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文以治國武以安邦

——漢武帝劉徹

綜觀武帝一生，不愧為一個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在他統治期間，以漢族為主體的統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國家得到了鞏固和發展，中國開始以一個高度文明和富強的國家聞名於世，因此得到了毛澤東的讚揚。

【劉徹小傳】

漢武帝劉徹（公元前156-前87），漢朝第6代皇帝。景帝之子。初封膠東王，後立為太子，16歲即皇帝位。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共計54年。宣宗時諡號“武”，廟號世宗。

漢武帝在位54年，進行了50年的大小戰爭，“海內虛耗，人口減半”，人民遭受的損害是非常嚴重的。不過從總體上看，當時所進行的戰爭，主要是反對匈奴的侵擾和加強國內的統一，是主要帶有保衛自身安全的性質。在戰爭中疆域的擴展，並不是不鞏固的軍事行政的暫時聯合，而是把邊遠地區與中心地區黃河流域在經濟上文化上聯係起來了，這就為現代中國的廣大疆域奠定了初步的基礎。因此，漢武帝是中國古代曆史上立有大功的一個皇帝。

漢武帝時期出現了封建王朝的鼎盛局麵，而這一時期又存在著嚴重的弊政和社會問題。當時的弊政，主要有三點：

一是奢侈浪費。武帝當政時期財政開支驚人。長期戰爭耗費了大量錢財，僅是給將士的賞賜就不計其數，元朔五年賜給衛青大軍20萬斤黃金。武帝多次征調民工到邊境築城，或遷徙內地居民充實邊境。此外，治黃河，塞決，開漕渠及其他水利工程，也需要大量開支。再加上武帝個人的揮霍無度，都需要巨大的開支，使得國家長期積累的財富趨於枯竭，財政發生危機。二是窮兵黷武。武帝連年征戰，僅與匈奴的戰爭就持續30餘年，動員的軍隊多達30多萬人，因此造成了丁壯男子丟下鋤頭從戎又征發更多的人轉運糧食給養，農民無法忍受繁重的兵役、徭役，四處流亡，農業生產受到了嚴重破壞。三是方士之弊。武帝一生沉溺於鬼神迷信。因為他妄想長生不死，所以迷信鬼神，禮尊方士。為尋求仙人，甚至將自己的女兒嫁給方士欒大。據《漢書·武帝紀》載，自元狩元年至後元二年（公元前122-公元前87年），武帝外出祠神、巡行封禪共29次，其中遠程出巡、祭祀就有13次之多,最長的一次，元封五年即泰山封禪竟長達5個月。方士迷信活動的猖獗，又導致巫蠱之亂，陳皇後被打入冷宮，戾太子被廢自殺。特別是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巫蠱事件引起衛太子的武裝叛亂，叛軍和政府軍在長安城內混戰數日，死者數萬人，衛太子兵敗自殺。

武帝晚年，由於階級矛盾尖銳，全國許多地方爆發了農民起義，大者數千人，小者數百人。起義農民到處攻城打邑，奪取兵器，釋放囚犯，處死官吏，武帝派酷吏前往鎮壓，但無濟於事。而對連年征伐造成海內空虛，社會動蕩的局麵，所以當桑弘羊建議募民屯田輪台時，武帝發布了著名的輪台詔，“悔征伐之事”，承認自己的政策過失。“輪台詔”標誌著武帝末年政策的轉折點，改正自己的過失。從此不複出軍，強調“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轉變到重視生產，減輕民眾負擔，恢複民力上來，因而出現了社會安定的轉機。同時，武帝又封田千秋為“富民侯”，向天下宣告推行富民政策，又用趙過為搜粟都尉，推廣代田法。這樣，渴望休息的廣大農民，開始穩定下來，漢朝統治也就轉危為安。

後元二年（公元前89年）武帝病逝。臨終前，立8歲的幼子劉弗陵為太子，遺詔霍光、金日、上官桀和桑弘羊共同輔政。劉弗陵繼位為昭帝。

【毛澤東評點】

沁園春

雪

一九三六年二月

北國風光，千裏冰封，萬裏雪飄。望長城內外，惟餘莽莽；大河上下，頓失滔滔。山舞銀蛇，原馳蠟象，欲與天公試比高。須晴日，看紅裝素裹，分外妖嬈。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隻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詩詞集》，第68-69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

……倒是漢武帝雄才大略，開拓劉邦的業績，晚年自知奢侈、黷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詔，不失為鼎盛之世。

