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作為見習牧師的歲月（1895-1899）

1895年底，22歲的衛禮賢收到任命，被派往黑森林地區一個名叫維姆斯海姆（Wimsheim）的偏僻城鎮擔任代理牧師。由於教區很小，人員也有限，派到那裏的牧師必須獨當一麵，負擔起幾乎所有的工作。衛禮賢不僅要在禮拜日主持布道，還要在當地學校為孩子們主講宗教課，為即將行堅信禮的青少年舉辦堅振班，同時還要承擔起為嬰兒洗禮的任務。不過，衛禮賢很快在煩瑣的日常工作中找到了樂趣。對於在教堂中公開布道，這位初出茅廬的年輕牧師也越來越有信心。維姆斯海姆當地的居民非常淳樸，與他相處融洽，衛禮賢很喜歡這種帶有些許與世隔絕味道的生活，閑暇時便與妹妹在信中探討尼采、康德、歌德與托爾斯泰。此外，在黑森林清新的空氣中，他的肺部很好地得到了恢複，讓母親終於放下了心頭的一塊大石頭。

半年後，衛禮賢的代理牧師工作宣告結束，但他剛剛休息了不到一周便馬上得到新的任命，於是在1896年6月中旬又風塵仆仆地來到了位於斯圖加特以東50公裏的戈平根市（Gppingen）南郊的貝茨根裏特村（Bezgenriet），給當地教會的豪夫牧師擔任助手。衛禮賢在新的崗位上很快便有了如魚得水般的感覺，因為豪夫牧師在業餘時間裏也是位興趣廣泛的學者，他不僅積極研究德國在海外的殖民地，而且還與衛禮賢一起鑽研古代亞述和巴比倫的曆史，試圖將新的考古發現與《舊約》中的故事聯係起來。因此，雖然身處偏僻的小鎮，但兩人每天卻可以縱橫古今、神遊萬裏，他們從東非坦桑尼亞的魯菲奇河談到在西非發現的金礦，又從天體運行談到鳥類的遷徙，這種海闊天空的談話不僅讓衛禮賢十分振奮，而且也在潛移默化中喚起了他對遼闊世界的向往。衛禮賢良好的藝術修養和廣泛的興趣使他與牧師的家人們同樣相處融洽。豪夫牧師的夫人對花卉了如指掌，也喜歡沉浸在詩歌和美術的花園裏，很快便與衛禮賢有了共同語言；她的妹妹瓦格納小姐鋼琴彈得很好，也吸引著衛禮賢頻繁到訪。此外她還有個當畫家的弟弟，專門研究拉斐爾和米開朗琪羅，於是大家在晚飯後的讀書時間便有了共同的話題。村裏人也很友善，衛禮賢剛到那裏不久，便在星期天下午收到了一束康乃馨。原來村裏有位老裁縫，她每個星期天都會為牧師獻上一束采自她自家花園的鮮花。對於這種世外桃源般的生活，衛禮賢當然倍感愜意，唯一令他難以滿意的大概就是晚上不斷來襲的蚊蟲了。

離貝茨根裏特不遠，坐落著符騰堡地區的著名療養勝地——巴特鮑爾（Bad Boll）。“Bad”在德語中是溫泉和洗澡的意思，許多與溫泉有關的德國城市名字中都有“Bad”一詞，如離萊茵河不遠的巴登巴登（Baden-Baden）早在羅馬帝國時期就已是因溫泉浴場而興盛的小城，符騰堡地區的巴特溫普芬（Bad Wimpfen）、巴特申博恩（Bad Schonborn）也均為以溫泉療養著稱的小鎮。1825年，符騰堡國王在巴特鮑爾修建了一座華麗的療養院，使之名聲大振。從貝茨根裏特步行到巴特鮑爾隻需大約半小時，因此衛禮賢有時候會沿著鄉間小路散步到那裏。當他流連在田園風光中時，恐怕萬萬不會想到，1897年初的一個突發事件竟會將他的命運從此與這座風景秀麗的溫泉小鎮聯係在一起。33年後，小鎮甚至成為他的魂歸之處。

