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子

這位稱雄於學界和文壇的大名士生平唯一愜意之事，是在花甲之年得到了名妓柳如是，娶以嫡妻之禮，收於我聞室中。既得章台，欣然有終老溫柔鄉之願，如黃宗羲所雲：『柳姬定情，為牧老平生極得意事，纏綿吟詠，屢見於詩。』情場得意，春風滿麵。存此佳話，不亦善乎。

孔子有言：“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實現“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是儒家的政治理想。

北宋慶曆年間，著名文學家歐陽修向宋仁宗上了一篇奏章，名為《朋黨論》。其核心觀點是：不獨小人有黨，君子亦有黨。君子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如果君子們聯結起來互相扶持，在修身和治國上都更能相得益彰。皇帝應該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大治。

這篇奏章行文從容不迫，氣勢充沛，被公認是歐陽修最好的文章，亦是傳世政論散文中最佳作品之一。在文中，作者引證了大量史實，來說明國家興亡治亂與朋黨的關係，對君子交朋結黨的合理性予以肯定。如此大費周章地論證朋黨一說，也從側麵反映出北宋一朝黨爭激烈的事實。

所謂黨爭，是指朝中官員為了爭奪權力，黨同伐異，結成黨派，為爭取政治利益互相攻擊。中國曆史上，有兩大著名的黨爭：

一是唐朝後期的“牛李黨爭”。“牛”是指以牛僧孺、李宗閔為首的牛黨，大多是庶族出身，靠寒窗苦讀考取進士而獲得官職。“李”是指以李德裕為首的李黨，大多出身於世家大族，門第顯赫，依靠父祖的地位而步入仕途，稱為“門蔭”出身。“牛李黨爭”的本質，其實就是庶族官僚與士族官僚之間的權力鬥爭。

二是北宋年間的“新舊黨爭”。宋神宗時國家積弱，國庫空虛，王安石為相後積極實行改革，稱為“新派”。但由於新法執行不當，人民生活更加困苦，歐陽修、司馬光等重臣反對新法，稱為“舊派”。王安石和司馬光本是相互仰慕的好友，卻由於政治立場不同，變為針鋒相對的死敵，各率一派追隨者攻伐對手，爭鬥不休。兩派輪番執政，政策朝令夕改，百姓深受其害，投機小人反倒在其中遊刃有餘，左右逢源。最終，由君子爭原則演變為小人爭權力，遂成難解黨爭之局。

唐文宗曾有“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的感慨。唐代“牛李黨爭”加深了晚唐的統治危機，促使本已衰弱的唐朝走向滅亡。北宋“新舊黨爭”則導致朝堂成了鬥場，國事日非，直至靖康之變而亡國。可以說，這兩起黨爭，是直接導致唐宋各自亡國的重要根源。

而明代萬曆年間的黨爭，激烈程度比唐宋黨爭有過之而無不及。黨爭的主角，便是被天下人視為“清流”“善類”的東林黨。

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是癸巳年，亦是六年一度的京察［1］之年。此次京察由吏部尚書孫鑨、都察院左都禦史李世達主持，吏部考功司郎中趙南星、文選司郎中顧憲成從旁協助。京察結果出來，有大批官員因不合格被罷免，其中有些是內閣首輔王錫爵的親信。王錫爵當然不肯罷休，指使言官彈劾京察不公，由此引發了軒然大波。萬曆皇帝事事唯內閣是聽，親自下旨，質疑吏部“結黨擅權”。一批吏部官員被罰或罷，顧憲成也在不久後被削職為民。

顧憲成回到故裏無錫之後，在東門外東林書院講學［2］，自負氣節，諷議時政，裁量人物，每與政府相持。他曾憤慨地說：“官輦轂，誌不在君父。官封疆，誌不在民生。居水邊林下，誌不在世道。君子無取焉。”對當權派提出了尖銳的批評。

由於顧憲成等東林講學者以關注現實社會為主，不空談性命，主張開放言路、實行改良時政，並敢於抨擊朝政，訾議權貴，符合民眾利益，得到了廣泛支持，在社會上影響越來越大。一時“士大夫抱道杵時者，率退處林野，聞風響附，學舍至不能容”。部分在職官吏如趙南星等亦遙相應和，朝野相通，互為倚勢。由是東林聲望大振，逐漸彙聚成一股影響社會輿論的政治勢力，時人稱顧憲成等人為“東林黨”。

