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萬裏乾坤

永樂四年，明成祖朱棣詔建北京宮殿，震驚世界的紫禁城便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營建的。紫禁城名稱借喻天象，占地七十二公頃，集各種建築手法之大成，房屋總數在初建時就有房舍九千九百九十九間半。巨大的城池分為外朝和內廷兩部分。整個建築規劃得井井有條，大殿富麗堂皇，氣勢威武，後宮陰柔秀美，每一處裝飾無不充滿了奇思妙想。

碌碌浮生五十年，追隨無計息塵緣。

放懷頓覺寰區窄，揣分應慚雨露偏。

禁闕疏鐘催早起，客窗寒月照孤眠。

可能歸去西湖上，相逐漁翁踏釣船。

—— 於謙 《漫書》

自永樂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以來，紫禁城便成為京城的象征。而皇城正南門大明門[1]則是紫禁城的門麵，號稱“皇城第一門”，因與明朝國號同名，又稱“國門”。大學士解縉題門聯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

這處規製極高的城門位於北京城中軸線上，坐北朝南，是皇城與市井的分界，內外相隔於此，儼然兩個世界。

大明門采用單簷歇山頂結構，紅牆黃瓦，凝重莊嚴。門闕三間，東西一百二十尺，深四十四尺。門匾石刻，由青白石琢製鑲嵌而成[2]。大門兩旁有掖門，繞長廡，中抱大明殿丹墀之半。長廡左、右有文、武樓，樓與廡相連。門前繞漢白玉石欄，左右有石獅及官員下馬碑——至此處時，文官下轎，武官下馬，除皇帝、皇後、皇太後的龍車鳳輦外，其他人隻能步行通過。

大明門正南側有天街，是一塊朝廷特設的商業區，四周圍以木欄，呈方格棋盤狀，故又稱棋盤街[3]。街道旁店鋪密布，“天下士民工賈各以牒至，雲集於斯，肩摩轂擊，竟日喧囂，此亦見國門豐豫之景”。時人有詩雲：“棋盤街闊靜無塵，百貨初收百戲陳。向夜月明真似海，參差宮殿湧金銀。”足見天街商賈薈萃，市井繁華。

大明門東、西兩麵是千步廊，廊外是明廷中央官署所在地。按照“文東武西”的格局，東有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工部、宗人府、翰林院、鴻臚寺、欽天監、太醫院、上林苑監、會同館等機構，西麵則是五軍都督府、太常寺、通政使司、錦衣衛等。

諸多衙門中，最令人畏懼的莫過於錦衣衛，幾達聞名色變的地步。之所以如此，不僅僅因為錦衣衛是大明開國皇帝朱元璋親創的侍衛禁軍，還因為它既不隸屬於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亦不受五軍都督府節製，是隻聽命於皇帝的偵緝機構，有權秘密監視朝中臣民的一舉一動，且設有專門的法庭和監獄。

從職能上說，錦衣衛充當著皇帝的心腹鷹犬，無事不監，無人不察，且淩駕在法司法製之上，這也是它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方。但這並不代表錦衣衛將士盡是奸人鼠輩，他們也是朝廷正式在籍軍人，內中不乏勇敢正直之士。

當今司禮監大太監王振權勢熏天，仗著天子寵幸，幹預朝政，胡作非為，且大肆排除異己，對不趨迎奉承他的大臣實行殘酷打擊。滿朝文武大臣生怕惹禍上身，皆敢怒而不敢言。錦衣衛校尉王永心同情無辜被關押迫害的大臣，對王振的暴橫心懷不平，不顧人微言輕，將王振罪行書寫成帖，張榜公布於大街上。相比於群臣的唯唯諾諾、爭相噤聲保命之舉，其人挺身而出的勇氣格外可嘉。

可惜的是，王永心雖是匿名揭發，但仍被東廠偵緝者捕獲，移交三法司[4]處置。而刑部作為掌管全國刑罰政令及審核刑名的機構，竟迫於大宦官王振的壓力，以“妖言論斬”判處王永心死刑，用殘酷的磔刑將其肢解處死。王永心雖死，其名不衰，有人趕在官府抄沒王家前搶先接走了王氏獨生愛子王安便是明證。但王永心其他親眷仍受到牽連，男子充軍邊關，婦女則沒入官中。時人深為歎息之餘，對錦衣衛的印象也有所改觀。

今日的錦衣衛官署格外安靜。明日是孫太後生辰，英宗皇帝朱祁鎮特準百官放假[5]三天，以示普天同慶之意，錦衣衛既是天子近衛，輪班值守，當然不在放假之列，不過大多數人都趕去了東郊圓覺寺[6]，太後、皇帝正率領皇親國戚到那裏祈福賀壽，平日喧囂的官署難得清閑了下來。

負責值守衙門的是年輕的千戶朱驥。他出身武官世家，武藝不凡，祖父、父親皆是錦衣衛官員，父親朱護還坐到過錦衣衛指揮的高位。朱驥以父蔭入仕，初為百戶，然因父母早逝而家道中落，又為償還母舅債款而弄得落魄潦倒，俸祿難以自給，他能夠擺脫窘境，有今日風光，全仗五年前娶了現任兵部右侍郎於謙愛女為妻。

於謙字廷益，號節庵，浙江錢塘[7]人。於謙祖父於文在洪武初年做過明朝的兵部主事，後調任工部主事。於謙算是出身官宦之家，自小誌向遠大。其祖父於文收藏有一幅南宋名臣文天祥的畫像，於謙十分欽佩文天祥的氣節，一直把那幅畫像掛在書桌邊，並且題上詞，表示要向文天祥學習。

永樂七年（1409年）大年初一，杭州巡按按當地慣例出行遊街，一路上浩浩蕩蕩，好不威風。一個騎馬的孩子忽然衝了出來，橫衝直撞，衝散了隊伍。巡按十分惱怒，責問那個孩子為什麼要在大街上亂闖。那孩子從容地答道：“千裏馬急欲上進，一時難以收韁啊。”語意雙關。

巡按大為稱奇，有心試試那孩子的才華，便口出一聯道：“紅孩兒騎馬過橋。”那孩子馬上對道：“赤帝子斬蛇當道。”

巡按見孩子竟然懂得用漢高祖劉邦斬白蛇起義的典故作對，愕然叫絕。這孩子便是於謙，當時隻有十二歲。

永樂十年（1412年），於謙十五歲，文章才華已極有聲譽，在地方上名重一時，因此被錄取為錢塘縣儒學生員。於謙喜讀先秦兩漢書籍及北宋名士蘇軾的文章，還選錄唐人陸贄[8]的奏疏，朝夕閱讀，研究古今治亂興衰的道理，“慨然有天下己任之誌”。

永樂十九年（1421年）,於謙舉進士，本為會試第一名，卻因“策語傷時”被置於三甲第九十二名。之後被任命為山西道監察禦史，上任不久，便開始以“廉幹”著聞。明宣宗朱瞻基剛一即位，便留意到於謙的名字，遂於殿廷召對。於謙相貌英偉，善談吐，且聲音洪亮，每次上朝奏對公事，語言流暢，很有條理，個人感染力也非常強，朱瞻基很是喜歡。正好漢王朱高煦反叛，朱瞻基便任命於謙為禦史，隨同自己禦駕親征。

皇帝親自平叛，在聲勢上一下就壓倒了叛軍，以前同意與漢王朱高煦共同起兵的各路兵馬也都按兵不動。明軍很快包圍了樂安[9]。朱高煦見大勢已去，隻得棄城投降。

朱瞻基為了羞辱叔叔，有意命於謙當眾數說朱高煦的罪行。於謙嗓音高亢，義正詞嚴，聲色俱厲，氣勢逼人。朱高煦伏在地上，汗流浹背，戰栗不已，隻稱罪該萬死。三軍將士則個個精神振奮，激動不已。自此，朱瞻基便認定於謙是一個難得的人才，可當大任。

於謙在此次平叛中以膽識過人而初露頭角，朱瞻基十分滿意，賞賜於謙與諸大臣相同。彼時顧佐[10]為都察院都禦史，其人嚴明廉直，有“包青天”之稱，對諸禦史管理督察極嚴，唯獨看重於謙，認為於謙才幹比自己強。

次年，明廷正式設立“巡撫”，作為最高地方行政長官，其職權在都指揮使司、布政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三司之上。明宣宗朱瞻基欽點於謙為兵部右侍郎兼巡撫[11]，負責巡按河南、山西二省。這樣，於謙一下子從七品升至三品，足見皇帝對他的極大信任。

於謙巡按山西、河南長達九年。巡按任上，先後平反冤獄數百起，倡建尚義倉[12]和平準倉多處，並督率官民增築黃河堤障，以防水患，兩省因此大治。民間紛紛頌讚於謙，稱他為“於龍圖”。兩省流行著一首長達一百五十四字的歌謠，歌頌“天遣恩官拯二方”。這“恩官”，即是指於謙。

於謙在巡撫任上時，有青年狀告姊夫霸占田產。姊夫卻說嶽父生前有遺囑，說兒子不是親生，不能享有田產，並當堂拿出遺囑念道：“非吾子也，家私田產盡付予女夫，外人不得爭論。”於謙取了原件，又問得青年名“非”，心知姊夫想獨占田產，判決時，念遺囑為：“非，吾子也，家私田產盡付予。女夫、外人不得爭議。”又考慮到姊姊及姊夫撫幼有功，仍判予十分之三的田產。一時傳為佳話。

當時，不僅貪官汙吏聽到於謙的名字就膽破心寒，就連盜賊響馬聽到他的名字也遠遠避開。於謙率從人路過太行山時，為群盜持刀攔截。眾人嚇得不知所措時，於謙越眾上前，厲聲報出了自己名號。全副武裝的盜賊亦久聞於謙清名，當即聞聲而退，成為傳誦一時的佳話。

於謙居官清廉樸素，不饋贈權要，不拉攏私交。從宣德到正統初年，明朝中央內閣的輔臣是楊士奇、楊榮、楊溥，身為元老大臣的三楊對於謙也相當敬重，因而於謙在山西、河南行政上的建議，多被朝廷采納。至於錦衣衛千戶朱驥何以能成為這位名臣的愛婿，亦是錦衣衛中廣為流傳的一段傳奇故事——

朱驥沉默寡言，表麵不大合群，但其實麵冷心熱，其人從不多事、遇事不縮的性格在錦衣衛中十分討喜。又因父親朱護曾任錦衣衛長官，厚待下屬，錦衣衛同僚多對年輕的朱驥照顧有加。

再說於謙。正統年間，大宦官王振專權，作威作福，肆無忌憚地招權納賄。文武百官投其所好，爭相獻金求媚。每逢朝會，進見王振者，必須獻納白銀百兩，方保無事。進獻白銀千兩，始得款待酒食，醉飽而歸。而於謙每次入京奏事，從不帶任何禮品。有人勸他道：“您不肯送金銀財寶，難道不能帶點土產去？”

於謙灑脫一笑，甩了甩兩隻袖子，道：“隻有清風。”還特意寫詩《入京》以明誌：

手帕蘑菇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為殃。

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

手帕、蘑菇、線香指進獻的禮品，於謙不屑送禮，稱自己唯有兩袖清風，此即為“兩袖清風”成語的來曆。詩成後，遠近傳誦。宦官王振聽到後，心中牢牢記住了於謙這個名字。

事隔不久，有同名禦史於謙因接連平反數起大臣冤案而得罪了權貴，為避禍事，薦舉參政王來、孫原貞自代。王振以為此於謙即“兩袖清風”的於謙，竟以“久未升遷，心懷不滿”的罪名，將於謙逮捕下錦衣衛獄，判處死刑。

山西、河南兩地百姓聽到於謙被誣陷下獄的消息，紛紛趕到京師上書，請求釋放於謙。王振雖然專橫，也知道群情激憤，眾怒難犯，又知道報複錯了對象，此於謙非彼於謙，且手下人沒有調查出他有什麼把柄，隻好將其釋放。但為了麵子，又尋小過將於謙降官為大理寺少卿。

河南、山西兩地吏民很不滿意，集合了一萬多人聯名進京上書，聲勢浩大。身在兩省的宗室周王、晉王也提出相同的請求，終於迫使王振恢複了於謙官職。

於謙落難於錦衣衛詔獄的兩個多月，朱驥暗中囑托獄卒予以照顧，但於謙本人並不知情。錦衣衛指揮馬順是大宦官王振新安插進來的心腹，文不能文，武不能武，隻會溜須拍馬。他偶爾聽到了真相，又惱恨朱驥生父朱護在錦衣衛中威名甚高，遂借故大肆打壓朱驥，將其排擠出衙門，改去負責京城街道房[13]事務。

正統九年（1444年）某日清晨，兵部右侍郎兼巡撫於謙自裱褙胡同[14]家中正衣而出，準備上朝時，正好遇到身穿錦衣衛官服、佝背掃地的朱驥。不知什麼原因，於謙對朱驥產生了一種奇妙的好感，主動上前搭話，問了對方姓名，又道：“家有弱息，以奉箕帚，可乎？”

“弱息”即是於謙幼女於璚英。於謙與結發妻子董氏感情很深，未曾納妾，是當世罕見的一夫一妻。夫婦二人膝下僅一子一女，長子名於冕，字景瞻，時年二十三歲，已與提刑按察使司[15]副使邵悰之女結婚。次女名璚英，意為冰清玉潔般純美，時年十六歲，是於謙的掌上明珠。於謙為人秉直嚴肅，文章詩作述及兒子於冕時，均是勤於學業、砥礪名節之類的話語，然提到女兒於璚英時，則是脈脈溫情，充溢著慈父關切之心，與平日的持重形象判若兩人。

朱驥既知於謙視於璚英為珍寶，不知這位直名震動天下的朝廷重臣為何突然要將女兒下嫁給無權無勢無錢無業的自己，呆呆愣了許久，才愧謝不敢。然於謙非但不是玩笑，且主意已定，當日到官署後便請兵部右侍郎吳寧出麵提親。朱驥惶然不敢拒絕，婚事由此而定。

於謙夫人董氏聞知後非常生氣，恚然道：“老悖生女不嫁官人，乃得窮軍耶？”

於謙也不與妻子爭辯，隻笑道：“此事非你等女子所知。”

當年，十六歲的於璚英下嫁朱驥。成親當日，於璚英才認出新婚丈夫便是當年好心放自己入錦衣衛大獄探望父親的武官，遂將此事告知了父母。於謙不由得感慨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董氏亦因而釋懷，自此視女婿為半子。

朱驥娶朝廷重臣愛女，成為轟動錦衣衛的大事。錦衣衛指揮僉事王林是大宦官王振侄子兼心腹黨羽，將此事報告了王振。王振雖不解於謙為何要將愛女下嫁不名一文的錦衣衛百戶，但因於謙從未當眾忤逆他，甚至半句未提及當年蒙冤下獄之事，忽生出幾分籠絡之意，指令王林將朱驥破格提拔為千戶。

朱驥畢竟年輕，頗為惶恐，忙趕去征求嶽父意見。於謙卻隻是沉默不應，既不支持，亦不反對，令人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朱驥與妻子商議後，再三辭謝，然始終難成。兼之朱驥武功、騎射均佼佼出眾，錦衣衛中也有許多人支持他，遂升遷為錦衣衛曆史上最年輕的千戶。

留在官署當值的朱驥看起來有些心神不寧，不斷絞著雙手，在堂中徘徊。忽聽到一陣急促的腳步聲，忙迎了出去，來者正是手下校尉袁彬。

朱驥忙問道：“可有找到人？”袁彬搖了搖頭，又道：“瓊娘說了，明日教坊司須得入宮表演，為太後賀壽，過了今晚，事情就再也瞞不住了。”