這件事情實在有些偶然，當時在巴特鮑爾地區主持教會事務的是特奧菲爾·布盧姆哈特（Theophil Blumhardt, 1843-1918）牧師，但由於他突然罹患重病，將被送往意大利南部休養6個月，於是近在咫尺的衛禮賢便於1897年1月被緊急派往巴特鮑爾擔任代理牧師。

衛禮賢來到巴特鮑爾後馬上便認識了他日後的精神導師、布盧姆哈特牧師的哥哥克裏斯托夫·布盧姆哈特（Christoph F. Blumhardt, 1842-1919）。克裏斯托夫·布盧姆哈特原為巴特鮑爾的新教牧師，其父約翰·布盧姆哈特（Johann C. Blumhardt, 1805-1880）是一位以驅魔術或者說精神治療而著稱的牧師，早在1852年就在朋友和信徒們的支持下以大約25000古爾登金幣的價格從國王手中買下了當時經營不善的巴特鮑爾療養院，將其改造成了一座為信徒提供精神治療和肉體康複的聖地，結果取得了驚人的效果。在父親去世後，克裏斯托夫·布盧姆哈特接過了療養院的工作並繼承父親的遺誌，著力通過嚴格的作息管理和禱告為療養者提供心理上的治療。作家赫爾曼·黑塞（Hermann Hesse，1877-1962）在中學期間曾出現自殺傾向，他的母親在1892年便帶黑塞到巴特鮑爾來接受過短期治療。克裏斯托夫·布盧姆哈特在巴特鮑爾擔任了14年牧師，直到1894年才把牧師工作轉交給弟弟。在政治上，克裏斯托夫·布盧姆哈特反對業已淪為資產階級統治工具的基督教教會，是一位著名的“宗教社會主義者”，因此他最後於1899年放棄牧師頭銜，加入德國社會民主黨，並在1900至1906年間進入符騰堡州議會，成為政治活動家。

來到巴特鮑爾之後，衛禮賢被克裏斯托夫·布盧姆哈特牧師安置在療養院居住，同時也幫著監理分配給訪客們的房間，因此他每天早上要在客人們吃早餐和晨談的時候到各處巡視。同時，衛禮賢總是一絲不苟地將自己的房間整理得井井有條。這引起了克裏斯托夫·布盧姆哈特的女兒薩樂美的好奇，於是她讓母親向她描述一下新來的牧師是個什麼樣的人。母親略帶調侃地回答：“當你看到一位不是很高的先生邁著很大的步子走進餐廳時，那就是牧師先生來了。”很快，衛禮賢便與布盧姆哈特夫婦兩個待字閨中的女兒成了好友。薩樂美便是他後來的妻子。

衛禮賢尤其對德高望重的布盧姆哈特牧師欽佩不已，來到巴特鮑爾後就立刻將他視為了自己的精神導師，在工作中也處處虛心接受他的指導。衛禮賢在給家人的信中寫道：“我在這裏可以學到很多東西。再沒有什麼比和克裏斯托夫·布盧姆哈特牧師一起探訪病人更有價值的了。你可以想象，我在其他方麵也有足夠多的東西要學習。當然，我經常被所有的客人羨慕，尤其是那些即將離開的客人……”這個環境給衛禮賢帶來了全新的體驗，從音樂到網球，從娛樂到社交，甚至連他對基督教的看法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同樣畢業於圖賓根神學院的克裏斯托夫·布盧姆哈特不僅自認為是耶穌的門徒和繼承者，而且發展了一套革命性的新神學，宣稱“每個人都是被上帝所信任的”，人們根本不需要歸附教會以成為基督教徒，因為上帝的愛無所不包，異教徒也可以直接進入天國。這套所謂的“直接基督教”理論完全顛覆了當時主流的基督教教義。衛禮賢後來之所以能形成包容東西方文化的普世宗教思想，布盧姆哈特的神學理論無疑是其中最重要的推動因素，尤其是布盧姆哈特不讚成中國的基督教化，這對衛禮賢產生了無法估量的影響，他在1901年1月21日給衛禮賢的信中寫道：“他們（中國人）根本不需要成為什麼基督徒，我們根本沒有理由讓這個名稱出現在異國他鄉。誰遵從上帝的意願，按照上帝的旨意做事，誰就是天國的孩子，無論他是來自孔子還是來自教會神父們的故鄉。”這正是衛禮賢日後沒有為一個中國人施洗，卻反而走上“文化傳教”道路的動力之源。