在東林黨之外，還有浙黨、齊黨、楚黨、昆黨、宣黨等，皆以鄉裏命名，各聚羽翼。如浙江寧波人沈一貫以善於奉承得明神宗歡心，遂入閣為相，成為浙江派官僚首領，人稱“浙黨”。又如宣黨首領湯賓尹是宣城人，昆黨首領顧天峻是昆山人等。這些黨派相互之間也有矛盾，但他們都“務以攻東林排異己為事”，門戶之禍遂起，綿延數十年，幾無寧日，為明朝的衰亡埋下了深深的伏筆。而黨爭起源，看似是東林黨人為國為民，大義凜然，其實與唐代“牛李黨爭”並無實質區別。

明朝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正月二十八日，內閣首輔葉向高上疏陳時弊，稱大端有二：第一，時政雍塞。如大僚不補，遷轉無期，章奏留中不發，州縣官選補積滯等。第二，議論滋多。如朝中大臣互相告訐，各立門戶，樹黨紛爭，顛倒是非，不辨黑白。

第一條是婉轉指責明神宗朱翊鈞不肯上朝，不批奏章，致使各衙門官缺極多，朝政日趨腐敗。第二條則指出朝中黨派林立，黨爭迭起。奏疏上後，明神宗依然故我，置之不理。

就在這一年，廷臣樹黨相攻之熾熱程度達到有明以來的最高峰，達到了空前慘烈的程度。

因內閣缺員，需要推選內閣大學士人選。部分朝臣建議改變過去單從翰林院提拔毫無實政經驗的詞臣作宰輔大臣的慣例，改從地方上有豐富經驗的官僚中加以選拔。彼時地方官員中，數鳳陽巡撫李三才名聲最響。然李三才是東林黨重要人物，深為朝中浙黨等反對派人物忌恨。這些人紛紛跳了出來，上疏彈劾李三才，全力阻止他入閣為相。如工部郎中邵輔忠攻擊李三才“大奸似忠，大詐似直”，並曆數其“貪、偽、險、橫”四大罪狀。

按照常例，官員受到言官彈劾後，就要辭職回避，等待皇帝的最終裁決，但李三才不但沒有忍氣吞聲，反而“盛氣陳辯，不自引去”，從而招來了更多的非議和更深的敵意。

東林黨領袖顧憲成為了讓東林黨人在內閣中爭得一席之地，不顧輿論洶洶，親自致書首輔葉向高、吏部尚書孫丕揚，極力推薦李三才。然而這兩封信被好事者附載在邸報上，在朝野廣為流傳，結果適得其反，成為反對者攻擊李三才結黨的重要證據，進而發展到攻擊整個東林黨。

李三才是否入閣的問題，直接導致了東林黨和反對黨之間的正麵交鋒。由於情勢徹底失控，李三才隻得上書請求辭職。然而他一連上了十五次疏章，都沒有得到明神宗的回音。他幹脆自動離職卸任，回老家去了。而明神宗依舊對一切置之不理。內閣首輔葉向高先後上疏百餘次，力陳“陛下萬事不理，以為天下長如此，臣恐禍端一發不可收也”，見皇帝依然故我，便自己也辭職還鄉。

葉向高離任後，齊、楚、浙三黨把握了朝政，大肆斥逐東林黨人，考核京官的京察製度成為黨爭的工具。朋黨之爭愈演愈烈，無人能夠獨善其身。太常少卿吳麟徵歎息道：“秀才不入社，做官不入黨，便隻一半身份。”“社”指文社，如後來的幾社、複社等。“黨”即指東林黨、浙黨等黨派。

常熟才子錢謙益曾評論李三才一事道：“物議旁午，飛章鉤黨，傾動朝野。從此，南北黨論，不可複解，而門戶之禍，移之國家矣。”