——毛澤東1957年6月13日同吳冷西等人的談話，轉引自吳冷西《新聞的階級性及其他——毛澤東幾次談話的回憶》，《緬懷毛澤東》上冊，第206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

【鑒賞】

毛澤東在1936年2月寫的著名詞篇《沁園春·雪》中說：

“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隻識彎弓射大雕。”毛澤東在詞中評及了中國曆史上幾位最著名的皇帝，毫無疑問，毛澤東首先把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成吉思汗也看做是爭著為江山奔走操勞的“英雄”。這5位曾經在中國曆史上叱吒風雲的君王，是曆代帝王中突出的代表。封建帝王最值得稱道的是文治武功，如果從這兩個方麵來衡量，這5大帝王中，“秦皇漢武，略輸文采”。文采本指辭藻、才華。“略輸文采”，是說秦皇漢武，武功甚盛，對比之下，文治方麵的成就略有遜色。“唐宗宋祖，稍遜風騷”。

“稍遜風騷”與“略輸文采”意思相近，是說唐宗宋祖也是文治的成就比武功略有遜色。至於一代天驕的成吉思汗，文治就更差了，隻以武功見長。

1957年6月13日，毛澤東同《人民日報》負責人吳冷西等人談話時，評述了漢代的幾位皇帝。他認為廣為史家讚譽的文、景二帝乃守成之君，無能之輩，原因是“蕭規曹隨”，沒有什麼創新。他非常欣賞漢武帝，認為他“雄才大略，開拓劉邦的事業，……不失為鼎盛之世。”的確，漢武帝劉徹在位的50餘年，是西漢王朝的鼎盛時期，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方麵多有建樹，充分展示了漢武帝勇於開拓進取的雄才大略，與隻知守成的文、景二帝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因而贏得了毛澤東的高度讚譽。

馬克思曾經說過：“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曆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西漢鼎盛局麵的出現，有其客觀的物質基礎。漢武帝繼位時，西漢王朝已經過六七十年的休養生息，殘破凋敝的社會經濟已逐步得到恢複和發展，國家已擁有相當充足的經濟實力，這是西漢王朝走上它的盛世的最基本的曆史條件。

西漢盛世出現的又一基本曆史條件，是國家統一的局麵得到鞏固。由於異姓王被消滅，吳楚七國叛亂的平定，同姓諸侯的勢力也大大削弱，漢景帝又“令諸侯不得治其國”，諸侯王隻收取封國賦稅而不治民，中央政府更加有效地控製全國，加強了統一的封建國家。加上漢武帝本人的雄才大略，在位時間長，諸多因素產生的合力推動封建統治出現盛世。

漢武帝的曆史功業可以簡單地用“文治武功”4個字來概括，文以治國，武以安邦，便是漢武帝成功的奧秘。

一、文以治國。

漢武帝為鞏固統一的封建國家和加強專製主義中央集權，實行了一套應適應多所設施、“興造功業”所需要的政策，主要有：

1．“舉賢良，明教化”。漢朝在武帝以前，薦舉人才尚未形成製度。武帝即位不久，即連續多次大規模征召才能之士。

建元元年五月，武帝詔賢日：“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鹹以書對，著之於篇，朕親覽焉。”這一次董仲舒和公孫弘都以治《春秋》被薦舉。董仲舒在對策中，提出“使諸列侯二千石，各擇其吏民覽者，歲貢各二人”的主張而被采納。這一主張包括歲貢和定員，對象有吏有民。歲舉人才，統稱為“賢良”或“賢者”，實際上包括才能之士和德才之士，薦舉時如果側重在某一方麵，則又稱為舉茂材、孝廉等。

察舉製度初行時，有些郡國實行不力，武帝又下詔督責。據《漢書》記載，自建元元年至元封五年，朝廷大規模征召人才即有6次。各方麵突出人才的湧現和任用，讓他們參與國家大事的決定。

舉賢良是選拔和任用封建統治所需要的人才。“明教化”則是通過倡導、勸勉的手段，統一人們的思想，造成忠於封建王朝、恪守封建綱紀倫常的社會風氣。建元元年，武帝下詔說：“古之立教，鄉裏以齒，朝廷以爵，挾世導民，莫善於德。”提出在鄉間和朝廷尊守封建秩序是有道德。武帝又將明教化與舉賢良結合起來。按照封建綱常倫理標準薦舉的人才，既能為封建政權服務，又能作為鄉裏的表率。為了切實達到“明教化”，武帝還采取了興太學、郡國學等具體措施。