朱驥想了想，招手叫進副千戶白琦，客氣地問道：“我有點事要出去一趟，白大叔可否暫代我值一會兒勤？”

白琦年近四十，在朱驥初入行時帶過他，算是半個師傅，然錦衣衛等級森嚴，對方目下既是他的上司，他亦不敢以師傅自居，忙躬身行禮道：“千戶有令，下官自當遵從。”

看到白琦誠惶誠恐的樣子，朱驥心裏不知道為什麼感到不大舒服，隻是因為另有他人在場，也不好多說什麼，隻點了點頭，道：“有勞。”將當值官員持有的鑰匙和令牌一一交給了白琦，這才轉身走了出去。

時值七月，夏季暑氣餘熱未盡，再經明晃晃、火辣辣的日頭一照，愈發令人感到悶熱煩躁。

朱驥走出官署，一時難以決定該先往東還是先往西，便本能地伸手去遮擋住刺眼的日光。

校尉袁彬跟了過來，問道：“千戶是要自己去尋李小娘子嗎？”

朱驥未及回答，便有人遠遠叫道：“朱千戶！朱千戶！”

尖呼聲中，一名十五六歲的少年直奔過來，卻是國子監祭酒[16]李時勉的孫子李驥。

朱、李兩家私交甚篤，朱驥忙迎上前問道：“可是出了什麼事？”

李驥顧不得滿額汗水，隻氣喘籲籲地道：“朱千戶……請你救救家祖……”

朱驥不解地問道：“李祭酒不是應邀隨皇上去圓覺寺為太後祈福祝壽嗎？到底出了什麼事？”

李驥哭喪著臉道：“家祖推謝未去……他在國子監中被……被人……”一語未畢，竟坐到地上放聲大哭起來。

朱驥見問不出個所以然，料想必是李時勉出了大事，李驥才會如此失態，便低聲吩咐了袁彬幾句，命他嘗試到某處尋人，自己則攙起李驥，道：“走，我跟你一起到國子監看看。”

剛走出棋盤街，便見到丘濬和林鶚聯袂趕來。丘、林二人均是國子監監生，因參加上屆會試未中而入學深造。丘濬與朱驥好友巡城禦史[17]邢宥是同鄉，同為廣東瓊州[18]人，因邢宥之故，丘濬與朱驥也甚是熟稔。

朱驥見丘濬神色凝重，便料到對方與李驥一樣，同為李時勉而來，忙上前問道：“可是李祭酒出了事？”

丘濬點點頭，簡短地道：“適才忽然有錦衣衛校尉趕來國子監，稱李祭酒帶頭私伐樹木破壞公物，將他和司業趙琬、掌饌金鑒一並拿下，用大枷鎖了，押在國子監門前示眾。”

朱驥聞言極為愕然，道：“今日我當值錦衣衛官署，並未派出一兵一卒呀。”

丘濬答道：“那些校尉是直接從東郊趕來的，說是奉了皇帝詔令。”

一直抹淚不止的李驥忽憤然插口道：“什麼皇帝詔令，還不是因為家祖得罪過那位王先生，他成心報複。”

“王先生”即是司禮監掌印太監王振。他是有明以來地位最高、風頭最勁的大宦官，稱其權傾朝野毫不為過，隻要有大臣得罪了他，便會遭到報複。前不久錦衣衛校尉王永心僅因匿名張榜揭發王振罪惡，便被極刑處死，家眷均受到牽累。錦衣衛大小官員也因管束下屬不力而受到訓斥，除了王振親信指揮僉事王林及指揮馬順等人外，餘人皆受到罰俸三月的處罰，也包括朱驥在內。

朱驥一聽到“王先生”三字，轉瞬便明白了，忙問道：“有李祭酒破壞公物這回事嗎？”丘濬微一遲疑，即答道：“確實有。”

李驥嘶聲嚷道：“那難道也叫破壞公物嗎？”

林鶚忙解釋道：“丘兄的意思是，確實有李祭酒修剪樹木這回事，這才被人指控為破壞公物。”

原來今日國子監也循例放假，大多數監生都外出遊玩，祭酒李時勉便想利用這一機會修剪彝倫堂[19]門前的樹木。他不顧七十餘歲高齡，親自爬上梯子修剪枝椏，隻為給芸芸士子們創造一個更加美好的讀書環境。不想李時勉忙活了大半天，人尚未從勞碌疲憊中緩過神來，便有錦衣衛校尉趕到，手持刑具，以破壞公物的罪名將其逮捕，就地枷在國子監大門前示眾。

顯然，王振派了人暗中監視李時勉，想尋找他的過錯。但這位李祭酒一生勤勉正直，始終沒有落下把柄，想不到他今日趁假期親自出馬修剪國子監樹木，竟會授人以“破壞公物”的口實。

李時勉名懋，字時勉，號古廉，以字行，安福[20]人。自小勤奮好學，七歲能背誦《四書》《五經》，十二歲能詩會賦。於永樂二年（1404年）中進士，選庶吉士[21]，修成《太祖實錄》《永樂大典》後升為翰林侍讀。

李氏既有學識淵博的文學侍臣身份，本該一輩子雍容華貴，然其一生卻充滿了傳奇色彩——成祖、仁宗、宣宗祖孫三代皇帝皆欲殺他而後快，而李氏竟能不死，可謂百轉千回，命大福大。

明成祖朱棣起於北京，雖在南京登基稱帝，但一直有心遷回龍興之地。永樂四年（1406年），朱棣詔建北京宮殿，震驚世界的紫禁城便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營建的。

紫禁城的名稱是借喻天象而來。古人將天上的星星分為三垣、二十八星宿。三垣包括太微垣、紫微垣和天市垣。其中，紫微星在三垣中央，因此成了代表天帝的星座，有“紫微正中”之說。而天帝住處名紫宮，皇帝既號稱“天子”，是上天的驕子，便模仿天帝把自己住的地方叫作“紫宮”。自秦漢開始，皇帝居所又稱“禁中”，即不許人隨便出入之意，因而合稱為“紫禁城”。

紫禁城占地七十二公頃，集各種建築手法之大成，房屋總數在初建時就有房舍九千九百九十九間半[22]。巨大的城池分為外朝和內廷兩部分。南部外朝以三大殿奉天殿[23]、華蓋殿[24]和謹身殿[25]為中心，是皇帝舉行大典、召見群臣、行使權力的主要場所。北部內廷以乾清宮、交泰殿、坤寧宮為中心，是皇帝和後妃們居住及皇帝處理日常政務的地方。後廷裏帝後居中，東、西又各有六宮給嬪妃們居住。整個建築規劃得井井有條，大殿富麗堂皇，氣勢威武，後宮陰柔秀美，每一處裝飾無不充滿了奇思妙想。

陰陽五行說滲透在紫禁城各個角落，可謂殫精竭慮。如五行學說認為土為黃色，代表國家，所以紫禁城屋頂多采用黃色的琉璃瓦；火能生土，火為紅色，所以宮殿柱子均用紅色，以示興旺發達之意。

要建造這樣一座皇城，代價可想而知。紫禁城施工期間，前後征集全國著名工匠十萬、民夫一百萬。所用材料運自全國各地，如木材來自湖廣、江西、山西等省；漢白玉石料來自今北京房山區；五色虎皮石來自薊縣的盤山；花崗石采自曲陽縣。宮殿內墁地的方磚，在蘇州燒製；砌牆用磚是山東臨清所燒。宮殿牆壁所用的紅色塗料，原料產自山東魯山，加工在博山；室內牆壁上的杏黃色顏料產自河北宣化的煙筒山；等等。

謹身殿後有一塊近三百噸重的雲龍大石雕，從幾丈深的地方開采出來，運輸非常困難。當時剛好是嚴冬季節，於是民夫們沿途挖井，汲水潑路，用水結成一條冰路，將石頭放入旱船，在冰路上拉運。僅拉曳旱船就用了騾馬一千餘頭，前後排成一裏多長，人喊馬嘶，浩浩蕩蕩，熱鬧異常，然建造紫禁城的艱辛亦由此可想而知。

除了建築花費太過浩大外，遷都還有許多實際問題。北京原為元代的大都，是典型的非生產型的消費城市。而元順帝妥歡帖木兒逃離大都時，脅迫大量居民隨行，大都人口因此而銳減，城市經濟遭到嚴重破壞。在正式遷都前，朱棣不斷從南方遷徙富戶到北京，“以實京師”，北京人口才逐漸增多。遷都北京後，北京城居民絕大多數都是外來移民。

盡管如此，南北兩京的差距還是沒有辦法彌補。江南經濟發達，曆來是中國賦稅重地。尤其是原先的京師南京地處江南中心地帶，城市整體經濟水平遠遠高於北方城市。而北京地處內地北部邊境，明朝建國後，與北元蒙古連年交戰，北京因此也成為國防前線的哨所，繁華富庶無論如何都不能與南京相提並論。但朱棣遷都決心已下，為此采取了種種措施。

當時連接北京與南方的經濟通道，隻有一條大運河。為了遷都需要，從永樂九年（1411年）開始，朱棣命工部尚書不惜一切代價，浚通大運河。

在中國大地上，最浩大的工程莫過於長城和京杭大運河。大運河的開鑿有兩個重要的曆史時期，一是在隋朝，一是在元朝。隋煬帝楊廣開鑿的大運河以洛陽為中心，由餘杭至涿郡[26]，長達四五千裏，號稱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工程之一。

雖然楊廣是出於玩樂的目的開發了大運河，但大運河卻成為南北交通的大動脈，對後世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唐朝詩人皮日休有《汴河懷古》一詩：

盡道隋亡為此河， 至今千裏賴通波。

若無水殿龍舟事， 共禹論功不較多。

汴河即大運河。皮日休認為楊廣發動民眾連通京杭大運河對繁榮經濟是有利的，如果他的目的不是為了坐上龍舟到揚州去玩，那他的功績就足以和大禹治水媲美。

隋朝大運河溝通了南北，但卻繞了一個很大的圈子。元朝開通了濟州河、會通河、通惠河三段河道，使南北大體取直，不必再遠繞洛陽。但元朝因為運河水量不能很好調節，所以運河並未能發揮很大的作用。直到明成祖朱棣時期，才使大運河真正地暢通無阻。自此後，大運河幾乎完全承擔了南糧北運的任務，因而大運河的浚通，不僅在運河史上，在整個中國曆史上都是一個相當重大的事件。

營建紫禁城及浚通大運河開銷巨大，均是勞民傷財之舉，朱棣為此耗光了明太祖朱元璋三十年省吃儉用積累下來的國庫，上書反對的大臣前仆後繼，李時勉也是其中之一。

永樂十九年（1421年），紫禁城突然發生火災，奉天、華蓋、謹身三大主殿一齊毀於大火。朱棣初登皇位時，曾對建文帝朱允炆舊臣大加殺戮，甚至發生了株連十族及瓜蔓抄的悲劇。一些大臣死得相當悲壯慘烈，其家眷均被送入教坊，每夜受到幾十名男子的淩辱，朱棣還親自監督過問。

然殺人既不能獲得民心，還會落個暴君的形象，事後回味，手段強硬的朱棣一樣感到不安，他曾經悄悄詢問身邊的大臣尚書茹常道：“朕毋得罪於天地祖宗乎？”意思是，我這樣做會不會得罪了天地祖宗。可見他雖然表麵英武，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但內心深處卻著實難安。朱棣後來的許多行為，都與這種憂懼的心理有關。

發生了三大殿著火事件後，朱棣未免有些惶悚，於是按照慣例命大臣們直言上書。群臣紛紛認為是遷都惹來的禍。主事蕭儀和侍讀李時勉二人的奏疏尤其痛切。朱棣大怒道：“北平之遷，我與大臣密計，數月後而行，彼書生之見，烏足達英雄之略哉！”將蕭儀和李時勉下於錦衣衛詔獄中，又將同時上書的給事柯暹、禦史鄭維垣等人謫徙邊疆。

蕭儀受不起折磨，死於錦衣衛大獄中。李時勉因受錦衣衛指揮朱護庇護，總算勉強活命。後經大學士楊榮力救，這才被釋放出獄，官複原職。

經此磨難後，李時勉並未改掉其剛介耿直的個性，依舊“慨然以天下為己任”。但他再進諫言事，朱棣都不肯聽從，遷都北京亦不可避免[27]。

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六十五歲的朱棣在北征返京的途中病逝。由於大臣的精心安排，太子朱高熾順利登基，是為明仁宗。

這一年，朱高熾已經四十七歲，幾近知天命之年，如此晚成的皇帝，終明一朝都十分罕見。

朱高熾因為肥胖，且身有殘疾，不為父皇朱棣所愛，之前一直生活在微妙而危險的環境下，多年來戰戰兢兢，如履薄冰，而今終於得到了解脫，不免有些放縱起來。這放縱，自然是指美色了。

李時勉聽說後，立即上書勸諫道：“諒闇[28]中，不宜近妃嬪。”又道：“側聞內宮遠自建寧選取侍女，使百姓為之驚疑，眾人為之惶惑。”

暗指朱高熾嗜欲過度，不該“旭日已旦”才上朝，更不該派人到建寧選取宮女，驚擾百姓，勸皇帝“謹嗜欲”。

朱高熾閱覽奏章後，怒不可遏，立即將李時勉召到皇宮偏殿，要他當麵說個清楚。李時勉竟絲毫不給皇帝麵子，毫不退讓，且言辭激烈地批評皇帝。朱高熾本是極好的脾性，至此再也按捺不住，命武士以金瓜[29]撲打，當場打斷了李時勉的肋骨。

朱高熾還不解恨，又下旨將李時勉貶為交阯道禦使，命他一天審一案、言一事。但皇帝此舉不過是為了折辱李時勉，李時勉尚未動身出發，憤恨難平的朱高熾又下令將李時勉投入錦衣衛監獄。

直到垂危之際，朱高熾仍不忘李時勉當廷的侮辱，對親信大臣夏原吉道：“李時勉廷辱我。”越說越怒。

夏原吉百般慰解，朱高熾仍然不能釋懷。當天晚上，皇帝撒手歸西，享年四十八歲，在位僅十個月。

這件事後來傳了開去，聞者不免奇怪，如果不是因為朱高熾縱欲無度，李時勉奏疏觸及其痛處，仁宗皇帝又怎會如此耿耿於懷，至死不忘？

李時勉入獄時已經被打得半死，生命危在旦夕。他曾經偶然撿獲錦衣衛指揮朱護妻子的傳家之寶，當即設法歸還，且沒要任何回報。朱護一直想找機會報答李時勉，便暗中加以照顧，又尋到十分難得的血竭[30]，為李氏治傷。如此，在朱護的精心照料下，李時勉不但保住了一條命，就連斷掉的肋骨也被接好。但事情並沒有就此結束。

明宣宗朱瞻基即位後，有人告訴他李時勉曾當眾侮辱仁宗皇帝，直接導致先帝病情加重，終至喪命。明仁宗朱高熾病歿時，朱瞻基人在鳳陽祭祖，他還是第一次聽說這件事，聞聲大怒，立即派使者去大獄提李時勉，並發狠道：“縛以來，朕親鞫，必殺之。”

使者走後，朱瞻基越想越生氣，又改變了主意，招手叫過當值的錦衣衛指揮王某，命他立即將李時勉直接綁赴西市斬首，不必再行入見。不料機緣巧合，王指揮剛從端西旁門出去，使者已經帶著李時勉由端東門進入，雙方沒有碰上，李時勉幸運地逃過了一劫。

朱瞻基一見到李時勉，便怒罵道：“你等小臣，竟敢觸先帝！疏何語？趣言之。”

