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青婆生於民國初年,長於戰爭年代。具體的時間沒有人記得,應該是1930年以後,她嫁到雲上村,沒幾年,生下了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
那個年代,農村的日子並不好過,饑一頓飽一頓是常事。抗日戰爭爆發後沒幾年,阿青婆的丈夫,陳顯華的爺爺陳定為了謀生,丟下家中的妻兒,跟著同村人一起去了歐洲,從此音訊全無。
那個年代青田人出國打工,並不走正道,死在半路上的人不在少數。
阿青婆等了又等,始終沒有得到丈夫的消息,村裏人都默認他已經死了,還有人勸她趁年輕改嫁,但阿青婆始終沒有答應,獨自一人將三個孩子養大。
那是個戰爭的年代,除了應對自然災害,還要提防時不時從天而降的日軍的飛機炮彈。
1942年,日軍攻陷青田,雲上村雖然偏僻,但沒能逃過日軍的搜掠。
“我父親上了年紀之後,身體不好,常年臥病在床,常常同我講起以前的事。”
那時陳建明已有八九歲年紀,他清楚地記得日本鬼子第一次進村搜掠,母親帶著他和弟弟妹妹躲進屋後的地窖裏,年幼的妹妹忍受不了地窖的濕悶,大哭起來,引起了鬼子的察覺,
母親拚命捂住了妹妹的嘴巴不讓她出聲才逃過一劫,等鬼子走了之後才發現,因為捂得太緊,妹妹已經悶死在母親的懷裏。
當時的情形在他幼小的心裏也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直到多年以後提起來還心有餘悸,而母親因為悶死了妹妹而愧疚,精神大受打擊而病倒。
但即便病倒了,她還是得拖著病體下地幹活,掙錢來奉養公婆,照顧兩個兒子。
可以想見,在那個動蕩不安的戰爭年代,阿青婆過的是怎樣艱辛的苦日子。
後來,紅軍打跑了鬼子,解放軍渡過了長江,成立了新中國,日子一天比一天好過起來,大約是五十年代,阿青婆收到了來自西班牙的消息,原來陳定並沒有死。
“這事村裏人都知道!”李阿四說,“那年我還是個小後生,聽我娘說,村裏回來個華僑人,是阿青婆的男人,有錢呢!啊喲,不得了,穿西裝,打領帶,皮箱裏都是洋貨,後頭那座石橋,就是他捐的錢修的,橋頭碑上還有字嘞!嘿!原來那就是你阿公!”
那時雲上村的人才知道,當年雖然陳定的目的地是歐洲,可是他上錯了船,糊裏糊塗地跟同村人分開,孤身一人被帶到了南美,最後在巴西上了岸。
在巴西,他做過一段時間提包挈賣的營生。
所謂提包挈賣,是海外青田人積累資本最原始樸素的方式。
扛著一個編織袋,裝著鞋子、衣服等雜物百貨,一家一戶地敲門兜售。那時候闖天下的青田人,沒有人脈,沒有門路,隻能從最苦最累的活開始幹起。
在提包挈賣的那段日子,陳定認識了一個當地華人的女兒,很快和對方墜入愛河,締結婚姻。
在新嶽父的資助下,兩夫妻到了西班牙,開了餐館,做大生意,賺了不少錢,成了大老板,又生下了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
聽說了這個消息的阿青婆是什麼反應,已無人知,但不難想象。
陳定在雲上村住了半個月便走了,這一走就再沒回來過。
後來陳定寫信來,問阿青婆是否願意出國,阿青婆拒絕了。
她收下了陳定寄回來的錢,推倒了陳家原本的破牛棚,重新蓋了房子,便是現在的陳家老屋。
建新房子的時候,阿青婆隻給自己在一樓留了房間,東西兩側各起了二層小樓,留給兩個兒子一人一棟。新房建成,又大兒子陳建明娶了老婆,生了一兒一女,阿青婆的臉上,日日都是喜氣。
她還有兒子、孫子,村裏給她分了地,有田種,有飯吃,日子蒸蒸日上,沒了男人,不算什麼。
好景不長。
五十年代末,全國上下遭遇了大饑荒,到了六十年代初,生活變得更加艱難。
為了謀出路,陳建明帶著妻子和弟弟,搭路子出國投奔父親,也在西班牙定居,隻留下五歲的大兒子和三歲的女兒,也就是陳顯華的大哥大姐給阿青婆撫養。
阿青婆不得不又一個人承擔起撫養孫子的職責。
70年代末,兩個成年的孫子孫女也踏上了去西班牙的路。從此,老房子隻剩下阿青太一個人居住。
“一直到新房子變成老房子,然後在這房子裏孤零零地去世?阿青婆真是可憐。”劉清寧說道。
“其實,我父親也想接她到西班牙一起生活。而且他確實也這麼做了,在我十多歲的時候,奶奶來過馬德裏,還住了一年,所以,我對她有一點印象。”
在陳顯華的印象中,奶奶是一個非常古怪的老人。
她一直穿著很舊的藍布衣衫,是那種傳統的中國樣式,衣領袖口還繡著中國樣式的花紋。
她不會說普通話,更不會說西班牙語,而是講口音很重的青田方言。
那時候,陳顯華不會青田話,如聽天書一般,根本無法與奶奶交流。
阿青婆被接到馬德裏的時候已經年邁。
那時候,陳顯華的祖父已經去世,他的繼奶奶是陳家的大家長,在馬德裏,她唯一認識的隻有自己許多年未見、並不熟悉、忙於生意的兩個兒子和由自己撫養長大的兩個孫子孫女。
聽到這裏,劉清寧忍不住想起了剛到馬德裏的自己。
當初登上前往西班牙的飛機,阿青婆肯定和她前往馬德裏之前一樣,是對未來的生活抱著一種期待的,她盼望的是與從未謀麵的父親、分離多年的母親的重聚,期待的是父母疼愛的懷抱,阿青太盼望的、期待的則是母子團聚,一家團圓,從此頤養天年。
但很顯然,她們都沒能如願以償。
父母疼愛的懷抱,是屬於她的弟弟妹妹的。而一家團聚頤養天年,則是屬於那個搶走阿青婆的丈夫的女子的。
長久的分離,文化的隔閡,是她們和家人之間邁不過去的鴻溝。她們都成了這個家庭的“旁觀者”,就像西方電影裏那種死去之後留在家裏的亡魂。
這種寄人籬下的生活並不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