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李宗仁多方奔走，四處求救

李宗仁不得不接受蔣介石給他安排的一切，趁著南京國民政府舉行總理紀念周之際，搞了個簡單的儀式，當上了“代總統”。

李氏一上台，有三項任務迫在眉睫。其一、為了結束內戰，他不得不同共產黨人打交道，不得不阻止共產黨人渡過長江，以求得對己有利的和平；其二，他還要鞏固國民黨內部的團結，最終消除蔣介石的影響；其三，他還必須要尋求美元，以製止通貨膨脹，使經濟複蘇，獲得民心。

李宗仁明白，在三件大事之中，謀和是主要的。不能和，隻有輸得一幹二淨。和，就可以爭取時間，其它問題就可以慢慢解決。

所以，李宗仁在還沒有舉行就職儀式之前兩天，即1月22日，他就將黃啟漢從武漢召來，要他去北平，和中共進行直接的聯係。

1月22日下午，黃啟漢從漢口乘飛機到南京。當晚，李宗仁即約他到傅厚崗代總統官邸談話。

李宗仁說：“啟漢兄，近日旅途勞頓了吧!”

李宗仁的參議劉仲華說：“啟漢連日為和平而奔波。14日在香港啟程，15日到廣州，後乘火車走了4天才到漢口，在漢口同白祟禧等人談了3天。”

“健生(白崇禧字)他們對和談是什麼態度?”李宗仁問。

黃啟漢說：“健生對我說，老蔣已經下台了，他要全力支持德公你，早日實現停戰和談。”

李宗仁問：“健生對共產黨的八項條件有什麼看法?”

黃說：“他基本同意以八項條件為基礎，但是他對第一條有不同看法。他說如果接受第一條，懲辦戰犯就等於把我們一網打盡，這怎麼受得了呢?”

李說：“接受了後麵七條，不接受第一條，明顯讓人認為是自己的名字與戰犯有關，這樣做不好。我會告訴健生，懲辦戰犯的事由我一人肩擔。”

黃說：“臨來的時候，健生告訴我，他的最終希望是解放軍不要過江，將來就以長江為界，南北分治。”

李說：“就怕共產黨不答應。”

李宗仁顯得心情沉重，麵色陰鬱，坐不安席，情緒煩躁。他向黃略微談了談蔣“引退”，自己“代理”總統經過，然後說出此次召見的目的。

李宗仁說：“啟漢兄，我讓你來，是要你和共產黨取得聯係，讓他們停止進攻，這是當前最緊迫的事。我已叫空軍準備好了飛機，明天你們就去北平，趁博作義還沒接受改編，解放軍沒有進城之前，去求見中共的領導人，向他們說明我們的和談意願，就說我李某人願意以毛澤東提出的八項條件作為和談的基礎。”

黃啟漢第二天就飛到了北平。

送走黃啟漢，李宗仁覺得應該多管齊下，與共產黨早日建立聯係。所以，他又於1月27日給毛澤東發了一份電報，表達了希望同共產黨進行和談的意願。電報中說：

自政協破裂，繼八年對外抗戰之後，內戰達三年有餘，國家元氣大傷，人民痛苦萬狀，弭戰謀和，已成為今日全國一致之呼聲。故自弟主政之日起，即決心以最高之誠意，盡最大之努力，務期促成和平之實現。

……先生以往曾一再宣示，願意尋求和平解決。現政府方麵，已從言論與行動上，表明和平之誠意。所有以往全國各方人士所要求者，如釋放政治犯、開放言論、保障人民自由等，均在逐步實施，事實俱在，何得謂虛偽。務望先生號召貴黨同誌，共同迅速促成和談，即日派遣代表，商定地點，開始談判。

……總之，今日之事，非一黨一人之榮辱，而為國家命脈，人民生死之所係。弟個人亦決無絲毫成見與得失之心，如能迅消兵革，召致和祥，俾得早卸仔肩，遂我初服， 固所時刻馨香禱祝者。掬誠布悃，希卓裁見複為幸! 《李宗仁回憶錄》下冊，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第931—933頁)

李宗仁急於同共產黨進行和談，四處求援，致電宋慶齡、李濟深、張瀾、章伯鈞等人，企求他們的幫助。然而，他們對李氏的請求根本不予考慮，在過去同國民黨幾十年的交往中，他們早已把國民黨一幫人的麵目認清了。

