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在中國的教育家與翻譯家生涯（1899-1911）

第三章 初到中國（1899-1902）

1899年5月，風塵仆仆的衛禮賢以德國新教牧師和同善會傳教士身份來到了剛剛被德國強占的“保護地”——膠州灣。所謂“保護地”，其實不過就是“殖民地”的代名詞。

為擴大在遠東地區的利益，德國對位於中國沿海的天然良港覬覦已久。早在1859年，普魯士政府就看準英法聯軍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入侵中國的機會，派奧伊倫堡伯爵（Friedrich Albrecht Graf zu Eulenburg, 1815-1881）率領四艘戰艦組成東亞遠征隊，前往中國、日本和暹羅談判建立外交關係及締結條約事宜。1861年9月2日(鹹豐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在普魯士軍艦的威脅下，《中德通商條約》在天津簽訂，普魯士不費一槍一彈便獲得了在中國各開放口岸經商、停靠軍艦的特權。而遠征隊中的地理學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1833-1905）卻不甘心就此回國，在返程途經緬甸時，他脫離了大部隊，此後輾轉進入中國，前後進行了七次大規模的考察，直至1872年年底才返回德國。在1869年對華北地區的考察中，李希霍芬曾詳細考察山東的煤礦資源，並提出了修建鐵路將濰縣出產的煤炭運至沿海良港的計劃，這一考察報告對德國後來出兵山東產生了重要影響。回國後，李希霍芬在1877至1911年間發表了五卷本《中國》（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引起了德國朝野的震動，書中提出的“絲綢之路”概念更幫助學界準確認識了曆史上連接歐亞大陸的貿易通道，可謂影響深遠。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之後，德國進一步加快了入侵中國的腳步。1896年8月，德國東亞艦隊司令蒂爾匹茨上將雇用了一艘民船，化裝成商人潛入膠州灣考察，並擬訂了占領這座天然良港的計劃。1897年5月，德皇威廉二世又秘密派出河海工程專家、海軍技師弗朗鳩斯（Georg Franzius，1842-1914）對膠州地區的水文、人口、經濟情況進行了詳細考察。弗朗鳩斯同樣得出結論，認為“無論從經濟或技術角度考慮，膠州灣遠遠領先於其他任何一座值得考慮的港口”，非常適合作為德國在遠東的軍事和貿易基地。作為“中國通”的李希霍芬在了解到德國政府開辟海外殖民地的意圖後，也馬上撰文支持在膠州灣建立基地。於是如前文所說，德國在1897年11月以本國傳教士在山東巨野縣被殺為借口，迅速派遣東亞艦隊司令棣德利（Otto von Diederichs）少將率領3艘軍艦，於11月14日出兵占領了膠州灣地區，驅逐了當地的清軍。最後，剛剛在甲午戰爭中元氣大傷的清廷為避免武裝衝突，不得不同意德國的蠻橫要求，在1898年3月6日與德國簽訂了《膠澳租界條約》，而德國公使在談判中的唯一讓步僅僅是將租借期從100年減為99年。1898年4月27日，德皇正式發布《膠州保護地宣言》，將膠州灣地區宣布為德國的“保護地”。因為這一地區的核心是位於青島村前的總兵衙門，因此德國在此後頒布的法令中就將膠澳租借地的新市區正式稱為“青島”。

萬事開頭難

雖然青島在被德國占領之前就已經是一個小有規模的村鎮，但突然擁入的大批德國軍隊和冒險家卻還是遠超其接納能力，而德國人規劃的歐式建築一時還難以完工。因此，當衛禮賢滿懷希望踏上青島的土地時，很快就被這裏簡陋的生活條件所震驚——城裏的馬路上滿是泥濘，他入住的“天使”旅館隻是漁民破舊的茅草屋。衛禮賢後來在回憶錄中寫道：“對想在這裏睡個好覺的人來說，天使旅館實在是太簡陋了。當我第一天晚上踏進房間時，老鼠正在床下和紙糊的頂棚上吱吱叫個不停，磚地上則稀稀拉拉地鋪著一些稻草。盡管連房門也無法鎖上，但我還是很快就入睡了。”第二天早上，衛禮賢被尖利的雞叫聲吵醒，他赫然發現公雞就站在自己的床腳打鳴，而一群母雞則正在地上刨食。