李時勉叩頭答道：“臣言諒闇中不宜近妃嬪，皇太子不宜遠左右。”

聽到原來是因為這件事，朱瞻基這才怒氣稍解，歎息了半天，連聲稱讚李時勉“忠臣”，下旨複其官職。等到王指揮去錦衣衛大獄提人不得回來複命時，李時勉已經冠帶立於階前，階下囚轉瞬間變成了朝中顯貴。

明宣宗朱瞻基病逝後，李時勉參與修《宣宗實錄》，書成，進為翰林學士，不久又擢升國子監祭酒。

此時的李時勉已經因德高望重而名滿天下，文人士子仰慕其節操正直，無不爭相歸依，執弟子禮。英國公張輔率領貴戚們上書，請求到國子監聽李時勉講學，得到允準後，均欣然到國子監受教。除張輔與李時勉執平禮外，餘人均不敢坐下，以學生自居。這一幕，被譽為大明立國以來最大的太平盛事。

在政治上，李時勉與朝中正直大臣一樣，堅決反對宦官幹政。由於他剛直不阿，率性敢言，深深得罪了大宦官王振。

明朝建立後，開國皇帝朱元璋鑒於漢唐宦官亂政，專門製定內侍官製，諭吏部道：“朕觀周禮，閹寺不及百人。然後世竟有增至數千者，因重用而致生亂。內臣但備使令，毋多人，古來若輩擅權，可為鑒戒。馭之之道，當使之畏法，勿令有功，有功則驕恣矣。”

意思是說，宦官在宮廷中是少不了的，但隻能做奴隸使喚，打掃跑腿，人數不可過多，也不可以做心腹。駕馭的辦法，要讓宦官們守法，守法就做不了壞事；不要讓宦官有功勞，一有功勞就難以管束了。

朱元璋還立下規矩：凡是內臣不許讀書識字，不得兼外臣文武銜，不許穿外朝官員的服裝，做內廷官品級不許超過四品，每月領一石米，吃飯穿衣公家管。且外朝各衙門不許與內官之間有公文來往。又鑄鐵牌立於宮門，曰：“內臣不得幹預政事，犯者斬。”可謂是家法森嚴。

洪武六年（1373年）十一月，朱元璋又命廷臣考究前代糾劾內官的辦法，禮部議置內正司，設司正、司副各一人，專門糾察內官失儀及不法的行為。

有一名宦官因在內廷時間較久，偶而言及政事，即被朱元璋遣歸鄉裏，並令終身不得敘用。還有個內侍官名叫杜安道，侍奉朱元璋數十年，知悉諸多朝中機密計議，但其人個性縝密，嚴遵禁令，在諸大臣麵前僅一揖而退，從不啟口泄露機密。朱元璋對他很是寵愛，但也一樣不給予優遇，後來遷出為光祿寺卿[31]。

到洪武末，朱元璋又重新整頓宦官機構，定十二監[32]及四司[33]、八局[34]，即民間俗稱的“二十四衙門”，內官分別定有品秩和待遇，不準幹政，不能結交外臣。自古以來，對宦官之禁，未有如明太祖朱元璋之周備。

建文帝朱允炆登上帝位後，遵照祖訓，對宦官的限製更加嚴格，“禦內臣益嚴，詔出外稍不法，許有司械聞”。明成祖朱棣初臨朝時，也警惕宦官擅權，曾道：“朕一遵太祖訓，無禦寶文書，即一軍一民，中官不得擅調發。”

當時有個宦官私自調用應天府工匠為其服役，事發後，朱棣立即詔命錦衣衛逮捕治罪。但不久後，為了個人統治需要，這些禁令全部被朱棣親手破壞了。

當“靖難之役”還在進行之時，許多宦官偷偷跑到朱棣那裏，向他報告朝廷的虛實。朱棣之所以敢孤注一擲，長驅金陵，就是因為他從宦官那裏得到了確切的情報，知道南京守備空虛。朱棣身邊的一些宦官還拚殺疆場，多有戰功。朱棣感到這些宦官忠於自己，便慢慢重用起他們來，涉足內政、外交、軍事等各個領域，朱元璋辛辛苦苦建立的鐵牌製度由此被打破了。

朱棣即位後第一年（1403年），就派宦官李興出使暹羅[35]，宦官就此開始涉足外交。自永樂三年（1405年）起，朱棣連續派宦官鄭和[36]率兵二萬，大規模出使南洋和印度洋一帶，開了明朝宦官帶兵的先例。永樂八年（1410年），朱棣派宦官王安監都督譚青等軍，又派宦官馬靖巡視甘肅，開了宦官監軍、巡視的先例。明朝征服安南後，鎮守安南的也是著名宦官馬騏。;

不僅如此，朱棣還改變了洪武時由吏部管理宦官的舊製，讓宦官第一衙門司禮監來管理宦官事務。宦官的管理權轉歸到內廷後，宦官的活動就更加方便了。

為鞏固地位，加強統治，朱棣除了繼續依靠錦衣衛外，到永樂十八年（1420年），正式成立了東廠，用宦官為提督。宦官勢力由此在永樂一朝得到大大加強，太監參與到了政治軍事中，並成為了舉足輕重的人物。

明成祖朱棣開此先例後，其子孫爭相效仿。洪熙元年（1425年），朱棣的兒子仁宗皇帝朱高熾派遣鄭和領下番官軍守備南京。從此以後，宦官領兵之例便相沿不革。同時，朱高熾又派王安鎮守甘肅，於是，各省鎮皆相繼派宦官為鎮守。

宣德四年（1429年），朱棣的孫子宣宗皇帝朱瞻基特於宮中設內書堂，命大學士陳山專授小內使書，從此，明太祖朱元璋不許內臣讀書識字之製也被廢除了。朱瞻基寵愛金英、範弘等宦官，甚至特賜免死詔，無異於勳臣之丹書鐵券。自此，宦官作威作福，權傾內外。但由於明成祖、明仁宗、明宣宗俱是英明之人，宦官雖已職涉外廷朝政，卻不敢太過妄為。真正威懾重臣、獨擅朝政者，王振是第一個。

王振，山西蔚州[37]人。他跟鄭和、金英等被迫閹割入宮的戰俘身份不同，年輕時候是個儒生，飽讀詩書，卻屢試不第，既沒有中過舉人，也沒有考中進士，甚至連秀才都不是。心灰意冷之下，王振到某縣任教官教書，卻依舊失意而貧困，史稱“九年無功”。憤懣無奈之下，王振做了一些違法的事，最終案發，被判充軍。

當時仍是明成祖朱棣執政，皇帝想招收一批有學問的老師入宮，教授宮中婦女讀書識字，待選者也包括充軍罪犯。這對戴罪在身的王振來說，無疑是個千載難逢的機會。然其中尚有一個難處，皇帝要的是宦官。倘若王振選擇了前程，將永遠不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男人。這對自小接受儒家教育的王振來說，是一個相當艱難的選擇。經過短暫的猶豫後，王振還是選擇了淨身入宮，在他人生的賭局中下了重重的一注。

儒生通常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人生最高的理想。王振入宮的本意，還不僅僅是擺脫經濟和生活上的窘迫以及被充軍的難堪，他更希望能就此接近大明王朝的政治權力中心，有所作為。對於博學多識的王振而言，他通曉古今，自然知道曆朝曆代宦官在政治舞台上的作用。雖然太祖皇帝朱元璋嚴禁宦官幹政，然而，一切不都在慢慢改變嗎？

永樂一朝，聲名顯赫的宦官不少，更是出了鄭和這類彪炳史冊的風雲人物，但王振並不在熱門之列。盡管他抱著極大的野心和極高的期望入宮，盡管他因博學多識已經成為眾多宦官中的佼佼者，然在明成祖朱棣這樣的英主下，他以宦官的身份想有所作為，幾乎是不可能之事。因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在與世隔絕的深宮中，王振時常獨自品嘗著比充軍更大的失意，難免不會懊悔當初慨然自宮的行為。

機會一直到明宣宗朱瞻基登基後才逐漸顯露。宣德元年（1426年）七月，朱瞻基下詔在紫禁城設立內書堂，改刑部主事劉翀為翰林修撰，專教小宦官讀書。當時在內書堂讀書的小宦官大概有二三百人，年紀均是十歲左右。後陸續增加到四五百人，教師又增加了大學士陳山、修撰朱祚等。從此，宮中宦官開始通文墨。

洪武年間，明太祖朱元璋嚴禁宦官識字，後設內宮監典簿，掌文籍，以通曉書、算之小內使任職。又設尚寶監，掌管王室圖書，其內官皆僅識字，不明其義。至永樂時，明成祖朱棣開始招教官入宮教習婦女，兼教內官，此即為王振入宮之契機。但正式設堂教宦官讀書習字，明宣宗朱瞻基算是開了先例。朱瞻基性格類似其祖朱棣，並非平庸無能之輩，他也知道宦官對漢唐兩代亡國負有極大的責任，但他仍然重用宦官，也是不得已而為之，有其深刻的曆史發展背景——

明朝建國後，明太祖朱元璋在中央設立了中書省。明初的中書省組織龐大，職權很重，這一部門遠承古代的宰相製度，近襲元朝中書省“錄軍國重事”的舊製，省內設左右丞相為長官，還設有平章政事、左右丞、參知政事等高級官僚，以及作為職能辦事人員的左右司郎中、員外郎、中書舍人等。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僅是中書省下屬的機構，六部長官尚書、侍郎等不過是丞相的屬員。

當時的中書省不但有“綜理機務”的職權，而且全國各級部門給皇帝上的奏報也要“先白中書省”。一切以皇帝名義發出的詔令諭旨，也須經中書省再下達。中書省相當於是設置在皇帝和國家機構中的一級權力部門，是必要的中轉站。中書省長官更是對一切庶務有權專決，成為處在皇帝一人之下、高踞於百官之上的權要。

朱元璋能得天下，武臣論功，首推徐達、常遇春，文臣論功，則推李善長、劉伯溫。常遇春四十歲病死，劉伯溫則辭官不做。一直以來，文臣派李善長與武臣派徐達間的鬥爭很尖銳。朱元璋白手起家，對權力極為看重，擔心尾大不掉，便重用胡惟庸為左丞相，以牽製李善長、徐達二人。然到了後來，中書省大權完全旁落在胡惟庸手中，其人在外生殺黜陟，為所欲為，許多生死人命和升降官員的大事居然不向皇帝奏明就直接執行。

朱元璋起於寒微，私心很重，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大權旁落，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胡惟庸很快以謀反罪名被淩遲處死，許多大臣株連被殺。案件前後株連多達三萬餘人，史稱“胡獄”。

胡惟庸以謀反罪伏誅後，朱元璋查到胡氏欲籍日本為助，越想越是惱怒，曾一度想要發兵征討日本。元朝曾對日本大舉征討，因遭遇風雨而全軍覆沒，是當年橫行天下的蒙古遭遇的不多的慘敗，故終元之世，日本不通中國。明王朝建立後，朱元璋譴使趙秩赴日本通好，日本懷良親王遂派遣使者來華，奉表稱臣，兩國間的邦交得以恢複。現在出了胡惟庸之事，兩國立即斷絕了邦交。朱元璋又預備對日本用兵，召曹國公李文忠回京師，欲任命其為主帥。李文忠卻力阻出征日本，又引元朝征日本失敗的教訓為鑒，朱元璋這才勉強作罷，心中卻始終耿耿於懷，李文忠後來莫名其妙地中毒死去。

除掉胡惟庸後，朱元璋意猶未盡，下定決心趁這個機會將朝政大權盡數收回自己手中。他即刻著手對中央機構進行了改革，廢除了中書省及丞相製，分中書省及丞相權力歸屬六部，相對提高六部職權和地位，由六部尚書直接對皇帝負責；改大都督府為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事皆由朝廷總之；兵製上實行衛所製[38]，使武將與兵權分離。這一係列的措施都使皇權得到了大大的加強。

明代兵製

如此，朱元璋廢除了有一千多年曆史的丞相製度和有七百多年曆史的中書、門下、尚書三省製度，將軍政大權攬於一身，使得皇權大大加強，達到了秦漢以來的極致。

然朝無重臣，總還是要有人辦事，皇帝再精明能幹，也隻有一雙手、一雙眼，不可能總攬親裁所有天下大事，於是朱元璋又創置了“四輔官”，由起自庶民的儒士們擔任，以協讚政事，以安生民。

不久皇帝便發現這一套行不通，這些儒生雖然可靠，卻沒有什麼實際處政經驗，於是廢去四輔官，並於洪武十五年（1382年）仿宋代製度，設內閣於殿廷，置益殿、武英殿、文淵閣、東閣大學士，職權是侍左右，備顧問。

此時的內閣，既非官署名，也非職官名，殿閣學士也不入典機務，很少參與政事，但它填補了組織形式上的空白。

內閣大學士為三至六人，原屬於文學侍從之臣。如果殿試時文理出眾，名列前茅，便可以進入翰林院，獲得博覽群書的深造機會。翰林幾經遷轉後，其中的突出人物就可以被任命為大學士，供職於文淵閣，專職為替皇帝撰擬詔告，潤色禦批公文的詞句。

這些人原官品秩低，不兼部務，也無官屬，不能直接指揮行政，與東漢尚書、唐代翰林學士性質略同。但由於文淵閣是皇帝的文書機構，最接近皇帝，在不設丞相的情況下，基於處理政事的需要，這個機構的職權必然會越來越大。久而久之，大學士逐漸升遷，並有了正式的辦事場所。大學士本身官秩隻有五品，但其所遷任官職往往至尚書、侍郎等，或有加銜至於“三公”者，如此，地位便大大提高。

明成祖朱棣登極後，決定起用一批資淺而幹練的文臣入文淵閣辦事，參預機務，因在大內殿閣行事辦公，故稱為“內閣”，內閣參預機務從此開始。

隻是此時的閣臣品秩遠在六部尚書之下，且不設官署，不轄諸司事務，權勢也不大。到了明仁宗朱高熾時，內閣專任批答文章，草擬詔令，閣職漸崇，權勢迅疾增大，甚至超過宰相，號為“輔臣”。

明宣宗朱瞻基即位後，基本上保留了原來的中央機構，但也作了某些變動，其中最明顯的就是創造了一套“票擬”製度，突出了內閣的作用，並使得宦官開始參政。

票擬又稱擬票、票旨、條旨，指內閣對奏章所擬的批答。按照慣例，六部本章文書由通政司[39]彙總，送左順門[40]，交內書房收錄。皇帝閱覽過後，認為不便批示的留中不發，凡要批示的則送內閣擬票——內閣將所擬批答之辭用小票墨書，貼於奏章之上，再進呈皇帝批紅。明宣宗朱瞻基一般會采納內閣的建議，並將詔令分送給各主管部門去執行。

這樣，內閣就成為了皇帝和六部之間的橋梁，控製了決策權和審議權。內閣大學士可以不與主管各部商議就直接提出建議，隻要皇帝沒有異議，這些建議便會自動生效。六部原先直接對皇帝負責，逐漸變成了秉承內閣之意行事。這套製度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行政效率大大提高，但從另一個方麵來說，也間接促進了宦官勢力的崛起。

在票擬製度中，皇帝仍然是最後的決策者，有大量的奏章要處理。以明宣宗朱瞻基而言，他愛好廣泛，喜好書法、繪畫、文學、騎射、宴飲、遊樂等，又好微服出行，鬥蟋蟀也是其一大嗜好[41]。對於興趣多多的皇帝而言，批閱奏章無疑是個繁重的辛苦差事。為了減輕自身負擔，皇帝開始讓宦官讀書，受到所謂的正規教育，以能夠協助他處理文書和奏章。宦官本是皇室家奴，隻有忠於皇帝才有立身之處。基於這一點考慮，朱瞻基認為宦官忠誠可靠，能夠保守機密，且朝夕跟隨在身邊，是最合適的助理。