萬物皆變，世事無常。此時此刻，錢謙益還不能預料，在不久後他本人亦因門戶之禍而卷入黨爭，從此再也無力自拔。日後他所遭受的誹謗、非議等，將遠遠超過李三才百倍千倍。

同年科考取士，錢謙益本為第一。發榜前一天，錢謙益已收到司禮監喜帖，知道自己將成為頭名狀元，喜悅之情可想而知。然而次日唱名典禮，湖州歸安考生韓敬搖身變成了狀元，錢謙益僅排第三。一時間，輿情大嘩。

原來一切都是考官湯賓尹在暗中搗鬼。湯賓尹中過解元，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以榜眼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內外製書詔令多出其手，號稱得體。朝中結黨之風盛行後，湯賓尹成為宣黨首領，在黨局中樹赤幟二十年。他曾在家鄉宣城強奪諸生施天德之妻為妾，施妻抵死不從，自殺身亡。湯賓尹弄出了人命，引起公憤，在家鄉實在待不下去了，隻好到浙江避風頭。旁人不齒湯賓尹人品，對他均是退避三舍，唯有富家子韓敬仰慕湯氏文名，拜他為師，懇求指點文章。湯賓尹由此對韓敬另眼相看，視其為心腹門生。

韓敬字求仲，號止修。其祖父曾為邑中皂隸，為人寬厚，以行善聞於鄉裏。曾經有一酷吏任其長官，要求對犯人用刑時，行杖必須三杖見血。韓祖父為執杖者，為了減輕受杖者的痛苦，便暗中在刑杖底部鑽一小孔，灌豬血於其中，再以竹片封上。每次行杖，常常不及三板，便有鮮血濺出，長官極其滿意，而犯人少受了許多苦楚。韓父名韓紹，是嘉靖二十年（1541年）進士，官任長樂縣令時，韓母在縣署生下了韓敬。韓紹以為政寬善聞名，後官至太仆卿。韓敬自小天資穎異，被其父目之為千裏駒，以為非久居人下者。

韓敬成人後，文才出眾，然偏好縱橫之學，且溺於聲色，時人毀譽參半。其又好佛學，通釋典，曾追隨蓮池大師，放生於西湖蓮勝社。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二月會試，韓敬發揮得不大好，成績平平，其試卷被閱卷官淘汰。剛好湯賓尹以庶子任本科同考官［3］，遂利用職務之便，將韓敬的落選試卷撿回，使得韓敬通過了會試。

當時萬曆皇帝不理朝政，中官權勢極重。湯賓尹又出重金賄賂司禮監秉筆大太監，最終在殿試時用韓敬替下了錢謙益，置為一甲第一名。

錢謙益本是眾望所歸的狀元人選，反被才學不如他的韓敬居於其上，心中自然憤憤難平。好在他雖僅中探花，卻受到諸多東林黨重臣賞識和重視。按照慣例，錢謙益被授翰林院編修一職，吏部尚書孫丕揚親自拉著他的手，“以古名宰相期許”。他自己也是豪情壯誌，以成就一代名相為人生目標。可惜的是，他正式步入仕途僅僅幾月，便因父喪丁憂歸鄉。

但韓敬代錢謙益為狀元案並未就此結束。次年京察，有人揭發了這件事，引起滿朝議論，湯賓尹被罷。韓敬也處處受到排擠，在官場上實在混不下去了，隻得稱病辭官歸家，前程盡毀。他不怪自己作弊行賄在先，反而遷怒於錢謙益。宣黨、浙黨亦因錢謙益與東林黨親近而銜恨。於是這起當時看起來毫不起眼的科場作弊案，成為錢謙益與浙黨構釁的起始，後來更是成為了他一生揮之不去的噩夢。

錢謙益守喪期滿後，正逢東林黨人紛紛被罷官謫外，他當然未能獲得起複，一直閑居鄉裏。直到十餘年後，萬曆皇帝病逝，楊漣、左光鬥等東林黨人擁立太子朱由校繼位有功，趙南星、高攀龍、顧大章等被重新啟用，錢謙益才得以官複原職，回朝任翰林院編修。

