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曾子說:“吾日三省其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解析】
曾子說:“我每天再三反省自己:替人家辦事沒有盡心竭力嗎?與朋友交往不講信用嗎?老師傳授的學業沒有用心複習嗎?”曾子所反省的這三件事其實可以歸結為一件事,即反省自己有沒有違反“誠”這一準則,即對自己對他人是否誠實。
古代的賢人孟子說過:“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誠實,在任何時候都是人的可貴品質,是做一個君子的最基本的要求。也正因如此,高允以誠立身,深為人們讚許。
魏世祖太武帝時,高允與司徒崔浩奉命一同著成《國紀》。高允以侍郎、從事中郎兼任著書郎。他精通天文曆法,在著述過程中,經常匡正崔浩的謬誤,令人歎服。當時,有著作令史閔湛等人乖巧奸佞,深得崔浩信任。見崔浩注釋的《詩》《論語》《尚書》《易》,便上奏章,說馬、鄭、王、賈所注述的《六經》,疏漏謬誤之處很多,不如崔浩所注精微,因而請求將這些在境內流行的各家注述書籍統統搜集收藏,頒發崔浩的注書讓天下人學習。同時請求世祖賜命,讓崔浩再注釋《禮傳》,以使後生晚輩們能夠真正領會其中的義理。有人抬轎子,大事吹捧,崔浩飄飄然不知所以。閔湛阿諛有功,崔浩心中有數,決不能虧待,上表推薦,稱讚他有著述的才華。不久,閔湛又慫恿崔浩將其撰寫的《國紀》全文刊刻在石碑上,立於交通要道,求永垂不朽,並借以彰明崔浩秉筆直書的事跡。
高允聽說後,憂心忡仲,料知崔浩這樣得意忘形,必無好結果。他不無擔心地對著作郎宗欽說:“閔湛所作所為,實在是岌岌可危,恐怕會給崔浩宗族招來永世大禍,我們也很難幸免。”高允料事如神,不久果然事發,崔浩因撰寫《國紀》觸怒世祖,被收押在審。
此時高允在中書省供職,恭宗已被世祖立為太子,曾由高允講授經史,對他很敬重,見高允因參與《國紀》的撰寫也將受到牽連,就設法救助。他派東宮侍郎吳延請來高允,讓他留在宮內。第二天,恭宗奏明世祖,命高允陪同自己進宮朝見。到了宮門口,恭宗說:“現你我一同進見至尊,進去後我自會為你疏導,至尊如果詢問,你隻要依我的意思回答即可。”二人進宮麵見世祖,恭宗小心翼翼說道:“中書侍郎高允一直在臣宮中,與臣相處多年,一向小心謹慎,臣對此十分清楚,他雖與崔浩共事,但位卑言輕,受崔浩製約,責在崔浩,請赦高允不死。”世祖召高允近前問道:“《國紀》是否皆為崔浩所作?”高允答:“《太祖紀》為前著作郎鄧淵所撰,《先帝紀》及《今紀》,臣與崔浩同作,但崔浩綜理全麵,事務繁雜,雖是共撰,其實不過總審裁斷而已。至於書中注疏,臣所做多於崔浩。”世祖聞言大怒:“如此說來,你罪更甚於崔浩,豈能放你生路。”恭宗見世祖發怒,事情不妙,馬上插話解釋辯白:“父皇息怒,高允乃一介小臣,恐懼迷亂以至語無倫次。臣過去曾詳細查問,高允都稱《國紀》為崔浩所作。”高祖再問高允:“果然如太子所言?”高允麵無懼色,從容作答:“臣才疏學淺,著述多有謬誤,有違聖恩,又觸怒天威,臣已知罪,罪該滅族。臣死在即日,不敢胡言妄說,欺蒙聖聽。太子殿下因臣隨侍左右講授經學多年,可憐臣下,故極力為臣請求寬免,其實殿下並未曾問臣,臣也無此言。臣如實奏報,不敢隱瞞。”世祖聽罷,怒氣頓消,對恭宗道:“真是直言不諱!這也是人情所難,臨死而不巧語飾過,豈不難哉。且為臣不欺君,告朕以實情,真是忠貞之臣。雖然有罪,也可寬免。”於是,高允得到了赦免。