李濟深已從香港赴北平，他讓黃啟漢捎話告訴李宗仁和白崇禧說：“我並不懂得什麼是共產主義、社會主義，但我相信共產黨、毛主席是真正為國家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一切稍微具有一點正義感、民族感的人，都應該讚同和擁護他們；何況蔣介石統治中國二十多年，已經把祖國弄得一團糟，凡是有誌之士，無不痛心疾首，如今蔣介石即將徹底垮台，哪個還再跟他走，那是再愚蠢不過的了。”

李宗仁隻好把希望寄托在黃啟漢身上，希望他能盡快同共產黨聯係上，讓解放軍早日停火。

黃啟漢在北平見到葉劍英，葉此時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參謀長。他對黃說：“今天我們已有足夠的力量可以完全、徹底地粉粹蔣介石國民黨的殘餘勢力，全國的解放，指日可待，這也是曆史發展的必然結果。但為了迅速結束戰爭，減少人民的痛苦，毛主席已發表聲明在八項條件的基礎上，願意和國民黨南京政府及其他任何國民黨地方政府和軍事集團進行和平談判。我們要的是真正的和平，維護民族利益、人民利益的和平。我們共產黨人，除了民族利益、人民利益之外，別無其他。”

葉劍英還對黃啟漢說：“古人雲：‘識時務者為俊傑’，我們首先歡迎你到我們這邊來。”

黃啟漢連忙說：“不論如何，我一定投靠人民。”

1月29日，黃啟漢乘最後一架離開北平的國民黨飛機回南京。李宗仁見到他迅速返回，任務完成得很順利，非常高興地說：“總算搭上關係了。解放軍何時停止進攻?”

黃啟漢說：“這個問題，葉參謀長答應向中共中央反映。”見李宗仁似乎有些失望，黃啟漢又說：“兩軍對壘，尚未達成任何協議，就單方麵要對方停止軍事進攻，這本來是不合情理的，葉參謀長不當麵駁斥我們，已經是很客氣了。”

李宗仁沒有說話，他在心裏盤算著如何加緊進行和談，要不然共產黨繼續發起進攻，南京就會立即麵臨解放軍的炮火直接射擊之下。

1月31日，李宗仁召開內閣和各黨派聯席會議，確定組織“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初步確定了代表團的幾位代表。以後經過幾次更迭，最後確定了邵力子，顏惠慶，章士釗和江庸4人，其中邵力子最年輕，時年68歲，其餘都在70開外。

黃啟漢從北平回來後，李宗仁又委派他作為這個代表團的高級聯絡員。

與此同時，李宗仁加緊進行外交活動。

他召見蘇聯大使羅申，羅申對他說：“現在已經太晚了，我

親愛的總統先生，中國永遠也不會斷絕同美國的聯係，蘇聯能為它做什麼呢？”

李宗仁派人去找美國人，並把他與羅申的談話內容告訴他們，本希望這樣做可以引起美國人的重視，但卻適得其反。美國人對此發表評論說：“李將軍已經和蘇使館取得了聯係，並且擬好了一項中蘇間試探性的三點協議草案。(1)在將來的任何國際衝突中，中國保持嚴格的中立；(2)盡可能地驅除美國在中國的影響；(3)建立中國和俄國之間真正合作的基礎。李將軍已經原則同意了這三點，並且覺得如果得到美國支持的聲明的話，他再就這三點談判中可以增加本錢。”

李宗仁隻好親自到司徒雷登大使處去解釋中間的誤會。司徒雷登博士與李相交甚好，李在北平工作時，經常和他共餐，而司徒雷登則也請李去燕京大學進行答謝。

相反，司徒雷登對蔣介石的評價可不好。他在蔣介石下野後沒幾天，致函美國國務卿馬歇爾說：“我對文告的最初反應良好。它莊重而又調和，對共產黨的辱罵之辭也明顯減少。蔣以慣用的方式檢討了自己對民族困苦的責任，並表示個人的進退得失絕不有悖於新民主精神。

“但文告進而也暴露了不幸的缺陷。全文表現出一股傲慢的寬容，以一種掌權者的自負不凡的口氣與反叛者交談。從而忽視了殘酷的現實：軍隊能力土崩瓦解，金融製度的最終失敗，人民對和平的普遍願望，以及他本人下野的必然性。

