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在禁中　心憂國事——張學良將軍在奉化寫的三封信

張魁堂

1937年1月13日，發動西安事變、威震中外的張學良將軍，在特務頭子戴笠等人的“陪同”下，由南京移到了浙江奉化，住進了溪口的武嶺學校。當天夜裏，張學良將軍遙念秦川，揮毫疾書：

虎城、孝侯、鼎方、仲賢、乃賡、秀方、蔚如、憲章、世甫、開源、柱國、誌一、公俠、芳波、伯純、炳南、菊人諸兄鑒：

弟今早同瑞峰來溪口。為目前救此危局，勿為亂國計，商定辦法二則，請兄速下最大決心，使委座及弟易收束陝甘之局。關於改組政府及對日問題，準我等可在三中全會提出，公開討論。關於兩案，盼兄等速即商討，下最後果斷。如有意見補充，盼虎城派人，更盼來一軍長。如兄等認此二案之一案無問題，那是更好，盼即刻表示受命。委座告弟十六日為限。盼諸兄為國家、為西北、為東北，請詳計之。凡有利於國者，弟任何犧牲，在所不惜。盼勿專為我個人謀計。西望雲天，無任期盼好音。專此，並頌

戎安

弟良頓首

十三日夜

這封信是寫給東北軍、十七路軍主要將領和幕僚的[1]。信中商量西安事變的善後問題，提出要楊虎城等在蔣介石提的“辦法二則”，即所謂甲、乙兩案中選擇一項。

張學良來到奉化的當夜，為何要匆忙寫出此信？甲、乙兩案又究竟是怎麼回事？

話要從頭說起。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蔣介石在全國抗日救亡洶湧澎湃的浪潮下，被迫接受了東北軍、西北軍和紅軍三方停止內戰、團結抗日的六項條件：（1）中央軍入關部隊於25日起調出潼關；（2）停止內戰，一致對外；（3）改組政府，集中各方人才，容納抗日主張；（4）改變外交政策，聯合一切同情中國民族解放的國家；（5）釋放上海各被捕領袖；（6）西北各省軍政統由張、楊兩將軍負其全責。蔣介石以“領袖的人格”保證實現六項條件，並信誓旦旦地對張、楊說：“今天以前發生內戰，你們負責；今天以後發生內戰，我負責。今後我絕不剿共。”

然而，在張學良親送蔣介石回南京之後，蔣介石便大耍陰謀詭計，先將張學良交軍事法庭審判，判處十年徒刑，褫奪公權五年；緊接著蔣介石又呈請國民政府給以特赦；國民政府決議表麵同意特赦，但是又決定將張學良交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實則軟禁終身。

蔣介石以扣押張學良，對西安方麵施加軍事、政治壓力，進行種種訛詐，破壞東北軍、十七路軍同紅軍結成的“三位一體”。他組織了五個集團軍，共37個師的兵力，從東、西兩路威脅西安。又於1937年1月5日由國民政府下令：撤銷西北“剿匪”總司令部；西安綏靖主任楊虎城、甘肅省主席兼五十一軍軍長於學忠撤職留任；顧祝同為軍事委員會西安行管主任，孫蔚如為陝西省政府主席等。

由於蔣介石背信棄義，食言而肥，西安方麵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1月5日由楊虎城領銜，發出著名的“歌”電，揭露蔣介石撕毀協議，妄圖重新挑起大規模內戰的陰謀，表示如戰事重起，西安方麵決心“起而周旋，至死無悔”。同時，作好軍事防禦準備，備戰言和。蔣介石迫於當時國內外形勢，不敢再冒天下之大不韙，重開內戰，因此，他提出所謂解決問題的甲、乙兩案，進行新的訛詐。

甲、乙兩案主要內容如下：

甲案：

（1）西安方麵的二華防線[2]，立即撤除；

（2）中央軍一部開駐西安，由潼關至鹹陽一線中央軍長駐十二個團；

（3）十七路軍移駐涇、渭河以北三原、蒲城一帶地區；

（4）東北軍移駐邠縣以西一直到蘭州以西地區；

（5）紅軍仍回陝北，防區另商。

乙案：

（1）中央軍進駐西安和陝西；

（2）十七路軍調駐甘肅；

（3）東北軍調駐安徽和淮河流域；

（4）紅軍仍回陝北。

13日當夜，張學良將軍給楊虎城等人的信，正是在兩案提出後，疾筆而寫的。這時，蔣介石雖已撕毀部分協議，張學良本人也失去了自由，但張學良認為蔣介石對於抗日和改組政府兩個首要問題還沒有拋棄，要提到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討論，仍有可能實現。再則，為了一致對外，避免可能再次爆發的大規模內戰，寧可再委曲求全。因此，張學良迫切希望楊虎城等在甲、乙兩案中選擇一項。至於他自己，張學良在信中寫道：“為國家、為西北、為東北，請詳計之，凡有利於國者，弟任何犧牲，在所不惜。”他並要楊虎城等“勿專為我個人謀計”。