同善會交給衛禮賢的主要任務是協助已先期到達青島的老傳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1839-1899）牧師（也作“福柏牧師”）進行工作。花之安於1839年出生在巴伐利亞北部小城科堡，19歲時考入巴門神學院攻讀神學，1862年畢業後又到巴塞爾大學、圖賓根大學、哥達大學深造。在圖賓根大學，他師從著名神學家貝克（Johann Tobias Beck，1804-1878）教授，成為造詣深厚的學者。在哥達大學，花之安則進行了植物學研究。1864年，花之安加入德國基督教傳教組織禮賢會（Rheinische Mission），隨後被派往東方傳教。1865年4月26日，花之安到達香港。1866年開始到東莞傳教，並在廣東嶺南一帶行醫、傳教十餘年，後因喉疾影響發音，他轉而潛心著書立說，想通過文字著述來傳播基督教教義。在傳教過程中，花之安采納了天主教來華先驅采用過的“利瑪竇路線”，即通過強調《聖經》與儒家思想的相通之處來宣揚福音，用儒學思想來詮釋基督教教義，從而增加中國人的認同感，使之更容易接受基督教。因與禮賢會在傳教思想上相左，花之安於1880年脫離禮賢會，開始獨立傳教，後於1885年加入剛剛成立不久的同善會，次年前往上海，為德國僑民創辦了德語禮拜團體，並擔任了基督教在華各教派聯合組成的中華教育會副會長。作為19世紀最為博學的德國漢學家之一，花之安曾出版《儒教彙纂》《中國宗教導論》《自西徂東》等著作，並於1888年獲得耶拿大學榮譽博士學位，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中國問題專家。他同時還是一位植物學家，1887年曾與美國傳教士赫斐秋（Virgil Chittenden Hart）一起深入四川峨眉山采集植物標本。他們此行中發現的一些新的植物品種就以花之安的姓氏Faber命名。此外，花之安在來到青島後還考察了當地植物，撰寫了《青島至嶗山植物概況》一書。可以說，花之安其實已成為一位有著傳教士身份的植物學家。

德國強占膠州灣後，花之安於1898年4月被同善會抽調到了青島這塊未來的“模範殖民地”，代表新教福音派在德國士兵中進行宣撫工作。當時被派駐膠州灣的德軍雖然沒有在與清軍的軍事對抗中遭受任何損失，但四處肆虐的蚊蟲和瘟疫、糟糕的居住和衛生條件都令遠涉重洋的士兵們難以招架，再加之水土不服和思鄉情緒，德軍士氣低落，情況最糟糕的時候有一大半士兵都在生病。因此，來自上帝或者說教會的精神撫慰此時就顯得格外重要了。用衛禮賢自己的話來說，他的“任務就是嗬護在殖民地的德國人的靈魂，並督建校舍”。因此，他剛與花之安會合就馬上投入了為德國官兵們主持禮拜的工作。同善會在機關刊物《傳教信息與宗教學》（Missionskunde und Religionswissenschaft）上曾專門刊發了這樣一條簡訊來介紹衛禮賢的到來：“我們的新傳教士威廉牧師愉快地抵達了此行的目的地青島，他立即著手建立一所德國學校，並在聖靈降臨節的第一個假日就為信奉新教的將士和民眾社區主持了第一次禮拜。”

簡訊中沒有提到的是，由於條件簡陋，衛禮賢在青島主持的第一次禮拜並不是在教堂中舉行，而是臨時放在了德國兵營中的跑馬場上。衛禮賢在談到他對青島的第一印象時就曾寫道：“因為缺乏色彩，照片很難說明什麼。構成遠景的是高大嶙峋的嶗山，近一點的是雜草叢生的山丘，雨水在這些山丘上侵蝕出了深深的溝壑，而在畫麵的盡頭則是有著無限美麗色彩的大海，從礁石上飛濺的白色泡沫到明亮的綠色，再過渡到深藍色；然後，人們在這裏可以欣賞到色彩如此絢麗的日落，讓人真正感到自己被父神的榮光所打動。在這些壯麗的景色麵前，人們會忘記植被其實並不茂盛，甚至微不足道。若是非要把住房拿出來說的話，那就隻有一些稍加布置和改善過的中國小屋了，都是些低矮的平房。”但衛禮賢對屬於他個人的住房倒沒有怎麼抱怨，因為即便是比他早來青島一年多的花之安此時都還要為自己的住所發愁。作為“優待”，年屆六旬的花之安在青島倒是享有獨立的住所，但那也隻不過是條件很差的茅草屋，一遇到大雨，屋內就變成了池塘，據說他在雨季時不得不撐著一把傘坐在床上，因為屋頂完全不防水。最後，他隻能把一些資料寄存在衛禮賢的閣樓上，以免它們被水衝走。衛禮賢的臨時寓所其實也好不了多少，6月底雨季剛剛到來，門前的街道就已經變成一片澤國，屋內牆上的水漬痕跡清楚地顯示出雨水已經在何處穿透了屋頂。此外，無數蒼蠅湧入了家中，它們像烏雲一樣撲向食物，以至於不勝其擾的衛禮賢在吃飯時必須戴上帽子。而蚊蟲也是驅之不盡，即便他在睡覺時關好了床上的蚊帳，但帳內蚊子的數量似乎也不比帳外少。唯一的好處是，因為蚊子醒得早，所以衛禮賢在它們的叮咬之下也隻能養成早早起床的習慣了。在這種情況下，為牧師們建房的計劃就被提上日程。這棟房子應當可以容納兩個家庭，以便讓花之安和衛禮賢兩家人都住進去。最後，他們選中了今青島膠州路上的一塊坡地，那裏位置極佳，可以眺望到遠處的嶗山和大海。此外，牧師們與殖民地總督也商討了臨時教堂的問題，最後決定將禮拜堂從跑馬場遷到工兵營的一個大棚子裏。雖然環境還是不那麼令人滿意，但那裏至少有座位可供信徒們休息。1899年12月，一個有500個座位的小教堂終於正式竣工。聖誕節時，衛禮賢親自在小教堂的落成典禮上發表了祝詞，而後由信義會（柏林福音傳教會）的沃斯卡姆夫牧師舉行了第一次布道。此後，這個小教堂也由同善會和信義會共同使用，傳教場所的問題才算最終解決了。

