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新時期文學”那一道風景線

文學界所稱“新時期文學”之發軔與我國的改革開放同步，清算“四人幫”，“文革”結束不久，一些壓抑多年的文學青年早已骨鯁在喉，一遇開閘便如洪水般噴湧，迸發出以“傷痕文學”為潮頭的一大批頗具批判現實主義深度的佳作。

那道文學勝景的前提是中國曆經長期的文化荒漠，十幾億中國人十年的光陰隻能看八個“樣板戲”，文化饑渴燒灼著每個人的心。忽然有了幾篇敢於說實話的小說，一下子成了壓力鍋的出氣閥，全民都以讀小說為宣泄的渠道了。報刊雜誌的發行量飛漲，社會人心捧出了文學的盛花期。

各省市的刊物太多了，而廣大讀者總是想看到最好的小說。於是，《小說選刊》《小說月報》《中篇小說選刊》《長篇小說選粹》等轉載性期刊應運而生，躍升為全國級文學展台。每逢佳作問世，億萬讀者口碑推薦爭相傳閱的速度不亞於如今的電子微信。鄙作《東方女性》發表於名刊《上海文學》（1983年第8期），經發行量高達160多萬份的《小說月報》轉載其影響迅速擴大。據資深編輯鄧元惠大姐說，那一期《小說月報》除了郵局固定訂戶，全國各地報刊亭零售的刊物十天之內脫銷，許多書商打電話要求增訂。如今的青年人或許無法想象，那時候沒有電子信息全靠紙媒傳播呀！

在那難忘的萬眾閱讀的黃金時期，每年一度的全國評獎，烈火烹油一般助推炸響的轟動效應。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短篇小說發獎大會幾乎成了全民的節日，絕不像如今淪為一種行業活動。最初幾年的評獎最為公正，獲獎作者大多是無名之輩，其中許多人是從農村、山溝、邊疆走出來的。選票附在中國作協主辦的《小說選刊》《人民文學》《中國作家》等期刊裏寄出，票麵含有郵資，每位讀者選出自己喜歡的本年度20篇作品寄回北京。那時候的人們很純樸，還不大懂得賄選、雇傭“水軍”等伎倆。

我自詡為“民選作家”，是全國讀者投票把我推向文壇的。1981、1982兩年我在毫不知情的狀態下忽然接到通知去北京領獎，真跟天上掉餡餅似的。那年我女兒12歲，兒子10歲，家裏窮的連一件出門穿的體麵衣服都沒有，我這個孩兒媽媽蓬頭垢麵地走上了全國領獎台。

家人親友為我的金榜題名而慶賀，但到了北京我很快就發現自己隻是身處光圈的邊緣。聚光燈打在舞台上會形成耀眼的光圈，你或者站在光圈裏風風光光，或者躲在光圈外的暗處不被人注意為好。最怕的是身處明暗交接線之反差最為強烈的臨界點，半張臉鋥亮半張臉黢黑，那是一種多麼尷尬的處境啊！在北京領獎大會上，我糊裏糊塗地扮演了兩回“陪襯人”角色：1982年我和王安憶同住一屋，1983年和鐵凝同室。記者們編輯們蜂擁圍堵兩位“超級女聲”，我被擠到屋角無所適從，隻好躲到別的房間去找那些從農村、山溝來的獲獎者作伴。據悉在評委會討論時某權威人士不喜歡我的作品，隻是礙於我得到的讀者投票太多（《金鹿兒》獲票第四、《明姑娘》獲票第一），不好把我踢出去罷了。也正是讀者捧場與權威搖頭之間的反差，使我痛切地感受到了名利場中的人情淡薄。從此我始終和北京文學圈保持距離，後來又因得罪了天津文壇霸主而被驅逐。遠離了是非漩渦，日子過得反倒心安理得，清靜遂意，無人喝彩總比橫遭冷眼強多了。幸運的是讀者始終未忘記我，讓我心裏感到無比溫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