝北部和內蒙古一帶與匈奴相勾結的盧芳等各派政治勢力。
以上幾支割據勢力雖然對中原的劉秀形成包圍的形勢,但他們互不統屬,各自為政,難以聯合對付劉秀。於是,劉秀決定采取先取關東,後攻隴蜀,由近及遠,各個擊破的戰略方針。建武三年(公元27年)十一月,劉秀向來歙問計,來歙獻上聯隴製蜀、西和東攻之策,劉秀加以采納。劉秀便派他出使隴西,說服隗囂和劉秀聯合,共同對蜀。後來,公孫述幾次出兵進攻三輔(今陝西中部地區),皆被漢隴聯軍擊敗。劉秀解除了後顧之憂,便集中兵力進攻關東。在關東,對劉秀威脅最大的是劉永。劉永據有今豫東、皖北,與青州的張步、蘇北的董憲、廬江的李憲,連成一個頗大的軍事同盟。況且劉永是梁孝王的八世孫,曾詔封梁王,在宗法中的地位比劉秀有利。建武二年(公元26年)夏,劉秀派將軍蓋延攻陷劉永的首都睢陽(今河南商丘縣),次年,劉永為部下所殺,永子劉紆繼位為王,建武五年(公元29年)八月,被劉秀大將吳漢攻殺。同年十月,耿弁與張步戰於臨淄(今山東臨淄),張步投降,齊地平。建武四年(公元28年)九月,漢軍圍李憲於舒(今安徽廬江南),獲李憲。
與此同時,劉秀又遣別將南征秦豐於章丘(今湖北宜城北)、征延岑於武當(今湖北均縣西北),征田戎於沙{耶(今湖北沙市)。秦豐被俘延岑、田戎皆亡人蜀,投奔公孫述。
割據漁陽(今河北密雲西南)的彭寵,為其家奴所殺,其部投降。於是北至幽燕,南至荊襄,次第平定。
東方雖平,但西南與西北,還為他人割據。其中勢力最大的是公孫述、隗囂和盧芳。公孫述占據益州之地,即今之四川、貴州和雲南的大部分,地勢險阻,資源豐富。他北連隗囂,東結延岑、田戎,稱帝建號,以拒劉秀。隗囂則據有安定、隴西、天水、武都諸郡,即今甘肅東部地區。他南連公孫述,北結盧芳,西通匈奴、諸羌,糧草充足,兵強馬壯,進可以闖入關陝,退可以自保邊陲。盧芳據有今晉、陝西部和內蒙古一帶,有匈奴做後盾。麵對這些割據勢力,劉秀采取聯合竇融,夾擊隗囂的策略。《後漢書·竇融傳》說,劉秀“聞河西完富,地接隴蜀,常欲據之以逼囂、述”。竇融曾參與鎮壓赤眉、綠林起義,後歸更始。更始敗後,被張掖、武威、酒泉、金城、敦煌五部長吏推為河西五郡大將軍,據境自保。建武五年(公元29年)竇融歸附東漢王朝,任涼州牧。建武八年(公元32年),劉秀率眾將親征隗囂,竇融率部夾擊。次年隗器病死,其將立其子隗純為王。十年十月,來歙等大破隗純於落門(今甘肅甘穀縣西),純降,隴右平。
得隴望蜀,至此,東漢對割據巴蜀的公孫述形成南北夾擊之勢。劉秀發兩路大軍攻蜀,一路自北南下入蜀,由來歙率領,一路溯江而上,由吳漢、岑彭率領。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十一月吳漢攻敗公孫述。公孫述重傷身死,次日部將投降,巴蜀平定。割據安定的盧芳也於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歸附,不久逃往匈奴。這樣,經過12年的戰爭,劉秀終於削平群雄,完成了統一大業。
二、柔道治國。
劉秀曾經說過:“朕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所謂“柔道”,就是德政,這是光武革除新莽弊政,中興漢室的大政。
早在稱帝前,劉秀聽取了主簿的意見,察問民情,平反冤獄,釋放囚犯,廢除王莽時代苛刻的法令。恢複了西漢的官名、製度,深受河北一帶人民的歡迎。接著,劉秀少年時代的朋友鄧禹從洛陽徒步趕到鄴城(今河南安陽北)來入夥。
鄧禹向他建議:“當今之計,不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大業,救萬民生命。”劉秀把鄧禹的意見作為中興大計。在削平群雄,統一天下的過程中,他用的仍然是“柔道”。馮異率兵去攻打長安,劉秀囑咐他:“將軍此去,不一定要掠地奪城,更重要的是除暴安良,安定人心。”
鑒於西漢一朝諸侯縱橫、權臣跋扈和外戚篡位的教訓,劉秀為了加強專製主義政治體製,采取了一係列措施。
首先,整頓吏製,加強專製主義中央集權。劉秀鑒於西漢末年“上威不行,下專國命”的教訓,於是“退功臣而進文吏”,雖封功臣為侯,賜予優厚的爵祿,但不給功臣實權實職,削奪他們的兵權。功臣除了任邊將之外,多在京城這就改變了西漢初年那種由功臣相繼出任丞相,在朝執政的情況。
