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厄內斯特·海明威（1899—1961年）是美國最享盛名的現代小說家。1899年7月21日出生在美國芝加哥一個醫生家庭。父親熱衷於打獵和釣魚；母親愛好音樂和藝術。他們的愛好給了海明威很大影響。海明威一方麵繼承了父親愛冒險的精神；一方麵又受到了母親藝術天份的影響。1917年中學畢業後當見習記者，接受了新聞記者的嚴格訓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他誌願入伍，參加了美國醫療隊。1918年他在意大利前線受重傷。戰後住在巴黎，當了《多倫多明星日報》的駐外記者，開始了他的創作生涯。他的作品語言簡練，內容深刻，形成了獨到的風格。1946年他的小說《太陽照樣升起》出版。小說描寫一群參加過歐洲大戰的青年流落在巴黎的情景。他們精神苦悶，情緒彷徨空虛，引起了戰後不少青年的共鳴，被稱為“迷惘的一代”。小說因此成為“迷惘一代”的代表作。海明威也因此成為“迷惘一代”的代表作家。

二十年代末海明威回到美國，居住在佛羅裏達州。他廣泛地遊曆：去西班牙看鬥牛，去非洲打獵，去古巴釣魚。寫出了不少以鬥牛士、獵手、漁夫為主人公的作品，創造了有名的“硬漢性格”。

1936年西班牙內戰爆發，海明威作為戰地記者四次去西班牙。接著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海明威又一次以戰地記者的身份到了歐洲，參加了不少軍事行動，寫出不少戰地報道、反戰題材的小說和劇本。

1941年3月，海明威以紐約《午報》記者身份來到中國，在重慶秘密會見了中共領導人周恩來。對於抗日戰爭的采訪，他寫出了六篇文章發表在《午報》上。

1945年二戰結束後，海明威定居古巴。1952年發表優秀的中篇小說《老人與海》，再次引起轟動。《老人與海》發表兩年後，海明威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

老年的海明威病魔纏身，1961年7月2日用獵槍在自己的寓所自殺。他獨特的藝術境界、勇敢不屈的“硬漢精神”永遠存在於世界文壇之林。

《老人與海》是海明威獨特創作風格的代表作。其中“一個人可以被毀滅，但不能被打敗”的名言激勵了很多克服困難的人。小說取材於1935年前後，是海明威居住在佛羅裏達州基韋斯特島期間，從哈瓦那海灣漁民的交談中聽到的，當時發表在雜誌上，隻有200多字。《老人與海》的問世，是在16年以後的1952年。

故事的主人公是古巴老漁民桑提亞哥，他已經有84天沒有打到魚了。頭40天，一個孩子很佩服他的本事，跟著他出海學打魚，結果一無所獲。他的爸爸媽媽說老頭倒了運，不再讓他去，孩子搭上別人的船，頭一星期就打到三條魚。他看見老頭每天空著漁船回來，心裏很難過。到了第85天的早晨，孩子拿著沙丁魚和魚食送他出海，祝他好運。釣絲動了，一條馬林魚在晃動，他目測了一下說：“它比小船還長兩英尺呢。”魚一直拖著小船走了兩天。第三天，老人拿出當年的威風，忍著傷痛用魚叉紮死了這條大魚，把它捆在船邊。死魚的血招來了鯊魚群，它們大口大口地吃著馬林魚的肉。老人用綁在漿上的小刀子、用魚叉、用棍子一次又一次地劈打著鯊魚。他堅定地高喊著：“一個人並不是生來要給打敗的，你盡可把他消滅掉，可就是打不敗他。”最後，一條鯊魚朝死魚的頭上撲來時，他知道一切都完了，他失敗了。

《老人與海》傾注了海明威近四十年的創作風格。孤獨的主人公的內心獨白、樂觀自信勇敢無畏的性格、深藏內心的堅忍不拔的精神，是作者精神世界的體現。情景交融、準確生動的動作描寫，娓娓道來的敘述，讓讀者有一種身臨其境的感受。《老人與海》作品的表達方式是從感覺、視覺、觸覺層層遞進展開的。這樣寫能夠使作品節奏性強，線條清晰，拉近了作者、讀者和主人公的距離。

1929年海明威著名的反戰小說《永別了，武器》出版。它給海明威帶來了極大的聲譽。小說講：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美國青年亨利在意大利救護隊擔任上尉。在一次進攻前夕，結識了英國姑娘凱瑟琳。凱瑟琳的未婚夫在一次戰役中陣亡了，因此，生命對她來說更為珍貴。她希望亨利能平安地回來。在前線，亨利的腿被炸傷，送進了米蘭的一所醫院。在凱瑟琳的細心照顧下，亨利逐漸痊愈。他們相愛了，並準備戰爭結束後組成家庭。就在亨利準備重返前線的前夕，凱瑟琳告訴他她懷孕了。前線戰事越來越糟，每天都有陣亡的危險，他厭惡戰爭，決定逃跑尋找凱瑟琳。曆經磨難，他和凱瑟琳逃到了中立國瑞士，過著平靜幸福的生活，等待凱瑟琳的分娩。不料，凱瑟琳和孩子都死於難產。

《永別了，武器》傾注了海明威全部的思想感情。小說中的亨利代表了一大群單純、富有激情的青年。他們聽信了政府的宣傳，到歐洲戰場充當了炮灰。殘酷的沒完沒了的戰爭，使他們感到厭倦，他們終於以各種方式進行反抗。“世界殺死最善良的人、最和氣的人、最勇敢的人”，這就是他們的覺醒。凱瑟琳的原型，是海明威在美國醫療隊結識的初戀情人艾格麗絲。他給予了她最美麗、最勇敢、最溫柔、最賢惠的性格。她細心地照顧受傷的亨利；她懷著孩子，在大雨中和亨利一起逃跑；在生命垂危的時刻，她還安慰亨利：“好的，我會夜夜陪你的。”這是一部愛情的悲劇小說。戰爭給人類帶來的災難貫穿了全書，盡管他們在瑞士有過一段平靜的生活，但戰爭造成的傷害，在人物最後的命運中結束。小說從個人幸福的角度譴責了戰爭。因此，這部書一出版，就產生了強烈的社會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