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回駐玉林後,他對於五屬是作為將來發跡的根據地來經營的,好些做法比之老桂係軍閥來確有很多不同之處。在“兵匪一體”、民不聊生的年代,所謂“饑者易為食”,當地人士樂於支援他亦是很自然的。李宗仁當年的做法,大致可概括為“和緩各方,安民自保,積集力量,待機而動”這四句話。那時雖然沒有這樣明確地提出來,但一切做法都是貫穿著這個原則進行的。下麵再具體舉一些事例:
一、通電就職,整編部隊。李宗仁在六萬大山期間,對何武等人帶來的部隊還無暇、也不可能進行整編;不過他們表示過,一切聽李營長(李宗仁)的號令,相安無事。李在發出“粵桂邊防軍第三路司令”就職通電後即著手組織司令部,製定番號,調整人事和編組部隊。邊防司令部之下設兩個支隊,每個支隊轄兩個統領,每個統領轄兩個營。
當時我們所創設的司令部的編製是具有“因人設官”和“為事找人”兼而有之的特點的。組織相當簡單:中校參謀尹承綱(代理參謀長職務。黃旭初當參謀長乃是粵軍離桂後自治軍時代的事情);秘書長黃鐘嶽;副官長梁重熙;軍需長伍信生;軍醫蔡劍鋒。還有為數不多的參謀、副官、軍需、司書等一些人。這些重要人士的安排並不全由李宗仁個人決定,而是由他提出和我們比較負責的幹部研究後方作最後決定的。所以那時上下之間,同事之間,大致上是能夠協調的。部隊長的安排當然要比幕僚困難:兩個支隊司令都不是由李宗仁的基本營產生,而是在新的連長中選拔。何武拉來好幾個連的人槍,功勞最大,升遷當然沒有問題;李石愚,論學曆不過陸軍幹部學堂學生,言資曆亦隻當過廣東榷運局鹽警營呂滄隱部的連長,他既沒有帶著部隊來參加,那時更談不上有戰功,但由於他在興業一帶有相當大的號召力,給以較高的位置可以得到地方上更多的支援。李宗仁把這些作用向我們解說後大家也就沒有異言了。俞作柏是有名的野心大、桀驁不馴的人,但也沒有敢出麵爭奪支隊司令職。
在編製人士定奪之後,就準備分兵到玉林以外的四個縣北流、陸川、博白、興業駐防,同時將派出各縣縣長和稅收人員,掌握地方政權和解決部隊的給養問題。但適此時又傳來粵軍黃大偉部沿著陳炯光旅進兵路線向玉林方麵開進的消息。在舊軍裏,互相吞並,弱肉強食的現象是很普遍的。李宗仁為了安全起見,就又帶著這十幾連人離開這個進占才十天左右的新巢——玉林,先躲避到六萬大山,再輾轉到達橫縣的百合鄉去,目的是為了不和進境粵軍接觸。記得為了籌措這筆給養費,曾就原來李的基本部隊裏每連抽出步槍五支、子彈500發(新參加的何武、陸超、伍廷颺、俞作柏等部都沒有抽),交由梁重熙向興業梁家換得銀洋6000元作為給養費。重上六萬大山已不是為了作戰,所以把攜帶困難的山炮和重機槍都秘密埋藏在六萬大山腳梁重熙的村子附近。
黃大偉部進駐玉林約一星期就向南寧方麵開走了,我們緊跟著又回到玉林駐防。從那時起,李宗仁才算在玉林五屬站穩了腳跟。
二、利用地方人辦地方事。上麵說過,早在1921年李宗仁當營長駐防興業時就和地方豪紳發生了關係,而且在好些方麵確也得到了他們的支持。現在雖然局麵比過去大了,但李宗仁仍認為這是一個發掘地方潛力,緩和內部矛盾的好辦法。最容易成為爭奪對象的是各縣縣長,次為各縣稅務局長。這些肥缺,差不多都是由與我們有關的五屬地主豪紳充任,集地方勢力於一堂,不但豪紳、土惡皆大歡喜,而我們的餉源、兵源從此亦不再感匱乏了。