1月19日，張學良再次寫信給楊虎城，催楊接受甲案，“以免夜長夢多，或至違反我等救國不禍國之初衷”。他說：“關於弟個人出處問題，在陝局未解決前是不便說起，斷不可以為解決當前問題之焦點。”張學良決然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高風亮節，矢忠不渝！

不久，西安方麵派出鮑文樾、李誌剛到奉化與蔣介石談判，要求釋放張學良，再談其他問題。1月下旬，蔣介石拒絕了西安要求，隻允許他們在甲、乙兩案中選擇，並指定顧祝同與他們談判。1月底，雙方終於達成協議，基本實行甲案，但在具體問題上有所放寬。

就在事情可告一段落之際，1937年2月，西安方麵突然又爆發了“二二”事件。

“二二”事件的爆發是東北軍內部元老派與少壯派爭鬥激化的結果。以應德田、孫銘九、苗劍秋為首的少壯派主張先釋放張學良，再談其他，為釋張不惜一戰；於學忠、王以哲、何柱國等元老派則同意和平解決事變，不以釋張為先決條件。和、戰之爭十分激烈，致使2月2日王以哲被少壯派槍殺，東北軍內部分化加劇，有實權的將領轉而同意實行乙案，決心謀個人出路。

按甲案，東北軍、十七路軍和紅軍還可集中在甘、陝，連成一片；而乙案則三軍分開，勢必“三位一體”解體，使得蔣介石達到分化和削弱進步力量的目的。

“二二”事件初步解決之後，東北軍內部矛盾未息，對部隊東開與西開仍還有激烈爭論。何柱國便在顧祝同的指派下，前往奉化，麵見張學良。張見何後，又於2月17日再函楊虎城，原信如下：

虎城仁兄大鑒：

柱國兄來，悉兄苦心支持危局，聞之十分同感。現幸風波已過，邇盼兄為國努力，不可抱奮事之想。凡利於國者，吾輩尚有何惜乎？！弟讀書思過，諸事甚好，請勿念。西望雲天，不勝依依！

弟良啟

二月十七日

此時，張學良的心情十分抑鬱，信尾“西望雲天，不勝依依”足以可見。西北是張學良希望之所在，他本以為隻要“三位一體”存在，不僅事變可以和平解決，他也可以獲得自由。然而，“二二”事件之後，“三位一體”體解，東北軍、十七路軍各自東西，隻能是依依惜別；加之蔣介石令其“讀書思過”，自由又暫時無望，張學良淒愴心情自是難免。同一天，張學良給於學忠的信中寫道：“猶以鼎方兄之遭殃，真叫弟不知如何說起，淚不知從何流”，感情更為強烈。他既傷感王以哲死於非命，也悲惜東北軍和個人前途。

盡管如此，張學良始終以國事為重，他讚揚楊虎城“苦心支持危局”，勉勵其“為國努力，不可抱奮事之想”。他呼籲西北方麵為國家犧牲無所吝惜，“凡利於國者，吾輩尚有何惜乎？！”他還讓何柱國捎信給東北軍各將領，要他們“服從中央命令，團結力量作抗日之準備，以遂初衷”。並讓何口頭轉告他們：“我為國家犧牲一切，交了一個朋友，希望各袍澤今後維持此一友誼。”張學良將軍身處逆境，在精神上承受巨大壓力之時，還時刻以國家、民族大義為重，不忘與中共的友誼，他的情操是十分高尚的。

張學良將軍寫於奉化的三封信距今已46年了，然而，它同過去近半個世紀的西安事變一樣，時間愈久，光輝愈是耀眼。西安事變的爆發及其和平解決，促進了第二次國共合作，變十年內戰為全國抗戰，它縮短了曆史的進程。發動西安事變的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不愧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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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這些人是：楊虎城，西安綏靖公署主任；於學忠，字孝侯，甘肅省主席兼五十一軍軍長；王以哲，字鼎芳，六十七軍軍長；吳家象，字仲賢，張學良的秘書長；盧廣績，字乃賡，西北總部第四處處長；馬占山，字秀芳；孫蔚如，十七路軍十七師師長；董英斌，字憲章，原五十七軍代軍長；李興中，字時甫，十七路軍參謀長；繆澂流，字開源，新任五十七軍軍長；何柱國，騎兵軍軍長；鮑文樾，字誌一；沈克，字公俠，一○六師師長；劉多荃，字芳波，一○五師師長；申伯純，十七路軍政治部主任；王炳南，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民眾運動委員會主任；王菊人，楊虎城的機要秘書。

[2]二華指華縣和華陰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