世祖隨即召來崔浩,命人請問,崔浩惶恐迷亂,不能應答,哪似高允,事事申說得清清楚楚,有條有理。這下世祖愈發惱怒,命高允擬寫詔書,將崔浩以下、僮仆小吏以上共一百二十八人,均滿門抄斬,株連五族。高允受命草擬詔書,但他遲遲不肯寫,世祖頻頻派人催問,高允請求再進見世祖,說明情況然後才好擬詔。世祖應允,高允麵奏說:“崔浩獲罪,若另有罪狀,臣不敢多言,但若僅以此事論罪,罪不該死。”世祖一聽,勃然大怒,命待衛將高允拿下。恭宗隻得再次上前求情,世祖道:“不是此人勸諫,更要致死數千人。”恭宗與高允再不敢多說,拜謝退下。崔浩最終仍遭滅族滅門之禍,崔浩僚屬僮吏也都被處死,但僅止於本人,不累及妻子兒女。著作郎宗欽臨刑前,想起高允當時的預言,長歎一聲:“高允有先見之明,簡直是個聖人啊!”
事過之後,恭宗曾責備高允說:“做人應知道隨機應變,否則多讀書又有何益。當時我為你安排導引,你為何不依我言行事,以至觸怒聖帝,雷霆萬鈞,至今想起仍心有餘悸。”高允當時何嘗不明白恭宗的一片苦心,但他自有一番道理,此時才告知恭宗:“臣是一東野凡夫俗子,本無意做官,不想被朝廷征召,沐浴聖恩,在中書省為官。自思多年來屍位素餐,枉享官榮,妨礙賢良,心中每每不安。至於說到史籍,應為帝王言行實錄,是將來的借鑒,今日借此可以了解過去,後代借此可以知曉今朝,因此言行舉動,無不一一記載,為人君者自然對此分外審慎。崔浩世受皇恩,榮耀一時,而辜負聖恩,以至自取滅亡,崔浩其人其事,確有可非議之處。崔浩以平庸之才,而承擔棟梁重任,在朝內沒有忠誠正直的節操,退歸沒有雍容自得的稱譽,私欲吞沒了清廉,個人好惡掩蓋了正直與公理,這些應是崔浩的罪責,至於其記載朝廷起居之事,評論國家政事得失,本是撰寫史書的慣例,並沒有過多違背。臣與崔浩共撰一書,同擔一事,亦是事實。死生榮辱,不該有別,依理而言,臣不應有所特殊。今日獲免,由衷感激殿下再生之恩。臣違心苟且求免,並非臣之本意。”高允一席話擲地有聲,恭宗聽罷,為之動容,又連連慨歎。
總觀高允言行,始終表裏如一,言行不二,不做投機取巧、阿諛奉迎、苟且求生的勾當,以忠直坦誠為其立身準則。人生在世,難得的就是這個“誠”字,更難得的是遇有風浪,生命攸關,仍能不變本色。封建時代,官場多是名利場,為爭權逐利,為謀取高官厚祿,爾虞我詐,互相攻訐傾軋,而吹牛拍馬,巧言令色,欺上瞞下,八麵玲瓏,在官場上更是司空見慣,見慣不怪。高允身在官場幾十年,不管風雲變幻,不計利害得失,堅持以誠立身,教人以誠,待人以誠,實屬難能可貴,也使他贏得了上上下下的信賴和尊敬。
誠實,是為人處世的最寶貴的品質之一。以誠立身,雖然有可能在某些情況下會吃虧甚至會得罪某些人,但從長久來看,必然會得到人們的信賴與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