錢謙益時年三十九歲，年近不惑，已是今非昔比，才學兼資，藻思洋溢，儼然為文壇領袖——其詩學杜甫、元好問詩以樹骨力，學蘇軾、陸遊詩以行氣機，學李商隱以運用詞藻與比興，清而綺，和而壯，感歎而不促狹，論事廣肆而不誹排，洵大雅元音，號稱“詩人之冠冕”；其文縱橫曲折，奔放恣肆，對轉變與振作晚明文風有積極影響，號稱“當代文章伯”；其學問淵博，涉獵子、史、文籍與佛藏，貫通古今，包羅萬有。早年撰《太祖實錄辨證》五卷，立誌私人完成國史。時人稱“虞山［4］尚在，國史猶未死也”，對其史學才能極度推崇。錢謙益在名揚四海時再度應召回朝，為天下人所矚目。他本人也是意氣風發，有意大展拳腳。

天啟元年（1621年）八月，錢謙益出任浙江鄉試正考官。浙江經濟文化發達，名流薈萃，才子雲集。錢謙益春風得意地來到江南，欲將本地俊傑盡數收攬於門下。殊不知，他的對頭還沒有忘記二十年前因韓敬作弊案而結下的梁子,時刻想要報複。

考試前夕，有徐時敏、金保元二人自稱是錢謙益門客，向應試士子兜售關節，即與考生事先約定好暗記，策劃科場舞弊。由於參試人數遠遠大於被錄取人數，僧多粥少，不少士子便企圖用作弊來求僥幸，多有花費重金買取關節者。嘉興考生錢千秋買到的關節是“一朝平步上青雲”，賣關節者稱他隻要將這七個字置於每段文章的結尾，考官就能識別他的文章，將他錄取。發榜時，錢千秋果然金榜題名。

時隔不久，有人將舞弊情節公然透露出來。甚至在錢謙益得知事情經過前，浙江鄉試舞弊的種種內幕就已經在北京廣為流傳。禮科給事中顧其中聽到風聲後，調出了錢千秋原卷，果然發現內中有“一朝平步上青雲”七字暗號，遂寫了一道奏疏揭發這一科場舞弊。

錢謙益得知消息後大驚失色，親自召來錢千秋詢問經過，這才知道確實有人冒用他的名義向錢千秋高價售賣了關節。他料想是有人故意布局陷害，為化被動為主動，他急忙主動上疏檢舉這件事。

刑部調查審訊的結果是：假冒錢謙益名義出賣關節的徐時敏、金保元發往煙瘴之地充軍；錢千秋革去舉人功名，並依律發往東勝右衛［5］充軍，後遇赦還鄉；錢謙益與本房試官鄭履祥確不知情，但有失察之罪，各罰俸三個月。

錢謙益雖然最終化險為夷，得保官位，但懷疑這起舞弊事件並不是那麼簡單，涉案的徐時敏、金保元隻是普通人，如何敢膽大妄為地冒用朝廷官員的名義售賣關節？他懷疑背後還有黑手。

正當錢謙益想要進一步深究的時候，徐時敏、金保元二人在獄中離奇病故，事情遂不可查。雖然有人暗中告密是湖州府歸安縣人韓敬和嘉興府秀水縣人沈德符聯合策劃這件事，可終究沒有證據。錢謙益深感政敵窺伺，疑忌環伏，遂稱病引退。

彼時科場舞弊已司空見慣。加上涉案者死的死、走的走，這件案子很快被人們忘卻，就此淹沒在曆史的塵埃中。

兩年後，盛名在外的錢謙益又應召赴京，以太子諭德兼翰林院編修充經筵日講官，曆詹事府少詹事，纂修《神宗實錄》。

彼時朝中魏忠賢一黨與東林黨爭鬥正烈，錢謙益這次入京亦是處境不妙。禦史崔呈秀作《東林黨人同誌錄》，以錢謙益為黨魁。左副都禦史王紹徽作《東林點將錄》，點錢謙益為“浪子燕青”。他隻在任八個月，便被禦史陳以瑞彈劾，又一次削職，不得不悻悻地離開了權力的中心。

