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高樓聚遠

風流浪子，嘲風弄月，留連光景，遊戲人生，甚至成為一個時代的精神風貌。有“曲聖”之稱的雜劇大家關漢卿為人鋒銳，自稱“是個蒸不爛、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響璫璫一粒銅豌豆”，卻又自嘲“我是個普天下郎君領袖，蓋世界浪子班頭”，稱：“則除是閻王親自喚，神鬼自來勾，三魂歸地府，七魄喪冥幽，天哪，那其間才不向煙花路兒上走！”骨子裏已將“煙花路兒”視作畢生之路，至死方休。

掛絕壁鬆枯倒倚，落殘霞孤鶩齊飛。

四周不盡山，一望無窮水，散西風滿天秋意。

夜靜雲帆月影低，載我在瀟湘畫裏。

恰離了綠水青山那搭，早來到竹籬茅舍人家。

野花路畔開，村酒槽頭榨，直吃的欠欠答答。

醉了山童不勸咱，白發上黃花亂插。

題紅葉清流禦溝，賞黃花人醉歌樓。

天長雁影稀，月落山容瘦，冷清清暮秋時候。

衰柳寒蟬一片愁，誰肯教白衣送酒？

——盧摯《沉醉東風》三首

“江南好，風景舊曾諳。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能不憶江南？”

“江南憶，最憶是杭州。山寺月中尋桂子，郡亭枕上看潮頭。何日更重遊？”

唐代大詩人白居易這二首《憶江南》，生動地表達了對江南，尤其是對杭州美景的由衷向往。

詩中“山寺”，指天竺山[1]靈隱寺；“月中尋桂”，指中秋月圓時分於靈隱寺中賞桂；“潮頭”，指有“天下第一潮”美譽的錢塘江潮[2]，此潮於每年農曆八月十五時湧潮最大，潮頭最高可達數丈，堪稱一座小山。

“靈隱月桂”“錢江秋濤”均是當時著名景色，堪稱杭州之代表。除了描繪旖旎風光之外，此詩亦從側麵反映了西湖的變遷——

眾所周知，杭州奇景以西湖為最，然在中唐以前，西湖並不顯著，而靈隱寺、錢塘潮自古便是一方勝景，享有盛名。

靈隱寺始建於東晉，為杭州最早之古寺，開山祖師是西印度僧人慧理。東晉鹹和三年（328年），慧理遊覽至武林山，觀飛來峰時，歎雲：“此乃中天竺國靈鷲山[3]一小嶺，不知何代飛來？佛在世日，多為仙靈所隱。”於是在山下大建佛寺，名靈隱寺。該寺亦因慧理一語，成為禪宗五山之首[4]。

南北朝時，梁武帝蕭衍“舍道歸佛”，奉佛教為國教，對靈隱寺亦是青睞有加，賜田擴建，靈隱寺初具規模，香火漸盛。

至隋唐時，靈隱寺已列江南名刹之首，寺中金桂尤其著名，初唐詩人宋之問在《靈隱寺》一詩中描述雲：“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

這傳說中落自廣寒月宮[5]的桂花，除了給世間帶來芬芳美好之外，還被視為上佳吉兆[6]——

本郡希圖在科舉一途上有所作為的士子們總是在金桂盛開時趕來靈隱寺，掬采一捧桂花，帶回家後，擇洗幹淨，灑上甘草水，和以糯米粉，再上火蒸製成糕，稱為“廣寒糕”，以應“廣寒高甲”“蟾宮折桂”之寓意。“又有采花略蒸，曝幹作香者，吟邊酒裏，以古鼎燃之，尤有清意。”後廣寒糕逐漸普及，即成桂花糕，長盛不衰。

錢塘江位於杭州東麵，因地理位置獨特[7]，於入海口形成錢塘之潮，為天下偉觀，每年八月十六至十八日最盛——

潮水從遠處奔來，剛出海門時，先是一個細小的白點，轉眼間變成了一道銀線，並伴隨著一陣陣悶雷般的潮聲。

白線翻滾至近處時，後浪趕前浪，一層疊一層，酷似千萬匹白色駿馬奔騰咆哮。瞬間到達眼前，變成了一堵立在滔滔江麵上的高牆，吞天沃日，浪花飛濺，玉城雪嶺，震撼激射，聲大如雷，勢極雄豪，大有排山倒海之勢。有詩雲：“錢塘一望浪波連，頃刻狂瀾橫眼前；看似平常江水裏，蘊藏能量可驚天。”

早在漢、魏、六朝時，觀賞錢塘秋潮便已蔚成風氣，甚至還有善泳者手持大彩旗，踩水於江潮中，溯迎潮水而上，以迎海神伍子胥[8]。有絕頂高手能作弄潮之戲，出入於鯨波萬仞之中，騰身百變，表演各種技巧，而旗尾一點也不沾濕，號稱“弄潮兒”，此即北宋名士潘閬“弄潮兒向濤頭立，手把紅旗旗不濕”詩句所描述之情形。

相比於靈隱寺、錢塘潮之成名已久，西湖可謂是“晚學後進”——

西湖原為瀉湖[9]，偏離城市中央，人煙稀罕。唐代宗大曆年間，李泌出任杭州刺史，為解決杭州地域受到錢塘江潮的侵蝕而導致地下水鹹苦難飲的問題，在錢塘門、湧金門一帶的西湖邊上開鑿了數口大井，引西湖水入井，直接促進了大井周遭人口的增多和經濟的繁榮，杭州城市中心這才開始由錢塘江邊向西湖邊轉移。西湖有了人氣，然景致仍是天然野趣，並無出色動人之處。

唐穆宗時，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見西湖日漸壅塞，湖水幹涸，便調集民工“築堤捍湖，資以灌溉”，大規模地疏浚西湖後，還將挖出來的湖泥築成了一道長堤[10]。

最值得稱道的是，這位名滿天下的大詩人在離任杭州後依然念念不忘西湖美景，寫下了大量詩歌，如“最愛湖東行不足，綠楊蔭裏白沙堤”等，盛讚西湖風光。由於白居易詩名的巨大影響力，西湖的秀山麗水最終傳揚開去，遂逐漸成為四方文人墨客偏好的聚集之地。

北宋年間，大名士蘇軾出任杭州知州，認為：“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蓋不可廢也。”於是再度調集大量人力物力，不惜花費巨資浚治西湖。

蘇軾本人亦為之付出了大量心血，為了激勵疏浚西湖的民工，還自掏腰包，將自己發明的“東坡肉”用作犒賞。天道酬勤，在朝廷的財力支持及杭州官民的不懈努力下，最終形成了西湖“地下天宮”的美景。蘇軾有詩雲：“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以曆史上最負盛名的絕代美女西施來比擬湖光，足見此時西湖名氣之大。也正是從此時起，西湖成為當之無愧的杭州風物之代表，號稱“絕景”。有詞雲：

自古錢塘風景，西湖歌舞歡筵。

遊人終日玩花船，簫鼓夕陽不斷。

昭慶壇聖僧古跡，放生池千葉紅蓮。

蘇公堤紅桃綠柳，林逋宅竹館梅軒。

雷峰塔上景蕭然，清淨慈門亭苑。

三天竺曉霞低映，二高峰濃抹雲煙。

太子灣一泓秋水，佛國山翠藹連綿。

九裏鬆青蘿共翠，雨飛來龍井山邊。

西陵橋上水連天。六橋金線柳，纜住采蓮船。

斷橋回首不堪觀，一輩先人不見。

而杭州亦躍升為東南第一州，即所謂“江南列郡，餘杭為大”。

靖康之變後，宋室南渡，偏安於一隅，杭州成為南宋京都，號為“臨安”，由此步入繁華之巔峰，人口激增，城垣亦相應擴大——外城南跨吳山，北截武林門，右連西湖，左靠錢塘江，氣勢宏偉。

京師風俗，四時奢侈，賞玩殆無虛日。西湖因湖光可愛，泛舟遊覽成為一時之盛。平日湖中大小船隻不下數百舫，皆精巧創造，雕欄畫拱，行如平地。而湖畔的亭台樓閣也是一座接著一座，家家堆錦繡，處處鼓笙簧，鶯歌燕舞，不絕於耳。水月光中，煙霞影裏，湧出樓台。空外笙歌，人間笑語，身在蓬萊。有詩描述道：“煙波淡蕩搖空碧，樓殿參差倚夕陽。”又雲：“一色樓台三十裏，不知何處覓孤山。”大致可窺見其風貌。

另有《風入鬆》詞雲：“一春長費買花錢，日日醉湖邊。玉驄慣識西湖路，驕嘶過、沽酒樓前。紅杏香中簫鼓，綠楊影裏秋千。暖風十裏麗人天，花壓鬢雲偏。畫船載取春歸去，餘情在、湖水湖煙。明日再攜殘酒，來尋陌上花鈿。”

此詞香豔綺麗，為南宋初年太學生俞國寶醉酒後題寫於西湖斷橋酒肆中，竟意外得到宋高宗趙構激賞，俞國寶由此步入仕途，此即著名“讀詞封官”之典故[11]。

堂堂最高學府學生，日日於西湖邊買醉，還稱“明日再攜殘酒”，皇帝看到後，尤嫌其儒酸，禦筆改為“明日重扶殘醉”，足見當時京師奢靡為一時風尚，從上至下，無不以陶醉於香豔溫柔鄉為樂。所謂“東南嫵媚，雌了男兒”，即指此情此景。

此時，中原大地已盡淪陷在金人之手，相比於“遺民淚盡胡塵裏，南望王師又一年”，臨安卻是“諸君傅粉塗脂，問南北戰爭都不知”。這縱欲嬉遊、醉生夢死的一幕，無疑很是觸目驚心，於是才有了那首膾炙人口的《題臨安邸》詩：“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一勺西湖水，渡江來，百年歌舞，百年酣醉。國事如今誰倚仗，衣帶一江而已。天下事，可知矣。

南宋王朝生於憂患，卻堪稱最軟弱的王朝：皇帝昏庸無能、全無作為；廟堂奸臣當道，朝政腐敗。而北方的蒙古日益強大，南宋無視強敵，依舊苟且偷安，但偏安一隅的局麵並不能維持長久，最終成為曆史上又一個“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政權。南宋滅亡後，杭州亦由京師降級為杭州路[12]，為大元江浙行省省會[13]。

雖然改了朝、換了代，杭州畢竟曾是故宋京師，地位與眾不同，是眾多南宋遺民心目中的神聖之地。為了鞏固統治，元廷對杭州進行了刻意經營——

如委派唐兀僧人楊璉真迦為江淮釋教都總統，令其掌管江南佛教事務的同時，監視境內士民的一舉一動。又盜掘宋帝陵墓[14]，將宋理宗[15]頭顱製作成飲水器具，在宋皇城內築建高塔，以壓製故都王氣等。

然杭州即便失去了帝都尊位，行政地位大為貶低，卻依舊是天下數一數二的大城市——“五方之民所聚，貨物之所出，工巧之所萃，征輸之所入，實他郡所不及”。

早在內憂外患的南宋時，杭州便有歌舞不休的傳統，入元之後，依然是以升平著名的“銷金窟”。大元最負盛名的大才子關漢卿有《南呂·杭州景》雲：“普天下錦繡鄉，寰海內風流地。大元朝新附國，亡宋家舊華夷。水秀山奇，一到處堪遊戲。這答兒忒富貴。滿城中繡幕風簾，一哄地人煙湊集。”

又稱：“百十裏街衢整齊，萬餘家樓閣參差，並無半答兒閑田地。鬆軒竹徑，藥圃花蹊，茶園稻陌，花塢梅溪。一陀兒一句題詩，一步兒一扇屏幃。西鹽場便似一帶瓊瑤，吳山色千疊翡翠。兀良，望錢塘江萬頃玻璃。更有清溪、綠水，畫船兒來往閑遊戲。浙江亭緊相對，相對著險嶺高峰長怪石，堪羨堪題。”

關漢卿對西湖景致亦是讚不絕口：“家家掩映渠流水，樓閣崢嶸山翠微，遙望西湖暮山勢。看了這壁，覷了那壁，縱有丹青，下不得筆。”