2．尚法尊儒。尚法尊儒是武帝統治國家、駕馭群下的根本政策。尚法尊儒是把提倡仁義道德與依靠嚴施刑罰結合起來。尊儒的目的是為了明教化，即用儒家學說來統一人們的思想。武帝繼位第二年，便采納丞相衛綰的建議，對所舉賢良中有法家、縱橫家之言的，一律罷去。任命好儒術的竇嬰為丞相、田蚡為太尉、趙綰為禦史大夫等。而愛好黃老學說的竇太後把趙綰、王臧下獄，又逼武帝將竇嬰、田蚡免職。

但竇太後死後，武帝立即任命田蚡為丞相，大批征召儒生。

董仲舒建議：“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無一持一統；法製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治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武帝采納董仲舒的這一建議，確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儒學居於獨尊地位，成為此後整個封建社會統治人民的正統思想。這一政策的實行，雖然不可避免產生束縛人們思想、禁錮人們頭腦的弊端，但對於鞏固統一的封建國家、傳播封建文化起了重要作用。

“尊儒”與“尚法”相結合，實質是把君王的權術和嚴施刑罰作為根本手段，不過是用儒術加以修飾而已，這正是漢武帝治國之創舉。

3．推恩削藩。吳楚七國之亂後，漢景帝把諸侯任用官員的權力收歸朝廷。王國治權雖減少，但擁地仍大，依然能構成對朝廷的威脅。為了進一步削弱諸侯王的勢力，武帝采納主父偃的建議，下“推恩令”，使諸侯得以將邑戶分封子弟為列侯，由皇帝製定這些侯的名號。按照漢製，侯國隸屬於郡，地位與縣相當。推恩令下後，王國紛紛請求分邑子弟，“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朝廷“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

這樣，王國轄地不過數縣，其地位與郡相當，諸侯王強大難製的問題，進一步解決了。

隨後，因淮南王劉安和衙山王劉賜被告謀反，武帝又製左官律和附益之法，嚴懲犯罪的官吏，嚴禁朝臣外附諸侯王，限製諸侯王結黨營私。從此以後，“諸侯惟得衣稅食稅，不與政事”，漢製每年八月，舉行飲酎大典，諸侯王和列侯獻“酎金”助祭。元鼎五年，漢武帝借口列侯所獻酎金分量和成色不足，奪爵106人。經過這一係列打擊，諸侯王、列侯的勢力大大衰落。

此外，漢武帝還繼續采取遷移郡國豪富，懲治地方豪俠的措施，有效地打擊地方勢力，加強朝廷力量。

4．經濟政策。漢武帝與政治上強化皇權的措施相一致，在經濟上實行治水勉農、鹽鐵官營、均輸平準、更錢造幣、算緡告緡等一係列重大措施。

漢武帝十分重視興修水利。元光六年春，漢武帝采納大司農鄭當時的建議，調卒數萬，開鑿了從長安到華陰（今陝西華陰）300多裏的直渠，引渭水入渠通黃河，溉田萬餘頃。

其後，又發卒數萬，引汾水入河穿渠，開發了5千頃荒地。

後又開鑿由征縣引洛水到商顏的龍首渠，灌溉萬餘頃土地。

武帝也極為重視黃河的治理。元光三年五月，黃河在濮陽（今河南濮陽）匏子決口，移道東南注入钜野澤通淮河、泗水，泛濫成災。武帝令主爵都尉汲黯、詹事鄭當時發卒10萬修堵，未果。元封二年，武帝東巡，派汲仁、郭昌發數萬人大治黃河，並親臨工地督促，沉白馬玉璧，作《匏子歌》。

決口終於堵住，黃河恢複故道，此後幾十年不再為患。

武帝提倡發展農業生產，任命趙過為搜粟都尉，推行二牛抬杠的耦耕法、“代田”法、人力曳引犁作法等。征和四年，武帝巡行齊魯故地時，還“耕於钜定”，躬自示範，表示對農業的重視。同年任命由千秋為丞相，封為富民侯，表不使民富裕的願望。

漢武帝在治水勉農的同時，也規範了某些極其重要的商業秩序，譬如原來煮鹽、冶鐵，不受法律限製，私人經營，使權利都落在豪富、王侯和朝廷貴臣手裏，成為他們剝削農民、擾亂社會經濟的工具。漢武帝把這些權利收歸朝廷，實行鹽鐵官營，分別在產鹽區設鹽官，雇工煮鹽，在產鐵區設鐵官，經營采冶鑄造，發賣鐵器。鹽鐵官統屬於中央的大農。