不過，更嚴峻的考驗還在後麵。當時駐紮在青島的德國占領軍大約有1500人，由於缺乏衛生設施和疫病流行，當1899年的雨季到來時，很多人都沒能熬過那個夏天。當時幾乎每天都有一場葬禮，在一個160人的連隊中，隻有30到40人可以正常操練，而其他人都在生病。因為斑疹傷寒在青島迅速傳播，停泊在膠州灣的德國艦隊隻得把船員全部隔離起來。而這場瘟疫也迫使德國人不得不加速對青島城市設施的現代化改建，於是，原來的青島村被整個拆掉，建起了僅供德國人居住的青島區，鋪設了至今仍被許多中國人津津樂道的寬闊的下水道，整個城市的衛生條件也隨之徹底改觀。

然而不幸的是，1899年夏末，花之安牧師在照顧染病的士兵時也感染上了痢疾，盡管統率艦隊的海因裏希親王向他派出了自己的私人醫生和一名護士，但年事已高的花之安還是很快便於9月26日去世。而衛禮賢在熬過夏天之後也與這種疾病搏鬥了兩個月，身體變得十分虛弱。10月初，醫生們認為他不適宜在這種氣候下到戶外活動，命令他在家臥床休息。最後，克蘭茨（Paul Kranz）牧師從上海趕來，他一到青島便給同善會拍去電報：“衛禮賢長期患病，立即派神學家來。”克蘭茨牧師隨即安排衛禮賢到自己在上海的家中休養了一段時間，使他得到了最好的照顧。衛禮賢原本計劃最多離開青島十天，但他到達上海後的前八天基本都在昏睡中度過，虛弱的身體迫使他在上海一直休養到了11月底。在他回到青島後，信義會的和士謙（Carl J. Voskamp）牧師一家收留了他，使他能繼續得到一位賢惠主婦的良好照顧。這使得衛禮賢更加期盼薩樂美能早日來青島與他團聚。幸運的是，衛禮賢的這個願望半年後就實現了。

花之安的去世帶來的一個直接後果是衛禮賢不得不全麵接管同善會在青島教區的大小事務。他不僅要為千裏迢迢來到殖民地的德國軍政人員及其家屬提供宗教方麵的撫慰，還要負責德國兒童的學校教育，同時還要在中國人當中傳播基督教的福音。然而，事實上衛禮賢很快就顛覆了傳播福音的任務，開啟了向中國人和中國文化學習的進程。借用一位德國當代學者的話來說就是：他在西方殖民主義時代“開辟了一條生機勃勃的逆向車道”。

深入民眾

令人欽佩的是，衛禮賢來到中國後既沒有像眾多歐洲殖民者一樣舒舒服服地躲在租界，也沒有像民族主義者一樣被優越感與偏見遮蔽住雙眼，將中國人視為落後的野蠻民族，而是很快便試圖走近尋常百姓，考察中國農民的生活，親身去了解什麼是真正的中國。當時正值義和團運動在山東興起，加之德國政府對所謂“黃禍”的渲染，在很多德國人眼中，“保護地”之外便是盜匪橫行的蠻荒之地，一旦離開“保護地”便可能遭到中國匪幫劫持。因此朋友們聽說衛禮賢的打算後都勸他不要去冒險。但衛禮賢還是出發了，出於保險起見，他第一次“遠行”的目標隻是膠州灣西麵的膠州城。

膠州原本是山東省萊州府下的一個縣，但隨著德國勢力入侵膠州灣東岸的膠澳地區，膠州縣城成為與德國駐軍比鄰的前線城鎮，一躍成為軍事要衝和海關重鎮。需要說明的是，德國雖然將整個膠州灣都納入了“保護”範圍，但地處要衝的膠州城因為並不直接臨海，所以不在“保護地”中，沒有被德國所控製。清光緒三十年（1904），山東巡撫周馥又上書清廷，認為“膠州為沿海要缺，衝繁倍於往昔，請改為直隸州以資治理”。清廷同意了周馥的建議，於是將膠州縣升級為直隸州，成為與萊州平起平坐的州府。