都市繁華，又有絕色美景，西域及歐洲各國商旅慕名來杭州遊覽日益增多，“江浙杭州驛，半歲之間，使人過者千二百餘，有桑兀、寶合丁等進獅、豹、鴉、鶻，留二十有七日，人畜食肉千三百餘斤”[16]。城市經濟的持續繁榮，越發刺激了市井文化，大眾娛樂更趨興盛，由此誕生了著名的元曲[17]。

作為最先流行於民間的娛樂形式，元曲帶有濃厚的市井色彩，用語俚俗，接近民歌，遂又被稱為“街市小令”或“村坊小調”，“茶坊中嗑，勾肆裏嘲”，原本難登大雅之堂，但由於元代特定的曆史環境[18]，文人騷客們不能以讀書博取功名，又不甘心靠吏途仕進，抑或經商務農，有誌難抒，為排解內心苦悶，不得不著意尋找其他出路——

有嘯傲煙霞、寄情於名山大川者，也有玩世不恭、混跡於煙花巷陌者。隱逸者視陶淵明為楷模，浪蕩者則以柳永為偶像。

後者並非完全演變為沉溺聲樂的酒色之徒——事實上，在元朝，士人地位比娼妓、樂人還低[19]——滿腹才華的賤儒們，將憤懣與不平投入勾欄瓦舍中，為民間藝人編寫劇本、唱詞等，由此誕生了中國曆史上最為生機勃勃的市井文化。

風流浪子，嘲風弄月，留連光景，遊戲人生，甚至成為一個時代的精神風貌。有“曲聖”之稱的雜劇大家關漢卿為人鋒銳，憤世嫉俗，自稱“是個蒸不爛、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響璫璫一粒銅豌豆”，卻又自嘲“我是個普天下的郎君領袖，蓋世界浪子班頭”，稱：“則除是閻王親自喚，神鬼自來勾，三魂歸地府，七魄喪冥幽，天哪，那其間才不向煙花路兒上走！”骨子裏已將“煙花路兒”視作畢生之路，至死方休。

就連端莊骨鯁的漢人名臣張養浩[20]，也有“把陶淵明生紐得風流”之句。陶淵明本是世所公認的高潔超然的代表人物，到了元代，也被染上了柳永式的風流氣息及市井色彩。

西湖四季，皆有美景，然論清新明麗、引人遐想，無疑以六月荷花盛開為最——“畢竟西湖六月中，風光不與四時同。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

自從北宋大儒周敦頤寫出“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之名句後，荷花便成為公認的“君子之花”，為世人激賞。每逢仲夏時節，西湖山色空蒙，碧波浩渺，湖中綠蓋田田，紅蕖嫋嫋。無數荷花搖曳於清風中，嬌美輕盈，湛然可愛。觀蓮的紅男綠女泛著一葉輕舟，穿梭嬉戲於荷叢之中，淩波微步，羅裙生香，“亂入池中看不見，聞歌始覺有人來”，情景何其美妙。

除了無色可並外，荷花亦無香可比。十分荷葉五分花，夜夜涼風香滿家。即便到了夜晚，雙目看不見蓮葉接天、蓮花映日的盛景，鼻中卻聞得到縷縷清香，依然能憑空想象出湖中荷花亭亭玉立、搖曳多姿的情形。無風清氣，乘露醉肌，這便是“香遠益清”芳菲之妙處。

萬般可惜的是，入元之後，杭州實行嚴格的火禁[21]，是以西湖不複見“十裏光相照，舞鳳翔鸞勢絕妙”之壯觀景象，就連大眾喜聞樂見的雜劇，也不得不由夜間改在了白日上演。

此時此刻，西湖柳洲亭附近一艘豪華畫舫上，正在上演一出雜劇。畫舫所停岸邊，則是一處蕭條破敗的樓閣，雖看起來與廢墟無異，其實大有來曆，乃是昔日名動天下的豐樂樓[22]。

豐樂闌幹，西湖煙水，遍賞蘇堤側。舉觴須酹，天隅犀渚孤客。南宋年間，曾有無數英雄豪傑登臨此樓，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然終難改南宋王朝大廈將傾的命運。歎西風卷盡豪華，往事大江東去，見證了兩宋興衰的豐樂樓，也在戰火紛飛中毀於大火[23]。

畫舫停靠在豐樂樓舊址，顯然是刻意為之。然即便未選在交通便利之處，畫舫周遭仍是圍者若潮、觀者如堵——岸上人流摩肩接踵，靠近畫舫的水中亦是舟船相連——蓋因為登台者是雜劇名角珠簾秀。其人成名於大都，棲息於江淮，這次是朋友邀約，專門乘坐畫舫從揚州趕來杭州，為一重要人物餞別送行。

說起珠簾秀，她雖然隻是賣藝為生的娼妓，但在雜劇界，其大名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其人本姓朱，河南洛陽人氏，早年入籍為娼，姿容姝麗，能詩善曲，歌喉清婉，色藝雙絕，一出道便傾動士林，赫然成名，無數才子為之而傾倒——

集賢院學士馮子振豪俊瀟灑，常常在酒酣耳熱時揮毫疾書、著文填詞，萬言立就，人稱“一世之雄”，卻為珠簾秀風姿傾倒，曾有《鷓鴣天·贈歌兒珠簾秀》歌頌其婉麗清秀之貌，詞雲：

憑倚東風遠映樓，流鶯窺麵燕低頭。

蝦須瘦影纖纖織，龜背香紋細細浮。

紅霧斂、彩雲收，海霞為帶月為鉤。

夜來卷盡西山雨，不著人間半點愁。

馮氏以“尖新豪辣”風格著名，但他歌詠珠簾秀時卻充滿了委婉含蓄的柔情，為時人驚歎。

翰林學士盧摯也有小令《蟾宮曲·醉贈樂府珠簾秀》雲：

係行舟誰遣卿卿。

愛林下風姿，雲外歌聲。

寶髻堆雲、冰弦散雨，總是才情。

恰綠樹南薰晚晴，險些兒羞煞啼鶯。

客散郵亭，楚調將成，醉夢初醒。

稱珠簾秀有林下之風，對其聲色才情讚歎不已。

珠簾秀離開大都南下時，盧摯有《壽陽曲·別珠簾秀》雲：

才歡悅，早間別，痛煞煞好難割舍。

畫船兒載將春去也，空留下半江明月。

珠簾秀也作《壽陽曲·答盧疏齋》雲：

山無數，煙萬縷，憔悴煞玉堂人物。

倚篷窗一身兒活受苦，恨不得隨大江東去。

元代戲曲初興，腳色行當初具規模，唱、念、做、打，粗陳梗概，表演者都須一專多能，一身多兼，珠簾秀亦是“以一女子眾藝相兼”，然其人天縱奇才，竟能做到無藝不精——唱有沉魚落雁之妙，演則生旦文武百業老幼相兼，無不曲盡其態，詳備其情，出神入化，各臻其妙。這樣一位獨步藝壇、譽滿南北的大家來到杭州，消息一經傳開，便引發了轟動，於是有了西湖柳洲亭酷暑六月水陸觀戲的奇觀。

船頭戲台上，正在表演曲聖關漢卿名劇《單刀會》[24]第四折。隻聽到扮演正末[25]關羽的珠簾秀揚聲唱道：“大江東去浪千疊，引著這數十人駕著這小舟一葉。又不比九重龍鳳闕，可正是千丈虎狼穴。大丈夫心烈，我覷這單刀會似賽村社。好一派江景也嗬！”[26]

又道：“水湧山疊，年少周郎何處也？不覺的灰飛煙滅，可憐黃蓋轉傷嗟。破曹的檣櫓一時絕，鏖兵的江水猶然熱，好教我情慘切！這也不是江水，二十年流不盡的英雄血！”

台上女扮男裝的珠簾秀毫無女兒姿態，乘一葉小舟，過江赴會，於波濤洶湧中稱頌大江美景，慷慨豪邁，表現出無所畏懼的英雄氣概。一句“二十年流不盡的英雄血”餘音未落，觀眾掌聲、叫好聲即如雷鳴般響起。

豐樂樓殘缺門坊外的柳樹下，佇立著一名六七十歲的老者，雖滿頭銀發，卻是紅光滿麵，精神矍鑠。他鷹隼一樣的目光正投向畫舫，注意力顯然也在珠簾秀身上。隻不過相比於熱情似火的觀眾而言，他看起來很有些意興闌珊，似乎有很重的心事。當那一句“二十年流不盡的英雄血”唱出時，他輕輕喟歎了一聲，意欲掉頭離去。

不遠處立著一名名叫黃公望的年輕男子，早就留意到白發老者的不同尋常，當即追將過來，遲疑著問道：“敢問先生是不是姓關？”

白發老者正是畫舫上演的《單刀會》戲劇的作者關漢卿。他是當世最有名的雜劇大家，其所創作的戲劇在全國各地均有上演，且經久不衰，然其人素來在大都生活，極少來到江南，想不到居然在杭州西湖被一名陌生男子當場認了出來，相當意外，當即問道：“你怎麼會認得我？”

黃公望忙自報了姓名，道：“小生是浙西廉訪使[27]徐琰徐公隸下書吏，去年入京都辦事時，曾在惠民局[28]見過先生。”

關氏世代行醫，關漢卿本人是醫戶[29]出身，除了是雜劇名家外，還有一層官醫的身份，不時出入太醫院、惠民局等官署，聽說黃公望在大都惠民局見過自己，也不意外，隻上下打量了黃公望一番，問道：“黃君當真是徐廉訪使門下書吏嗎？”

元代科舉斷絕，普通人希冀做官的話，唯有“以吏入仕”一條道路。然刀筆吏[30]自古以來聲名不佳，為士林輕視，“刀筆”二字，已帶有極大的貶義。蒙古以異族入主中原，站穩腳跟後，即開始輕視儒生，對漢人更是極盡侮辱之能事。雖然元朝刀筆吏地位遠較儒生為高，但那隻是執政者的看法，通常士人仕元已有失節之嫌，再以刀筆吏起家晉身的話，更會為世人不恥[31]。

黃公望字子久，號一峰，原姓陸，名堅，是常熟[32]大族出身，幼年時父母雙亡，族人將其過繼給永嘉富翁黃樂為子[33]。黃樂年逾七旬，膝下無子，盼男已久，故將嗣子改名為公望，字子久，對其寄予了極高的期望。

在養父殷殷期盼下長大的黃公望，自小便有極強的名利之心，成人後自然要積極入仕，以求光大門楣。隻不過他生不逢時，元朝科舉之途斷絕，漢人想要做官，由朝中顯貴上表舉薦，是最好且最不失身份的門路，譬如黃公望現任長官浙西廉訪使徐琰[34]便是如此。但此種情況並不多見，往往隻有極其出眾的天縱奇才，能寫一手錦繡文章，才會為權貴名流矚目。黃公望雖有些文章才華，卻還遠遠沒有達到驚世駭俗的地步，尤其還有“南人”[35]的身份，不得已隻能從書吏做起，以刀筆來謀取進階[36]。他是極聰明極敏感之人，一聽關漢卿問話的語氣，便立即會意過來。盡管他以往也沒少因為書吏身份而遭受白眼，但在關氏這位大才子大名家麵前，還是不由自主地自慚形穢起來，當即滿臉通紅，說不出話來。

關漢卿歎了口氣，道：“老夫本是官醫，這身份在本朝是改不了了，而且還要沿襲下去，子孫後代再沒有選擇的權利。”

黃公望不知對方如何忽然將話題轉回他自己身上，愕然不解，卻不敢輕易接口。

關漢卿頓了頓，又道：“大元與醫藥相關的最高機構為太醫院，其下有廣惠司及藥物院，這三處官署，隻有蒙古人和色目人才能進入其中。在這之下，才是禦藥院、禦藥局、禦香局，通常也隻任用色目人。然後才是官醫提舉司、惠民局，才開始有漢人。”

黃公望自是能聽出話中的憤憤不平之氣，卻仍是滿頭霧水，問道：“先生的意思是……”

關漢卿道：“世道如此，你我皆無回天之力。人生在世，如白駒過隙，黃君大可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伸手拍了拍黃公望肩頭，似有鼓勵之意。