作為代理牧師的衛禮賢也很快與布盧姆哈特家的年輕一輩熟悉起來，這群年輕人聚在一起總有討論不完的話題，他們甚至共同排演了莫裏哀的喜劇《女學究》。不久後，恰逢布盧姆哈特家族的兩個女孩子出嫁，大批訪客來到巴特鮑爾，年輕人則在婚禮慶典前後又舉行了大大小小的慶祝活動。在這些活動中，年輕的衛禮賢牧師尤其與來自巴塞爾的伯努利姐妹成為好友，姐妹中的瑪麗亞（Maria Bernoulli, 1868-1963）後來成了赫爾曼·黑塞的第一任妻子，在衛禮賢遠赴中國後還一直與他保持著通信，而此時的黑塞則正好在圖賓根城中的一家舊書店做著學徒。

在這樣一種溫馨的氛圍中，年輕的衛禮賢不禁也怦然心動，於是向克裏斯托夫·布盧姆哈特的女兒、比他小6歲的薩樂美提出了求婚。不過，在薩樂美同意之前他還要得到嶽父的首肯。然而，布盧姆哈特牧師卻對眼前這個二十出頭的毛頭小夥子不怎麼放心，至少認為他目前還沒有承擔起家庭重任的能力，於是幹脆利落地回絕了他。衛禮賢的希望雖然落空，但他卻毫不猶豫地表示了服從，這給他未來的嶽父留下了相當不錯的印象。

然而，到了1898年秋天，隨著病愈的特奧菲爾·布盧姆哈特牧師在離開近兩年後重新回到巴特鮑爾，讓衛禮賢感到無比愜意的代理牧師工作終於宣告結束。他依依不舍地離開了溫泉小鎮，依照教會的指令前往位於斯圖加特東北的城市巴克南（Backnang）擔任牧師。從教區的大小來看，他的事業可以說是上了一個新台階，但在巴克南的工作還是一如既往的瑣碎：他要負責兩個學校裏的宗教課和兩所醫院中的宗教事務，不僅要在節假日和懺悔日在巴克南主持布道，還要輪換著到兩個郊區教堂去主持主日崇拜。此外，他還要留出時間為來年夏天的第二次神學考試做準備。這時，《基督世界》（Christliche Welt）上一則招募傳教士前往東方的啟事引起了衛禮賢的注意。

原來，就在衛禮賢流連於巴特鮑爾的時候，對中國覬覦已久的德國軍隊在1897年11月以兩名德國傳教士在山東被殺為借口出兵占領了青島及其周圍的膠州灣地區，對外宣稱此地為德國的“保護地”。軟弱無能的清政府無力趕走德國侵略軍，最後隻能在1898年3月6日與德國簽訂《膠澳租界條約》，同意了德國強租膠州灣99年的要求。為了鞏固德國在膠州灣地區的統治，德國皇帝威廉二世不僅派出了德國陸海軍，而且還積極向山東進行文化滲透。而德國教會也趁機將勢力擴張到了新開辟的殖民地，由德國和瑞士教會共同建立的基督教傳教組織——福音派新教傳教士總會（即所謂同善會AEPM）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發出了招募傳教士前往中國的啟事。

雖然衛禮賢此時對中國還是一無所知，但與豪夫牧師的談話早已在他心中點燃了對德國之外廣闊天地的向往，布盧姆哈特牧師的教導更堅定了他打破陳規的信心，因此，遠在中國的傳教士崗位對他而言不僅意味著新的挑戰，更帶有一種來自異域的文化誘惑。在1898年11月28日提交給同善會的申請書中，他不無自豪地誇耀自己曾在巴特鮑爾“與來自各國和社會各界的三教九流打交道”，不僅曾“與一個來自印度的佛教徒有過接觸”，而且還“通過在橫濱的一個朋友對當代日本有所了解”，這些經曆足以使他對即將麵臨的傳教士工作有充分的心理準備，因此他將“欣然奔赴遠方，傳講耶穌基督的見證”。