衛禮賢的這次旅行並不輕鬆愉快。除了中國仆人之外，衛禮賢還帶了來自信義會的兩位德國傳教士一起前往。當他們乘著小船橫渡膠州灣時，天上下起了蒙蒙細雨，因此當他們第二天早上抵達膠州灣西岸的時候，道路一片泥濘，幸好他的中國仆人找來了一頭騾子、一頭驢、一輛雙輪車和一個挑行李的苦力，旅程才得以繼續。於是，衛禮賢騎著騾子在前麵走，騎著驢子的中國仆人緊隨其後，然後是挑著行李的中國苦力，最後是載著傳教士的大車。這個場景讓衛禮賢覺得十分有趣，於是信手將它畫進了自己的筆記本中。

在衛禮賢眼中，這是一次美妙的夏日郊遊。藍天、白雲、山巒、古塔、農田、森林都讓他覺得賞心悅目。當他們經過小村莊時，孩子和老人們都會好奇地打量這支奇特的隊伍。而當他們接近在河邊洗衣的婦女和女孩時，後者則會驚慌地逃開。經過3個小時的跋涉，衛禮賢終於來到古老的膠州城下。這座巨大的城池有兩層城牆，外麵的城牆顯得古老而破敗，但裏麵卻錯落有致地分布著田園、溪流、道路、墳塋和房屋。在穿過一條滿是古老牌坊的街道和帶有甕城的內城城牆後，他們來到了繁華的內城。衛禮賢注意到許多中國人常常坐在自己家門前工作，販賣食品的小販直接在街邊支起大傘，狗在人身邊擠來擠去，乞丐在街上大聲喧嘩，而在一些寧靜的院落中則可以看到全家老小和和氣氣地坐在一起。城裏的居民對這些外來者也非常友好，不時有人摘下帽子用歐洲的方式向他們打招呼。衛禮賢對這座既有田園風光又富有生活氣息的城市感到著迷，感覺這裏的一切事物都像在與世隔絕的童話世界中一樣，都在平靜地按照各自的意願和諧而自然地生長在一起。然而他同時也有一絲感傷，因為修建鐵路的德國工程師已經來到了這座中國城市，寧靜而輕鬆的時光很快將一去不複返，他眼中那種夢幻般的生活方式還能存在多久呢？

而這一行人的回程也並不愉快。兩天後，當他們回到海邊準備上船返航時，船夫們卻不知出於什麼原因等了幾個小時也不肯起航，最後，一名不明就裏的傳教士衝上去打了船工一個耳光，逼迫他立即開船。這記耳光破壞了衛禮賢對此次旅行的美好回憶，也將他重新拉回不同種族、不同語言的人民之間存在著深深隔閡的現實中來。他下定決心，以後最好再不要帶上這類頤指氣使的旅伴，而是獨自出行。事實也證明，他們啟程的時機並不好，因為一路上他們必須頂風航行，所以這段旅程極為艱辛。而當他們靠近青島的淺灘時恰好是淩晨3點，船夫要等早上潮水上漲才能將船靠上碼頭。這時，衛禮賢的仆人涉水去岸邊給他們取來了一盞燈，此舉啟發了不願在船上白白等下去的德國人，於是他們讓中國苦力拿著行李，自己則以中國仆人為榜樣，脫下鞋子和長襪，涉水上了岸，還順便享受了一下海水浴的滋味。淩晨4點，衛禮賢終於回到了自己的床上。

很快，衛禮賢又啟動了第二次旅行。沒有多少人會想到，衛禮賢來中國之後的首次獨自出遊便是深入內地，直抵90華裏外的即墨鎮。這是令許多居住在“保護區”的德國人望而卻步的一個遙遠距離。在衛禮賢的回憶中，事情發生得非常偶然——那是一個晴朗的夏日傍晚，有幾匹馬突然從他窗前跑過。在目送馬匹美麗的身影融入夕陽的餘暉時，他突然心血來潮，派他的中國仆人去詢問馬匹是否出租。在得到肯定的答複後，他便突發奇想，立刻決定來一次即興出遊——畢竟衛禮賢此時還隻是個剛滿26歲的小夥子。或許是德國浪漫派的美麗故事還在不斷撥動著他的心弦，也或許是金色的晚霞讓他想起了詩人海涅筆下金色的羅蕾萊山頂，而那又進一步讓他想到了海涅在漫遊哈爾茨山時留下的名篇：“我要登上高山去，那裏有幽靜的房舍，胸懷在那裏自由地敞開，微風在那裏自由地吹拂。”總之，他馬上租下兩匹馬，趁著仲夏的暮色，帶著仆人一路跑出了青島。至於去即墨鎮倒是出自仆人的建議，因為他正好是即墨人，可以利用這個機會回家去看看。不過，恐怕衛禮賢也早有此意，因為即墨是青島附近曆史最為悠久的一個中國城鎮，他早就心向往之。