黃公望呆了一呆，見關漢卿轉身離去，忙追上幾步，叫道：“先生……”

關漢卿頓足問道：“你還有事？”

黃公望微一遲疑，即指著畫舫問道：“先生可是認得珠簾秀？”

關漢卿不置是否，隻問道：“怎麼了？”

黃公望忙解釋道：“本地即將有一位貴客到來，貴客事先指名要看南戲，我正奉徐公之命尋找合適的表演戲班，剛好聽說珠簾秀人來了杭州。”

關漢卿問道：“你想讓老夫出麵，為你延請珠簾秀？這可奇怪了，黃君明明有官家人身份，又何須賣我關某人的老臉？”

黃公望支支吾吾地道：“嗯，這個嘛……”卻不肯明說，似有難言之隱。

關漢卿何等老辣之人，旋即會意過來，道：“是了，你上司是浙西廉訪使，堂堂一省監察長官，不便公然招攬戲班。”

還有關氏未曾明說的一層背景：年初時，獨攬朝政的宰相桑哥驟然倒台，被逮捕下獄[37]。元廷派駐江南的僧官楊璉真迦雖然是朝廷心腹，但因跟桑哥是死黨，這次也受到牽連，正接受欽差大臣的調查。江浙行省及杭州本地官員惶然如喪家之犬，大多稱病在家，生怕被桑哥之案牽累。於是，一向被桑哥排擠的浙西廉訪使徐琰出來主持大局，暫代江浙行省平章政事。監察長官代理一省行政事務，本是咄咄怪事，卻也被朝廷作為特例默許。

黃公望不便明言，隻沉默不應，但望向關漢卿的目光仍充滿殷殷期待之意。

關漢卿想了想，又問道：“是什麼貴客？”

黃公望猶豫了一下，最終還是答了實話，道：“闊闊真公主。”

關漢卿是大都人，在京城生活了數十年，見證過無數大事，對市井坊間流傳的各種宮廷秘事也是耳熟能詳，卻不曾聽聞闊闊真公主的名字，頗為意外。但他也知道蒙古諸王之女俱稱公主，不僅限於皇帝親女，遂問道：“這位闊闊真公主是哪位宗王之女？”

黃公望道：“闊闊真公主來自蒙古卜魯罕部，就是未來的伊兒汗國王後。”

關漢卿不再答話，隻重重看了黃公望一眼，便拔腿掉頭離去。

黃公望頗感失望，但這次卻沒有再追上前去。他怔怔望著關漢卿的背影，直到其消失在人流中，這才將目光轉回畫舫。

戲台上已換了一出《長亭送別》，台上的主角正曼聲唱道：“四圍山色中，一鞭殘照裏。遍人間煩惱填胸臆，量這些大小車兒如何載得起？”

十日後，杭州聚遠樓召開了一場小規模的酒宴。

聚遠樓位於望仙橋之東，並非對外經營的酒樓，而是僧官江淮釋教都總統楊璉真迦名下的一處產業，是其專事招待重要賓客的場所。

這聚遠樓，樓是新建的，名卻是舊樓名，取北宋蘇軾詩“賴有高樓能聚遠，一時收拾與閑人”之意，且新樓仿照舊樓形製而建。至於舊樓，即是昔日大名鼎鼎的“北內”德壽宮聚遠樓。

德壽宮原是南宋著名奸相秦檜舊宅。早在秦檜執政時，便有望氣之人宣稱此宅地“有王氣”。也有人認為這是民間人世痛恨秦檜而編造出來的謊言，意欲令皇帝猜忌秦檜。凡是跟皇位寶座有關的流言，皇帝總是寧可信其有。秦檜在世時，無人敢動他分毫，就連宋高宗趙構也畏他三分，然秦檜一旦亡故，其豪華大宅便立即被收歸官有。宋高宗退位為太上皇後，仍念念不忘“王氣”一說，遂在秦檜舊宅上改建新宮，取名“德壽宮”，作為自己頤養天年之所。宋孝宗為了表示孝心，不惜花費巨資，將德壽宮一再擴建，德壽宮遂成為僅次於皇宮大內的第二政治中心，時稱“北內”或“北宮”。

宋高宗生平最愛湖山泉石、亭台樓榭，早年經常微服出遊，“讀詞封官”的故事便是由此發生。後來出於安全考慮，宋高宗停止出行，改在德壽宮中大興土木，以便四時遊覽，如仿照西湖冷泉開鑿大池，引水注之；又壘石為山，以像飛來峰。至於建築景點，更是多不勝數，如用來觀賞梅花的香遠堂，用來賞竹的清深堂，專供觀賞荼蘼用的清妍亭，觀賞木香所用的清新堂，遍植芙蓉的芙蓉崗，專用宴飲的載忻堂，欣賞古柏、太湖石所用的忻欣亭，觀賞荷花的臨賦亭等。園林景觀之精美程度，比南宋皇城有過之而無不及。

諸多建築中，最為壯觀的便是聚遠樓。聚遠樓位於後苑飛來峰上，與冷泉亭相鄰。樓前假山、修竹、古鬆環繞，枝幹茂密，不見日色，即便是炎炎夏日，也是清清泠泠，無絲毫暑氣。時人有詩雲：“聚遠樓高麵麵風，冷泉亭下水溶溶。人間炎熱何由到，真是瑤台第一重。”

然登臨聚遠樓樓頂，則有如撥開雲霧見青天，完全是另一番不同氣象——非但可俯瞰德壽宮東區花景，還可東眺城外錢塘滾滾江流，“聚遠”之名，當真不虛也。

規模宏大、富麗堂皇的園林勝景改變不了南宋小朝廷江河日下的局麵，宋高宗、宋孝宗之後，德壽宮幾度更名，慢慢淪為閑宮，漸冉露出衰敗之象。宋度宗時，宋廷將德壽宮北部劃出，改為宗陽宮，專祀道教神祇。到了南宋末年，德壽宮南部園林及宗陽宮部分建築毀於大火，雖然宗陽宮在不久後又重新修建，但德壽宮卻隨同它曾經的主人一道走進了曆史的塵埃。

南宋滅亡後，番僧楊璉真迦受派到江南，名為主持佛教事務，實是監察江南民心人意。在元廷的支持下，楊璉真迦做了諸多令漢人切齒痛恨之事，如挖掘宋帝陵墓、將南宋皇宮殿閣改建為寺塔等，名義上是壓製前朝王氣，其實是要滿足他個人的私欲，各種強取豪奪得到的金銀珠寶，盡數落入了楊璉真迦自己的腰包。他當然也沒有忘記“有王氣”的德壽宮，於舊址重新修建了聚遠樓，因此處可眺城東江景，風景極佳，遂成為楊氏迎來送往、專事招待貴賓之所。

這也是黃公望第一次登上聚遠樓。來到樓頂的那一刻，他便迫不及待地來到東側欄杆處，舉目東望，以應“聚遠”之意。第一眼，便倒抽了一口氣——

那是怎樣的一種景致呀！空半危樓堪聚遠，看錢塘怒潮爭湧流。

相比於西湖婉約靜謐的秀美，錢塘飽含著熱烈奔放的豪氣，一往直前，毫無顧忌。

刹那間，黃公望想起了之前在西湖邊聽過的唱詞：“大江東去浪千疊……這也不是江水，二十年流不盡的英雄血！”

他紅光滿麵，握手成拳。胸中一股熱氣憑空升騰，左衝右突，帶得他也豪情了起來——

本能地往懷中探去，欲摸出最愛的鐵笛，一抒胸臆，不想卻摸了個空，這才想到昨日好友楊載將自己的隨身鐵笛索要了去，好為相會信號。

黃公望生性豪邁，一時也不覺失望，料想即便是鐵笛在手，一曲笛音，亦難以盡抒現時情懷。乾坤如畫，風物瀟灑，或許世間隻有以形寫神的畫作，才能記錄下此時湧動的心潮。又恨不能立時變出一支丹青妙筆，將所見所感盡情描繪出來。

這時候的黃公望，還料不到他日後會以一幅描繪錢塘江的畫作名垂青史，隻是他所繪畫的不是杭州境內的錢塘江[38]，而是富陽一段的富春江，即傳世巨作《富春山居圖》。當然，幾十年後他曆經磨難後寧靜如水的心境，也決不同於今日的澎湃如潮。

正心情激蕩之時，忽聽到背後有窸窣動靜，黃公望嚇了一跳，回過頭去，卻是一名五六歲的孩童。他不知從哪裏冒了出來，眼睛骨碌骨碌地打量著黃公望，手裏還拿著一塊啃了一半的乳白色糕糜[39]。

黃公望認出對方是江西行省平章政事貫隻哥之子貫雲石，略略鬆了口氣，忙迎過去招呼道：“貫公子，你怎麼獨自跑上來了？你父親貫平章呢？”

貫雲石答道：“爹爹跟我一道進來園子，忽然說有事，又匆忙出去了。”一邊隨口應著，一邊自行跑到北麵的圍欄處。

黃公望生怕小孩子不懂事、瞎鑽亂翻出了意外，急忙奔過去抓住貫雲石衣袖。貫雲石卻指著樓下一名婦人道：“那是我姑姑。”

黃公望側身朝下望了一眼，見到一名四旬婦人正站在甬道上與一名侍從交談，似在交代著什麼。他認出那婦人來，不由得大為驚奇，問道：“那是你姑姑嗎？我認得她，她是闊闊真公主的陪嫁女官，名叫汪小佩。汪小佩分明是漢人的名字。而且她姓汪，你姓貫，她怎麼會是你姑姑？”

貫雲石道：“佩姑姑自幼由祖父撫養，十歲時才被她親生爹爹接走，後來她親生爹爹過世了，佩姑姑無所依靠，便又回來了我們貫家。不管她姓汪還是姓張，名義上，她始終是祖父最疼愛的養女，自然也就是我的姑姑。”

黃公望奇道：“既然如此，你姑姑如何會成為闊闊真公主的陪嫁女官？按照慣例，這一官職，當由公主心腹蒙古卜魯罕部人擔任。”

貫雲石搖頭道：“這我可不知道。我生下來時，祖父已然過世，佩姑姑也已經離開了。這次是因為她跟隨闊闊真公主入朝，我才第一次見到她。”

他本來明媚活潑的顏色，明顯黯淡了下來，顯然祖父過世一事，對其影響不小。

貫雲石祖父即是大元開國功臣阿裏海牙[40]，已於數年前自殺而死，他的身故，不但對貫氏一家大有影響，而且一度是大元的大事——

阿裏海牙是畏兀兒人[41]。當時畏兀兒部落受西遼[42]節製，首領原本稱“阿斯蘭汗”，意為獅子一般強大的可汗，後來在武力威逼下，不得不接受遼帝封號，降稱號為“亦都護”。由於西遼橫征暴斂，在畏兀兒並不得民心，蒙古勢力進入西域時，亦都護巴而術殺西遼少監，改投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大喜過望，遂命諸子與巴而術結為兄弟，巴而術敘齒列第五，排在術赤、察合台、窩闊台、拖雷之後。成吉思汗又將愛女也立安敦嫁給巴而術為妻，由此兵不血刃地收複了畏兀兒部落。大批畏兀兒人投入蒙古軍中，許多人戰功赫赫，成長為優秀將領，這其中，最為傑出的便是阿裏海牙和布魯海牙[43]。

布魯海牙是畏兀兒貴族，阿裏海牙則務農出身[44]。他聰敏善辯，立誌建功立業，遂棄耕就學，習畏兀兒書。亦都護巴而術倒向蒙古後，阿裏海牙也投到蒙古大將不憐吉帶麾下。不憐吉帶很重視他，命其教習愛子忽魯不花畏兀兒字[45]，忽魯不花後來曾任中書左丞相。

過了一段時間，不憐吉帶又將阿裏海牙隆重推薦給宗王忽必烈，阿裏海牙遂成為忽必烈的心腹怯薛，即王府宿衛士。蒙古南下攻宋時，阿裏海牙作戰勇敢，總是奮力爭先，立下了赫赫戰功，他本人也由此成長為威震一方的猛將。