宦官參與到票擬當中後，逐漸演變成皇帝批閱奏章也多交給司禮監宦官代筆。按照票擬的流程，如果內閣大學士們提出的建議直接被皇帝采納，那麼宦官在其中起不到任何作用。但當皇帝不想采納大學士的意見時，宦官便起到了關鍵的作用。因為通常這個時候，陪伴在皇帝身邊的隻有司禮監宦官，皇帝會本能地征詢征求宦官的意見，宦官則會趁機提出他們的看法。而通常宦官比大臣更容易贏得皇帝的情感和好感，因為宦官多諂媚順從皇帝的心意，而大臣則更多考慮提議是否合理，且好以君道來限製皇帝的個人欲望。如果皇帝采納了宦官的建議，決策便會直接下達，而實際負責執行的六部根本沒有機會與皇帝一起討論複審宦官的意見。

由於司禮監高踞在票擬製度的頂點，有“影子內閣”之稱，掌印宦官由此獲得了空前的機會，人稱“無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實”。最極端的情況是，如果皇帝因疏忽或是懈怠而不理政事時，負責居中傳遞詔令的宦官便完全有機會在皇帝不知情的情況下，往詔令上做手腳。而宦官因為生理缺陷，往往心靈扭曲變態，陰狠殘暴，加上長期生活在皇宮中，隻擅長奉迎巴結之術，缺乏實際的從政才幹，一旦他們真正執政，危害極大。這一點，已由無數曆史案例所證明。

不過在宣德一朝，由於明宣宗朱瞻基本人精明強幹，宦官專權尚未凸顯。他下詔設立內書堂後，挑選可靠能幹的宦官入堂讀書，王振便是其中之一。王振本是個讀書人出身，通文墨、曉古今，已經有先天的有利條件，所以很快就脫穎而出，成為內書堂宦官中的佼佼者，宮中都稱呼他為“王先生”。朱瞻基很喜歡王振身上的儒雅書卷氣質，特地挑選他出來，任命為東宮局郎，專門服侍皇太子朱祁鎮。

當時的朱祁鎮還隻是個孩童，博學多聞的王振因而成為朱祁鎮的啟蒙老師。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王振開始對朱祁鎮具有很強的個人影響力和支配力。這種影響力和支配力，在朱祁鎮當上皇帝後，開始表現在對明朝國政的影響上。

王振是少見的文人型太監，朱祁鎮從對方口中聽說了不少聞所未聞的事，因此非常尊敬王振，尊稱他為“先生”，這親切的稱呼直到朱祁鎮後來當上了皇帝也沒有更改過。

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明宣宗朱瞻基病死，九歲太子朱祁鎮登基為帝，是為明英宗。八個月後，朱祁鎮便任命王振入掌司禮監。

司禮監為明廷宦官二十四衙門之首，號稱“第一署”，下設提督太監一員，掌印太監一員，及秉筆、隨堂太監等官職。提督太監統儀禮刑名，兼督東廠。掌印太監統內外章奏及禦前勘合。秉筆、隨堂太監為掌印之輔，並統領章奏文書、照閣票批朱等事宜。凡有政事，先由內閣大學士票擬辦法，上達皇帝，要由太監批朱，又稱“批紅”。王振執掌司禮監，可謂如魚得水，不僅得到了錢財和名譽，而且無限的權勢和地位都近在眼前——

既有票擬製度給宦官弄權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又有對自己言聽計從的年幼皇帝，王振成為司禮監權力膨脹的最大受益者。所謂“學得文武藝，售與帝王家”，他蟄伏多年的雄心壯誌開始蠢蠢欲動了。

隻是，王振自己並沒有意識到，他早已經不是當年失意落魄卻胸懷大誌的書生。他在宮禁多年，足不出戶，習慣與宦官為伍。他的所謂政治才幹，在明眼人的眼中，不過是逞顯技能，玩弄陰謀。

然而，一個多年來懷有雄心的宦官是不容小覷且非常危險的，因為他一旦得到了機會，一定會不擇手段地追逐最大的權力。

王振掌管司禮監後，以防備大臣罔上為由，勸明英宗朱祁鎮以重典治理，更利用朱祁鎮的信任，以代批奏章、傳達詔諭等方式，開始控製朝廷。為了一試自己的權力，王振命人在京師朝陽門外築起一座將台，請朱祁鎮閱兵。所有京營各衛武官，校試騎射，都在那裏進行。名義上是閱武，其實是王振想收取兵權，好用來抵製文臣。

不久後，王振私自擢升親信指揮紀廣為都督僉事，執掌京營兵權，又任命親侄王林為錦衣衛指揮僉事，執掌錦衣衛。明英宗朱祁鎮因年紀尚幼，荒嬉無度，一切機要朝政都被王振把握，“恃寵挾恩，奪主上之威福，懷奸行詐，紊祖宗之典章，每事不由於朝廷，出語自稱為聖旨，賣官鬻爵，誅殺無忌”，又“廣置塌房、莊所、田園、馬坊，侵略民利，不輸國課”。明代宦官專政自此正式粉墨登場，王振本人也成為明朝開國以來第一個權力極重的宦官。

王振還覺得威權不足，拿一些大臣開刀，借以樹立他在朝廷中的威信。朝廷中凡是得罪王振的大臣，不是被撤職，就是充軍。一些大臣見到王振權勢日重，爭相討好攀附。當時內外大臣公侯貴戚多叫王振作“翁父”，兵部尚書徐晞等謁見王振都是望風跪拜。

工部郎中王佑到王振府中探望。王振留意王佑沒有留當時非常流行的胡須，就問他說：“你怎麼沒有胡須啊？”

王佑不假思索地朗聲回答：“老爺沒有胡須，兒子我怎麼敢留呢？”

這句話使王振哈哈大笑，於是收下王佑做幹兒子，並立即提拔王佑為工部侍郎。

一時間，王振的權力可謂頂了天。如何形容其人權勢之大呢？舉例而言，當時滿朝文武大臣中，以英國公張輔地位最高。張輔生父張玉原是元朝重臣，還在蒙古統治中原時期，就已經是個響當當的人物，擔任元朝的樞密知院，相當於軍政最高長官。元順帝敗走大漠後，張玉“從走漠北”，跟隨蒙古皇室在大漠中生活了十八年，但他思念故土，於洪武十八年（1385年）摒棄高官厚祿和榮華富貴，萬裏來歸，投在當時駐守北平的燕王朱棣麾下，從五品的副千戶做起，逐漸變成朱棣手下最得力的大將。後朱棣發動“靖難之役”，得以成大事，奪取皇位，最大的功臣便是謀士姚廣孝和武將張玉。

張玉本人“出師未捷身先死”，在東昌一戰中為了救護朱棣而英勇戰死。朱棣痛極而泣，稱其靖難功當第一，登上皇位後，追贈張玉為榮國公，又娶張玉之女為貴妃。明仁宗朱高熾亦娶張玉孫女為妃，即位後又加封張玉為河間王，並將其和東平王朱能、金鄉侯王真、榮國公姚廣孝的靈位一同放在明成祖朱棣的宗廟中，是為人臣之最高榮譽。

張輔是張玉長子，但其顯貴卻不完全是沾了父親的光，大多是憑自己的才幹。他自幼追隨父親於軍中，久曆戰陣，智勇雙全，是靖難功臣中少有的優秀青年將領。朱棣即位後，封張輔為侯安伯，食祿千石，永樂三年（1405年）又進封新城侯，加祿三百石。而張輔一生中，最顯赫突出的戰績則是在征伐安南[42]的戰場上。

安南在漢唐時為中國的一部分，五代時獨立，但名義上仍是中國屬國。大明王朝建立後，明太祖朱元璋亦曾冊封安南國王陳氏，遂成慣例。此後，凡是安南新王登基，均需要得到明廷正式認可。

到了永樂一朝，安南內訌加劇，原國王陳氏一族被滅，胡氏上台，明成祖朱棣不欲過多幹涉，便順水推舟地承認了新國王胡漢蒼的地位。

不料平地風雲再起，前國王陳日烜之孫陳天平輾轉來到北京，當麵向朱棣哭訴道：“賊臣侵思明府，奪其土地，究其本心，實欲抗衡上國。暴征橫斂，酷法淫刑，百姓愁怨，如蹈水火。陛下德配天地，億育四海，一物失所，心有未安，伐罪吊民，興滅繼絕，此遠夷之望，微臣之大願也。”

這一番聲情並茂的言語深深打動了皇帝。但朱棣尚不能確認陳天平的王孫身份，並沒有當場表態，隻將其安頓下來。

不久後，安南新國王胡漢蒼派使者入明廷朝賀。朱棣將陳天平也叫了出來，安南使者“皆錯愕，或有下拜者”。如此，陳天平的王嗣身份已無可懷疑。朱棣決定幫助陳天平複國，先派人譴責安南國王胡漢蒼。胡漢蒼倒是爽快，誠懇上書，表示願意將安南王位讓回給陳天平。朱棣信以為真，遂派人護送陳天平回國。不料胡漢蒼預先設下了伏兵，在護送明軍的眼皮底下殺死了陳天平。

朱棣起於馬背，本是嗜武如命之人，之前考慮到西南山高路長，這才想要不戰而勝，卻沒料到胡漢蒼不顧信義。皇帝被徹底激怒，決定派兵討伐安南，張輔被選中為明軍主帥。張輔亦不負所望，安南遂平。明朝廷改安南為交阯布政使司，在安南正式建衙，並派專人管理[43]。

張輔亦因平定安南而備享榮耀——進封為英國公，歲祿三千石。明成祖朱棣又賜宴於奉天殿，親自作賦《平安南歌》。

朱棣太子朱高熾娶張輔之女為妃，即位為明仁宗後，命張輔掌中軍都督府事，並加官太師。張輔愈發顯赫，成為明廷地位最高的武臣，威震中外。

可惜的是，明仁宗朱高熾天不假年，僅做了九個月的天子，便“無疾驟崩”在欽安殿中。由於皇帝死得突然，去世前三天還在“日理萬機”，從不豫到駕崩，前後僅兩天時間，死前並無明顯征兆，且距其父明成祖朱棣之死僅十個月，因而朝野流言頗多——

有說明仁宗是因為縱欲過度而死，且言之鑿鑿，大臣李時勉甚至因勸諫此事而被下錦衣衛詔獄，幾近喪命；有說明仁宗死於後宮之爭，郭貴妃欲以毒酒毒害張皇後時，誤殺了丈夫[44]；有說皇帝猝死是服用了治療陰症[45]的金石之藥，中毒身亡；還有傳聞說明仁宗是被親生長子朱瞻基下毒謀害而死[46]。

無論真相如何，壯年天子登基未足一年，驟然去世，再度造成了明廷權力真空，時局陡然緊張了起來。彼時皇太子朱瞻基人在南京[47]，緊急返回北京繼位，是為明宣宗，即曆史上著名的“蟋蟀天子”，時年二十八歲。

明仁宗親弟朱高煦時封漢王，就藩山東。朱高煦在“靖難之役”時立有戰功，多次營救明成祖朱棣於危難之中，於是恃功驕恣，凶悍不法。他素來瞧不起朱高熾、朱瞻基父子，一直暗中窺測大寶之位，預備以其父為榜樣，趁侄子明宣宗朱瞻基地位尚不穩固時謀反，以武力奪取皇位。但朱高煦就藩於外地，還需要朝中文武大臣的支持。他首先將目光投向了張輔，顯然，如果能得到張輔的幫助，必會事半功倍。

靖難之役時，朱高煦與張輔曾經共同出生入死，交情匪淺，朱高煦對拉攏對方一事甚有把握，派親信枚青秘密入京，傾心籠絡張輔為內應。結果，張輔二話不說，直接下令將枚青捆綁起來送入朝中，並向朱瞻基請求，由自己親自率兵平叛。

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初一，漢王朱高煦趁北京地震之機，在樂安起兵謀反。朱瞻基出人意料地決定禦駕親征，張輔跟隨軍中指揮作戰。在強大的攻勢和心理壓力下，朱高煦被迫出城投降，亂事遂平。張輔因功加祿三百石，朝夕侍奉皇帝左右，謀劃軍國大事，手握重兵，威名益盛。

到明英宗朱祁鎮即位時，張輔已是四朝元老，是明廷舉足輕重的重臣，兼之其姊是明成祖朱棣貴妃，女兒是明仁宗朱高熾妃子，有皇親貴戚的身份，無人能出其右。大宦官王振倚仗有寵於明英宗而幹預朝政時，張輔因名尊位崇，並不將王振這等閹宦放在眼裏，時常當麵與其據理以爭。王振對其恨之入骨，後來終於找到機會彈劾張輔，派錦衣衛將他抓了起來。但因張輔是曆朝勳舊，王振也不能奈之如何，隻是借名明英宗之口，命杖其二十，以此來折辱張輔。

這杖刑便是廷杖，是明太祖朱元璋最奇特的發明，後來為其子孫繼承，成為明廷政治的一大特色。廷杖即在殿廷杖責大臣，受刑地點在承天門[48]後邊、午門前麵。關於這一刑罰的實施，沒有具體的法律條文規定，不分官職大小，不管是德高望重的文臣，還是功勳赫赫的武將，隻要惹怒了皇帝，一聲令下，就會立即被拖到午門打屁股。

負責行刑者是錦衣衛校尉，監刑者則是司禮監太監。表麵上，廷杖是由皇帝下令執行，但受杖大臣的死活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監刑宦官。錦衣衛校尉行杖前，先看司禮監太監的靴尖，如果靴尖向外成八字形，那麼他們便會盡可能地手下留情；若靴尖向內一收，便表示要下重手，不必顧忌[49]。

張輔既是因得罪了司禮監大太監王振而受杖，二十杖雖不至於送命，但卻也吃足了苦頭。而在紫禁城午門當眾受刑，帶來的不僅僅是肉體的痛楚，還有肆無忌憚的羞辱——

張輔所封英國公，是大明最高世襲公爵，兼之其妹是明成祖貴妃，女兒又嫁給明仁宗為貴妃，輩分遠遠高於當今英宗皇帝，就連太皇太後張氏也尊其為長輩，而今卻被一名閹宦羞辱，堂堂英國公尊嚴蕩然無存，日後何以在朝堂立足？

深宮中的太皇太後張氏聽聞消息後，急忙派人去阻止，但是已經來不及。太皇太後勃然大怒，立即將王振宣進來，當著明英宗朱祁鎮和眾大臣的麵，怒斥道：“你不過是侍奉皇帝起居的太監，卻做了這麼不法的事，罪不可赦，今當賜死！”

宮中女官立即將刀架在王振的脖子上。王振嚇得魂不附體，整個人癱倒在地上。

明英宗朱祁鎮見自己最親信的宦官要被斬殺，連忙匍匐在地上，替王振求情。其他大臣見皇帝下跪，隻好也跟著跪下求情，連張輔也跪下了。

這位太皇太後張氏，正是明仁宗朱高熾的皇後、明宣宗朱瞻基的生母、英宗朱祁鎮的祖母。張氏原是指揮使張麒之女,賢慧貞靜，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封燕王世子妃，永樂二年（1404年）封皇太子妃。她嫁給朱高熾後，謹修婦道，侍公公明成祖朱棣極其恭謹，經常親自下廚做飯，因而深得朱棣喜愛，朱棣曾經說“幸得佳婦”。朱棣一直不喜歡肥胖多病的長子朱高熾，而喜歡英武的二子朱高煦，朱高熾得以保全儲位，也幸虧張氏從中調停。後來朱高熾登上皇位，立張氏為皇後，一直對其敬愛有加。