鹽鐵專賣，增加了國家財政收入，摧毀了地方勢力在經濟上對朝廷的壓力。

另外，均輸平準也是一項重要的經濟政策。均輸，是由大農派出幾十個屬官到各個郡國，對各地應上交京師的貨物，不再像過去那樣長途輸送，而是根據各地對貨物的需要沿途出賣，然後買回京師所需要的貨物。平準，則是在京師設立平準官，統一掌管由天下運至京師的貨物根據市場行情賣出或買進，以求物價較為平穩。這樣，大商賈便無法囤積居奇，操縱物價。

更錢造幣是漢文帝實行的一種重要經濟政策。漢初，黃金以斤為單位，錢重三銖，稱為“莢錢”。文帝時，改鑄四銖錢，並準許諸侯王國鑄錢。元狩四年，武帝把鑄幣權收歸朝廷統一鑄造五銖錢，嚴禁地方和私人鑄錢。當時規定使用三種貨幣：皮幣，用一尺見方的白鹿皮製成，邊緣繡有花紋，值錢40萬白金（銀與錫的合金），分為圓形，有龍形圖案，麵值3千錢；方形，有馬形圖案，麵值5百錢；橢圓形，有龜形圖案，麵值3百錢。3銖錢，次年改鑄5銖錢，規定由上林三官（水衡都尉所屬均輸、鐘官、辦銅）專鑄。5銖錢的法定麵值與所含金屬量的實際相符，工藝高超，仿造極難，而且主要的鑄錢原料——銅為國家壟斷，私鑄者無利可圖。5銖錢通行天下，其他錢幣，一律廢止。自此，鑄造錢幣也為國家專有了。

算緡與告緡是漢武帝製定的稅收製度。算緡是漢代所行的稅法之一，對商人、手工業者、高利貸者和車船所征的賦稅。課稅對象為商品或資產，“緡錢”為計稅單位。元狩四年武帝下令”初算緡錢”。顏師古注引李斐日“緡，絲也，以貫錢也。一貫千錢，出算二十也。”據《漢書·食貨誌下》記載：

諸賈人未作貰貸買賣，居邑積賦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物自占，率緡錢三千而算一。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算一。……商賈人軺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責令商人自報財產。陳報不實者，罰戍邊一年，財物沒收。告緡是指告發富戶隱匿財產，逃漏稅款的賦稅製度。《史記·酷吏列傳》：“出告緡令，豪強並兼之家。”張守節正義：“武帝伐四夷，國用不足，故稅民田宅、船乘、畜產、奴婢等，皆平作錢數。每千錢一算，出一緡，賈人倍之。若隱不稅，有告之，半與告人，餘半人官。”結果，很多商人被沒收了財物、田宅和奴婢。算緡、告緡帶有侵奪商人利益的性質，但政府得民財以億計，從大局看，加強了朝廷的經濟實力，緩解了財政危機。漢武帝利用國家力量，抑製了大商人的兼並和投機活動，又增加了朝廷的經濟收入，他對商人的政策取得了成功。

二、武以安邦。

漢武帝的武以安邦，並不是他的統治受到了威脅，而是對周邊少數民族主動出擊，不僅旨在消除少數民族對邊境的侵擾、掠奪，而且帶有一種開疆拓土的性質。這主要表現在：

1．漢武帝對匈奴的反擊。武帝初年，繼續實行文景之世對匈奴的和親政策。但不久，武帝即著手準備對匈奴發動大規模的軍事進攻。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武帝采用雁門富豪聶壹計謀，命聶詐降，漢30萬大軍在馬邑設伏，準備一舉消滅匈奴主力，後被發覺未果。元光六年，武帝開始派軍隊進攻匈奴。從此30餘年間，雙方多次發生戰爭，其中最大的有三次戰役。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匈奴入侵，漢派衛青率大軍出擊，北抵高闕，迂回至隴西，擊敗匈奴的樓煩王、白羊王，收複了河南地（今內蒙古河套地區），設置朔方郡、五原郡，並從內地移民10萬到那裏定居。

元狩二年春（公元前121年），武帝派霍去病率師遠征。

霍去病帶兵出隴西，過焉耆山（今甘肅山丹縣境），西入匈奴境內千餘裏。同年夏，霍去病由北地出擊，又越過居延澤，攻至祁連山。匈奴渾邪王率部降漢，漢政府在河西地區先後設立武威、酒泉、張掖、敦煌四郡。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漢發騎兵10萬，令衛青、霍去病率軍分別從定襄、代郡出擊，預約會師絕漠。匈奴單於以精兵待漠北，被衛青擊敗，遁走。衛青北至寘顏山趙信城。