三、維持舊稅,安定金融。在陸榮廷統治廣西的時候,全省人民被迫負擔的捐稅不僅是沉重的,而且是名目繁多,苛細特甚。它既沒有統一的稅項,也沒有統一的稅率和統一的征收章則。各地駐軍可以隨心所欲地開征這個或那個稅,更可以隨心所欲地多征或少征。這樣一方麵使得生活本來就十分困難的人民更加陷於貧窮破產的境地,另外,經過層層中飽私吞,繳上來的也就為數有限了。李宗仁的聚斂手法比他們高明:他嚴格規定所屬部隊不準霸占稅收,不準委派稅吏,不準截留稅款。在那小康之局初奠的情況下,一般部隊都能確實遵行;較為難辦的是俞作柏,但他也隻限於討點小便宜,而不敢明目張膽地亂搞。著重從整理田賦、豬捐、牛捐、花筵捐和煙賭捐等舊稅中剔除中飽,增加收入,沒有開辦過什麼新稅。
李宗仁的所謂“安定金融”,並沒有什麼奇特的做法,簡言之,就是取締幣值低跌和幣值十分不穩定的陸榮廷等人發行的紙幣和各軍(指過境部隊)發行的各種“軍用券”、“流通券”在所轄地區內的流通。李宗仁規定:在他的防區內,一律使用銀洋,即廣東、廣西雙毫或大洋,不準使用紙幣。繳稅發餉和交易,都以銀洋計算。廣西各地遭受陸榮廷等人濫發紙幣鈔票和各種“證券”的災害以及由此引起的物價波動,市場蕭條和軍民生活交困等現象,獨玉林五屬在李宗仁統轄期間沒有出現過。
四、訓練幹部。為了提高所部官兵的學術,統一意誌,以及擴大幹部力量,在玉林創辦了一個“第五獨立旅幹部教練所”,共計成立一個軍官隊,兩個軍士隊。教練所長由李宗仁兼任。記得教練所共辦了兩期,每期時間半年。第一期是抽調兩個支隊的下級幹部和軍士入所受訓,第二期調訓的下級幹部較少,主要是招考中等學校畢業或有同等學力的青年訓練,總共培訓了幹部千餘人。所以我們隨著部隊的不斷擴充,幹部力量也能相應地壯大,沒有感到缺乏。幹部教練所從1923年春開辦,至1924年春停辦。以後有關幹部訓練事宜就統一在梧州幹部養成所辦理了。
此外,為了加強部隊的通訊聯絡工作,還成立了一個“軍用電話訓練班”,抽調各部稍有文化和年輕的士兵及招考一批青年入班受訓。
五、保持基地,謝絕誘編。各強有力者對李宗仁這股力量,並不是放任它在玉林五屬自由自在地生根發展的。想據為己有的前後有好幾個部分:1921年剛開進玉林後不久,駐在桂平一帶的陸榮廷部旅長陸雲高就想將李部收編為團,讓李宗仁當團長;粵軍入桂後陳炯明以軍政部長名義委劉震寰為“廣西綏靖督辦”時,劉對李也提出收編問題;粵軍將要退回廣東時,陳炯光曾派員到玉林,勸說李宗仁率部隨同回粵,說單獨留在廣西不易對付桂軍,很危險。1923年初沈鴻英率部從江西返回八步以後,曾派人向李提出收編問題,以李為旅長。所有這些,李宗仁都一概以善言推卻了。
陳炯光率部駐紮貴縣時,曾要我們將機關槍連和炮兵連調給他節製。炮兵連有七五生的退管炮兩門(北伐初期出發的第七軍,全軍也隻有這兩門炮),機關槍連有馬克沁重機槍兩挺和連珠槍四挺,這在當時的廣西部隊中隻有沈鴻英、劉震寰部才有這種裝備。我們當然不肯把這僅有的重火器拱手讓人,我們采取的應付辦法,一個是“推”,一個是“拖”,拖到粵軍撤退廣西時也就不了了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