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和王金發誰出賣了誰

1912年3月，孫中山讓位袁世凱，王金發也被免去紹興都督職。袁世凱請他去北京，出任“上將銜總統府顧問”，被王拒絕，寧願留在上海當“寓公”。他在上海法租界買了一座外國人的公館，改名為“逸園”，蔣介石成了這裏的常客，可能就在這時二人結拜為盟兄弟。一次，革命黨人在逸園開會，由姚勇忱之弟姚定忱在門外望風，蔣介石姍姍來遲，姚定忱故意嚇他，說裏麵正在抓賭，蔣介石一聽，拔腿就跑，一副狼狽相，一時間，在逸園中傳為笑話。

8月，袁世凱邀請孫中山前往北京，陳其美深恐發生意外，命姚勇忱隨同北上，打聽消息。命王金發回紹興作好軍事準備，一旦有事，就在浙東馬上發難。後孫中山無事，陳其美曾派蔣介石去紹興通知王金發，暫停發動。

1913年3月20日，袁世凱派人在上海車站槍殺了宋教仁，此事震驚了全國，革命黨人無不義憤填膺，王金發更是忍無可忍，立即和胡士俊、陳誌庚、張伯岐等人一齊出動，很快在五馬路六野旅店中抓住了凶手武士英，並查出其指使者是共進會會長應桂馨，又在應桂馨處查出大批信函、文件，證明此案實為袁世凱指使，通過國務總理趙秉鈞、國務秘書洪述祖與應桂馨聯係。這樣，就使宋案真相大白於天下。

宋案發生後，孫中山立刻回到上海，研究對策。有人主張武裝討袁，有人主張法律解決。王金發讚成武裝討袁，和謝飛麟一起組織了浙江討袁軍，發布了討袁通電，王金發擔任浙江駐滬討袁軍總司令。二次革命失敗後，王金發也遭到通緝，他就在租界內隱匿起來，蔣介石則去了日本。

對王金發被通緝的境況，王母極為不安，她通過一位伍××與陸軍部聯係，請求免於通緝。當時段祺瑞任陸軍總長，1915年1月11日陸軍部發來批示：“據稟已悉，爾子王逸既未附合亂黨，已準免緝，囑其安分讀書，養才待用可也。”但要王金發“赴京謝釋”。王金發聽從了謝飛麟的韜晦之計，決定與姚勇忱一起赴京，想在段祺瑞陸軍部的庇護下，另作他圖。入京後，請客送禮，花費了數萬大洋，終於拜見了段祺瑞，段對他來京十分高興，表示：希望今後多多聯係。不料此事被袁世凱得知，立即下令捉王，並指責段祺瑞“謀私利而不顧國家大局”。段為了開脫自己，再不露麵。最後，陸軍部向王金發提出：要他“限期拿獲韓恢、詹大悲、蔣介石、夏之麒、夏爾嶼、陸惠生、姚勇忱等人以自贖”。王金發大哭一場，立即返回了上海。

王金發入京“謝釋”是一大失誤，造成的後果是嚴重的。第一，對革命黨人來說，二次革命失敗後，他是第一個“入京免緝”的人，政治上的影響是很壞的。第二，對王金發本人來說，從此背上了“投誠”的黑鍋。被不明真相的黨人視為異己，“或直接寄書痛斥，或間接投函恐嚇”。他雖百般解釋，然後果已成，悔之晚矣。他本想求得片刻的安寧，卻招來更大的苦惱。此後，王金發生活更加反常，“終日以醇酒婦人自遣，與在滬黨人亦很少見麵”。

在此期間，蔣介石曾奉孫中山之命，回上海組織武裝討袁，因事機不密遭到追捕，蔣介石被迫躲到張靜江的一處秘密住所避難。一天，蔣介石外出歸來，被特務跟蹤，特務立即回去叫人。恰好張靜江不在家，蔣閑坐無聊，便去別的友人處小坐，回來時，發現張家已被軍警包圍，他機警地走脫，逃回了奉化老家。此事本與王金發無關，他卻認為是王金發告的密，出賣了他，並把此事寫入毛思誠所編《民國十五年以前的蔣介石先生》一書之中，有些蔣的傳記中也堅持此說。其實，王金發極重江湖義氣，誰也沒有出賣，姚勇忱就一直和他住在一起。再說，蔣介石當時隻是一個小角色，王金發真的要賣友求榮，第一個也輪不到他。

王金發在上海報國無門，革命無路，求諒不許，顯誌無能，唯有苦悶、懊喪、憤慨、悔恨。終日伏於一室，學習書法和雕刻，留有“誌士多苦心”、“無可奈何”等閑章，可以看出他當時的心跡。後好友俞丹屏勸他去杭州，並謂“赴杭決無意外”。王金發也認為浙江都督朱瑞同他一起參加過光複浙江的戰鬥，而且他在戰場上還救過朱瑞的命，於是在1916年5月3日回到了杭州。

王金發到杭州後，朱瑞表麵上以禮相待，暗中卻向總統府統率辦事處密報：“王金發挾妓來杭，意圖叵測。”當時殺害秋瑾的元凶章介眉在統率辦事處任秘書，王金發曾抓他遊街示眾，見到朱瑞的密報後，立即批複“查看”二字。不久，朱瑞宣稱截獲一封上海黨人給王金發的密信，內容是說起義計劃，並詢問王金發到杭州後對浙江的布置。朱瑞又向統率辦事處作了彙報，章介眉萬分高興，竟矯袁世凱之命，密電朱瑞：“相機除之”。朱瑞假裝請王金發和姚勇忱吃飯，在宴席上拿出袁世凱的電報，並假作慈悲地說：“總統電令，小弟實在無能為力了！”當即將王、姚二人逮捕入獄。

關於上海黨人給王金發的密信，有幾種說法：有人說是陳其美寫的；有人說是上海幫會中人平日與王有嫌隙者所為；有人說根本沒有這封信，是朱瑞假造的；也有人說信是蔣介石寫的，因為蔣在上海時，曾多次向王金發借錢，王不厭其煩，有時就叫管事陳誌庚與他應付，因而引起蔣介石的不滿，故加以陷害。

6月2日，王金發在獄中被害，終年33歲。6月15日，北洋政府發布了第1115號《政府公報》，宣布了王金發所謂的“罪狀”。王金發死後，杭州各界在西湖邊的昭慶寺召開了隆重的追悼大會，並將其安葬在西湖濱的臥龍橋畔。蔡元培為墓題詞：“生死付常，湖山無恙，智勇俱困，天地不仁。”褚輔成撰寫了墓誌銘：“君竟如是以死，死而不死，責在後死。”對王金發的死，孫中山也深為痛惜，曾感歎說：“天地不仁，殲我良士”。柳亞子專門寫了一首“獻詩”如下：

功罪何當付蓋棺，

紛紜謠諑總無端；

秦人倘識苻生枉，

蜀老能為葛相寬。

敗寇成王誰定論，

恩牛怨李此旁觀；

荒墳鬼哭鵂鶹叫，

一卷叢殘帶淚看。

為了紀念王金發，謝飛麟寫了一本《王季高君行述》，陳去病寫了一本《莽男兒》。1985年，在浙江嵊縣專門召開了《王金發學術討論會暨殉難七十周年紀念會》，來緬懷這位辛亥革命時期的英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