對衛禮賢而言，這次即興旅行既驚險刺激又令他大開眼界。雖然第一次策馬馳騁給雙腿所帶來的酸痛使得他第二天早上幾乎無法下地行走，但那麼多令歐洲人倍感新奇的事物一下湧入眼簾，還是讓他不由得立刻忘記了身體上的小小不適。無論是田野中的玉米、高粱、大豆、花生，還是樹上的鴨梨、柿子，農家的打穀場、毛驢、黑毛豬，晚上圍在院中說笑的姑娘媳婦、聚在小廟和大樹下抽著旱煙閑談的老人，都讓這位異鄉來客覺得不虛此行。而當他們在沉沉夜幕中幾乎失去方向時，竟然鬼使神差地闖入了德國人在“保護地”邊界上的一處關口，並且還得到了德國關長的盛情款待，這又讓衛禮賢覺得自己仿佛身處童話王國。第二天清晨，衛禮賢和仆人終於抵達即墨，因為恰逢大集，城中正是一派熱鬧景象。令衛禮賢倍感震驚的是，盡管街上人流如織，中間還夾雜著滿載貨物的毛驢、吱吱作響的獨輪車、肩扛扁擔的苦力，甚至還有一群豬，但所有的人、車、動物都在井然有序地向前移動，一派和平景象。這派景象使衛禮賢對中國的文明程度產生了新的認識，也對中國百姓平靜、友善的性格有了直觀的印象。在不知不覺中，德國殖民當局所宣傳的中國暴民形象在他心中被一幅新的畫麵所取代了。

雖然異國客人的出現引起了好奇的中國百姓的圍觀，造成了一些騷動，但衛禮賢並沒有感受到惡意：“除了一般性的好奇但絕非友善的態度（因為外國人對青島的占領）之外，我沒有受到任何騷擾。”在簡陋的客店裏，當小孩們圍過來時，衛禮賢便用紙剪出小人兒來逗他們玩。孩子們的父母對此並不幹涉，而是好奇地對衛禮賢問這問那，衛禮賢則用所知不多的漢語努力回答。他們之間的距離因此一下拉近了，那種親切友好的感覺令衛禮賢倍感愉悅，而看到孩子們在大人麵前如此無拘無束，又使他對中國兒童的自由成長產生了深深的好感。後來，衛禮賢將他對中國百姓的這些良好印象都寫進了他給親友們的信中以及1926年的著作《中國心靈》（Die Seele Chinas）。他這樣總結道：“總的來說，我沒有注意到任何敵意，盡管在幾個小時中我是此地唯一的歐洲人。相反，我注意到，你實際上可以和人們變得相當熟悉，即使你隻能以簡陋的方式與之交流……人們深情地向我告別，我不得不把我的名字留給他們。這樣的旅程對於了解中國人的生活當然是非常有價值的。”

在衛禮賢從即墨回到青島之後，那些將“保護區”之外的中國人想象成暴徒的德國人對於他能安然無恙都大為震驚。而衛禮賢則大受鼓舞，他隨後又對在碼頭上辛苦勞作卻一直飽受歐洲人偏見的中國苦力進行了近距離的接觸和研究。在拋棄掉種族偏見之後，衛禮賢得出結論：這些任勞任怨、忍辱負重的苦力“不隻是苦力，他們也是人，有人的歡樂和痛苦，不得不為生活奮鬥……他們存錢、掙錢，冒著巨大的自我犧牲贍養年邁的雙親”，同樣值得世人敬佩。同時，衛禮賢發現，當地民眾其實很好打交道，他的友好態度使得很多中國人都願意與他來往，以至於他在街上經常被中國人圍住，有小男孩願意幫他把包背回家，卻不收分文，而苦力也總是忠實而準時地為他把包裹送到家中。這清楚地印證了人與人之間的信賴是相互的。因此，衛禮賢在10月14日給老朋友豪夫牧師的信中寫道：“當地人總體上非常友好。很奇怪的是，他們與我們生活舒適的施瓦本農民是如此相似。”而一係列與中國下層人民的接觸也使衛禮賢日益堅信“所有的民族都是友好、忠實、善良的”，唯一正確的道路就是以人道主義的態度去對待他們。這個發現意義重大，按衛禮賢的話來說，這為他“打開了通向中國人心靈的道路”。盡管他無法消除因德國殖民入侵所產生的惡果，但一種新的信念已悄然在他心中形成，那就是通過增進兩國人民之間的相互了解來消除偏見，為此前遭到毒化的關係解毒。他後來曾大為感慨地說道：“坐在遠離民眾的角落裏舉行教會的儀式將永遠不會有什麼成就。……我唯一一次聽到洋鬼子這個說法就是在傳教士的身旁。如果十年後（傳教士）還不能給外國人留下不同於以往的印象，那麼一定是方法上有問題。但人們卻滿足於將其歸咎於城市的墮落。”而考驗衛禮賢是否真能將其信念付諸實踐的時刻也很快就到來了。