明仁宗朱高熾死後，太子朱瞻基即位為宣宗皇帝，尊封母親為皇太後，張氏由此成為明朝曆史上第一位皇太後。朱瞻基性格堅定，文武兼備，有勇有謀，即位之初即一舉平定漢王朱高煦叛亂。又停止對外戰爭，與民休息，成為曆史上有名的守成之君。

當時海內安寧祥泰，朱瞻基侍母至孝，入奉起居，出奉遊宴，四方有所進獻，即便是微小物品，也一定要先奉送給張氏。兩宮慈孝天下皆知，張氏從此安心頤養天年。

然世事難測，宣德九年（1435年），朱瞻基短暫患病後意外駕崩，年僅三十八歲。皇太子朱祁鎮時年九歲，還是個孩童，根本無力主政。朱瞻基遂在臨死前留下遺詔：“皇太子祁鎮嗣皇帝位。諸王宗室悉遵祖訓，謹守藩國。嗣君年幼，惟望聖母皇太後朝夕教訓，爾文武大臣盡力輔導。”又特別強調說：“國家重務白皇太後。”意思是讓張氏攝政。

明朝立國之後，明太祖朱元璋立有嚴令管製內宮及外戚，規定皇後隻能管宮中嬪妃之事，宮門之外不得幹預。宮人不許跟皇宮外邊通信，違者處死。外朝臣僚命婦按例於每月初一、十五朝見皇後，其他時間，沒有特殊緣由，不許進宮。皇帝不接見外朝命婦。皇族婚姻選配良家子女，後妃必選自民家。外戚隻給高爵厚祿，不許幹聞政事。而明宣宗遺命請母後張氏攝政，無疑是明朝曆史上的創新之舉，由此也將張後一舉推向了前台，使其成為皇室和宮廷的政治網絡中的關鍵人物。

明仁宗共有十子，長子朱瞻基及第三子朱瞻墉、五子朱瞻墡均為張後所生。少子朱瞻墡為人寬厚賢直，就藩襄陽，在藩王中資望最崇，素有令譽，最得張後寵愛。明宣宗意外病歿後，朝野中謠言四起，傳說太皇太後張氏嫌太子朱祁鎮年幼，以“國有長君，社稷之福”為由，下令印綬監取出襄國金符[50]，欲立襄王朱瞻墡為帝。然因內閣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反對，堅稱“立國以嫡”，事情這才拖了下來。

流言紛紛，臣民不知是真是假，人心思亂。張後緊急宣召群臣到乾清宮，親手將年幼的孫子朱祁鎮放到皇帝的寶座上，對群臣宣布說：“此新天子也。”群臣山呼萬歲，浮議乃息。如此，明英宗朱祁鎮才順利即位，而張氏也成了太皇太後。

因朱祁鎮年紀尚幼，不能親自理政，群臣一再上書，請太皇太後張氏垂簾聽政。張後道：“先帝選了這麼多的肱股大臣，就是為了讓眾位卿家來輔佐朝政。現在皇帝年幼，你們更應該用心輔佐，不要懈怠。我一個婦道人家，怎麼能垂簾聽政呢？不要因此而壞了祖宗的家法。”始終不願意聽政。

張氏又召英國公張輔、禮部尚書胡濙及楊士奇、楊榮、楊溥三位內閣大學士入內，諄諄告道：“你們都是老臣了，如今皇帝年幼，望你們同心協力，共同維護國家的安定。”由此將這五位老臣定為正統新王朝的核心，然朝廷大政均須奏請張氏而後行。

而今王振借英宗皇帝之口對張後親自指定的五輔臣之一的張輔下手，表麵是宦官擅權亂政，但若沒有皇帝的支持，他焉敢如此？這看起來倒像是個明顯的信號——太皇太後已經老了，前朝老臣也已經老了，英宗皇帝長大了，該歸政給他了。

張後久曆風浪，很快就猜及此點。當年明宣宗驟逝，太子朱祁鎮年幼，她的確曾有改立親生少子朱瞻墡為帝的想法，許多宮人都知道這件事，大概朱祁鎮也聽說了，所以任憑王振胡作非為，甚至不惜對她親自指定的重臣廷杖立威，以報複當年之事。

唉，她確實老了，既援救張輔不及，也不願意因此再與孫子結怨，於是便饒恕了王振，但又厲聲警告道：“皇帝還年幼，不懂得宦官禍國殃民的道理。今姑聽皇帝及諸大臣，暫將他頭顱寄下，但從此以後，切不可令他幹預國政！”

經此一事後，王振氣焰大為收斂，但由於票擬製度使然，宦官幹預國事還是免不了的。此後，張後時常派人到內閣詢問政事，一旦得知有王振獨斷而未交內閣商議的，便立即派人責問。王振無法真正擅政，遂不敢再公然為非作歹，但背地裏沒少花心思。

太皇太後張氏所指定的五輔臣中，張輔自遭廷杖後，變得沉默寡言，再不敢與王振作對，甚至在一些重大決策上站在了王振一邊，如支持王振對麓川思任發[51]用兵等。禮部尚書胡濙是四朝老臣，更是個好好先生，從不多事。如此，執政大臣便隻剩了楊榮、楊溥、楊士奇三位內閣大學士。

楊榮原名楊子榮，字勉仁，建安[52]人。建文帝二年（1400年）進士，授翰林編修。性情警敏通達，謀而能斷，老成持重，尤其擅長謀劃邊防事務，史稱其“揮斤遊刃，遇事立斷”，被比作唐代的姚崇。明成祖朱棣即位後，以武略見重的楊榮受其賞識，得以入閣，累遷至文淵閣大學士、翰林侍讀，任首輔，多次隨侍朱棣出征。朱棣稱其為“楊學士”而不直呼其名，軍務均委托給楊榮。

明成祖朱棣病逝於塞外後，眾人惶然不知所措。楊榮為防止軍心渙散生變，也為了避免一直窺測大寶之位的漢王朱高煦、趙王朱高燧趁機作亂，堅持秘不發喪，嚴密封鎖消息，並搜取軍中所有錫器，銷熔後打造成一口棺材，將朱棣遺體裝入內中密封，避免屍臭外溢。又將承造的工匠殺了滅口。每日還是照例進餐、請安，隻是皇帝的車簾再也沒有掀開，皇帝也再沒有說話，軍中一切如常，是以旁人均不知皇帝已經駕崩。楊榮和宦官海濤則輕騎趕回京師，稟報太子朱高熾。朱高熾立即派兒子朱瞻基出京迎喪。由於楊榮的精心安排，總算沒有爆發什麼叛亂，朱高熾順利登基為明仁宗，政權得以平穩過渡。楊榮因功拜太子少傅、資善大夫、謹身殿大學士兼工部尚書，並食三祿。

楊溥字弘濟，號澹庵，湖廣石首[53]人，與楊榮同為建文帝二年（1400年）進士，授翰林編修。明成祖朱棣即位後，侍皇太子朱高熾為洗馬，禍福均因此而起。

永樂十二年（1414年）閏九月，明成祖朱棣北征回師，漢王朱高煦隨征，乘機進譖。朱棣本就不喜歡文弱的太子，說得多了，不免心動。回到京師後，朱棣便以朱高熾迎駕遲緩為由，對太子大加訓斥，還下令將東宮官屬全部逮捕。隻有兵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金忠因是朱棣“靖難”舊人而未被禍及。金忠不顧個人安危，拚死力保太子，才使得朱高熾未遭廢黜，但楊溥等東宮官員卻被關入了暗無天日的錦衣衛詔獄。

在這之前，已有大學士解縉受太子牽連而遭殺身之禍的前車之鑒。解縉字大紳，號春雨，吉水[54]人。自幼穎敏絕倫，有“神童”之稱。五歲時，父教之書，應口成誦。七歲能述文，賦詩有老成語。十歲日數誦千言，終生不忘。十二歲盡讀《四書》《五經》，貫穿其義理。

洪武二十年（1387年），解縉參加江西鄉試，名列榜首，成為名動一方的解元，時年十八歲。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與兄解綸、妹夫黃金華同登進士第，授庶吉士，讀中秘書。同年，官至翰林學士。明太祖朱元璋非常器重他，命其常隨身邊。

然解縉成名既早，才氣又高，難免恃才傲物，直言不諱，為人所忌，屢遭讒言。朱元璋認為解縉年輕氣盛，缺乏涵養，必須閉門思過，修身養性，否則會成為眾臣圍攻的對象，於是命解父將解縉領回，又告道：“大器晚成，若以爾子歸，益令進，後十年來，大用未晚也。”

解縉灰溜溜地回到家鄉，閉門讀書八年。朱元璋去世後，解縉入京吊喪，又遭大臣攻擊，被新即位的建文帝朱允炆貶為河州[55]衛吏。直到建文帝四年（1402年），因禮部侍郎董倫求情，解縉才被召回京師，複職任翰林待詔。

明成祖朱棣登基後，一眼相中了解縉[56]，隨即建立內閣，命解縉與黃淮、楊士奇、胡廣、金幼孜、楊榮等入閣參預機務，明朝內閣製度由此開始。不久，解縉升為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為內閣首輔，又總裁《太祖實錄》《列女傳》，主編《永樂大典》，可謂備受皇帝信任。但由於他卷入立儲之爭，且站在朱棣不喜歡的朱高熾一方，終不幸引來殺身之禍。

當時北平已改稱北京，設順天府，不過京師仍然是南京。明成祖朱棣登基後，遲遲不立太子，且命世子朱高熾居守北京，而次子朱高煦則隨侍在京師南京，一疏一親，已是顯而易見。朱棣有意立次子朱高煦為太子，但立儲事關重大，自古便以“嫡長製”為“萬世上法”，朱棣若廢長立幼，便是公開違背祖製，難以向天下臣民交代，因而他始終猶豫不決，便問心腹大臣解縉的意見。

解縉明知道皇帝心中已決定立朱高煦為太子，征詢自己意見隻是因為需要內閣的支持，仍然直言道：“為長，古來如此。皇太子仁孝性成，天下歸心，請陛下勿疑。若棄之立次，必興爭端。先例一開，怕難有寧日，曆代事可為前車之鑒。”

朱棣不答。解縉又頓首道：“皇長子且不必論，陛下寧不顧及好聖孫嗎？”

好聖孫便是朱瞻基，為朱高熾長子，朱棣長孫。在朱瞻基出生的當晚，當時還是燕王的朱棣做了一個夢，夢見太祖皇帝將一塊大圭賜給了他，上麵刻有“傳之子孫，永世其昌”八個大字。大圭即是大玉璧，象征著權力。朱棣認為夢是瑞征，父皇朱元璋將大圭賜給他，表明有意將江山送給他，且那塊大圭與傳說中的傳國玉璽很像。剛好孫子朱瞻基就在這個時候降生，朱棣認為夢中的情景印證在孫子的身上，非常高興。朱瞻基漸漸長大，英氣滿麵，嗜書好誦，智識傑出，朱棣深為鐘愛。解縉深知朱棣心思，故意提到長孫朱瞻基，希望能因此感動朱棣。

隔了數日，朱棣畫了一副《虎彪圖》，命各廷臣應製陳詩。彪即為老虎的幼崽，圖中畫有一虎數彪，親昵地在一起玩耍。解縉應聲題了一首五絕，其詩道：

虎為百獸尊，誰敢觸其怒？

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

這首詩非常巧妙，寓意深刻。朱棣終於被感動了，與解縉相視而笑，同意立朱高熾為太子，次子朱高煦為漢王，並令解縉撰寫立儲詔書，以告天下。可以說，解縉在立儲一事上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自此，朱高煦深恨解縉。

朱高熾雖然被立為太子，危機卻並沒有解除，經常不合朱棣的心意。朱棣嫌棄朱高熾肥胖，特意吩咐禦膳房給朱高熾減食，逼迫他減肥。有人看到太子餓得難受，就偷偷給他送飯。朱棣知道後，怒氣難消，將此人殺死。與朱高熾的待遇相比，高大英武的朱高煦格外受到寵愛，禮秩甚至超過了太子標準。

解縉看在眼中，憂心忡忡，忍不住向皇帝進諫道：“陛下這樣等於鼓勵他們兄弟之間相爭，實不該這樣做。”

朱棣聞言大為震怒，認為這是在離間父子兄弟的骨肉之情，自此疏遠了解縉。永樂四年（1406年），朱棣賜給內閣學士黃淮等五人二品紗羅衣，唯獨不給解縉。

朱高煦對解縉更是恨之入骨，便誣陷他泄露宮內機密，愈發激起朱棣的憤怒。不久，朱棣便以解縉在廷試時閱卷不公為名，將其謫貶廣西。解縉剛上路，又說他胸懷怨望，改貶交阯。

永樂八年（1410年），解縉入京奏事，恰逢朱棣北征未歸，隻謁見了皇太子朱高熾，隨後返回。朱高煦便說解縉為私見太子，故意趁朱棣外出時進京，無人臣禮。朱棣大怒，立即下令逮捕解縉入京下獄，拷掠備至。大理寺寺丞湯宗、宗人府經曆高得抃、中允李貫、讚善王汝玉、翰林院編修朱紘、檢討蔣驥、潘畿、蕭引高並及禦史李至剛等人均連坐入獄，其中高得抃、王汝玉、李貫、朱紘、蕭引高均死在獄中。還是解縉自認罪狀，話中一個字都不提太子朱高熾，才沒有因此興起大獄。

永樂十三年（1415年）正月十三日，錦衣衛都指揮僉事紀綱按慣例獻上囚籍，朱棣翻閱時見到解縉姓名，隨口道：“解縉竟然還活著？”

紀綱心領神會，回官署後讓獄卒故意用酒將解縉灌醉後，拖到積雪中埋起來，解縉活活凍死，年僅四十七歲。朱棣還不解氣，又下令抄沒其家產，將其妻子、兒女、宗族都流放到遼東。

楊溥等東宮官屬受太子牽連被逮捕入獄，是繼解縉被殺後，立儲之爭中的第二場大事變。楊溥等人入獄後備受折磨，飲食經常被有意斷絕，又隨時可能被明成祖處死。其他人難免心灰意冷，楊溥卻更加勤奮讀書，獄中十年，從不間斷，讀遍經史諸子。

明仁宗朱高熾即位後，第一件事便是下詔釋放楊溥等人。楊溥擢升翰林學士，掌弘文閣事。明宣宗朱瞻基時，又入內閣，與楊士奇等共典機務。

楊溥樸實正直，廉潔好靜，恭敬謹慎，為人有“相度”，就連上朝時也總是低頭循牆而行。大臣們論事爭辯不下時，難免口不擇言，甚至有人口出穢語，楊溥卻總能平心靜氣地處理，大臣們無不歎服其氣度。

楊士奇名寓，字士奇，號東裏，以字行，泰和[57]人。一歲喪父，其母改嫁當時任德安同知的羅氏，楊士奇遂改姓羅。某次羅家祭祖，年幼的楊士奇自做土像祭祀楊氏祖先，被繼父發現，盛讚其誌，恢複其宗姓。後來羅氏因得罪權貴戍邊陝西去世，楊士奇遂遊走於湖廣，一邊教學一邊侍母。嚴酷的生活環境造就成他勤奮好學、堅韌不拔、寬容嚴謹的品格，很快他便聲名在外。