在歸途中，錢謙益作詩道：“門外天涯遷客路，橋邊風雪蹇驢情。”表達了對前程的心灰意懶。又有詩雲：“耦耕舊有高人約，帶月相看並荷鋤。”茫然自失下，似乎是也想學昔日陶淵明一般歸隱田園。然而他自小接受的是傳統儒家教育，有強烈的入世之心，心中猶自有一股不平之氣，渴望有朝一日能夠東山再起。

一晃又是幾年過去，等錢謙益再度以東林黨魁身份被召入京時，已然是崇禎皇帝即位了。他欣喜若狂，當場寫下了《九月二十六日恭聞登極恩詔有述》一詩，詩中有“旋取朝衣來典庫，還如舞袖去登場”句，可謂得意非凡。

此時的錢謙益已經四十七歲，對仕途前程充滿了熱切的渴望。到京後，他出任禮部右侍郎、翰林侍讀學士，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這時他又寫下了《戊辰七月應詔赴闕車中言懷十首》，對浩蕩皇恩感激涕零：“重向西風揮老淚，餘生何以答殊恩？”可惜的是，他還來不及大展拳腳，就當仁不讓地卷入了崇禎朝新一輪的黨爭。

錢謙益重回京師不久，崇禎皇帝下詔會推閣臣，意思是讓大臣們推舉內閣大學士的候選人。錢謙益等待入閣為相的機會已經近二十年，當然要力爭入選。他的聲望才幹鶴立雞群，被提名進入候選名單沒有任何疑問。但問題是，他為了力保自己入閣，指使門生給事中瞿式耜四處活動，迫使吏部尚書王永光將很有希望入閣的禮部侍郎周延儒排斥在提名之外。

周延儒，江蘇宜興人，少有文名，對對子難倒過許多名人。萬曆四十年（1613年）鄉試中舉，萬曆四十一年三月會試第一，獲會元。一個月後參加殿試，又一舉奪得一甲第一名，成為狀元，時年二十一歲，可謂少年得誌，威風八麵。其人聰敏機警，善知人意，不久前召對時，也很會迎合皇帝旨意，崇禎對他印象極好。錢謙益刻意針對周延儒，並不是有什麼私人恩怨，而是想除掉最有競爭力的對手。而且周氏才三十五歲，這個年紀便入閣為相，未免也太年輕了些。

按照會推慣例，禮部尚書溫體仁理應也在名單之內，然因他與東林黨素無往來，其人品、人緣也都不大好，因此被錢謙益全力排斥在候選名單外。溫體仁由此跟錢謙益結下了仇怨。

最後，推選出的閣臣名單有：吏部左侍郎成基命，禮部右侍郎錢謙益，以及鄭以偉、李鵬芳、孫慎行、何如寵、薛三省、盛以弘、羅喻義、王永光、曹於汴，共十一人。上報後供崇禎皇帝挑選。

自以為入閣有望的溫體仁不在名單中，自然非常沮喪。當他發現崇禎皇帝矚目的周延儒也同樣落選時，意外之餘，立即嗅出了不同尋常的氣味。他心思機敏，知道崇禎皇帝多疑，而周延儒一向很討新皇帝喜歡，應該會從候選名單上猜到有大臣結黨排擠的可能性，於是率先發難，上疏攻擊錢謙益，指責對方關節受賄，結黨營私，不配候選閣臣。並重提天啟年間錢謙益任浙江鄉試考官時的錢千秋一案。

果然，崇禎正因為沒有在候選名單上看見周延儒的名字而困惑時，接到了溫體仁奏疏，立即對錢謙益起了疑心。

第二天，皇帝在文華殿召見閣部、科道諸臣，命溫體仁、錢謙益當堂對質辯論。錢謙益入殿時，還不知道溫體仁昨日已經上疏告了禦狀，毫無準備。溫體仁則盛氣淩人，詰問犀利，言如泉湧。尤其是他翻出了鄉試案的陳年老賬，論證充分，證據周詳。錢謙益被打了個措手不及，一時驚愕，居然理屈詞窮，無可置辯。

崇禎皇帝見狀，便認為錢謙益理虧、心中有鬼，又質問溫體仁在奏疏中所稱的“神奸結黨”到底是怎麼回事。溫體仁趁機揭發了錢謙益在會推閣臣時四處活動、排擠他人的情況。吏部都給事中章允儒當即站了出來，主動為錢謙益辯解，但由於言辭引喻失當，被崇禎下令由錦衣衛將其推出大殿。形勢急轉直下，皇帝的態度明顯有利於溫體仁。