調停爭端

當衛禮賢於1899年來到中國時，德國殖民當局正野心勃勃地在山東興建鐵路，第一步就是要把膠州灣與省會濟南府連接起來。而鐵路延伸到哪裏，帝國主義的勢力就擴張到哪裏，鐵路沿線的煤礦將為他們提供煤炭，林業局將把荒山變為林場，最終他們將把整個山東都變成德國人的勢力範圍。由於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西方殖民者奉行的“炮艦政策”在對中國的侵略中屢屢得手，在山東修建鐵路的德國殖民者有一種文化上的優越感。在他們眼中，既然山東已經是德國的囊中之物，那麼也就無須過多考慮中國百姓的生活習慣、宗教信仰，因此他們常常帶著傲慢與對中國文化的深深偏見來處理鐵路修建過程中出現的土地問題以及基督教與中國本土信仰之間的衝突，甚至屢屢訴諸武力。而一心謀求世界霸權地位、急於在海外樹立國威的德皇威廉二世更是在背後推波助瀾，在義和團運動爆發後，他一再指令駐華公使采取強硬政策向清廷施壓。在西方國家決定組建八國聯軍進兵北京時，他更是以強硬姿態為陸軍元帥瓦德西搶下了遠征軍總司令的位子，儼然以西方聯軍盟主自居。1900年7月27日，當威廉二世在不來梅港向開赴中國的德國侵略軍發表演說時，更是撕下文明的麵具，赤裸裸地教唆道：“你們要毫不留情地打敗他們，不留戰俘，格殺勿論！要像一千年前阿提拉國王領導下的匈奴人一樣勇敢作戰，為自己爭取永載史冊的光榮，德國這個名字要靠你們在中國威名遠播，讓中國人永遠也不敢再斜眼看一下德國人！”這便是帝國主義曆史上臭名昭著的“匈奴演說”。德國對中國的帝國主義侵略行徑勢必激起中國人民的強烈反抗，因而以“滅洋”為目的的義和團運動首先在山東爆發絕非偶然。衛禮賢來到中國後的第二年也被卷入了這場鬥爭。事情的直接起因很簡單，從1898年德國動工興建從青島到濟南的膠濟鐵路開始，由於德國殖民當局在規劃鐵路時無視毗鄰膠州的高密縣農民的利益，鐵路公司與當地百姓發生多次衝突。於是膠澳總督葉世克（Paul Jaeschkel）決定出動軍隊，給中國民眾“上一堂課”。但殖民當局越是采取武力威脅，高密人民的反抗就越是激烈。1900年9月20日，當高密數百民眾聚集在南流村阻止鐵路修建時，殖民當局采取了武力鎮壓手段，派出軍隊打死中國平民25人。10月18日，德國軍隊在高密附近巡查時又發現當地村民沒有按德國的最後通牒放下武器、拆毀村牆，於是派出軍隊炮轟了幾個村莊，炸塌了用於保護村莊不受外來侵略的土牆。10月22日，德國騎兵巡邏隊在高密西南遭到槍擊，指揮官猜測這是義和團組織的進攻，於是便率領討伐隊對附近的克蘭莊、李家營村展開進攻。麵對中國民眾的抵抗，德國軍隊炮擊村莊，殺害了200多名中國居民，製造了“高密血案”。100年後，高密作家莫言在小說《檀香刑》中再一次揭露了這段血腥的曆史。

德軍在中國的暴行令已經初步了解中國百姓的衛禮賢感到義憤填膺。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如果說中國發生的義和團運動是它落後於時代的象征，那麼得勝的各國聯軍似乎是為了顯示所謂‘文明國家’的粗魯和殘忍而來的，而且這種粗魯和殘忍更甚於外國人所汙蔑的中國人。”值得注意的是，在1900年夏天的報告中，衛禮賢已經對這場衝突進行了反思，他指出，是“歐洲人通過他們在中國的行動”使自己變成了義和團“要打擊的敵人”，而中國人的反應就像“人體受傷後身體要發生痛苦痙攣”一樣正常，因此他呼籲西方人進行自我反省。這種立場充分證明衛禮賢在深入了解中國百姓之後，已經與殖民主義和霸權政治日漸疏離。