建文年間， 明惠帝朱允炆召文臣修撰《明太祖實錄》，楊士奇以史才被薦入翰林，任編纂官。明成祖朱棣即位後，改編修，主修《太宗實錄》，累官左春坊大學士，遷少傅，輔佐太子朱高熾監國。明仁宗朱高熾即位，任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

明仁宗病重時，召楊士奇書寫遺敕，召太子朱瞻基回京。明宣宗朱瞻基即位後，楊士奇擔任總裁修撰《明仁宗實錄》，力主罷兵交阯。又善於知人，喜歡推舉寒士，甚至包括一些未曾謀麵的人，名臣於謙、周忱、況鐘等人均由其舉薦。

明宣宗駕崩後，明英宗朱祁鎮年幼，軍政大事均由太皇太後張氏裁決。張後指定楊士奇、楊榮、楊溥為輔政大臣，與張輔等同心輔佐皇帝，下令所有部門議案均先經過內閣三楊的谘議後再進行裁決。時人議論三楊，稱楊士奇有學者風範，楊榮有才幹見識，楊溥有高尚品德，為其他大臣所不及。

王振也知道三楊是前朝重臣，威望卓著，且深得太皇太後張氏信任，自己一時難以動搖，因此表麵上對三楊畢恭畢敬，還經常演一番忠心耿耿、憂國憂民的好戲。

一次，明英宗朱祁鎮與小太監擊球玩耍，王振看到三楊也在一旁，便裝出痛心疾首的樣子，對朱祁鎮道：“陛下是萬民之主，現在卻耽於逸樂、玩物喪誌，這江山社稷怎麼辦？”

朱祁鎮雖是萬民之主，卻獨對王先生又敬又畏，當即恭恭敬敬地聽從，命人將球扔了。三楊沒有看出王振是在演戲，反而由此對王振大加讚賞。

後來，王振再來內閣傳旨時，三楊打破慣例，特地把王振請到屋內就坐。群臣見輔政大臣尚且如此，也不得不跟著禮敬王振，王振一時風光無限。

太皇太後張氏也知道王振有野心，但其人背後是英宗皇帝，一旦衝突起來，勢必與孫子不睦。她已是耄耋老人，又怎能與少年皇帝爭鋒呢？這大明江山到底還是他朱家的。因而隻要王振不太過分，她也不再多幹涉。

如此過了一段時間，王振又故意問三楊道：“國家大事全靠三位老先生，不過三位老先生年事已高，以後該怎麼辦？”

三楊中為首的楊士奇答道：“身為老臣，自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王振臉色頓時沉了下來。

楊榮最知兵事，謀略也最高，立即答道：“我輩已老，無能為力，應該以人事君。”

王振聽了大為高興，第二天就推薦四人入閣。如此，內閣增加到七名大臣，三楊立即顯得勢單力孤起來。楊士奇埋怨楊榮向王振讓步。楊榮回答道：“王振討厭我們，我們三人已老，就算不讓他如願以償，他一定不會甘心。萬一他說服皇帝，讓某人入閣，我們也無可奈何。倒不如現在讓他舉薦，諒他還不敢援引小人。這四個到底是我輩中人，何礙？”

楊士奇這才明白楊榮的深意，深以為然。按楊榮的意圖，是想預先把一些正直有才幹的人引入內閣，培植外臣勢力，一旦三楊退位，這些閣臣可以有能力對付王振的勢力。隻是，楊榮想到這一步棋的時候已經晚了。

到了這個時候，連三楊這樣的元老大臣都不得不開始向王振讓步，朝臣中的風氣不問可知。但隻要三楊在，王振仍然不能為所欲為，所以他勢必要鏟除三楊才罷休。

王振首先將矛頭對準了楊榮。楊榮生活作風比較奢侈，好收受賄賂，最容易被王振逮到把柄。靖江王佐敬乘楊榮不在家時，私下送去一些金銀財寶。王振得知後，必欲置楊榮於死地而後快。楊士奇不顧年老體衰，親自為楊榮向皇帝求情，這才避免了災難。

正統五年（1440年），楊榮請假回福建掃墓，歸途中在杭州病歿，享年七十。

不久後，楊士奇請假回籍，王振趁機大做文章。楊士奇的長子楊稷曾經仗勢殺人，王振慫恿言官翻案彈劾，閣議不加法辦，隻以彈章封寄楊士奇。但言官又列舉楊稷橫行不法的罪狀幾十件之多，內閣無法庇護，將楊稷交大理寺拘係，但看在楊士奇的麵子上，案子沒有立即審理。王振又故意讓英宗皇帝下詔安慰楊士奇。這樣一來，楊士奇自覺無顏還朝，不肯回到京師。三楊中隻剩下楊溥，愈發勢孤。而其餘閣臣都是後進，無力與王振對抗。

三大殿落成後，朝廷舉行了慶賀大典，賜文武大臣宴。明朝自建國以來，“中官不預外廷宴”，所以事先沒有邀請王振。王振卻因此大發雷霆道：“我就像周公輔佐成王一樣，為什麼不能在宴會上占一個席位！”

明英宗朱祁鎮見不到“王先生”，也內心不安，問道：“王先生為何不來？”於是，開東華門中門召王振。王振從東華門步入宴會場地，百官都得向他行拜見禮。自此，開宦官參加朝廷大宴的先例。

正統七年（1442年）十月，太皇太後張氏去世。太皇太後精明謹慎，她在死之前，本來已經預見王振將要攬政的危險性，卻沒有及時除掉他。太皇太後一死，王振擅權的障礙都已不複存在，更加無所顧忌。太皇太後死後的第二天，王振就派人將當年明太祖朱元璋立在宮門的鐵牌銷毀。這就是上麵鑄有“內臣不得幹預政事，犯者斬”十一字的鐵牌，這條祖訓對王振一直有如芒刺在背，勢必拔之而後快。

朝野上下對太祖所立鐵牌被毀之事一片嘩然，卻隻是敢怒不敢言。明英宗朱祁鎮這時候新立錢氏為皇後不久，開始親自上朝聽政，卻依舊敬慕和尊重自己以前的老師，對王振的行為聽之任之。

王振權勢熏天，不過也有少數大臣不肯屈從。王振初得勢的時候，問三楊道：“吾鄉誰可為京卿者？”

其本意是想提拔同鄉為京卿。三楊明白王振的用意，因受製於王振，於是推薦了王振的同鄉薛瑄任大理寺左少卿。

薛瑄為人正直不阿，出任大理寺左少卿後，楊士奇要他去拜見王振，以謝提拔知遇之恩。薛瑄正色道：“拜官於公朝，謝恩於私室是我所不為之事。”斷然拒絕。

有一次，王振到東閣召集眾公卿集會議事。與會公卿一個個對王振俯首揖拜，唯獨薛瑄昂首直立，不理會王振。王振知道這人是薛瑄後，頗為驚訝。“振趨揖之，瑄亦無加禮”。王振主動跟薛瑄打招呼，他都愛理不理，王振遂懷恨在心。

後來北京有位武官病死，王振的侄子王山見其妾嶽氏貌美，想據為己有，但武官的妻子不同意。王山就與嶽氏密謀，誣告該妻毒死了自己的丈夫，並逮捕該妻交給都察院審訊。薛瑄在審理這一案件時，發現了其中的問題，“瑄及同官辨其冤，三卻之”，結果又一次觸犯了王振。王振立即派人誣告薛瑄收了被告賄賂，並將薛瑄問成死罪。

極為難得的是，“係獄待決，瑄讀《易》自如”。到臨刑時，薛瑄的幾個兒子爭著代父受刑。連王振家中一名老仆人也主動站出來為薛瑄申辯，痛哭流涕，竟然由此打動了王振，決定放薛瑄一條生路。

當時薛瑄已經被綁到法場。幸好明朝從正統元年（1436年）開始，執行“重囚處決三複奏”的製度。處決犯人的當天，刑科[58]上奏請旨，皇帝批示不準，再請再不準，三請方準，取的是“殺之三，赦之三”的意思。這些程序完成後，往往已經是正午，所以無形之中，斬首變成了午時三刻。剛好三複奏的時候，兵部侍郎王偉上書請求赦免薛瑄，王振便利用這個機會，改薛瑄的死罪為革職，放回鄉裏[59]。

薛瑄算是運氣好，其他不趨迎奉承王振的官員就沒有這麼幸運了。王振為鞏固權位，以殘酷手段排除異己。戶部尚書劉中敷、吏部尚書王直、兵部尚書王驥等都因稍忤王振意，或被械係長安門外，或下獄監禁，或被貶官奪俸。

就連皇親國戚，王振也不放在眼裏。駙馬都尉石璟娶宣宗第二女順德公主，因事責罵自己府中的閹人呂寶。被王振知道後，說石璟賤視宦官同類，找個由頭，將石璟逮捕入獄。其他內外官員，時常被王振一黨欺壓，王振專權愈甚。一時間，朝廷內外烏雲密布，大臣們都提心吊膽地過日子。隻有深宮中的明英宗朱祁鎮渾然不覺，對王振更加信任。

但世上總有不畏強權的忠直之士，國子監祭酒李時勉便是其中之一。他在國子監授課時，公然講述曆史上宦官的危害。王振得知後，發誓要報複李時勉。他既兼領東廠提督，便利用職務便利，先派密探暗中調查反對派大臣各種陰事，以此手段來鏟除異己，許多大臣都因此而栽在他手中。隻是當王振用同樣方法來對付李時勉時，竟然完全失效，神通廣大的東廠番子始終查不到李時勉的任何把柄。隻是想不到王振並未死心，派了人監視李時勉的一舉一動，今日伐枝之舉，也成了他一條大大的罪狀。

朱驥明白了究竟，卻沒有立即趕去國子監救人，隻皺緊眉頭。李時勉於朱家有恩，朱驥並非不願意出麵，但王振是司禮監掌印，既是他下令拿人，多是以皇帝詔令的形式發出。既是皇帝下的命令，除了皇帝自己，沒有人能夠更改，不然抗旨不遵亦是殺頭的罪名。

李驥幾人雖期盼地望著朱驥，卻也明白其中難處。

林鶚道：“我們來找朱兄，是想可否請朱兄出麵，請那些錦衣衛校尉通融一下，讓監生們從旁扶住木枷，好減輕李祭酒的痛苦？李祭酒已年逾七旬，這幾日天氣又這麼熱，怕是他老人家……”

忽聽到有人叫道：“朱驥！”

轉頭望去，卻是朱驥的嶽父兵部侍郎於謙。他從來都是直呼女婿名字，而不像旁人稱呼小名或是昵稱。

朱驥見於謙一身官服，忙迎上去問道：“嶽父不是陪同姑姑、璚英還有小表外甥去了西山碧雲庵[60]進香，說明日才回來嗎？”

“姑姑”是於謙的妹妹於冰，她嫁給錢塘人氏朱濟，目下孫子朱喜得了怪病，聽說京城有名醫能治，遂千裏迢迢帶著孫子趕來北京求醫，住在兄長家中。於謙本不信奉佛事，然他妻子董氏在世時，時常去碧雲庵進香。這次於冰和於璚英都想去碧雲庵為家人求簽祈福，正好趕上放假，他便陪同一道前往。

於謙搖了搖頭，道：“邊關有告急文書送到，我不得不臨時趕回來。不過璚英還陪著她姑姑、外甥在西山，今晚不回來了。”又問道：“你不是今日當值嗎？怎能擅自離開官署？”語氣頗為嚴厲。

於謙曾是有名的鐵麵禦史，朱驥又素來敬畏嶽父，竟一時語噎，看了李驥一眼，這才囁嚅道：“那個……李祭酒他……”

於謙皺眉問道：“李祭酒怎麼了？”

丘濬忙大致說了經過，還未說完，一旁李驥便哭出聲來，道：“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家祖明明是被人陷害。於公也是朝中重臣，請您救救他老人家。”

於謙未及開言，便聽到北麵傳來呼喝打鬥聲，那邊是兵部、工部、戶部、禮部等重要中央官署所在地，料想是出了大事，忙道：“王司禮當是以詔令的名義下令拿人，我隻能等到上朝麵聖時，當麵向皇帝求情。”

李驥道：“那是三日後了，家祖年事已高，哪裏能撐到那個時候？”

北麵又傳來嘈雜聲，甚至多了金刃交接聲。於謙轉頭看了一眼，微一思忖，便道：“目下太後、皇上一行應該在返京途中，你們不妨選幾個監生做代表……”

林鶚登時眼前一亮，道：“於公是讓我們攔路向皇帝和太後告禦狀，替李祭酒申冤？”

於謙道：“不是告狀，也不是申冤，而是請求皇上赦免李祭酒。”

李驥畢竟還是個少年，沉不住氣，聲音又尖銳起來，嚷道：“什麼赦免？家祖明明是受人誣陷，說是赦免，倒像是承認有罪了。”

於謙搖了搖頭，一時不便當眾說明王振與英宗皇帝關係非同一般，告王振的狀，等於當街告皇帝，結果反而會適得其反。

丘濬倒是會意了過來，忙道：“多謝於公出言指點，我們這就回國子監找些同學商議。”

朱驥微一遲疑，道：“那我……”

於謙似是猜到女婿想跟丘濬等人一道趕去國子監，看是否能先行設法解救李時勉，搖頭道：“你救不了李祭酒。王振有心要李祭酒的命，那些錦衣衛校尉必然奉了嚴令。況且他們又不是不知李祭酒有恩於朱家，若要看你的麵子，早就手下留情了。”

丘濬忙道：“於公分析得極有道理。朱兄，你就不必多跑這一趟了。事情緊急，我們得盡快回國子監，好設法解救李祭酒。”

朱驥隻得與丘濬等人拱手告辭，又跟隨於謙往中央官署趕來。

卻見是鴻臚寺前出了變故，一群人混戰扭打在一起，還動了真家夥。看服飾，一方是蒙古兀良哈部落，另一方是日本人，均是入明朝貢的使者。

一些值守官署的明軍軍士亦聞聲趕過來，卻不加勸阻，隻在一旁指指點點看熱鬧。一名荷衣女郎格外醒目，抱著雙臂，冷冷地站在一旁。

* * *

[1]大明門：清代稱大清門，民國稱中華門。正門除國家大典以外，常年不開。皇帝迎娶皇後時開此門，迎大紅喜轎進門，其餘妃、嬪隻能乘彩車進玄武門（清代稱神武門）。1954年擴建天安門廣場時，大明門被拆除。1976年在大明門舊址上建起了毛主席紀念堂。

[2]清代時，清廷改大明門為大清門時，直接將“大明門”門匾拆下，翻轉重刻後重嵌。民國時，執政選定於1912年10月9日（辛亥革命一周年慶典的前一天）將大清門更名為中華門，因不知清廷已翻轉門匾重刻之典故，也想拆下石匾翻用背麵，直接刻上“中華門”。然拆下門匾後，才發現裏麵是“大明門”三字，隻好臨時趕製了一塊木匾，由王冶秋（新中國文物博物館事業的主要開拓者及奠基人）題寫“中華門”匾額，掛於簷下。原“大清門”匾由文化部社會文化事務管理局保存，後移交首都博物館。

[3]棋盤街到清代乾隆時改圍以石欄，中間有路通東、西江米巷（今東、西交民巷），新中國成立後擴建天安門廣場時悉數拆除。

[4]隋代以來，曆朝均以刑部掌法律刑獄，與大理寺（相當於現代的最高法院）並列。唯元代隻設刑部，無大理寺。明清兩代，刑部與都察院（由前代禦史台發展而來，主掌監察、彈劾及建議，為最高監察機關）、大理寺並稱“三法司”。遇有重大案件，由三法司會審，亦稱“三司會審”。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宣布“仿行憲政”，改刑部稱法部，刑部之稱遂撤。