溫體仁又請吏部尚書王永光陳述會推的實情。王永光不敢得罪錢謙益，隻是含糊其詞。但溫體仁咄咄逼人，步步進逼，崇禎皇帝也再三詰問。眾臣厭惡溫體仁之工於心計，均回避其事，搪塞皇帝，竭力為錢謙益開脫。

就在最關鍵的時刻，另一落選者周延儒站出來支持溫體仁，揭發了錢謙益在會推中挾製群臣的實情。崇禎皇帝大為震怒，當場罷免錢謙益，並命刑部審訊議罪。而給事中章允儒和瞿式耜、禦史房可壯等人均被視為錢謙益同黨，分別受到降職謫官的處分。這起因爭當宰相而引發的風波，史稱“閣論案”。

錢謙益在入閣一事上花費了大量功夫，好不容易才將周延儒排斥在外，卻想不到平地裏殺出個溫體仁，使他不但前功盡棄，被罷官免職，還要再次為天啟元年鄉試案受審問罪，可謂雞飛蛋打，偷雞不成反蝕一把米。甚至連銷聲匿跡已久的嘉興士子錢千秋也被重新逮捕，窮究昔日浙江鄉試案。好在他挺過了嚴刑拷打，堅稱錢謙益並不知情。最後審定結果是：錢謙益坐杖論贖，削籍。意思是本應杖責，但可以出錢免挨打。錢千秋亦被杖死在獄中。

“閣論案”後，周延儒終於入閣為相，不久即升任內閣首輔。他感激溫體仁打垮了錢謙益，又極力援引溫體仁入閣為相，卻不想引狼入室，最後自己也被溫體仁排擠出朝。這就是後話了。

錢謙益悻悻地回到常熟老家。此時的他是何等沮喪，何等悲切，有詩記道：“秘殿風高白日陰，天階雲物晝沉沉。”又稱：“孤臣卻立彤墀內，咫尺君門淚滿襟。”

他自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進士及第，至崇禎元年（1628年）再度起用，前後近二十年，除第一次離職是因為丁憂外，正好是三起三落。且每次任職短不過數月，長不過三年，全部官宦生涯加起來也不過五六年時間。先與韓敬爭狀元不得，後與周延儒、溫體仁爭宰相又不得，百不遂心，仕途一敗塗地。即使是在政局動蕩的晚明，如錢謙益這般旋起旋退的人也著實少見。

而這位稱雄於學界和文壇的大名士生平唯一愜意之事，是在花甲之年得到了名妓柳如是，娶以嫡妻之禮，收於我聞室中。既得章台，詩酒風流，欣然有終老溫柔鄉之願，如黃宗羲所雲：“柳姬定情，為牧老平生極得意事，纏綿吟詠，屢見於詩。”

* * *

［1］明代製度，考核外官稱“大計”，每三年舉行一次。由縣、州、府、道、藩、臬等層層考察所屬官員，申報督、撫審核其事狀後，造冊送吏部覆核。考核京官稱“京察”，每六年一次。在京四品以上官由本人自陳功過，上報皇帝，聽候裁決；五品以下官由在京各衙門掌印官寫出考語，或賢或否，明注事跡，送交吏部會同都察院審定。

［2］後世史學家多認為黨爭是明朝滅亡的重要原因，東林黨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如《王學質疑》提要說：“夫明之亡，亡於門戶；門戶始於朋黨；朋黨始於講學。”

［3］庶子：官職名，官正五品，作為詞臣遷轉階梯。同考官：曆來科考考生眾多，正副兩名主考無法遍閱全部考卷，所以按照慣例還要另外選派十餘名考官，稱為“同考官”，又叫”房官”，負責分房閱卷，先篩選考卷，有看中的，再依比例向正副主考推薦。

［4］虞山：位於今江蘇常熟西北。此處指代錢謙益，因錢謙益（字受之，號牧齋，世稱虞山先生）是常熟人。

［5］東勝右衛：今河北遵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