衛禮賢這種“另類”的表現被他的中文老師看在了眼裏。這位中文老師名叫李本慶，是一位曾經接受過西醫教育的眼科醫生。在受洗加入基督教後，從1900年夏開始，他接受同善會的委托，負責教授衛禮賢中文。由於衛禮賢當時在青島已經具有一定聲望，對中國文化也有一些了解，因此在“高密血案”發生後，這位中文老師便向衛禮賢提出建議，希望他能出麵調停，避免更大的流血衝突。據衛禮賢的妻子薩樂美後來回憶，當衛禮賢聽李本慶曆數德軍在高密的暴行後，氣憤得“渾身都不由自主地顫抖起來”，他馬上決定不顧危險前往衝突地點，“努力調解誤會，挽救更多人的生命”。盡管關於義和團的種種流言使青島的朋友們都為他的安全擔心，但衛禮賢此行還是堅持隻帶了他的中國老師，全程沒有德國士兵的掩護，以避免中國百姓先入為主，把他當成德國官方的代表。膠州和高密的中國官吏此時也意識到這是緩和衝突的好機會，於是給衛禮賢提供了轎子和馬車。中國地方官員的這種背書為衛禮賢下一步與百姓進行對話提供了便利。11月6日上午，衛禮賢抵達高密後被安排住在一位官員的宅院裏，但他很快發現，他麵臨的主要困難在於德國軍隊所製造的屠殺已經使很多中國村莊中的百姓看到德國人就躲得遠遠的。他不能等中國百姓來找他，便決定靠自己的力量深入農村去尋找中國百姓進行溝通。當到達一個被德國士兵“討伐”過的村莊時，他發現房屋和糧囤都已經被燒毀，在殘破的小巷裏，這裏丟著幾件破碎的衣服，那裏躺著一隻奄奄一息的土狗，到處是恐怖的景象，幸存者早已逃得不知去向。為了能接近中國百姓，衛禮賢一行幹脆搬進了村中的一所學堂裏，那也是當地為數不多的幸存建築之一。此舉使衛禮賢逐漸贏得了中國人的信任。最後，衛禮賢成功地召集了約80個村莊的村長，向他們陳述了形勢的嚴峻並承諾從中斡旋，最後還收下了中國百姓的請願書。衛禮賢隨後帶著這份請願書找到了統率德軍討伐隊的康拉迪上尉。麵對衛禮賢所表現出來的一片熱忱，上尉將信將疑地表示，隻要中國百姓停止襲擊，交出土炮等武器，他便遵守約定，不會再對中國村莊進行新的“討伐”。於是，通過在中國百姓、官員和德國軍隊之間的反複斡旋，衛禮賢盡最大努力阻止了德軍討伐隊的再次出擊，中國百姓也停止了武裝對抗。最終，雙方以談判方式結束了武力對峙的局麵。

衛禮賢的成功調停令長期被“炮艦政策”毒害的德國官兵大吃一驚。這些被灌輸了各種偏見的德國人起初根本就不相信衛禮賢會被中國人所接納，但局勢的緩和使他們的強硬立場逐漸軟化了下來。回到青島後，衛禮賢利用彙報情況的機會麵見了殖民地總督。麵對衛禮賢站在道德製高點上的指責和悲憤之情，總督葉世克也感到了壓力。作為表態，他不得不做出驚訝和難過的表情，並把德國討伐隊從中國村莊勒索來的“罰金”也交給了衛禮賢，以表達對衛禮賢所做貢獻的肯定和對衝突進行補救的意願。最後，德國殖民當局破天荒地對遇害的中國百姓進行了撫恤，並修改鐵路設計，增加了鐵路涵洞以方便中國農民通行，還根據衛禮賢的建議在動遷墳墓前先按中國風俗舉行祭祀儀式，從而大大緩和了與當地百姓的衝突。

在中國一邊，逃走的百姓逐漸回到了村中。他們聽說衛禮賢、李本慶一行還懂得醫術，一些人便把在屠殺中幸存下來的傷員們送了過來。傷員大多數是婦女、兒童和老人，在逃走時被德國機槍所打中，有些人已經生命垂危。於是，衛禮賢和李本慶竭力救治了不少傷員。由於一些重傷員行動不便，他們還常常需要騎馬出去進行診治，在簡陋的條件下建立了一種類似野戰醫院的診療體係。隨後，衛禮賢又和中國朋友合作，在高密建起臨時醫院救助受傷百姓，特別是婦女和兒童。當時衛禮賢的妻子也已經來到中國，因為來華前她接受過護理培訓，所以也主動加入進來，幫助照料病人。

衛禮賢雖然無法幫助中國百姓徹底擺脫殖民壓迫，但是他阻止流血、救助弱者的做法為他在中國民眾中贏得了很高聲望，也為他進一步在當地開辦學校和醫院創造了良好條件。在成功地結束了流血事件、醫治了眾多傷員之後，衛禮賢與中國官員縉紳們的聯係也更加緊密。他們中的一些人向衛禮賢的臨時醫院捐助了資金，用於照顧傷病人員。隨著治愈的病人不斷增多，醫院的名聲也不脛而走，前來向衛禮賢求醫的人也越來越多。其中有位貴婦為感謝李本慶給她成功進行了白內障手術，就把一座宅院捐贈給同善會做了醫院。衛禮賢在給同善會主席的信中提到：“從李醫生為其做白內障手術的中國女士那裏，我們得到了一塊用於修建醫院的土地。除了已有的建築物，她希望在上麵再建一座，這樣就可以滿足更多的需求。該房產已留給我們永久使用，唯一的限製是不得出售。它位於城市中心，有一個美麗的花園，裏麵有古樹。我們首先要讓李醫生在此將業務運行起來。”而在幾乎被德軍摧毀殆盡的沙窩村，當地居民也將一棟帶有院落的房子提供給衛禮賢作為學校。這些積極的變化使衛禮賢預感到，在中國，一個新的時代即將來臨，這種新變化並不僅僅來自受到西方思想影響的高級官員，而是各個階層對於通過變革走向新生活的期盼。