[5]明初官員休假很少，一年隻有3天假期，分別是春節、冬至及皇帝生辰。直到明中後期，休假製度才逐漸完善起來，一月固定休假4天，加上節假日，每年休假50天左右。但明廷仍然廢除了前朝名目眾多的探親假期，隻規定父母大喪，守孝3年。

清朝休假製度基本照搬明朝，直到後期才受西方影響，每月例假改為每周日休假1天。

[6]圓覺寺：遺址在今北京朝陽區十八裏店鄉老君堂村，為大宦官金英修建。金英得寵於明仁宗、明宣宗、明英宗三朝，其人信佛，自稱是“奉佛弟子”。明英宗正統元年（1436年）二月，金英以報答前朝皇帝恩寵為名，用所獲賞賜的金幣以及募捐所得，在賜地武基莊田建造了一座佛寺。佛寺頗具規模：中有如來殿，左為觀音殿，右地藏殿，前天王殿，後圓覺殿。廊廡繪有五百羅漢像。此外還有鐘鼓樓、禪堂、齋堂、僧房，外有山門、金剛具像等。正統二年（1437年）八月建成後，金英又將皇帝所賜田土、樹株布施給寺廟，作為齋糧，並延請名師住持，率領僧眾朝夕諷誦經文，祝福太宗（即明成祖朱棣）、仁宗、宣宗永逍遙於極樂，及當今皇上英宗萬歲聖壽。明英宗十分高興，欽賜寺名圓覺禪寺。

[7]錢塘：今浙江杭州。於謙於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四月二十七日午時出生於杭州錢塘太平裏（今浙江杭州祠堂巷）。同年閏五月初十，明太祖朱元璋逝世。同月十六日，皇太孫朱允炆即皇帝位，為明王朝第二代皇帝，史稱建文皇帝。

[8]陸贄：字敬輿，吳郡嘉興（今浙江嘉興）人，唐德宗朝傑出的政治家、文學家、政論家，大曆八年（773年）進士，中博學宏辭科。後官至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宰相）。陸贄工詩文，尤長於製誥政論，多用排偶，條理精密，文筆流暢，以深摯的情感和雄暢的辭辯見長，史稱“有唐以來，未曾有之”。建中四年（783年），朱泚叛亂，陸贄隨唐德宗奔奉天，起草了著名的《奉天改元大赦製》。文中以痛切之辭，直書君過，文筆犀利，情感激烈。詔書下達之日，雖武夫悍卒，讀之無不揮涕感動，感染力由此可見一斑。連起兵叛唐的節度使王武俊、田悅、李納讀到詔書後，都主動去除了王號，上表謝罪。

[9]樂安：今山東廣饒東北。漢王朱高煦封地。

[10]顧佐：字禮卿，太康（今河南）人。建文帝二年（1400年）進士。授莊浪知縣。端午節時，守將集合官僚校尉，因顧佐是文士，便故意為難他。顧佐取弓箭一發中的，守將拜服。永樂年間入京任禦史，為官剛正，被人比作北宋的包拯。因剛直不撓，得罪權貴極多，宣德年間多次被彈劾，但因深得皇帝信任，又有大學士楊士奇等人力保，故每次都能洗刷冤屈。顧佐入內廷辦公，獨處一間小夾室，不是議政不與官員們群坐，由是得綽號“顧獨坐”。

[11]明代地方行政分為省、府、縣、裏四級，在省一級設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分別統管行政、軍事、刑名，直接對中央各部負責，互不統屬，互相製約。但中央為了加強對各省的控製，經常臨時派出中央官員了解、處理地方事務，協調軍政事宜，此即為巡撫製度——“巡撫之名，起於懿文太子（即明太祖朱元璋長子朱標）巡撫陝西。永樂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朱棣遣尚書蹇義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安撫軍民。以後不拘尚書、侍郎、都禦史、少卿等官，事畢複命，即或停遣”。明宣宗初年，熊概、葉春等人出巡江南，“南畿（明代除省之外，又有兩個相當於省區的地方：南直隸（或稱南畿，以南京為中心）和北直隸（或稱北畿，以北京為中心）、浙江設巡撫自此始”。由於明宣宗朱瞻基發展完善了巡撫製度，曾大量增設各部侍郎充任各地巡撫。於謙曾以山西道監察禦史身份巡按山西各地，不畏權貴，為許多案子平反昭雪，聲名很高。明宣宗正式設立巡撫後，親自書寫於謙名字交給吏部，於謙因此越級升遷任兵部左侍郎，巡撫河南、山西等地，但巡撫是其本職，兵部侍郎隻是掛名。明英宗朱祁鎮即位後，於謙依舊負責按察各地，正統十三年（1448年）升遷為兵部右侍郎，享受二品俸祿，這“兵部右侍郎”才是正式兵部官職。

[12]尚義倉就是開明地主捐資輸穀的貯藏處所。平準倉就是豐年賤價買進，遇到凶年照昔日賤價平糶的倉庫。倉前立碑勒名，書明某人捐資若幹、某人輸粟若幹。捐二百金以上的給予冠帶，賤價平糶過千百石的建坊給匾，予以旌表，並免捐資輸粟的一家各色差徭冗役，同時教人民口碑傳誦，表示獎勵。

[13]明代工部（六部之一）下設街道廳，負責北京街道設施維修養護事宜，包括日常清潔、保護公共設施等。同時又設街道房，專管京城坊巷街道，也負責平日的街道灑掃、春日通溝等瑣碎事務，但直接隸屬於錦衣衛。

[14]裱褙胡同：今稱東、西裱褙胡同，位於今北京崇文門內北京日報社東，於謙故居（今北京東城區西裱褙胡同23號）即在此處，今猶存，已列為北京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15]提刑按察使司：明代設立在省一級的司法部門，主管一省的刑名、訴訟事務，但審理權限僅僅限於徒刑以下（包括徒刑）的案件，徒刑以上的案件必須報到刑部審理。同時也是中央監察機關都察院在地方的分支機構，對地方官員行使監察權。主管為提刑按察使或稱為按察使，簡稱臬台、臬司，與承宣布政使並為一省最高長官。

[16]漢代有博士祭酒為博士之首。西晉改設國子祭酒，隋唐以後稱國子監祭酒，為國子監（隋朝以後的中央官學，為中國古代教育體係中的最高學府）的主管官。清末始廢。後亦以泛稱文壇﹑藝壇或學術界﹑文化界的首腦人物。

[17]北京因是都城，地方級行政機構不同於其他，設有順天府、五城兵馬指揮司及五城巡城禦史（始於明英宗正統朝）。順天府下轄四州二十三縣（轄區大於今北京地區），其中宛平和大興兩縣為京縣（即在北京城區）。宛平縣署位於北安門外以西積慶坊（今北京平安大街什刹海以西）。大興縣署位於安定門南教忠坊（今東城大興胡同）。除此之外，北京城又被按地理位置分為五個城區，分受五城兵馬指揮司統轄，包括中兵馬指揮司（官署名不帶“城”字，位於仁壽坊，今大佛寺街中段）、東城兵馬指揮司（位於思城坊，今東四北三條胡同）、南城兵馬指揮司（位於宣南坊，今西城區兵馬司後街）、西城兵馬指揮司（位於鹹宜坊，今西四南大街兵馬司胡同，胡同即因此得名）、北城兵馬指揮司（位於昭回靖恭坊，今交道口南大街兵馬司胡同）。五城巡城禦史則屬於都察院監察禦史外放小差，負責巡視各城區，維護治安。

[18]瓊州：今海南。

[19]彝倫堂：原為元代崇文閣舊址，明永樂時重建，改今名。彝倫，意為大地入之常道。皇帝來國子監講學時在這裏設座。清乾隆修建辟雍後，彝倫堂改為國子監的藏書處所。

[20]安福：今江西安福，位於宜春市東南。

[21]明製，殿試一甲進士（一甲即前三名，號“三鼎甲”，第一名稱狀元，第二名稱榜眼，第三名稱探花）直接授翰林院官職，二三甲進士還可以參加翰林院的考試，即“館選”，標準是文學優等及擅長書法，取中者被稱為“庶吉士”。庶吉士在翰林院學習三年後，成績優者留翰林院，不得留者，則為科道官、六部主事，或出為州、縣官。

[22]古人認為天帝居住的天宮有一萬間，皇帝身為天子，不能超越天帝，故少半間。

[23]奉天殿：即民間俗稱的金鑾殿，是中國現存最大的木結構大殿。明永樂年間建成時稱奉天殿。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改稱皇極殿，清順治二年（1645年）改太和殿。建成後屢遭焚毀，多次重建，今殿為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重建後的形製。

[24]華蓋殿：是皇帝去奉天殿大典之前休息的地方，並接受執事官員朝拜的地方。凡遇皇帝親祭，如祭天壇、地壇，皇帝於前一日在華蓋殿閱視祝文，祭先農壇舉行親耕儀式前，還要在此查驗種子和農具。皇太後上徽號，皇帝在此閱視奏書。玉牒告成，恭進華蓋殿呈禦覽，同時要舉行隆重的存放儀式。明初稱華蓋殿，嘉靖時遭遇火災，重修後改稱中極殿，現天花內構件上仍遺留有明代“中極殿”墨跡。清順治元年（1644年），清皇室入主紫禁城，第二年改中極殿為中和殿。“中和”二字取自《禮記·中庸》：“中也者，天下之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道也。”三大殿中唯有這間房子可供皇帝一人靜靜地思考。

[25]謹身殿：屬於殿宇式建築。初名謹身殿，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改稱建極殿，清順治二年（1645年）始名保和殿。“保和”出自《易經》：“誌不外馳，恬神守誌。”意思是神誌得專一，保持宇內和諧，才能福壽安樂，天下太平。今保和殿有“皇建有極”匾，為清乾隆皇帝禦筆，典出《洪範》“皇建其有極”。

[26]餘杭：今浙江杭州。涿郡：今北京。

[27]盡管當時反對遷都北京的人不在少數，但從長遠來看，遷都北京確實有力地解決了北部邊防的問題。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不僅因為北京是他的“龍興之地”，這其中，還有更深層的意義，即引人矚目的“天子守邊”現象。曆史上王朝建都，一般都選中間位置，是“天子居中，諸侯守邊”。但曆史事實證明：如果守邊的諸侯、邊將兵力薄弱，則邊患不已；反之，兵多權重又會威脅朝廷，唐朝安祿山謀反便是最典型的例子。而到了明朝，邊患主要來自北方蒙古，明朝廷必須在北部邊防屯駐重兵，以防止蒙古騎兵南下。明太祖朱元璋為了避免重蹈邊將擁兵自重的曆史覆轍，大肆屠殺功臣，將北部邊防的立足點放在了諸親王身上，實行以藩王禦邊的政策。朱元璋對自己的設計非常滿意，因而才對孫子朱允炆得意地說：“朕以禦虜付諸王，可令邊塵不動，貽汝以安。”他認為這樣便不會對皇權造成任何威脅。燕王朱棣手中兵權最重，且為明軍精銳。正是依靠這樣的軍事實力，朱棣通過“靖難之役”打到南京，奪取了帝位。至此，顯然朱元璋那一套兒子守邊的辦法也不可靠，朱棣必須想出新的辦法。既要安邊，又不能兵權旁落，於是朱棣做出大膽舉動，把國都定在他曾經的封地──北京，這樣，邊防的軍政大權就都握在了他自己手裏，大大減少了邊鎮將帥割據稱雄的可能。而真正的積極之處在於：天子守邊，如果能居安思危，以身守塞，則天下安寧。“天子守邊”這一格局對整個中原的生產和經濟產生了重大影響，尤其對促進江南地區的經濟繁榮有著極為重大的意義。大後方長期的安寧，直接促使了江南手工業的發達，江南地區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

[28]諒闇（liàng ān）：帝王居喪。

[29]金瓜：古代衛士所執的一種兵仗。棒端呈瓜形，銅製，金色。

[30]血竭：中藥名，為棕櫚科植物麒麟竭果實滲出的樹脂經加工製成。據《本草綱目》：“木之脂液，如人之膏血，其味甘鹹而走血，蓋手、足厥陰藥也。肝與心包皆主血故爾。”具有活血定痛、化瘀止血、生肌斂瘡的功效。用於跌打損傷，心腹瘀痛，外傷出血，瘡瘍不斂。明代時之所以珍貴無比，難得一見，是因為原材料隻生長於印度尼西亞爪哇、蘇門答臘、婆羅洲等處，屬於舶來品。

[31]光祿寺卿：官名。南朝梁置光祿卿，北齊稱光祿寺卿，後代沿之。主要掌宮廷飲膳及祭獻食品。

[32]十二監包括司禮監、內宮監、禦用監、司設監、禦馬監、神宮監、尚膳監、尚寶監、印綬監、直殿監、尚衣監、都知監。其中最重要的是司禮監，不僅總管內廷宦官事務，還兼領其他重要官職，如東廠提督、南京守備等。明中後期實行的票擬製度更是使司禮監多了一項職權——批答奏章，傳宣諭旨，宦官幹政便由此開始。內宮監掌管各類工程事務，負責營造宮室、陵墓以及禦前所用銅、錫、木、鐵之器等。禦用監掌管、采辦皇帝所用的器物，如圍屏、床榻、桌櫃等。司設監掌管鹵簿、儀仗、圍蟆、帳幔、簾席、雨具等。禦馬監主管內府馬政。神宮監掌管太廟及各廟的灑掃、香燈等。尚膳監掌管禦膳、宮內食用和筵宴等。尚寶監掌管寶璽、敕符、將軍印信等。印綬監掌管古今通集庫以及鐵券、誥敕、貼黃、印信、圖書、勘合、符驗、信符等。直殿監掌管各殿及廊廡灑掃之事。尚衣監掌管皇帝的冠冕、袍服、靴襪等。都知監起初負責各監行移、關知、勘合等事，後來專門跟隨皇帝，負責導引清道。

[33]宦官四司分別為：1. 惜薪司，掌管宮中所用柴炭和二十四衙門、山陵等處內臣柴炭等；2.鐘鼓司，掌管皇帝上朝時鳴鐘擊鼓以及演出內樂、傳奇、過錦、打稻等雜戲；3. 寶鈔司，掌管造辦粗細草紙；4. 混堂司，掌管沐浴之事。

[34]宦官八局為：1. 兵仗局，主要掌造刀槍、劍戟、鞭斧、盔甲、弓矢等各類兵器，宮中禦用鐵鎖、錘鉗、針剪以及鐘、鼓、鐃、鈸等法器的製造，也歸該局負責；2.銀作局，負責打造金銀器飾；3. 浣衣局，負責清洗宮中衣被等，多由年老及有罪退廢的宮人充任，該局是二十四衙門中唯一不在皇宮中的宦官機構；4.巾帽局，掌管宮中內使帽靴、駙馬冠靴及藩王之國諸旗尉帽靴；5. 針工局，掌造宮中衣服；6. 內織染局，職掌染造禦用及宮內應用緞匹絹帛之事；7.酒醋麵局，掌管宮內酒、醋、糖、醬、麵、豆等物，供禦前宮眷及各衙門內官之用；8.司苑局，掌管宮中各處蔬菜瓜果及種藝之事。除宦官二十四衙門外，宮女們也有衙門，共五個局：尚宮局、尚儀局、尚食局、尚寢局、尚功局。每個局又分為四個司，規模也不小。

[35]暹羅：今泰國。有名貓叫暹羅貓，就是因為原產於泰國。又，明宣宗朱瞻基極愛貓，有不少關於貓的繪畫作品傳世，曾作《花下狸奴圖》《五狸奴圖》《壺中富貴圖》等。同時期著名宮廷畫家商喜亦有《戲貓圖》傳世。