霍去病出代地兩千餘裏，封狼居胥山，臨瀚海而還。匈奴經過漢軍這幾次沉重打擊，匈奴主力向西遠徙，“漠南無王庭”，此後再無力進行嚴重騷擾。至征和三年，武帝派將軍李廣利率大軍出塞，軍敗，投降匈奴。漢軍士卒死傷數萬，此後漢不複出兵。西漢王朝對匈奴的戰爭，使漢初以來北方農業地區所受的威脅，基本解除；中原的先進技術和先進文化在邊疆地區的傳播，有利於邊地的開發和發展。

2．漢與西域各國的交通。漢代把玉門關和陽關以西今日新疆及其以西地區（包括中亞乃至更遠的許多地方），稱作西域。漢武帝時，西域有36國，以後分為50餘國。各國語言不一，互不統屬。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南、北二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南道西逾蔥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廷沿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北道逾蔥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

月氏原是河西遊牧民族，被匈奴所攻，西遷蔥嶺以外。

武帝聽說月氏有報複匈奴之意，建元三年便派張騫率100多人向西域進發。途中張騫被匈奴俘虜，扣留10餘年。後設法逃去，至月氏，月氏已“無報胡之心”。張騫歲餘而還。途中又被匈奴扣留一年多。張騫這次通使，親到大宛、大夏、大月氏、康居，又傳聞毗鄰的6個大國，曆時10餘年，介紹了漢朝情況，獲得了大量有關西域的資料。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武帝又派張騫出使西域。張騫到了烏孫國，又派副使前往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於闐及諸旁國，其中不少國家陸續派人隨副使到長安，開啟了西域各國與漢朝交往的時代。

3．漢與西南夷、東甌、南越的關係。西漢時，在今四川西部、西南部、貴州西部、雲南省及甘肅南部一帶，分布著許多語言、習俗不同的少數民族，當時稱為“西南夷“。秦時，巴蜀與邛、筰、冉駹已有交往。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武帝派唐蒙由蜀出使夜郎，漢朝在此建立犍為郡。武帝又派司馬相如出使邛、筰，新設置10餘縣，屬蜀。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漢兵從蜀南下，攻下且蘭，設置牂牁郡（今貴州黃平西），夜郎入朝。漢又以邛都為越嶲郡（治今四川西昌東南）、筰都為沈鵝郡（治今四川雅安南）。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武帝發兵臨滇，降滇王，以其地為益州郡（治今雲南晉寧）。武帝開通西南夷和設置各郡，加快中原先進文化向邊地的傳播，推進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社會的發展。

武帝時，東南地區居住著越族，包括閩越、東越、南越（粵）。閩越王無諸，越東海王搖，都是越王勾踐的後代。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閩越王發兵攻東甌（東海王所都，今浙江永嘉），武帝遣莊眾發會稽兵浮海救之，未至，越兵退。東越請舉國徙中原，遷四萬餘眾到江、淮間。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閩越王擊東越，武帝發兵救助，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餘善被立為東越王。後餘善又與南越勾結，被越繇王居股所殺，漢朝將東越居民徙居江、淮間。

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閩越王派兵擊南越，武帝命嚴助率漢軍救援。六年，嚴助又受命出師南越，南越王太子嬰喬宿戍長安。後嬰齊之子趙興繼位為南越王，上書武帝，“諸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南越相呂嘉起兵反，殺趙興、太後及漢使終軍等。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武帝派路博德、楊僕等率軍攻人南越，俘呂嘉等，越人貴族受漢封為列侯。南越的桂林監居翁，也諭告西甌40餘萬戶口，一起歸漢。漢以南越、西甌及其相鄰之地設立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等9郡。

漢初，朝鮮王滿即與漢朝有藩屬關係。漢武帝還因朝鮮王衛右渠襲殺漢遼東東部都尉，派兵從海陸兩道攻入朝鮮。

衛右渠被他的大臣所殺。漢政府在衛氏統治區設立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

漢武帝劉徹的偉大之處，不僅在於以他的“雄才大略，開拓劉邦的業績”，創造了西漢王朝的“鼎盛之世”，這對於兩千多年前的一個封建帝王來說，是難能可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