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錫山亡命大連

崔漢光

這件事是閻錫山的親信李汝驤親口告訴我的。

1930年10月，閻錫山、馮玉祥聯合反蔣失敗後，因閻是罪魁禍首（閻曾任討蔣聯軍的陸海空軍總司令及北方國民政府主席），所以蔣介石下令對閻格殺勿論，還派複興社特務進行刺殺。閻錫山為了避禍，一方麵假意把山西軍政大權分交徐永昌、楊愛源、商震，自身返回老家五台縣河邊，揚言即將出國考察，經蘇聯轉歐洲，並派人測看路線，聯係車船不日起程，同時，他又暗地派親信李汝驤持自己的親筆函件，經大同赴天津找汪精衛以定行止。汪拒見，李返回複命後，閻也不甚介意，又命其秘書王懷奇從河邊經大同赴天津，觀察途中情況。當王返回告以平安無事，檢查不嚴，閻錫山立即發電通告蔣介石，稱自己決定於12月1日經石門（石家莊）赴津，然後乘輪船出國。同時他還將行止路線與日期，電告駐北平的張學良（張奉蔣之命，改編晉綏軍，並監視閻錫山）。而實際上他卻於11月29日提前兩天出發，從河邊乘汽車到大同，後轉向天津。

在離開河邊時，為了確定閻錫山以什麼名字什麼身份上路，頗費了一番周折：冒稱商人怕途中查問時答不出商界行話；冒稱公務人員又怕引起懷疑。可巧隨從李汝驤從閻辦公桌上的一大堆名片中發現有曲成三的一張名片，印有“山陰縣水利公司經理”的職銜。曲是五台人，閻的表兄，是個地方土財主，李任山陰縣區長時曾與之相識。這樣就決定冒曲成三之名，以到天津要賬並看病為由而上路。李則用李龍亭名，以店夥身份陪同“掌櫃”前去。

閻錫山一行離村時隻有閻父及趙戴文、梁巨川（閻的行營辦公處處長）等少數人知道，連負責警衛的排長都不知道。在夜色朦朧中，閻穿中式棉布長袍、黑色馬褂、中式水獺領大衣、戴老花鏡、頭戴老式風帽（放下後隻留兩隻眼睛，俗稱土耳其帽）、穿老窩頭帶梁的棉鞋，純屬老商人、土財主的打扮，還哼哼嘰嘰表示有病，拄著一個手杖，從表麵上看確實也是愁眉苦臉帶有病容。

本來決定隻有李汝驤、王懷奇二人同行護送，但閻錫山臨行時，曾任第二戰區執法總監的張培梅趕來也要陪行護送，閻錫山卻之再三，張以豪俠勇士自命非去不可，閻隻好同意。但張曾任晉北鎮守使，雁北一帶，尤其是大同熟人甚多，怕有不便，所以決定閻錫山同李汝驤乘一車，張同王懷奇乘一車尾隨，相距不得近於一二十裏，還要假裝互不相識。離開河邊不久，閻等人便在路上看到徐永昌、楊愛源、商震等人坐汽車相對而過，他們可能是來送行話別的（他們也是得到了閻12月1日離晉的電報）。因閻錫山是睡在車上，而且乘的是他二兒子的一輛舊車，故不為徐等注意。途中凡能躲過檢查站的地方，閻錫山都要繞路而過，躲不過隻好硬著頭皮受檢（不是怕扣留閻錫山，而是怕走漏風聲）。在車上，有時用夥計送掌櫃看病的名義，有時又用送親戚曲掌櫃看病的名義，隨機而變。好在李汝驤在晉北地區曾擔任縣府科長、區長、參謀等職，檢查站的人多有所識，也隻一問即過。途中閻錫山隻吃從家裏帶來的一小袋餅子，連水也很少喝，怕小便多。當晚閻、李即抵大同，住在一家小客棧，讓司機開車返回，並賞了事先包好的100元銀圓。閻錫山上車時把風帽放下，裝著病態，由李汝驤及閻的表兄曲清齋相扶上車。行車時卷起風帽，停車時再拉下風帽，所以連司機當時也弄不清什麼人在車上。

在大同小店二人剛歇下不久，就看到張培梅及王懷奇也進店住下，彼此裝不相識，互不交談。到了半夜，四人便乘了一輛事先約好的馬車（有棚子的轎車）進了車站。李汝驤將閻錫山安頓在鍋爐房，睡在地上。憲兵曾來檢查，認得李，李說是送親戚到天津看病，閻也更加呻吟表示痛苦，憲兵沒有仔細檢查，還客氣問好。火車過張家口到豐台，一行人下車等候轉車赴津。在豐台站上見有一列專車正在調軌，車站上的人稱是明天（12月1日）“閻老西”出洋，今天就要把車開到石家莊去等候。這就是蔣介石、張學良根據閻的離晉經石家莊到津的電報安排的，站上的人哪兒知道閻錫山就在跟前。

從豐台到天津，一路平安，雖有車警巡回檢查，但不太嚴格。閻錫山在車上常以報紙掩麵假眠，好在時間不長即可抵達。隻是張培梅在同一節車內，相距較遠而坐。在天津下車後，閻、李乘一家旅館的接客小汽車到旅館，張培梅、王懷奇也同車而行，但仍互不交談。

閻錫山抵津後立刻同南佩蘭（字桂馨，原任天津市長）、薄以眾（閻的妹夫）取得聯係，並遷住薄家。李等三人仍住旅館，每天前往會麵。但閻在天津也覺得不保險，不敢久住，很快又與日本領事館取得聯係，在日本人的保護下乘日輪到了大連。

閻錫山在大連躲了幾個月後，待形勢稍變，又在日本的資助下密返大同，轉回河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