[36]鄭和原本姓馬，馬氏世代為元雲南重臣，與蒙古諸王、大理段氏共掌雲南軍政，事詳見同係列小說《孔雀膽》。大明平雲南後，鄭和被俘，閹割後送入明宮為奴，後又被明太祖朱元璋賜給第四子朱棣。

[37]蔚（yù）州：今河北蔚縣。位於河北省西北部，東臨北京，南接保定，西倚山西大同，北枕張家口。

[38]明初在京師和各軍馭要害之處設立衛、所（所為衛下級機構），所作為基本的駐兵單位。衛、所來源於元代而又有所發展，兼有世兵製和府兵製的性質。士兵皆有軍籍，父子相繼為兵，平時駐防或屯田，遇有戰事，朝廷命將，領兵征戰。戰爭結束，將還帥印，兵歸衛、所。每府設一所，數府或要衝之地設一衛，每衛設指揮使、副職稱指揮同知，統轄士兵5600人。衛之下有千戶所，轄士兵1120人，長官有千戶長、副千戶長。千戶之下有百戶所，有士兵112人，長官為百戶長。百戶之下有總旗2人，小旗不等。衛、所軍官多世襲。京畿附近立26衛，為天子親軍，叫作上直衛。每省設一都司，長官稱都指揮使、副職稱部指揮同知，統轄省內衛、所。各都司統由中央的五軍都督府管轄。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國定都司為17，行都司3，留守司l，內外衛329，千戶所65。明成祖後增都司為21，留守司2，內外衛493，千戶所359，兵額總數（包括屯田軍）達270餘萬人。至於其具體的分布，則是朝廷根據全國各地的戰略位置、防禦需要來設置，有的一府數衛，有的數府一衛，有的則一府、一州一個千戶所而已。明代實行世兵製，衛所兵士皆由“軍籍”家庭世代充任，衛以下軍官也都世襲。這些衛所平時同時受一省軍事長官都指揮使司和中央軍事機構五軍都督府節製，戰時則聽命於朝廷委派的臨時將領。戰罷仍歸衛所。這固然避免了武人擁兵自雄的現象，但也造成了將不熟兵，兵不習將的弊端，導致軍隊戰鬥力不高。

[39]通政司：官署名。全稱通政使司。明朝洪武十年（1377年）設置，秘書機構，掌內外章奏封駁及臣民進言申訴諸事，受其事移送各職能部門辦理，有重大事項則請旨裁決，是皇帝的文書總收發機關。長官為通政使。

[40]明初稱左順門，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九月改名會極門，清順治二年（1645年）五月改名協和門。

[41]明宣宗朱瞻基就是曆史上著名的“蟋蟀天子”。他自小就喜歡鬥蟋蟀（又稱促織），即位之後，他覺得北京的蟋蟀不好，曾經讓各地采辦上等蟋蟀來京。地方官員為了取悅朱瞻基，都變本加厲地下達任務，一度給百姓造成了很大的負擔，弄得雞犬不寧。據說蘇州的蟋蟀特別好，朱瞻基特意命蘇州知府況鐘協助太監采辦了一千隻蟋蟀。當時有歌謠雲：“促織瞿瞿叫，宣宗皇帝要。”當地一個小吏用一匹馬換了一隻好蟋蟀，準備獻給皇帝，不料妻妾好奇觀看，一不小心蟋蟀跑了。妻妾知道闖了大禍，均上吊自殺。小吏為了一隻蟋蟀，弄得家破人亡，也上吊自殺了。蒲鬆齡《聊齋誌異》中的《促織》即是根據這個小吏的故事改編的。又，作為太平太子，朱瞻基很會享受，除了鬥蟋蟀外，他還喜歡動植物，喜歡美食，尤其愛吃朝鮮菜。出於這一個人目的，朱瞻基大力發展跟朝鮮的關係，還寫信給李朝國王，索要女廚師，因為他特別喜歡朝鮮女廚師做的朝鮮風味的豆腐。又，按照野史說法，明成祖朱棣生母碽妃本是高麗人，原是元朝宮人，後來被朱元璋收納，之後還被封為妃子。碽妃生朱棣後，馬皇後養為己子，將碽妃賜死。碽妃身世難以考證，朱棣是否具有高麗血統也不能確定，不過朱棣當上皇帝後確實偏愛朝鮮（當時高麗王朝已被李氏朝鮮取代）美女和朝鮮食物，數次要求朝鮮進獻美女和擅長製作朝鮮菜肴的廚子。

[42]安南：今越南，又稱交阯。

[43]永樂時期，明軍兵鋒極健，安南雖懾於大明軍威而重新歸附，但由於曆史淵源，民心並不真正向明。之後，大明與安南之間幾乎沒有斷過兵燹，戰爭綿延長達三十年之久，極大地牽製了明朝的軍事力量，巨大的軍費開支也成為明廷的沉重負擔。到了明宣宗朱瞻基即位時，安南問題日趨嚴重，明軍不斷在安南遭到敗績。在這種情況下，朱瞻基最終決定放棄安南，撤銷交阯布政使司，承認安南獨立，徹底扔掉了這個曆史包袱，每年省出軍費上億兩。此舉在當時曾引起巨大爭議，反對者不在少數。但實為高瞻遠矚之舉，非但可以休兵養民，節省大批人力財力，減輕明廷的負擔，還可以令明軍全力應付最大的威脅——北方的蒙古。

[44]明仁宗正當壯年，“無疾驟崩”，內中必有緣由，但《明仁宗實錄》《明史》等官方記錄隻字不載其死因，故引發多方猜測。據明人祝允明（即祝枝山）《野記》記載：洪熙元年（1425年）四月初七，是明仁宗皇後張氏生日，按照慣例，嬪妃、命婦等都入宮為皇後祝壽。明仁宗貴妃郭氏為明初勳臣武定侯郭英孫女，生有三位皇子，很得仁宗寵愛。她恃寵而驕，對張皇後也不如何恭敬。張皇後生日當天，郭貴妃忽然一改前態，上前敬酒。張皇後卻不肯接酒，場麵甚為尷尬。老好人仁宗皇帝遂出麵圓轉，主動接過郭貴妃的敬酒飲下。郭貴妃大驚失色，卻是阻止不及。一個多月後，明仁宗身感不適，於五月十二日驟然病逝，郭妃也自剄而亡。而據官方正史《明宣宗實錄》記載：仁宗死後，有五妃殉葬。郭貴妃曾生育三位皇子，依例不在殉葬之列，但她居然也被列為從葬亡妃。雖然官方文獻說郭氏是“銜上恩，自裁以從天上”，但其諸子尚幼，不大可能自殺，似是從側麵證實了《野記》的說法。

[45]陰症：中醫診斷學名詞。凡症候之在裏，屬寒、屬虛者，均屬陰症。如：身寒喜溫，麵色蒼白，轉側艱難，臥時蜷縮，倦怠乏力，萎靡不振，舌質色淡而胖嫩，舌苔潤滑，靜而少言，語聲低微，呼吸怯弱，食減難消，口中無味，不煩不渴，腹痛喜按，大便溏薄，小便清長或短少，脈象沉微、細澀、遲弱無力等。據明人所著《病逸漫記》：“仁宗皇帝駕崩甚速，疑為雷震，又疑宮人欲毒張後，誤中上。予嘗遇雷太監，質之，雲皆不然，蓋陰症也。”又據《明史·羅汝敬傳》：“宣宗初，（羅汝敬）上書大學士楊士奇說：‘先皇帝（仁宗）嗣統未及期月，奄棄群臣，揆厥所由，皆險壬小夫獻金石之方以致疾也。’”古時治療陰症並無良藥，使一些奸佞之徒有機可乘。這類藥方明成祖朱棣晚年也服用過，大多為猛烈之藥，服後容易興奮，也容易暴怒。

[46]明仁宗駕崩後，消息很快走漏。明仁宗親弟漢王朱高煦就藩山東樂安（今山東廣饒東北），但在京師安插了眾多耳目，得到消息後，立即派出精騎截殺遠在南京的太子朱瞻基，阻止其返京繼位。然自山東出發的騎兵，竟未能追上從南京出發的太子，朱瞻基已從南京馳到良鄉（今北京西南20公裏良鄉鎮，是北京的西南門戶，因“人物俱良”而得名），在那裏接受了繼位遺詔，隨即入京主持舉哀發喪，在明仁宗靈前即位。再反過來看太子朱瞻基的行程。當年四月十四日，朱瞻基離開北京，前往鳳陽（明太祖朱元璋故鄉）祭祖，而後赴南京。朱瞻基出發後，明仁宗出京至昌平祭長陵（明成祖朱棣和皇後徐氏的合葬墓，為明十三陵之首），顯然身體無恙。五月十二日，仁宗忽然重病，急命宦官海濤攜帶詔書馳赴南京，召還皇太子。當時南北兩京相距兩千裏，而朱瞻基在六月三日便與海濤一道趕回了北京。從海濤角度來看，他來回隻用了二十天，二十天奔馳四千裏，這在當時條件下是不可能完成的事。再從太子朱瞻基的角度來看，他離京是為了到鳳陽祭祖，按日程安排來看，他最快六月中旬才能到達南京，然而他竟在六月三日便趕回了北京，以當時通信及交通條件來看，這是不可能發生的事，除非他早猜到京師要出大事，預先做了準備。漢王朱高煦封地居於南北兩京中段，以他消息之快及路程之短，所派截殺精騎竟連太子朱瞻基的影子都未追上，似乎也說明了問題。

[47]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後，南京降為陪都，用北京控製北方邊防，用南京控製南方財賦。南京同樣設立一套政府機構，但諸司印信全都移至北京。南京宮殿雖然有皇族和大臣駐守，但卻漸趨衰敗。正統十四年（1449年）夏六月，天降雷雨，謹身殿、華蓋殿等被雷電擊中起火燒毀。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五月，南京刮颶風，太廟的樹被連根拔起，太廟大祀殿和皇城各門獸吻被毀。嘉靖元年（1522年）七月，南京下暴雨，江水泛濫，整個南京城及皇城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壞。公元1644年，當李自成攻陷北京、南明不得不在陪都南京建立小朝延時，南京皇宮已經相當破敗，三大殿蕩然無存，福王朱由崧隻能在武英殿登基。清朝平定江南後，將明皇宮改為八旗兵駐防城，各處建築遭到很大破壞。太平天國期間，明皇宮又經受了一次較大的破壞。此時，除了地下埋藏的石構件尚保存完好以外，地上隻剩下一堆殘垣碎瓦，成為蛇鼠出沒的廢墟。

[48]承天門：今天安門，為著名工匠蒯祥設計。從某種程度上說，承天門是至高皇權的象征，其名字來源於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首創的聖旨開頭語：“奉天承運。”表明其一切行動都是奉天而行，朱氏皇朝是承方興之運。影視劇中經常看到這一幕，皇帝派人頒布聖旨時，開頭總是說：“奉天承運，皇帝詔曰。”這一套實際上是起自朱元璋。承天門還是明廷聖旨出宮的地方，頒布聖旨時，要將聖旨裝在盒子裏，盒子用繩子吊著，從承天門慢慢放下去，下麵有人跪著接住盒子，表示“承天”的意思。

[49]廷杖行杖情形，錢穆在其所著的《國史大綱》提到：“（廷杖）其殘酷無理，殆為有史以來所未見。《魏叔子集》載廷杖事，言每廷杖，必遣大璫監視，眾官朱衣陪列，左中使，右錦衣衛，各三十員，下列旗校百人，皆衣襞衣，執木棍。宣讀畢，一人持麻布兜，自肩脊下束之，左右不得動。一人縛其兩足，四麵牽曳，唯露股受杖，頭麵觸地，地塵滿口中，受杖者多死。不死，必去腐肉鬥許，醫治數月乃愈。而監杖用內官，行杖用衛卒，遂使士大夫懸命其手。”

[50]明代製度，召外藩親王入京，必須有內府的金牌和符信，隻有皇帝或太後聖旨，才可取出。

[51]麓川也稱猛卯，是傣族先民在雲貴高原西部建立的古代王國。明軍占領雲南後，麓川主思倫法與明通好，明廷冊封思倫法為麓川平緬宣慰使司世襲宣慰使，麓川遂成為明朝屬國。到了思任發一代，起初尚能與明朝相安無事，後兼並各部，勢力漸盛。明英宗正統二年（1437年）據地擁眾反明，次年攻占南甸、騰衝，曾擊敗明黔國公沐晟等軍，沐晟（明太祖朱元璋義子沐英次子，女為明成祖第三子朱高燧正妃）因此而畏罪自殺。正統六年（1441年），在兵部尚書王驥、定西伯蔣貴等重兵鎮壓下，勢漸不振。正統八年（1443年），敗走緬甸，明軍再興師征討，務求除之。正統十年（1445年）十二月，緬甸宣慰使卜刺浪馬哈省將思任發活捉，獻於明朝，思任發中途絕食而死。對麓川用兵為正統一朝的重大軍事失誤，完全是宦官王振好大喜功所為，征伐麓川的明軍70%都死在了雲南，包括方政、沐晟等著名良將。

[52]建安：今福建建甌。

[53]石首：今湖北石首。

[54]吉水：今江西吉水。

[55]河州：今甘肅蘭州一帶。

[56]朱棣大軍占領南京時，解縉的身份還是建文朝的大學士。之前他已與另一位大學士胡廣（建文二年庚辰科狀元，該科廷試王艮本是第一，但因貌醜，不得不屈居第二，胡廣則因相貌端正替代王艮成為狀元）約定：城破便一起自殺殉國。然死到臨頭時，解縉又不舍得，於是派仆人去查看胡廣是否已經自殺。仆人到胡府時，胡廣正要將頭套進繩圈中上吊自殺，忽轉頭問家人道：“那幾口豬今日喂了嗎？”仆人回報後，解縉笑道：“連豬都放不下，哪會放得下自己？”於是放棄自殺，後與胡廣一道降燕，擁朱棣為帝。解縉後來為朱棣器重，去探訪駙馬李讓（娶朱棣女永平公主），恰巧李讓不在家。永平公主久聞解學士大名，想一睹風采，便隔簾叫人留解縉用茶。解縉索筆題詩道：“錦衣公子未還家，紅粉佳人叫賜茶。內院深沉人不見，隔簾閑卻一團花。”永平公主大怒，奏報父皇朱棣。朱棣笑道：“此等風流學士，見他怪做什麼？”就此作罷。

[57]泰和：今屬江西。

[58]非刑部，六科之一，負責處理刑事案件。

[59]明人黃宗羲在《明儒學案》中詳細記載了這件當時轟動一時的大案：“振有老仆者，山西人也，泣於下，振怪問之，曰：‘聞薛夫子（指薛瑄）將刑，故泣耳。’振問：‘若何以知有薛夫子？’曰：‘鄉人也。’具言其平生狀。振惘然，立傳旨戍邊，尋放還家。”直到王振死後，薛瑄才重新被起複，後來一直做到禮部侍郎，並一度以翰林學士入閣。

[60]碧雲庵：今北京香山碧雲寺，始建於元至順二年（1331年），相傳為耶律楚材後裔耶律阿勒彌舍宅開山而建。明正德年間，禦馬監太監於經曾在寺後營建生壙，對庵寺進行擴建，並改碧雲庵為碧雲寺。天啟年間，大宦官魏忠賢亦在此營建生壙，並重修碧雲寺。但於、魏二人均獲罪而死，未能葬於此地。至清乾隆年間，又對碧雲寺進行大規模增建。1925年，孫中山先生在北京，靈柩曾暫時停放在碧雲寺後殿，此殿後因此而改名為中山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