元軍攻取襄陽後，阿裏海牙上奏忽必烈道：“襄陽自昔用武之地也，今天助順而克之，宜乘勝順流長驅，宋可必平。”建議元軍主力長驅直下，直取南宋京師臨安。

忽必烈采納了阿裏海牙的建議，選中丞相安童妹夫、同知樞密院事伯顏[46]為主帥，南下平宋。而首倡者阿裏海牙則領兵四萬，留鎮襄陽。

當時川蜀之地尚未完全平定，宋師仍有相當的力量。阿裏海牙的主要任務是堅守荊湖，以防遏上遊，使伯顏東進軍無後顧之憂，然阿裏海牙並未坐城困守，而是乘勢攻打宋京湖製司首府江陵，宋守將高傑舉城投降。之後，阿裏海牙又連下沙市、江陵，招降了湖北許多府、州。當所得戶口、財賦奏上後，忽必烈大喜過望——他原來擔心伯顏領兵東下，阿裏海牙以孤軍戍鄂，若是宋荊、蜀兩地連兵，順流而下，人民起而響應，則整個滅宋戰略將功虧一簣。而今“小北庭人”阿裏海牙竟能輕而易舉地占領全荊，使伯顏東征軍“可無後虞”，可謂大功一件。忽必烈大喜之下，下令宮中大宴三天，還提筆親自寫了一封畏兀兒字詔書，對阿裏海牙褒賞有加。

南宋滅亡後，阿裏海牙仍然鎮守湖廣地區。這是他一手打下來的江山，他也理所當然地視作了自己的私地，地方官吏均是其親信。他還將大量漢民沒收為私奴，隨意驅策。且罷宋夏稅，按中原例改科門攤，每戶一貫二錢，比夏稅增鈔五萬餘錠，由此形成湖廣賦稅比江浙更重的局麵。

而立下滅宋大功的元軍主帥伯顏，返朝後口不言功，行囊僅隨身衣被而已。他自江南班師，路經金陵梅嶺岡，曾有詩道：“馬首經從庾嶺回，王師到處悉平夷。擔頭不帶江南物，隻插梅花一兩枝。”即便有自誇之意，卻也表明他以廉潔自許。

相比之下，阿裏海牙在湖廣自置官吏、自收賦稅，儼然獨立於朝廷之外的小王國，與伯顏形成了鮮明的對此。許多人因此而對阿裏海牙不滿。湖北道宣慰使[47]張雄飛請阿裏海牙放還四千戶漢民私奴，阿裏海牙不聽。張雄飛遂入朝告狀。元世祖忽必烈因為戰爭需要，素來對金錢看得極重，恨不得將天下所有金錢都收入國庫，所信用宰相也多是撈錢好手，這種事都是一奏一個準，皇帝雖未處置阿裏海牙，卻立即下詔令阿裏海牙放還私奴為民。

這之後，彈劾阿裏海牙的奏章漸漸多了起來。有大臣上書稱：“阿裏海牙掌兵民之權，子侄姻黨，分列權要，官吏出其門者，十之七八，其威權不在阿合馬下。宜罷職理算，其黨雖無汙染者，亦當遷轉他所，勿使久據湖廣。”語氣尖銳，將阿裏海牙比作早已身敗名裂的權臣阿合馬，已是一項危險的信號。

很快，便有更具體的罪名出來，南台禦史大夫相威參奏阿裏海牙及湖廣省參政忽都帖木兒侵占俘丁三萬二千餘人。元廷得奏後，下詔令阿裏海牙將這些人放還為民。

不久，相威再度彈劾阿裏海牙，稱其強占降民一千八百戶為奴。又稱阿裏海牙長子忽失海牙年幼不知兵，隻知依附已故權臣阿合馬。

此時，最為皇帝信用的畏兀兒人廉希憲已於前幾年去世。阿裏海牙與廉希憲是兒女親家，其子貫隻哥娶了廉希憲侄女為妻。阿裏海牙打仗是一把好手，卻缺少政治敏感性，他已失去朝中強援，麵對朝廷的百廢待興及禦史的咄咄逼人，非但沒有選擇適時避讓，還挺身與禦史台對抗，上書辯稱一千八百戶家奴係征討所得；又自言功比伯顏，要求賜養老戶。在飽受非議時，他還不知進退，居功自傲，自然再度受到禦史的猛烈攻訐。

阿裏海牙仍未感受到危機即將來臨，根本沒把禦史放在眼裏，稱禦史滕魯瞻輕詆大臣。忽必烈派人到禦史台逮捕滕魯瞻。南台禦史大夫相威不服，抗疏道：“阿裏海牙欺誑聖上，哪有做臣子的樣子？滕禦史有什麼罪？”

相威是木華黎曾孫，性弘毅重厚，不飲酒，寡言笑，最喜聽讀經史，諭古今治亂，至直臣盡忠、良將製勝，必為之擊節稱善，深為忽必烈鐘愛。忽必烈也就是做做樣子，安撫老部下一下，見相威出麵，便下令放了滕魯瞻。

而阿裏海牙卻由此得罪了整個禦史台，禦史們都著力挖他的猛料。起初，忽必烈念及舊功，本有庇護阿裏海牙之心，然麵對諸多大臣的彈劾奏章，他終於開始厭煩了。而且何況此時的皇帝最熱衷清理財政稅收，而湖廣曆年所積，堪比一座大金窟。

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年初，忽必烈召阿裏海牙赴大都述職。入朝後，忽必烈對阿裏海牙榮寵有加，晉銜為光祿大夫，留其在朝中養病。

正當阿裏海牙誌得意滿時，忽必烈任命要束木理算湖廣行省錢穀。彼時宰相桑哥當權，要束木是其妻黨，堪稱皇帝麵前的大紅人。他受詔後即刻趕赴湖廣，到鄂州後僅十天，便上書告發阿裏海牙侵蝕帑藏。

人在大都的阿裏海牙這下著了慌，急忙上書，奏請與要束木相互鉤考貪賄事，意指要束木在湖廣行省稽核財政收支時有貪汙受賄之事，應該派專人調查。

這一舉措，可謂相當幼稚。擺明是皇帝要辦阿裏海牙，他還要反咬皇帝親信一口。政治博弈不是市井打架，狗急跳牆總是最昏的昏招。最關鍵的是，阿裏海牙獨霸湖廣一省，往自己兜裏撈了二十年，不清不白，天下皆知。而今皇帝盯上了他的腰包，主動獻金還能全身而退，垂死掙紮則是自取滅亡。

鑒於此案已經引發廣泛關注，忽必烈也沒有忽視阿裏海牙的奏章，立即委派參政禿魯罕、樞密院判官李道、治書侍禦史陳天祥三人，以欽差大臣的身份前往湖廣行省，負責調查要束木有無貪汙之事。

調查結果很快就出來了，結論也早在眾人意料之中：阿裏海牙對要束木的指控並無其事，而阿裏海牙貪贓枉法證據確鑿，且問題比要束木所報更為嚴重。

消息傳開，本已患病在身的阿裏海牙病情急劇加重。忽必烈再次表現出對老功臣的關愛，大度地派了四名禦醫前往阿裏海牙的私邸，為其診治。

見到禦醫後，阿裏海牙激憤至極，要求親自麵見皇帝申辯。忽必烈已經很有些不耐煩，但仍然準許了。君臣二人的這次會麵，到底說了些什麼，無人知曉。但阿裏海牙回到家中後情緒十分低沉，與夫人郝氏訣別後，即仰藥自殺，時年六十歲。時為五月二十五日，距離要束木被任命為理算官前往湖廣行省鉤考之日，僅隔一個月時間。

事情並沒有就此結束，忽必烈下令繼續徹查到底，在確認阿裏海牙的確有罪之後，又下旨追奪了阿裏海牙官爵，籍沒全部家產，解送京師。除了湖廣之外，阿裏海牙在江南還據有大片良田，也通通被收歸國有[48]。

這一年，阿裏海牙之孫貫雲石剛好出生。

極耐人尋味的是，與阿合馬、盧世榮等人不同，阿裏海牙親眷並未受到任何牽連，甚至包括其心腹、黨羽。而且輿論、民情稍稍平息後，元世祖忽必烈又迅即為阿裏海牙恢複了名譽，由詞臣王構代擬了《贈諡製》，贈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封楚國公，諡武定。

王構即是為忽必烈擬寫伐宋詔書之人，官任翰林修撰，凡祖宗諡議冊文，皆所撰定，堪稱禦筆。在製書中，王構以元世祖的口氣，稱阿裏海牙在進攻南宋時“下江陵以為根本，破長沙以潰其腹心”，是“非常之人，立非常之功”，極盡讚譽之詞。

斯人已死，“非常之人”阿裏海牙是無緣感慨這番先抑後揚的奇遇了，但平反一事，對其子孫卻是大有裨益——其子貫隻哥繼承了父親的官爵，依舊到湖廣行省擔任長官，後又調任江西行省，任平章政事。

黃公望是浙西廉訪使麾下八大文吏之一，自是清楚這段往事。不知什麼原因，當他聽到貫雲石提及“祖父已經過世”一句時，立即聯想到了僧官江淮釋教都總統楊璉真迦——

楊璉真迦是宰相桑哥死黨，阿裏海牙則是被桑哥妻黨要束木幹掉，至少表麵上如此。朝野傳聞，楊璉真迦在其中也出了不少力。

但這卻不是黃公望由阿裏海牙之死漫想到楊璉真迦的真正原因，而是他認為而今楊璉真迦被朝廷派欽差鉤算，表麵是受桑哥倒台的牽累，實則處境與當日阿裏海牙完全一致——

阿裏海牙固然是威福地方，咎由自取，但富可敵國才是他倒黴的根源，他太有錢，而剛好皇帝忽必烈好大喜功，希冀四海一統，不但積極與不承認他大汗地位的蒙古諸王開戰，對安南、日本[49]等偏遠之地，亦要竭力征服，損兵折將也在所不惜，軍費花銷如流水，金庫總是不夠充盈。當年抄沒阿裏海牙家產一項，可是為國庫充實了不少。

然皇帝好窮兵黷武，在他手中，再多的錢，都是不經花的！忽必烈新近手頭更是緊張，不久前，他親自率軍平定了東道宗王乃顏之叛[50]，雖然大獲全勝，俘殺了乃顏，並將其部屬遷居內地，分置於河南﹑江浙﹑湖廣﹑江西諸省，然自身亦傷了不少元氣。

且這次皇帝親征未能完全鎮壓東道叛王，東道合赤溫係的哈丹禿魯幹逃竄到嫩江、黑龍江地區，率餘部繼續與元廷相對抗。西北海都、篤哇等諸王也趁機擾邊，給元廷增加了許多困擾。繼續用兵勢在必行，然打仗需要錢，需要很多很多的錢。宰相桑哥倒是搜刮錢財的一把好手，這也是他這麼多年專權黷貨，卻依舊為忽必烈信用的原因。然桑哥之措已令天下騷動，中原各地貧民因難以生存而起兵反抗元廷者不計其數。忽必烈得到提示後，有所醒悟，斷然舍棄了桑哥。那麼誰來繼續幫皇帝撈錢呢？與諸王對戰，巨大的軍費開銷從哪裏出呢？[51]

再看僧官楊璉真迦，他作威作福江南幾十年，名下田宅不計其數，所斂財富比阿裏海牙有過之而無不及。僅盜掘宋帝陵墓一項，便以億萬金計，所得“夜明珠”“馬烏玉筆箱”“銅涼撥鏽管”“交加白齒梳”“香骨案”“伏虎枕”“穿雲琴”“金貓睛”“魚影瓊扇柄”等，無一不是價值連城的奇珍異寶。若是拿下他，將其資產盡數充公，朝廷困境迎刃而解。

這，才是楊璉真迦正遭清算的真正原委，至少黃公望心中是這樣認為。他見貫雲石臉色陰沉，料想其人小小年紀，雖未親身經曆風波，但祖父阿裏海牙被迫自殺一事，無疑在他心靈上留下了不小的創傷，卻不知該如何撫慰。

