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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經》隨談《道德經》隨談
陳大明、宋丹丹、李曉英

第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為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老子在上一章中為我們提出“道”的概念,以及認識道的方法,也就是“有”和“無”作為道的一體兩麵之間的辯證統一關係。所謂的“道”,就是構成世界的實體,創造宇宙的動力,促使萬物運動的規律和人類行為的準則。所以要想明白這個不可見的“道”,隻有在用上去體會,由此在,老子便推出美與善的道理,加以闡發。

美與醜、善與不善,本來是不相幹的。但在本章開篇老子便告訴我們:“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這句話講的是正反相生的辯證關係,但同時也為我們傳遞出三層含義:第一層含義,美和醜、善和不善互相對立,知道什麼是美的,也就知道了什麼是醜的;知道了什麼是善的,也就知道了什麼是不善的。第二層含義,美和醜、善和不善相互襯托,有美方顯出醜,有善方顯出不善。由此較為普遍的解釋是天下都知道美為什麼美,那就醜了;都知道善為什麼善,那就不善了。王夫之(明末清初)的解釋是天下萬物,兩端生於一致,有了美就必有醜,有了善就必有不善。範應元(南宋)的解釋是,把美和善誇耀得天下皆知,那麼,醜和不善一定就會緊跟著來了。當代享譽國際的道家文化學者陳鼓應先生的解釋是天下都知道美之所以為美,醜的觀念就產生了;都知道善之所以為善,不善的觀念也就產生了。以上解釋都非常有意思。其實,深入分析,還有第三層含義,就是美與醜、善與不善不僅相互對立、相互襯托,它們還會相互轉化,即美會轉化為醜,善會轉變為不善:如果大家都以一種善的形式為善,那麼這種跟風和做作的禮節,恰恰是不善。比如說自發地孝順父母、幫助別人、從事慈善,這都是值得稱頌的行為;如果把這些好的行為附加上求得回報、獲取名聲的手段,那就是偽善的行為。

另外,咱們每一個人的狀況都各不相同,如果大家對一種美的形式趨之若鶩,不結合自身的條件,盲目地模仿別人,結果一定會適得其反,反倒失去了美,像東施效顰、邯鄲學步都是對“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的生動描述。

老子通過這句話告訴我們如果跟風、從眾、有功利心,那麼一定是求美而顯惡,趨善而成不善。在這裏,老子批評了世俗的風尚和淺薄的習俗,同時也倡導了一種價值判斷:雖然美而不自以為美,雖然善而不標榜善。可見,老子追求的是自然的美、多元的美,反對千篇一律的美;老子追求自然的善、多樣的善,抨擊刻板僵化虛偽的善。

老子有不少名句,言辭簡約但意義深刻,所以接下來,老子就進一步展現他相反相成的論述:“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

這24個字,包含了現象界的種種。最關鍵的是這些現象都在自然循環往複的規律中相互對立統一,又互為因果。我們以難易為例,難和易各自沒有確定的標準,完全視具體情況而定。就概念而言,難的概念是相對於易的概念而言的,沒有難也就沒有所謂易,沒有易也就沒有所謂難,可謂正反相生。在空間方麵,像長短、高下、前後這些概念也是相比較而存在的,有長就有短,有高才有下,有前才有後。而“音聲相和”,漢代鄭玄為《禮記·樂記》作注時說,合奏發出的叫作“音”,單一發出的叫作“聲”,所以“和”蘊含著一種和而不同的觀點,體現著相對事物之間的和諧共處。而“有無相生”,從具體事實來看,已有的事物可以逐漸消失,這是從有到無;沒有的事物可以演變產生,這是從無到有。從概念來說,“有”和“無”也是相對而言的,有了“無”就有了“有”,沒有“有”就沒有“無”,兩者相互依存共生。

這一連串的相反相成的聯句,其實也就說清楚了“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為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的道理。這段話,是老子對自己無為思想的鄭重概括。無為,是不妄為不強為,是順其自然而為,順其事理而動,順其本性而行。為什麼“無為”,因為自然在“為”;為什麼“不言”,因為自然在“言”。所以,有道的人以無為的態度來處理世事,實行“不言”的教導,萬物興起而不加幹涉,生養萬物而不據為己有,萬物成長順遂而不把持主宰,萬事成功而不居功自傲。正因為不居功自傲,所以他的功績不會泯滅。這也實為強調一種沉穩和謙遜的態度。

在老子看來,人不能久居功勞簿的,如果一味居守昨日之功,則功勞也會變為罪過。人類社會爭端的根源就在於人人擴張一己的占有欲,因而老子極力闡揚“有而不居”的精神。曆史上我們常見許多帝王將相因為欲望膨脹、因為爭功勞地位而相互殺戮。生活中我們積極進取固然沒錯,但很多人會固守過去的成就,不肯俯首屈就,不能保持平和從容的心態而剛愎自用,這些都是居功不退而帶來的傷害,不懂得無為之教而導致的失敗。因此,老子強調,人遲早要“退”出事功的世界,就看你會不會退出、如何退出。聖人退出事功的方法和原則就是“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就是順其自然,行功成身退之舉。人生在世,建功立業、功成名就固然很難,但做到深藏功名更難,進也難,退也難。所以在這樣一個危機四伏、進退兩難的狀態中,道家思想根本不像我們平常想象的那樣逍遙自在、縹緲玄幻,而是充滿一種深刻的憂患意識,潛藏著獨到的自我修煉功夫。這種功夫就體現在不執拗,不自私,不占有,知足常樂,釋然超脫。

在這一章中,首次出現了“聖人”一詞。老子所謂的“聖人”是一種理想人物的投射。聖人和我們常說的眾人並不是一種階級性的劃分,聖人隻是在自覺的活動中比眾人先走一步,世間萬物各呈己態,聖人僅僅是從一旁輔助,任憑各自的生命展開其豐富的內涵。關於聖人的定義,曾有這樣一段論述:儒家的聖人是典範化的道德人;道家的“聖人”則體任自然、拓展內在的生命世界,以虛靜、不爭為理想生活,鄙棄名教,揚棄一切影響身心自由活動的束縛。所以當我們讓出、退出自己的事功時,我們就自由了,就不為“名”“利”所束縛,也就是通常百姓所說,人都是赤條條來赤條條去,生不帶來死不帶去,擺脫了名利功利,人才能真正進入自由狀態。因而,“自由”可理解為道家的最高境界。

本章老子通過經驗世界中的各種對立現象之間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轉化,強調人在麵對這種轉化時的危機感、緊張感和曆史感:有無可以相生、美醜善惡可以轉化,這些是老子對人生采取的一個觀察的視角。從這個角度看待人生,老子強調要能夠“不居”,能夠“退出”,表麵上看貌似有些消極,但道理上是能講通的。世俗之人,一生是求生、求名、求利,忙忙碌碌,到頭來有可能丟失這一切;聖人則反其道而行之,順其自然,減損欲望,不恃、不有、不居則無可丟失,更接近於道的境界。

(撰稿人:宋丹丹李曉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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