“另一缺陷更為嚴重。他雖然在一定意義上作出讓步，但實際上毫無表現。就在本周早些時候，他還決定讓副總統行使全權，自由地采取任何能造福於民的新政策，但顯然由於蔣固步自封，由於蔣被共產黨的戰犯名單(蔣名列榜首)所惱怒，由於宋子文及其他強硬派的影響，他又收回了起初的決定。蔣的文告看來是國民黨內部各集團妥協的結果；他的五項條件每一項都代表了這些派係的態度。而蔣對這些派係的協調又必然加劇內部分裂。共產黨的反應是可想而知的，他們態度強硬，毫不讓步。在步步取勝的形勢鼓舞下，他們企圖完成徹底消滅國民黨凶惡勢力(如陳立夫)的任務。而陳立夫的支持者們則在考慮如何應付共產黨。至於說，共產黨是想消滅國民黨的現存領導和組織結構，還是根除他們掌權道路上的任何障礙，這尚有待勢態發展。但看起來，由於國民黨自身的缺陷，它必將讓位於富有生氣的共產黨意誌。一旦共產黨鏟除了這股勢力，他們將計劃組成某種形式廣泛的聯合政權，並與某些邊遠地區政治上反對派達成政治解決方案。”

司徒雷登出於過去的友誼，為李宗仁舉行了一次茶會，並將英、法大使也邀來了。司徒雷登為李氏創造了一次尋求西方支援的好機會。

在茶會上，李宗仁說：“十月革命勝利後，西方的民主國家力圖阻止國際共產黨的擴張。但是，經曆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俄國布爾什維克不僅沒有被削弱；反而卻控製了整個東歐，開始了對西方的‘冷戰’。當西方正在建造堤壩阻止赤禍在西方泛濫時，讓它在東方自由泛濫是明智的嗎?”

李宗仁滔滔不絕，大談中國對西方國家的重要性。他說：“我請你們注意，中國必將在世界未來政治發展中占樞紐地位。你們如果現在袖手旁觀，將來則會後悔莫及。”

李宗仁在最後說：“我的政府並不向美國、英國和法國請求物質幫助，但我希望在座的先生們會把我的意思轉達給你們尊敬的本國政府，強調我們需要他們的道義支持。更具體地說，我敦促三位使節發表聯合聲明，對目前中國國民黨、共產黨之間的談判表示深切的關懷，我請三國政府表示他們衷心的希望，希望談判會導致和平解決，這樣中國和全遠東的和平就能維持住，他們發表聯合聲明將會給與共產黨談判的政府代表團相當大的鼓勵、也將充分警告國際共產黨主義分子不要插手中國。”

李說完，瞅了司徒雷登一眼。司徒雷登采用猾頭政客們常用的方法，避免看他。此時司徒雷登已不對李宗仁抱有多大的期望，他從美國在中國的利益出發，準備了兩個策略：一種策略是在李政府垮台前，他在能力範圍內先求支持李氏政府，目的並不是使其繼續以軍事抗拒中共，而是增強其力量，以便在談判桌上能從中共得到較有利的條件。司徒大使的希望是，倘李宗仁能控製長江以南地區，其政府也許能成為一種對抗力量，而與共產黨在長期基礎上競爭。另一種策略是，一旦他發現李氏政府不能抵抗中共而垮台，他即要試圖和中共達成某種和解，避免中國成為一個被蘇俄控製的共產黨國家。

英、法大使視司徒雷登的態度從事，他們隻講了幾句措辭謹慎的話，把李的要求擱在一邊。

然而，就在李宗仁疲於應付之際，蔣介石卻又在他的身後插上了一刀。

蔣介石得知李宗仁未經國民黨中常委討論，以私人的名義給毛澤東打電報，心裏十分惱火。他給孫科打電話，要孫科抵製李宗仁，把行政院遷到廣州。除此外，蔣還策動立法委員也前往廣州。他對赴廣州者，每人送船票一張，美金百元，並且給港元300元的特別津貼。

孫科唯蔣命是從，一些立法委員也經不住蔣的誘惑，隨同孫科的行政院遷往廣州；李宗仁的南京政府一下子被弄得四分五裂，難以展開工作。

在這種情況下；國民黨事實上出現了“一國三公”的無政府混亂局麵。中共2月5日發表聲明指出： “這個所謂的‘政府’究竟還存在不存在呢?它是存在於南京嗎?南京沒有行政機關。它是存在於廣州嗎?廣州沒有行政首腦；它是存在於上海嗎?上海既沒有行政機關，又沒有行政首腦。它是存在於奉化嗎?奉化隻有一個宣布‘退休’的偽總統，別的什麼都沒有。”

和談還沒有開始，李宗仁已經麵臨一場嚴重的政府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