本來還想再打聽闊闊真公主陪嫁女官汪小佩之事，隻是黃公望再探頭往樓下看時，已不見了那汪小佩及侍從身影，又見廉訪司同僚倪昭奎與江浙行省省務提舉馬致遠聯袂進來，正向執役下人詢問著什麼。

這次聚遠樓迎賓宴，主事者是浙西廉訪使徐琰，實際執事者則是黃公望、倪昭奎及馬致遠。黃公望料想二人是在尋找自己，遂匆忙對貫雲石道：“宴會就快要開始了，我得趕緊下去做準備。貫公子，你跟我一道下樓吧。”

貫雲石卻搖了搖頭，道：“不，我不想下去。下麵人很多，我不喜歡。”

貫雲石身份極其尊貴，祖父阿裏海牙就不說了，父親貫隻哥而今官任江西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是一省長官，母親同為畏兀兒人，出自著名的廉氏家族，為廉希閔之女。廉希閔親弟即是廉希憲，曾任大元宰相，被元世祖親口褒讚為“廉孟子”。黃公望自己不過是一名無品無級的書吏，見貫雲石年紀雖小，卻大有名門公子風範，甚有主見，也不敢過分勉強，便叮囑了一番注意安全之類，這才匆匆下樓來。

馬致遠、倪昭奎果然是在尋找黃公望。

馬致遠是大都人氏，年紀比倪、黃二人要大出許多，為人老成，風度凝厚。其人字千裏，號東籬。所謂“千裏”，自是誌在千裏之外。“東籬”則是取自陶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之詩意，表示效陶淵明之誌，淡泊名利。二者聽起來是一對矛盾，但在馬致遠身上，倒也和諧。他除了就職江浙行省外，在雜劇、散曲上亦大有所成，雜劇有“姓名香貫滿梨園”之美譽，散曲則人稱“曲狀元”，膾炙人口。《天淨沙·秋思》“斷腸人在天涯”匠心獨運，自然天成，絲毫不見雕琢痕跡，馬致遠也由此被譽為“秋思之祖”。

倪昭奎年紀與黃公望相仿，也是浙西廉訪使徐琰麾下書吏。他出身無錫巨富之家，卻跟黃公望一樣，希冀在仕途上飛黃騰達、有所作為，因而也走了“以吏入仕”的老路。二人誌同道合，又有同僚之誼，私交極好。

黃公望見馬、倪二人神色有異，忙上前問道：“莫非是宴會出了紕漏？”

倪昭奎忙擺手應道：“是有一件事，不過此事跟聚遠樓宴會無關。”卻是神情閃爍，不肯明說到底是什麼事，隻轉頭朝馬致遠望去。

黃公望便順勢望向馬致遠。馬致遠捋了捋胡須，似在斟酌言辭，過了好大一會兒，才指了指“聚遠樓”的金字牌匾，小心翼翼地問道：“黃書吏可知這次宴會為何會被指定在這裏？”

宴會一事，是早就安排好的，隻不過地點臨時由行省官署改在了聚遠樓。鑒於樓主僧官楊璉真迦目下正在接受朝廷調查，此番情形，頗耐人尋味。

黃公望微微一怔，忙答道：“我隻知道是上麵交代下來的，說是大都權貴都知道杭州有個聚遠樓。而且這次闊闊真公主是主賓，她來自北方大草原，是個豪爽女子，不喜歡小山小水的景致。”

酒宴場合，當然是要風光旖旎之地。最能代表杭州的美景，除了西湖，便是錢塘。既然上頭特別聲明主賓不喜山水，那麼錢塘便成為首選，而城內眺望江景的最佳之處，公推為聚遠樓，雖然跟僧官楊璉真迦沾邊，略覺晦氣，但選中此處，也合情合理。

黃公望大致做了解釋，卻見馬、倪二人仍是一臉沉重，便忍不住問道：“到底是怎麼回事？”

倪昭奎也如馬致遠一般，指了指“聚遠樓”的牌匾，道：“事關此樓主人楊永福。”

楊永福便是江淮釋教都總統楊璉真迦，永福是其號。他雖是朝廷大臣、著名僧官，地位顯赫，但到底是出家人，不宜稱呼官職，故而以號稱，人稱“永福大師”，民間則習稱楊永福，也有膽大者暗中稱其為楊髡。

黃公望聞言心中立時一喜，忙問道：“可是欽差大臣已查出了問題，朝廷下詔給楊永福定了罪，要將其逮捕，押解至大都審訊？”

倪昭奎苦笑道：“果真是這樣倒好了。”

他與黃公望一樣，雖為元廷效力，在官府擔任書吏，但對挖掘宋帝陵墓、為人處事毫無底線的楊璉真迦，卻極其痛恨。

倪昭奎為人謹慎，說話總是留半截，隨口應了一句，便又不肯繼續說完。馬致遠遂接口道：“聽說朝廷已下令停止調查楊永福。據稱……他本人還會出席今日的聚遠樓宴會。”

* * *

[1]古時統稱杭州（今浙江杭州）靈隱至琅嶺一帶山嶺為天竺山，又統稱靈隱、天竺諸山為武林山。

[2]錢塘江：起源於今安徽休寧，流經今安徽省南部和浙江省，經杭州灣注入東海。該江最早見名於《山海經》，古稱“浙”，全名“浙江”，又名“折江”“之江”“羅刹江”，因流經古錢塘縣（今浙江杭州）而得名，是吳越文化的主要發源地之一。要特別強調的是，錢塘江幹流各段隨地異名，安徽境內叫新安江，浙江富陽段稱為富春江（名畫《富春山居圖》所繪主要內容即為富春江景色），浙江下遊杭州段稱為錢塘江。

[3]“天竺”是東漢以後對古印度的叫法。一直到唐朝，去天竺取經回來的名僧玄奘在其名著《大唐西域記》（玄奘口述，辯機撰錄）中特別指出：“關於天竺國家的名稱，曆來有很多不同的叫法，舊時叫作身毒，或者叫信度、賢豆，很是讓人混亂。如果根據梵文音譯，正確的應該稱作印度。”此後，“印度”一名襲稱至今。靈鷲山（位於佛教聖地王舍城東北處，王舍城遺址在今印度比哈爾邦），為佛祖釋迦牟尼長期居住說法之處。據《大唐西域記》記載，佛祖行化五十多年，大部分時間都在這座靈山。

[4]宋寧宗時，依權臣史彌遠之奏請，定江南禪寺等級，設禪院五山十刹，以餘杭徑山寺，錢唐靈隱寺、淨慈寺，寧波天童寺、阿育王寺，為禪院五山。錢塘中天竺寺、湖州道場寺、溫州江心寺、金華雙林寺、寧波雪竇寺、台州國清寺、福州雪峰寺、建康靈穀寺、蘇州萬壽寺、蘇州虎丘寺，為禪院十刹。五山位於所有禪院之上，十刹之寺次於五山。

[5]廣寒宮是中國神話傳說中位於月球的宮殿，也稱蟾宮，月球的居民有太陰星君（月神、月光娘娘）、吳剛、嫦娥、玉兔。關於月宮“廣寒”名的來曆，傳說是唐玄宗（唐明皇）李隆基曾於望日遊月中，見到一大宮府，榜曰：“廣寒清虛之府。”後人因此稱月宮為“廣寒宮”。事見《龍城錄·明皇夢遊廣寒宮》。

[6]古時鄉試一般例在農曆八月舉行，即所謂“秋闈”，正是桂花盛開季節，人們遂將科舉考場美稱為“桂苑”，考生考中則稱為“折桂”。又與神話傳說相連，有“月中折桂”“蟾宮折桂”之美譽，及第者美稱為“桂客”“桂枝郎”。

[7]錢塘江河口呈巨大的喇叭形，外口大、內口小——杭州灣口南北兩岸相距約100公裏，至澉浦縮小到20公裏，再上至海寧鹽官，僅為2.5公裏。錢塘江河道自澉浦起，河床急劇抬高，致使河床容量突然變小，大量潮水湧入變淺的河道，使潮頭受阻，而後麵的潮水又急速推進，出現水麵壅高，甚至翻滾摻氣，再加上天體引力和地球自轉的離心作用，遂形成天下奇觀“錢江潮”，是世界一大自然奇觀。

[8]伍子胥：春秋時楚國大臣，因父兄被楚平王殺害，隻身逃到吳國，後借吳兵擊敗楚國，破楚都郢，掘楚平王墓，鞭屍三百，終報父兄之仇。吳王夫差繼位後，不聽伍子胥“聯齊抗越”的主張，公元前484年賜伍子胥寶劍，令他自盡。伍子胥在憤恨之餘，留下遺言，要家人於他死後把他的眼睛挖出，掛在東城門上，親眼看著越國軍隊滅掉吳國。吳王夫差聽說後怒極，將伍子胥的屍首用鴟夷革裹著拋棄於錢塘江中。後吳國果然被越王勾踐所滅，夫差羞於在陰間見到伍子胥，用白布蒙住雙眼後才舉劍自盡。後人因伍子胥忠心為國，卻慘遭賜死且沉屍水底，將他尊為海神“水仙王”之一。傳聞舉世聞名的錢塘江潮即為伍子胥憤怒下所興，所以當地流行在漲潮時派出善泳者迎接伍氏。王充《論衡》也說：“子胥恚恨，驅水為濤，以溺殺人。今時會稽、丹徒大江、錢塘浙江，皆立子胥之廟。蓋欲慰其恨心，止其猛濤也。”伍子胥事跡及春秋吳越爭霸故事可參見吳蔚小說《魚腸劍》。

[9]瀉湖：即潟湖，一種因為海灣被沙洲所封閉而演變成的湖泊。“潟”意為鹹水浸漬的土地。

[10]因曆史變遷，白居易所築長堤早已消失不見，非今日之白堤。

[11]據宋人周密《武林舊事》記載：“一日，禦舟經（西湖）斷橋，橋旁有小酒肆，頗雅潔，中飾素屏，書《風入鬆》一詞於上，光堯（宋高宗）駐目稱賞久之，宣問何人所作，乃太學生俞國寶醉筆也……上笑曰：‘此詞甚好，但末句未免儒酸。’因為改定雲‘明日重扶殘醉’，則迥不同矣。即日命解褐雲（指授予俞國寶官職）。”之後不少文人期待步俞國寶“讀詞封官”之後塵，到西湖一帶酒肆題寫詩詞，如吳文英在豐樂樓（豐樂樓來曆參見吳蔚小說《宋慈洗冤錄》）牆上題《鶯啼序》，號稱“望幸”，意思是希望皇帝讀到後也能賞他個官做。

[12]元朝疆域極廣，“北逾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要治理如此遼闊的地域，需要建立有效的地方行政機構。元代地方官製與前代不同，除中書省直轄“腹裏”（今山東、山西、河北一帶）外，其他所有區域分為11個行中書省（簡稱“行省”，行省之名，開始於此）。行中書省名義上是中書省外派機構，但實際上是地方最高政權機構，因而是地方一級行政區劃，掌管轄境內的錢糧、兵甲、屯種、漕運及其他軍國重事。行省之下設路，各路一般設萬戶府、總管府，規定十萬戶以上者為上路，十萬戶以下者為下路，若是重要地區不論戶口多少，均為上路。路下有府，元代的府比較雜亂，有的屬於路，有的屬於行省，有的直屬中書省，有的管轄州縣，有的不統州縣。府之下設州，有上、中、下州之別，也是根據戶數多寡而分。邊遠不設州而設軍，其建置與州同。州下設縣，也依戶數多寡而分上、中、下縣。縣以下又分鄉、都，設裏正、主首，負責催辦錢糧，供應雜事。元朝還把五十家編為一社，社有社長，負責“教勸本社之人務勤農業”，實則是為了加強對民眾控製。另外，不少行省因轄境過大，元廷又在離“行省”首府偏遠地區以及邊境地區單設“宣慰司”、“宣撫司”等官府。宣慰司、宣撫司是介於“行省”與“路、府、州”之間，起上傳下達作用。據《元史·地理誌》載，元代在全部版圖中，共設11個行中書省，分轄185路、33府、359州、1127縣。