對於外戚在經濟方麵雖然優厚,但不讓外戚幹預朝政。對於宗室諸王,則僅封狹小國土,也嚴加控製。在行政體製上,劉秀一方麵進一步抑製王公職權,“雖置三公,事歸台閣”,由尚書典守機密,出納王命,使全國政務都經尚書台,最後總攬於皇帝手中;另一方麵,又加強監察製度,提高禦史中丞、司隸校尉和部刺史的權限和地位。建武六年,劉秀將全國共並省四百多個縣,吏職減省至十分之一。這些措施,強化了皇帝的權力,達到了“總攬權綱”的目的。
其次,發展生產,與民休息。劉秀采取了不少措施安定民生,發展生產,減輕賦稅,恢複殘破的社會經濟。建武六年(公元30年),劉秀下令廢除什一稅製,恢複三十稅一製。
減輕賦稅,提高了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劉秀還大力提倡興修水利,減輕和恢複戰爭對農業生產的破壞。建武七年(公元31年)又把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及軍假吏遣散還鄉,發刑徒屯田邊境以代替征調戍卒。自建武二年至四年,前後9次下詔釋放奴婢,或提高奴婢的法律地位。規定民有被作奴婢而願意歸隨父母的,聽其自便,奴婢主如果拘留不放,就依法治罪,對於沒有釋放的官私奴婢,也在法律上給予一定的人身保障,規定殺奴婢的不得減罪,炙傷奴婢的要依法治罪,又廢除了奴婢射傷人處死刑的法律。這些措施的實行,使大量奴婢免為庶人,對於廣大流民返回農村,促進生產,無疑具有積極作用。建武初年,全國戶籍遺存的人口隻有十分之二,田野荒蕪,到建武五年情況已有所好轉,土地逐漸得到墾辟。光武帝末年,載於戶籍的人口已達到2100多萬。為了解決土地兼並問題,劉秀默許農民在起義中獲得的土地,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頒布“廢舊令”,命令各州郡檢查墾田畝數與戶口、年齡實數。失敗後,劉秀改用移民屯墾的辦法來緩解土地問題上矛盾。
再次,尊賢下士,神化經學。劉秀不僅好學問,而且“尊賢下士”。他把尊賢看做是國家治亂興衰的大事。他對不仕王莽朝的學士名人,悉為召見。凡應征召見的,劉秀均親躬下問,量才授職。凡不願為官的,劉秀也不強求,以禮相待,虛心谘詢。劉秀視建太學重於修建王宮。劉秀深知儒學是封建統治的重要思想武器,特別提倡儒家經學,並把圖讖神學與之緊密結合起來。讖原是預決吉凶禍福的預言,諱是對經書的迷信解釋。讖諱神學,主要是把陰陽五行用儒家倫理學說攪合在一起,使之帶上神秘色彩,更具有欺騙性。但它自身自有不可克服的矛盾,誰都可以根據自己的政治需要任意解釋。王莽末年,許多地主豪族起兵,都是利用讖諱作為割據稱雄的思想工具。劉秀奪取政權也利用讖諱製造輿論,統一天下後,遂極力宣揚讖諱,要求臣僚信奉。劉秀死前,更“宣布圖讖於天下”,命令全國都要信奉讖諱。讖諱學說雖然是不科學的,但在當時加強對全國人民的思想統治起了一定作用。
此外,劉秀還重視節儉,反對厚葬的陳規陋習,並為此專門下過詔書。更難能可貴的是劉秀還反對吹捧,不準史官把自己的功德寫進史書。
總而言之,劉秀統治時期,政治穩定,吏治清明,社會秩序安定,人民安居樂業。經過十幾年的努力生產,東漢初經濟有很大的發展,人口及墾田數不斷增加,手工業和商業也得到很大發展,稅收也隨著增加。劉秀經過幾十年的努力,把分裂割據的國家恢複統一,並使國家從戰亂蕭條中逐漸走向繁榮興盛。史家把劉秀統治的這段時期稱為“光武中興”。
光武帝劉秀太學生出身,是曆代帝王中文化程度最高的。
他在王莽末年起兵南陽,僅用近十多年的時間,便鎮壓了綠林、赤眉等農民起義軍,削平了各地封建割據勢力,完成了“江山重歸漢,天下再姓劉”的統一大業,創建了東漢王朝,無疑是個出色的皇帝。但他的文治武功,比起他的先祖劉邦來又遜色得多。
鑒於西漢晚期大臣權勢過重,皇帝大權旁落的教訓,光武帝不讓功臣、外戚把持軍政大權,並從製度上加以改革,嚴加防範。另一方麵則重視文治,提倡儒學讖諱,注重從儒生中選拔人才,客觀上遏製了功臣、貴戚的勢力,又有利於加強對人民的思想統治,使東漢出現了“四海興平”的局麵。
綜觀光武帝一生,從武裝起義奪取政權,到安邦治國,頗有傳奇色彩,故毛澤東認為“光武可以讀”。顯然,毛澤東欣賞光武帝,主要是看重其以少勝多,並統一中國的軍事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