對衛禮賢而言，他的生活也因此發生了改變。由於高密增加了同善會的一個“分站”，此後他每月定期訪問高密，照顧他親手建立起來的醫院和小學，有時一個月甚至要來回奔波幾次。高密也由此成為他了解中國的一個重要窗口：在那裏，他深入了解了中國小城鎮的典型生活狀態，接觸到了受過良好傳統教育的當地精英。這在德國統治下的“模範殖民地”青島都是不可能的。同時，他在高密的成就也為他在中國人當中贏得了更多的認可。在與衛禮賢交往的中國官員中，其中一位曾做過翰林，他饒有興趣地聽衛禮賢對西方宗教進行了介紹，而時任山東巡撫的袁世凱也派人向衛禮賢表示了感謝。

盡管在來到青島後的最初兩年中衛禮賢很快便與眾多中國人結為朋友，但我們不能過度誇大衛禮賢在這兩年中所發生的轉變，正如一塊巨大的堅冰在溫和的春風中也需假以時日才能融化一樣，衛禮賢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堅定擁護者是一個緩慢的進程，在此後十年中才逐漸完成轉變。同時，我們不應忘記，在青島這座日益歐洲化的城市中，衛禮賢與眾多德國人一樣，始終和家人居住在專為歐洲人建立起來的新城區中，一直過著與中國人完全兩樣的生活。在這個複雜的人際關係網中，德國人的圈子才是他的主要生活領域。當然，我們不能苛責衛禮賢。因為在德國殖民統治的年代裏，青島本來就是一座分裂的城市，一個重要原因在於殖民當局在許多領域中規定了中國人和歐洲人的嚴格分離。不僅在居住區方麵有中歐之分，在教育、衛生、司法、行政等領域中也均存在大量帶有種族歧視性質的規定，例如殖民政府明確規定德國人可以對中國勞工的輕微犯罪進行體罰。即便在衛禮賢眼中，中國人也無法和德國軍官、殖民官員和商人平起平坐。他同樣支持殖民政府將青島分為歐洲區和中國城來治理。當然，他給出的理由要冠冕堂皇得多，一是指責中國人的衛生習慣較差，難以杜絕流行病，因此種族隔離可以保護歐洲人不至於年年被疫病所威脅；二是傳統不同，種族隔離可以使中國人免受德國警察製度影響。事實上，衛禮賢的經曆已經證明，當德國人真正深入中國文化當中，可以與中國人暢通交流時，他們很難不被強大的中華文明所影響，而常駐青島的德國人最多時不過四五千人，因此這些隔離措施更多的是在保護德國人不被始終包圍著他們的中國文化所同化。也正因為如此，德國人對此類隔離措施總是輕描淡寫，擺出一副鎮定自若的樣子，但卻一刻也不敢遠離歐洲文化的圈子。衛禮賢一家也同樣如此，從兒子上學的德國學校，到孩子們身上的水手服，從新青春風格的住宅到花園裏的網球場，從出席海因裏希王子酒店中舉行的舒伯特音樂會到特意為薩樂美從上海采購回來的大鋼琴，衛禮賢家中到處都折射出德國殖民者的優越地位。他身邊唯一能讓人想到中國的大概就是常常被研究者所遺忘的中國仆人了。

無疑，衛禮賢一家人在青島時難以離開德國人的圈子。衛禮賢必須經常與殖民地政府打交道，以求得他們對其教育、醫療工作的支持，例如膠澳總督府的翻譯兼中國事務專員單威廉（Wilhelm Schrameier）在學校事務上便給予衛禮賢很大支持，還鼓勵他翻譯中國古代經典。衛禮賢與青島的其他西方傳教士組織也保持著良好關係，這些組織中包括在德國占領膠州之前就已經在該地區活動的瑞典浸禮會以及與同善會一樣在1898年後才來到青島的信義會。雖然他們之間也會因為宗派不同和傳教理念上的分歧而發生衝突，但更多的是廣泛的合作與聯盟。例如信義會傳教士和士謙一家便與衛禮賢保持著和諧的鄰裏關係。在1899年衛禮賢從上海回到青島養病後，便是和士謙牧師夫婦對他進行了悉心照料。衛禮賢還與勢力強大的美國長老會多有交流，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上海期間與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的交往，後者是來自威爾士的浸信會傳教士，在中國生活了45年，其間主持廣學會達25年之久，出版了《萬國公報》等十幾種報刊和2000多種書籍，與梁啟超、康有為、李鴻章、張之洞等人都頗有來往，對近代西方思想在中國的傳播有很大影響。與各方的友好往來對衛禮賢此後進一步融入中外文化交流網絡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盡管衛禮賢對殖民主義者的暴行表示了譴責，但他並沒有像嶽父那樣成為激進的“宗教社會主義者”，而是選擇了與政治的疏離。在高密調停衝突的經曆、開辦醫院所取得的成功和中國官民對他的高度信任使衛禮賢相信，上帝已經昭示了他未來的道路：“就像一條神聖的道路已經鋪好，我隻需要遵循它……我試圖以這種方式（開辦醫院以贏得民眾信賴）來準備好沃土，並衷心希望為神的國度結出新的果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