[13]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軍攻占南宋都城臨安後，即在南宋核心地區置江淮等路行中書省，統兩淮（淮南東路，淮南西路）、兩浙（兩浙東路，兩浙西路）地，又稱淮東行省、揚州行省。省會治於原淮南東路首府揚州。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徙省治於杭州，稱江浙行省。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徙省治還揚州，複稱江淮行省。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再徙省治於杭州。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劃江而治，以揚州、泰州、天長，滁州等江北州縣隸河南江北行省，餘下江南部分改稱江浙行省。大德三年（1299年），撤銷福建行省，以其地並入江浙行省。共統有杭州等30路，鬆江一府，江陰21州。福建泉州的澎湖寨巡檢司也隸屬江浙行省。轄境包括今長江以南：江蘇南部、安徽南部，浙江、福建全省及江西東北部，下轄杭州等30路和21州等。今江蘇、安徽江北地區隸屬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管轄。本書故事始於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為簡略起見，一律稱呼江浙行省，其省治為杭州。

[14]北宋帝陵俗稱“七帝八陵”，分別為宋宣祖趙弘殷永安陵、宋太祖趙匡胤永昌陵、宋太宗趙光義永熙陵、宋真宗趙恒永定陵、宋仁宗趙禎永昭陵、宋英宗趙曙永厚陵、宋神宗趙頊永裕陵、宋哲宗趙煦永泰陵。宋徽宗趙佶和宋欽宗趙桓在“靖康之恥”中被金人俘獲到東北，因此無陵。北宋皇陵在靖康之變後已遭受金兵破壞，後來又被金人扶持的偽齊皇帝劉豫盜掘。到元代時，地麵建築已全部毀壞。南宋帝陵又叫“宋六陵”，分別為宋高宗趙構永思陵、宋孝宗趙昚永阜陵、宋光宗趙敦永崇陵、宋寧宗趙擴永茂陵、宋理宗趙昀永穆陵、宋度宗趙禥永紹陵。宋末三帝趙顯、趙昰、趙昺因為年少，去世後又處在戰亂之中，無法在帝陵安喪，所以南宋隻有六座帝陵。

[15]宋理宗趙昀是宋朝曆史上來曆最奇特的皇帝，是第一位，也是最後一位真正來自民間的皇帝。自北宋第二個皇帝宋太宗趙光義始，一直到南宋第一個皇帝宋高宗趙構，宋朝的皇帝一直都是趙光義一係。自宋孝宗趙眘開始，皇位才回到宋太祖趙匡胤一脈。不過，宋孝宗為宋太祖次子趙德芳直係後人，而宋理宗則被稱為宋太祖趙匡胤的十世孫，為宋太祖長子趙德昭的直係後人。即使宋理宗真為趙德昭後人，與宋寧宗同屬趙匡胤一係，但時代已經相當久遠，兩支在血緣上已經十分疏遠。宋理宗趙昀的親生父親趙希瓐不過是一個九品縣尉，而且早早過世，趙昀母親全氏無力撫養兒子，不得不寄居在娘家。事實上，趙昀地位已經與一般平民無異，他之所以出現在政治舞台上，僥幸當上皇帝，完全得益於宋寧宗太子趙竑與權臣史彌遠之間的爭鬥。此處隻略略提及宋理宗身世，不再過多講述。

[16]元朝建立後，在境內實行驛站製，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體係，補給交通極為發達，極大地促進了城市商業經濟的繁榮和各國、各族人民自由的貿易往來。

[17]元曲又稱“蕃曲”“胡樂”“夾心”，是盛行於元代的一種文藝形式，通常包括雜劇和散曲兩大類。雜劇是宋代以滑稽搞笑為特點的一種表演形式，元代發展成戲曲形式。每本以四折為主，在開頭或折間另加楔子，每折用同宮調同韻的北曲套曲和賓白組成，如關漢卿的《竇娥冤》等。散曲又稱為“樂府”或“今樂府”，由宋詞俗化而來，是配合當時北方流行的音樂曲調撰寫的合樂歌詞，是一種起源於民間新聲的中國音樂文學，是當時一種雅俗共賞的新體詩。有小令和套數兩種基本形式。後來隨著散曲格律化和去市民化，失去了個性鮮明的鮮活市民文化血液，變得與宋詞幾乎無異，隨之衰敗，未能像唐詩宋詞一樣繁榮延續。又，雜劇是戲曲，散曲是詩歌，屬於不同的文學體裁，但也有相同之處，兩者都采用北曲為演唱形式。之所以統稱為元曲，是因為二者均在元代興盛，但由於元雜劇的成就和影響遠遠超過散曲，因此也有人以“元曲”單指雜劇。除了文中提及的市井文化發達外，雜劇的產生還有一層原因：入主中原的蒙古人、色目人對戲曲歌舞有著特殊的愛好和興趣，他們多喜歡粗獷激越的北音，而厭惡舒緩綿邈的南音。眾多藝人投其所好，經過辛勤努力，在諸宮調基礎上創立了優美的北曲和完整的戲曲形式雜劇。

[18]元代以武力征服天下，建立起了龐大的帝國。蒙古建國之後，統治者即認識到文人的重要性，多有征召儒士、尊孔建學之舉，並有意恢複科舉考試。大汗窩闊台執政時，聽從重臣耶律楚材建議，準備開科取士，並曾下詔設經義、辭賦、論三科進行考試。但詔令一出，即遭到蒙古貴族的劇烈反對。因為蒙古在東征西討的過程中，將俘獲的大批儒士充作了奴隸，一旦士人地位提高，將導致大批儒人脫離驅口奴籍，且免交賦稅，這對貴族階層無疑是巨大損失。在巨大的阻力下，窩闊台科舉之令未能實行。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之後，不斷有漢人大臣上書，建議恢複科舉考試。元世祖起初持肯定態度，並公開稱讚科舉為“良法”，允準試行，但由於阻力極大，即便在科舉之製已立且“世祖、裕宗（指皇太子真金，廟號裕宗為元成宗追封）累嘗命行，成宗、武宗尋亦有旨”的局麵下，直到仁宗朝之前，元朝科舉製度仍然未能建立。

[19]元朝執政者按職業區分人的貴賤，曾把治下民眾按其職業分為十級，即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這是公認的說法。自古以來，士人均以立功立德為人生理想，元代統治者卻將文人打入了社會的最底層，因而元代絕大多數文人對現實是消極而絕望的。就連仕途順利的文人張養浩也在《新水令·辭官》中說：“青史內不標名。”又稱：“把功名富貴都參破。”

[20]張養浩：漢族，字希孟，號雲莊，又稱齊東野人，濟南（今山東濟南）人。出身富貴，自幼勤學不輟，少有才名。十九歲時遊濟南白雲樓（元代濟南名勝，為張榮所建，原址在今濟南珍珠泉畔），作《白雲樓賦》。文章寫成後，人們爭相傳抄。山東按察使焦遂讀過後破格提拔張養浩為東平學正。二十三歲時，張養浩遂來到京城大都求仕。當時的平章政事不忽木（曾參與扳倒宰相桑哥，參見外一章）看過張養浩的文章後，大為欣賞，便力薦他做了禮部令史，後來又推舉他進了禦史台。張養浩一生曆世祖、成宗、武宗、英宗、泰定帝和文宗數朝，曆仕禮部、禦史台掾屬、太子文學、監察禦史、官翰林侍讀、右司都事、禮部侍郎、禮部尚書、中書省參知政事等。後辭官歸隱，朝廷七聘不出。天曆二年（1329年），關中大旱，出任陝西行台中丞。是年，積勞成疾，逝世於任上。也正是在這次赴陝西救災時，張養浩途經潼關，作《山坡羊·潼關懷古》，為元散曲中思想性與藝術性完美結合的名作。張養浩是元代重要的政治、文化人物，其個人品行、政事文章皆為當代及後世稱揚，是元代名臣之一，亦是元代散曲名家中極少數做過高官的漢人之一。

[21]元廷在杭州實行嚴格火禁並無政治因素，主要是因為杭州人口密集，城市內部空間緊湊。時人對此多有形容：“閭閻比輳，人馬雜遝，聲囂若雷，氣滃如霧。”又稱：“杭郡民廬，比輳如櫛。”這種家家戶戶緊密相連的居住形式，在文人眼中“自有一種風韻耳”，但極容易發生火災。建築又多以竹木為材料，一旦火起，火情極易蔓延，給民眾生命財產造成極大損失。宋元之際，杭州多次火災，有的火災毀屋上萬，甚至燒到太廟。元末明初史學家陶宗儀在《南村輟耕錄》中明確提及杭州因為頻繁的失火與兵厄，“昔時歌舞之地，悉為草莽之墟”。關於南宋所發生火災的危害，吳蔚小說《宋慈洗冤錄》亦有所涉及。為了有效防止火災，元廷專門製定了防火的法律條文，譬如：“諸城郭人民，鄰甲相保，門置水甕，積水常盈，家設火具，每物須備，大風時作，則傳呼以徇於路。有司不時點視，凡救火之具不備者，罪之。”另外一項重要措施就是施行火禁。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在其遊記中曾明確提及：“（杭州夜間）有一部分看守之人巡行街市，視禁時以後是否尚有燈火，如有某家燈火未息，則留符記於門，翌晨傳屋主於法官所訊之，若無詞可藉，則處罰。”但元世祖忽必烈朝後，杭州火禁逐漸取消。色目人高克恭（實為回鶻人，善畫山水、墨竹，尤以煙雨林巒的描繪最為精絕）為江浙行省郎中時，了解到杭州百姓多借手業（手工業）以供衣食，禁火則小民屋狹，夜作點燈必遮藏隱蔽而為之，是以數致火患，甚非所宜，於是仿照成都火禁消除之法，鬆弛杭州火禁，杭民賴之以安。這一做法，還被元人稱為“德政”。

[22]豐樂樓前身為建於北宋年間的聳翠樓。宋高宗建都臨安後，一度懷念故都汴京風土人情，遂改聳翠樓為豐樂樓，名字即取自昔日汴京最大之酒樓豐樂樓（又名樊樓。樊樓故事參見吳蔚小說《斧聲燭影》）。後臨安知府張枃（名臣張浚次子）將豐樂樓收歸官有，改為官營酒樓，遂成為臨安最紅火的酒樓，客流、財源滾滾而來，幾乎達到了日進鬥金的地步。當時民間責備、指斥鋪張浪費之人，均稱“作豐作樂”，即源自豐樂樓。

[23]據明人田汝成《西湖遊覽誌》記載，豐樂樓在元末毀於戰火。但從元人現存詩中看，豐樂樓應該在元初就已被毀了。如方回《湧金門城望》中說：“戰罷閑堤眠老馬，宴稀荒港泊空船。”臨安城破時，方回五十歲，官任嚴州知府，投降了元朝。六十歲時，即1286年，方回在《記正月二十五日西湖之遊十五首》提到豐樂樓：“來輿去馬禁城空，豐樂樓消一炬紅。說與吳儂莫惆悵，龍墀猶化梵王宮。”方回是曆史的見證者，可信度極高，足見當時豐樂樓已經為大火焚毀。“龍墀猶化梵王宮”一句，當是指僧官楊璉真迦在南宋行宮上修建佛塔一事（此段故事書中將會涉及）。此詩也不是孤證，另一位經曆了宋元更替的詩人羅誌仁也有詩雲：“豐樂華樓已劫灰，湧金春色未塵埃。”隱指豐樂樓被燒。

[24]《單刀會》正名《魯子敬設宴索荊州關大王獨赴單刀會》，為元代雜劇大家關漢卿名作。劇情是：三國時，魯肅為了索還荊州，請關羽赴宴，暗中設下埋伏，並請關羽故人司馬徽前來陪宴勸酒，司馬徽拒絕，並告誡魯肅不可魯莽行事。關羽接到請書後明知是計，仍舊帶周倉一人單刀赴會，關平、關興帶大軍在江邊接應。席間二人言辭交鋒，魯肅不能取勝。關羽智勇雙全，震住魯肅，令他不敢動用埋伏的軍士，最後安然返回。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單刀會》不像關漢卿其他雜劇那樣在關目設置上注重情節的曲折多變，追求波瀾起伏、跌宕生姿，而是注重抒情寫意，在烘托渲染、鋪墊蓄勢中展現人物性格，抒發了一種強悍豪邁的激情。

[25]元雜劇角色大致分為末、旦、淨、雜四類。“末”是男角，相當京劇裏的“生”，“正末”外又有“副末”“小末”。“旦”是女角，主角叫“正旦”，此外有“副旦”“外旦”。“淨”扮演剛強，凶惡或滑稽人物，有男有女。“雜”包括孤（官員）、孛老（老頭兒）、卜兒（老婦）、俫兒（兒童）、細酸（書生秀才）、潔郎（和尚）、幫老（強盜）、子（丐）等。

[26]此段《單刀會·雙調新水令》是公認的元曲名句，與馬致遠《天淨沙·秋思》（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及王實甫《西廂記》中《長亭送別·正宮端正好》（碧雲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南飛。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離人淚）並列。

[27]元世祖至元初置提刑按察司，為地方監察機構，掌監察百官，糾察地方吏治、政治得失，所巡視地區稱道。後改稱肅政廉訪司。初置山東東西、河東陝西、山北京西、河北河南四道。再後又將分二十二道，遍布全國，分隸禦史台（注釋見後“禦史台察院”）、江南行台（駐建康路，今江蘇南京）、陝西行台（駐安西路，今陝西西安），成為定製。其中內八道屬禦史台，江南十道屬江南行禦史台，陝西四道屬陝西行禦史台。每道置廉訪使、副使、僉事等官。

[28]惠民局：是由官方設立的專門經營藥品的機構，為群眾的疾病治療提供方便。藥價通常比市價低，希望發揮一定的惠民作用，故名。起源於北宋熟藥所。當時國家為了增加稅收，控製了鹽、茶、酒等貿易，並將藥物也列為專賣品，於京師汴梁設熟藥所，又名賣藥所，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國家藥店，也是世界上最早開辦的國家藥局，主要負責製造成藥、出售中藥。官府采取賤價低息辦法，藥價比市價低三分之一，加上中成藥具有服用方便、攜帶容易、易於保存等特點，熟藥所受到廣泛歡迎，發展很快。宋廷為方便管理，將製造成藥的業務從熟藥所分離出來，建立修合藥所，後又將修合藥所改為醫藥和劑局，負責賣藥的熟藥所改為醫藥惠民局。據《東京夢華錄》記載，朱雀門外街巷有熟藥惠民南局，大內西右掖門外街巷有熟藥惠民西局，全國各地均設立有分局。到南宋時，官辦惠民局在淮東、淮西、襄陽、四川、陝西等許多重要地方都有增設。醫藥惠民局數量在全國達到70餘個，初步形成了遍布全國、由國家控製的醫藥網絡。入元後，元廷也在大都、上都兩地設置惠民局，隸太醫院，掌購製藥品，救濟貧民。

[29]元代人口管理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分行業編籍，其目的是便於應派各類差役。醫戶就是元代戶口種類之一，是以行醫為業的人戶，諸色產計之一。醫戶又名官醫，在元代頗受重視，享有免差權與免役權，由太醫院統一管理。各路則設有官醫提舉司，分管地方醫戶及藥物事宜。元代醫戶為世襲製，子弟世代承襲，不得逃籍，須派遣子弟入醫學讀書（為此元廷專門設有醫學提舉司，掌管考核各路醫生課程，考察教官水平等），朔、望日全部赴地方醫學拜廟祀聖、講論醫義，並參與醫學的創建及學田的購置等事。明朝後來也繼承了這種醫戶世襲製度，著名醫藥學家李時珍便是生於三代相傳的醫戶之家。

[30]刀筆吏即文吏。出自《漢書·蕭何傳》：“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當時錄錄未有奇節。”顏師古解釋說：“刀所以削書也，古者用簡牘，故吏皆以刀筆自隨也。”意思是，古人用簡牘時，如有錯訛，即以刀削之，故漢時文吏無論職位高低，均隨身帶著刀和筆，以便隨時修改錯誤。後世認為文吏多有舞文弄法之嫌，將“刀筆”意擴大，帶有極大的貶義。漢武帝時，酷吏張湯為禦史大夫（與丞相、太尉合稱三公），大臣汲黯怒罵道：“天下謂刀筆吏不可為公卿，果然。”

[31]在對待儒學和儒士的問題上，蒙古統治者始終是實用主義的眼光，認為金、宋均以文治失國，而儒士多給人以虛務文飾而乏瞻實際的印象。尤其王文統及李璮事件後（具體可參見本書外一章），元世祖忽必烈對文臣謀逆更加警惕，不願意委任儒士擔任國政要務，隻將其置於館閣優養，以備顧問。至於各自行政機構的運作，則多依賴一些幹練之選充任的吏員。這些人大多粗通文墨，雖不善於匡補世教，但勇於任事，熟悉典製，所以往往能以低位列據要津，在政治上發揮著重要作用，這便是元代所謂“以吏代士”的現象。當然，刀筆之吏在行政體係中發揮作用，並非始於元，而是古已有之，尤其是漢代最為盛行，刀筆吏的提法即起源於漢代，隻不過元廷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吏權，這就使得“由吏入仕”也成為當時的一條火熱門徑。但在清高自守的士人看來，“以吏代士”大有摧解士氣精神之嫌。不管怎樣，書吏在元一朝作用不容小覷。雖然元代也有不少文人如許衡、姚燧、趙孟頫等人獲得朝廷殊寵，不過在實際行政運作中，才學博洽的士大夫所起作用反不及刀筆吏。

[32]常熟：今江蘇常熟。永嘉：今浙江溫州。

[33]關於黃公望籍貫，多有爭議，有常熟、鬆江、富春、杭州、永嘉多種說法。值得強調的是，元朝書吏地位頗重（關於此現象，正文中已有過分析，此處不再贅述），因而有“避道”的規定。元廷曾多次頒布條令：廉訪司（及其前身按察司）的書吏選補，應當遵守“避道”原則。也就是說，凡籍貫在某道廉訪司（按察司）監察範圍內的人，不得擔任本道書吏。關於黃公望的籍貫，文獻中有不同記載，有的說他是常熟人，有的說是鬆江人，也有富春人、杭州人的說法。這四個地方全都在浙西廉訪司的監察範圍之內，根據上述“避道”原則，黃公望就不可能擔任該司書吏。但黃公望雖然出生在常熟，卻早在幼年時便被過繼給永嘉黃姓老翁黃樂為嗣。而永嘉屬於溫州路，不在浙西廉訪司監察範圍之內。因而可以確定的是，不管黃公望出生，或是後來定居在哪裏，其人在元朝戶籍登記冊中一定是登記的永嘉，如此，才有可能在浙西廉訪司擔任書吏一職。

[34]徐琰：字子方（一作子芳），號容齋，一號養齋，又自號汶叟，東平（今屬山東）人。少有文才。元代東平府學宋子貞作新廟學，請前進士康曄、王磐為教官，教授生徒幾百人，培養的閻複、徐琰、孟祺、李謙，號稱元“東平四傑”，學成入仕後，皆為元初名宦。徐琰文名顯於當時，受人推薦入朝出仕，由此成為顯宦。其人好提攜後進，書中情節如辟黃公望為書吏、親自造訪杭州隱士吾丘衍等，均為曆史真事。

[35]元朝執政者繼承了金朝的民族分化政策，根據不同的民族和被征服地區的先後，將其屬下百姓分為四個等級：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蒙古，即元朝的真正統治民族。色目，指蒙古開疆略地的早期歸附的西域、中亞以至歐洲某些民族。另外，色目中有一種“世臣”，即在蒙古打天下時立有大功的色目家族（如本書中的阿裏海牙），也被蒙古一並列為統治階層。漢人，指北方漢人，為北方原金朝統治下的女真、漢族、契丹、渤海等民族。南人，指最後為箭鏑刀兵征服的原南宋境內的百姓，以漢族為主體，也包括南方其他民族，地位最低。但“漢人”“南人”隻是蒙古統治者為了實行民族歧視和壓迫政策的叫法，本書中多處提到漢人，指“北方漢人”時，會特別強調，其餘“漢人”，則通指漢族人。

[36]元朝蒙古統治者把全國各族居民分為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四等後，又在任用官吏、法律地位、科舉（仁宗朝才開科舉，本書將會涉及）名額和待遇以及其他種種權利和義務等方麵，都進行了極不平等的規定。據《元史·百官誌》：元朝的中央或地方官，“其長則蒙古人為之，而漢人、南人貳焉”。元順帝至元三年（1337年），元順帝又進一步規定：“省、院、台、部、宣慰司、廉訪司及郡府幕官之長，並用蒙古、色目人；漢人、南人不得習蒙古、色目文字。”終元之世，擔任文官之首的左、右丞相的漢族人隻有元世祖忽必烈時的史天澤和元順帝即位後的賀惟一。史天澤曾為蒙古統治者“躬擐甲胄，跋履山川”，是建立元朝的元勳，因而得以位極人臣。而賀惟一早在任中書左丞相之前，已融為蒙古貴族的一分子，被賜蒙古姓氏，並改名“太平”。至於統領軍事的樞密院和掌管監察的禦史台，這種規定執行得更加嚴格，如史載：“故事，朝廷重臣，必為禦史大夫。”元代禦史大夫，不僅選用重臣，而且必為國姓。終元之世，從無一個漢族人能握其權柄。因而意欲仕進的漢人在這裏看不到希望。除禦史台禦史大夫外，其他監察機關長官亦必以蒙古人為之。如《元史·成宗本紀》載：“各道廉訪司必擇蒙古人為使。”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時，尚有漢人程钜夫（即程文海。初名文海，因避元武宗海山名諱，改用字代名）、徐琰等為各道廉訪使，元世祖之後，則越來越少見。

[37]此段背景請參見本書外一章《世代興亡，卻便似月影圓缺》。

[38]錢塘江發源於安徽休寧，如一條蜿蜒青龍，安徽境內為龍頭，名新安江，中段龍身名富春江，杭州部分為龍尾，名錢塘江。

[39]唐宋糕糜是一種糕狀蒸製食物，用黍、糯米等黏性作物製成。南宋時，望仙橋糕糜十分有名，多部史籍中均有記載。又，元代也有一種名叫糕糜的食物。據元無名氏編撰《居家必用事類全集》記載，具體做法是：羊頭肉煮極爛，提去骨，原汁內下鷹嘴豆，候軟下糯米粉，成稠糕糜，下酥蜜、鬆仁、胡桃仁，和勻供。食物中入蜜，是典型的中亞和阿拉伯地區食品風格。

[40]此阿裏海牙即吳蔚小說《戰襄陽》中的元將阿裏海牙，又稱阿裏海涯，名字為音譯。又，蒙古軍南下攻宋，以“釣魚城之戰”及“襄陽之戰”兩場戰事最為著名，具體可參見吳蔚所著《釣魚城》及《戰襄陽》二書。

[41]畏兀兒又稱偉兀、西州回鶻。唐朝時期稱作回鶻（曾稱回紇）人。回鶻人原居於漠北，回鶻汗國時代，已有一些回鶻族部落遷居到今天山以北和河西一帶。公元840年，回鶻滅國，大批回鶻人和其他鐵勒人部民自漠北逃至西域。其中有一支遷居到今天山東段南北地區，宋遼金時代的漢文史料稱之為高昌回鶻或西州回鶻。高昌回鶻在仆固俊（號仆固天王，不可汗）之後的幾代君主統治時期成為西到巴爾喀什湖，東到哈密，南越塔裏木沙漠，北達阿爾泰山的巨大汗國，一度在大寶於闐國之後成為西域佛教、聶斯脫利派基督教及摩尼教的宗主和保護國。在元代之前的穆斯林史料中，他們又被稱為“九姓烏古斯”（Toghuzoghuz）。回鶻滅國及仆固俊創立高昌回鶻具體經過，可參見吳蔚小說《敦煌》。

[42]西遼：遼朝（契丹）滅亡時後，遼大將耶律大石率部從黃河套向西北逃去，在可敦城（今蒙古國布爾幹省青托羅蓋古回鶻城）建立根據地，並重建遼國，史稱“西遼”，又稱“哈喇契丹”。隨後耶律大石向西域、漠北、中亞等地區擴張，建都於虎思斡魯朵（今吉爾吉斯斯坦托克瑪克東南布拉納）。在1141年的“卡特萬之戰”，擊敗塞爾柱帝國聯軍後稱霸中亞，成為當時中亞地區的強國，威名遠播至歐洲。高昌回鶻、西喀喇汗國、東喀喇汗國及花剌子模先後臣服於強盛時期的西遼。耶律大石死後，曆經蕭塔不煙、耶律夷列、耶律普速完三代君主後，到耶律直魯古時期，由於長期對外戰爭，西遼國力走向衰落，最終被屈出律篡國。蒙古帝國崛起後，於1218年滅西遼。西遼滅亡後，契丹貴族波剌黑前往波斯的克爾曼，於1224年建立了起兒漫王朝，又被稱為“後西遼”，這也是契丹人在曆史上建立的最後一個政權，於1306年被伊兒汗國所兼並。

[43]布魯海牙：即元朝名臣廉希憲之父。先世是高昌畏兀兒貴族，年輕時即歸附成吉思汗，隨蒙古軍西征。後成為忽必烈之母唆魯禾帖尼的家臣，專管燕京、中山的軍民匠戶。不久，升任為真定路達魯花赤，後改官為燕南諸路廉訪使，執法平允，慎於用刑。後升順德等路宣慰使。布魯海牙不僅為官清廉，而且漢化很深，以其官職“廉訪使”為子孫取漢姓“廉”。元成宗大德年間贈儀同三司、大司徒，封魏國公，賜諡號“孝懿”。葬於大都以西二十裏，今北京市海澱區地名魏公村即由此而來。又，史籍記載蒙古滅西遼後，將西遼第一任皇帝耶律大石（居裏可汗，又稱菊兒汗）之女石抹氏嫁給了布魯海牙，但根據年紀推算，此西遼公主即使是耶律大石孫女，也嫌年紀太大，當是西遼皇族，但並非耶律大石親女。又，布魯海牙與阿裏海牙為姻親，其孫女廉氏嫁阿裏海牙之子貫隻哥，生子即為貫雲石。

[44]當時的畏兀兒部落已進入農牧結合的時期，貴族們擁有廣闊的私人牧地，馬群放牧在平川中，每群各以毛色為別。普通民眾好騎射，以牛羊肉類為主食。國內出產五穀，無異於中原內地，且多水田。

[45]十三世紀以前，蒙古人經濟文化相對落後，而畏兀兒風俗與中原接近，且保持有濃厚的唐代遺風，畏兀兒人知識分子遂成為蒙古人的老師。成吉思汗曾命令諸皇子就學於畏兀兒族學者哈剌亦哈赤北魯。又因為畏兀兒人很早就主動依附蒙古人，所以有元一代，畏兀兒人的地位很高。但忽必烈繼承汗位後，由於其統治不被西北諸王承認，畏兀兒地區變成了元朝和西北叛王爭奪的場所。盡管元廷采取了許多措施，海都（窩闊台之孫）等叛王還是迅速把戰火燒進畏兀兒地區，畏兀兒亦都護被迫放棄領土。後來元廷雖然奪回畏兀兒地區，卻無意再扶持亦都護家族，而是在北庭建立了直接統治，如在畏兀兒地設立提刑按察司，命畏兀兒界內計畝收稅，於其地設交鈔提舉司，改畏兀兒斷事官為北庭都護府等。

[46]伯顏是蒙古八鄰部人。父親曉古台跟隨宗王旭烈兀西征，後旭烈兀建立伊兒汗國，曉古台亦在汗國任職。伯顏生長於伊兒汗國，信奉也裏可溫教（基督教），以深略善斷著稱。後受伊兒汗旭烈兀命出使大汗廷奏事，深得忽必烈賞識，留作侍臣，與謀國事。忽必烈專敕中書右丞相安童之妹嫁給伯顏，並說：“為伯顏婦，不慚爾氏矣。”意思是：做伯顏的妻子，不令你的姓氏失色。安童出自蒙古劄剌亦兒部，為木華黎（蒙古開國功臣，博爾術、博爾忽、赤老溫並稱“四傑”，被鐵木真譽為“猶車之有轅，身之有臂”）四世孫，母親弘吉剌氏是元世祖忽必烈皇後察必之姊。當時在大都城內，皇親國戚都住著雄壯豪華的甲第，隻有安童一人例外，其人官至中書省右丞相，其樂安裏宅第僅有一堂一廚而已。又，“平宋之戰”是伯顏第一次主持對宋軍事戰役，一戰成名，所以後世稱讚忽必烈有識人之明：“世祖一見伯顏，擢為宰相，知人之哲，近世未嘗有也。”

[47]元置宣慰使司，或稱“宣慰司都元帥府”“宣慰司兼管軍萬戶府”，掌軍民事務，分道管郡縣，轉達郡縣請求於行省，傳達行省政令於郡縣，為行省與郡縣間承轉機關。如沿邊地區有軍旅大事，則兼都元帥府或元帥府，或兼管軍萬戶府。少數民族地區參用土官。

[48]清代史學家趙翼在《廿二史劄記》中，有一篇《元世祖嗜利黷武》，專門討論忽必烈重利的問題。他認為忽必烈“嗜利黷武之心，則根於本性，終其身未嘗稍變”，因而重視稅收成為忽必烈一朝自始至終的國策。從一開始的王文統，到後來的阿合馬、盧世榮、桑哥，最先都是因為提出了有效的聚斂財賦政策而為忽必烈重用。阿合馬等人執政時，在理算財稅需要時，也會動用強硬手段來對付一些權臣。如阿合馬時，曾置江淮行省平章阿裏伯、右丞燕鐵木兒於死地。桑哥執政時，“奏遣忻都、阿散等十二人理算六省錢穀，天下騷然”。這一切，都是因為有皇帝忽必烈本人做後台，阿合馬等人才敢放肆作為。說到底，這些所為的奸相權臣，不過是忽必烈用來增加財政收入、打擊貪汙腐敗的工具而已。阿裏海牙遭受集中彈劾時，正是桑哥在全國推行理算財政政策如火如荼時，阿裏海牙的狂妄自大，已經成為推行這一政策的巨大障礙，忽必烈不再顧念舊情，決定拿掉他，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49]元世祖至元三年（1266年）到至元十年（1273年），元朝先後五次派遣使者出使日本，勸諭日本歸順。為了孤立日本，忽必烈不惜以親女下嫁高麗國王王昛，以聯姻方式與高麗確定了宗藩關係。又下令在高麗製造戰船，設立屯田，組織軍隊，準備通使不達目的，便動用武力。彼時日本鐮倉幕府執權北條時宗執政，拒絕歸順元朝，不答複元朝國書。元世祖至元十一年（1274年）（轉下頁）

[50]（接上頁）三月，忽必烈命令屯戍高麗的忻都、洪茶丘等率軍進征日本。十月，忻都等率領蒙古、漢軍及高麗軍二萬餘人，從合浦（今朝鮮烏山）出發，越海侵襲對馬和一岐兩島，殺日本將領允宗助國、經高，繼而在博多灣（今日本福岡）等處登陸。日本征兵十萬餘迎戰，被元軍用火炮擊潰。但元軍在日軍的阻擊下，也兵疲箭老，未能深入。不久，大部分戰船又被博多灣的台風毀壞，隻得撤回高麗。這一年是龜山天皇文水十一年，日本曆史上稱之為“文水之役”。次年，忽必烈打算再征日本，大臣認為應當全力攻宋，不可分散力量，宋亡後，再圖日本未晚。於是忽必烈罷戰，派禮部侍郎杜世忠、兵部侍中何文著攜國書出使日本，勸諭歸順。杜世忠等一到日本，即被處死。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年）二月，杜世忠等人被殺消息傳回元廷，忽必烈勃然大怒，下令揚州、湖南、贛州、泉州四行省製造戰船六百隻，準備發動新的戰爭。又召南宋降將範文虎至大都，商議用南宋降軍“新附軍”侵日。忽必烈特設征東行省（又稱日本行省），命行省右丞相阿剌罕、右丞範文虎領新附軍及應募江南士卒十萬人，行省右丞忻都、洪茶丘及都元帥金方慶領蒙古、漢軍及高麗軍四萬人，兩路遠侵日本。忻都、洪茶丘等率四萬人先行，乘船九百艘，從合浦（今朝鮮馬山）啟程，進攻日本對馬、一歧島，在築前誌賀島登岸。日本守軍築營壘於箱崎、今津沿岸，元軍不能勝，退至鷹島。範文虎等率江南軍十萬，乘戰船三千五百艘從慶元（今浙江寧波）出發，抵日本平戶島，與忻都等軍會合。由於諸將意見分歧，不相統屬，元軍駐鷹島一月，逗留不進。八月一日夜，台風大作，波湧如山，元艦彼此相連，難以挪動，結果“震撼擊撞，舟壞且盡，軍士號呼溺死海中如麻”。五日，範文虎等將領擇好船逃歸，棄士卒十餘萬於島上。日本守軍乘機大舉進攻，元軍慘敗。十四萬人返回者，隻有不足三萬人，全軍僅存十之一二。範文虎所領南軍，得還者僅三人。此次戰役發生在日本後宇多天皇弘安四年，故史稱“弘安之役”。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83年），忽必烈發兵擬再攻日本。江南各地因拘刷水手，興造海船，激起人民反抗二百餘次。忽必烈見事不可為，終於決定罷攻日本，但又征兵再攻安南，結果也是慘敗而回。元軍縱橫四海，無敵於天下，卻在兩次攻打日本時遭受重大傷亡，主要是因為海上風暴所造成。當時日本禪宗流行，日本人相信迷信的說法，認為是“神”製造了這些風暴，將外來入侵者毀滅，“神風”一詞便指這兩場風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曾經組織“神風特攻隊”來對抗盟軍，“神風”一名便是由此而來。

乃顏是成吉思汗幼弟鐵木哥斡赤斤之後、國王塔察兒之孫。成吉思汗分封子弟時﹐斡赤斤所得分民獨多（一說五千戶﹐一說與其母合得一萬戶）﹐其分地在蒙古最東境﹐以今哈剌哈河流域為中心﹐並不斷向哈剌溫山（今大興安嶺）以東擴展﹐據有遼東大部分地區。乃顏祖父塔察兒曾以東道諸王之長的身份率先擁戴忽必烈為汗﹐對忽必烈戰勝阿裏不哥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因而特受尊崇。乃顏繼其父阿木魯為斡赤斤分地之主，在蒙古東道諸王中，土宇最廣，力量最強。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西北海都、篤哇諸王進攻按台山（阿爾泰山），元軍重兵西禦，乃顏認為有機可乘，自恃軍隊眾多﹐封土廣，謀起兵應海都，對忽必烈進行東西夾擊。忽必烈得到遼東道宣慰使關於乃顏“有異誌，必反”的報告，即設立東京行省於遼陽，借以震懾諸王，控製遼東。乃顏見立行省，愈不自安，遂於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三月，糾合合撒兒後王勢都兒、合赤溫（轉下頁）

[51]（接上頁）後王勝納哈兒、哈丹等發動叛亂，海都允諾以十萬軍前往會合。忽必烈一麵命伯顏守和林，防止海都東進，一麵遣大將博羅歡總探馬赤軍三千及五投下部眾先行東征，又發玉昔帖木兒之蒙古軍、李庭之漢軍隨行。五月，忽必烈自上都（今內蒙古正藍旗東）扶病親征。六月，與乃顏將塔不台、金家奴相遇，戰敗之。元軍再進，與乃顏大軍激戰於不裏古都伯塔哈之地，乃顏大敗被俘。據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書中記載：乃顏是按照蒙古人傳統的“教殺時血不教出”的方式來受刑的，即經捆綁後裹進氈毯，然後被反複拖曳拋甩，受簸震至死。平定乃顏之戰，雖然取得很大的成功，但未能完全鎮壓東道叛王，忽必烈因有病在身，隨即還都，留玉昔帖木兒繼續平定餘黨。直到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末，元軍才撲滅乃顏之亂的餘燼，勢都兒、塔不台、哈丹等東道叛王相繼歸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