同時，克裏斯托夫·布盧姆哈特牧師的積極支持肯定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在衛禮賢向他征詢建議時回複道：“在我看來，像你這樣的年輕人應該高興地抓住機會，讓你為上帝所作的見證被公開聽到。如果你心中有神的國度，它也會結出果實，更多世界性的外部經驗會帶給神國的種子更多的自由以發展心智……”對傳統教會頗有微詞的布盧姆哈特牧師如此支持衛禮賢加入同善會並非偶然，因為由德國和瑞士教會於1884年在文化名城魏瑪聯合成立的同善會不同於傳統的基督教傳教組織，它從一開始便不僅倡導在東方文明古國中傳播一種“非教條主義的基督教倫理”，而且也關注教育以及醫療領域的工作，代表著德國教會中悄然出現的一股改變千年來基督教故步自封局麵的力量。同善會章程中明確寫道：“它的目的是將基督教及其精神文化與現存的真理要素結合在一起，並傳播到非基督教徒中。”這與布盧姆哈特的主張頗有相通之處，因此他鼓勵衛禮賢應征加入同善會，也是有意要通過這位年輕的代理牧師去中國實踐這一新理念。

不久後，衛禮賢受同善會邀請前往柏林進行試講。1899年1月11日，他如願以償地從眾多候選人中脫穎而出，並將在接受完短期的傳教業務培訓後馬上被派往中國。於是他趕回斯圖加特同家人以及薩樂美道別，因為他的這位夢中情人當時正好也在斯圖加特的一所家政學校讀書。而當衛禮賢將自己獲得職位的喜訊電告布盧姆哈特後，很快就收到了後者的電報。令衛禮賢喜出望外的是，布盧姆哈特牧師在回電中竟然同意了他和薩樂美的婚事！

但要趕在衛禮賢出發前舉行婚禮顯然太倉促了。因為衛禮賢幾天後就要前往倫敦參加專門為傳教士開設的短訓班。於是在1月19日，即啟程前往英國的當天，衛禮賢和薩樂美匆匆舉行了訂婚儀式。1月20日，衛禮賢便渡過英吉利海峽來到了國際化大都市倫敦，在海布裏公園旁的海外傳教會找到了此行的目的地。

作為在海外擁有廣闊殖民地的“日不落帝國”，英國在亞洲已經營多年，以1807年倫敦傳教會教士馬禮遜（R. Morrison, 1782-1834）來到廣州為標誌，英國人來華傳教已有近百年曆史，其經驗之豐富遠非德國人可比。故而海外傳教會令前來接受培訓的衛禮賢大開眼界，他在此不僅接觸到了來自不同教派的英美傳教士和五花八門的宗教思想，而且領教到了英國人以實用主義為主導的宣教風格。無論是狹隘的教派紛爭、教會對財務問題的高度關注還是祈禱會上冗長乏味的禱告，都令衛禮賢感到很不舒服。為此，他不得不再次向精神導師布盧姆哈特求助。布盧姆哈特牧師向他指出：“一個傳教士應奉主耶穌之名生活並帶來生命，而不是帶來宗教論爭。真正的宗教建立在上帝賜予了生命的活人身上，而不是反過來。宗教人士此前並沒有帶來上帝所希望的生命。你與中國人保持的聯係不應建立在宗教之上，而應在日常交往和生活的基礎上。他們無須首先成為基督徒，也許永遠都無須如此。”

由於駐紮在膠州灣的德國軍隊急缺教士，衛禮賢在3月中旬便結束培訓回到了德國。同善會和與之合作的德國海軍部已經迫不及待地為他安排好了4月4日從意大利港口熱那亞出發前往中國的船票，因而留給衛禮賢的時間隻夠他將母親和妹妹接到巴特鮑爾來匆匆一聚，以便讓雙方家人為剛剛訂婚便要遠行的新人獻上祝福。不過，因為殖民地的建設尚未展開，連基本的生活條件都還不能保障，所以他們決定讓薩樂美先留在德國，等衛禮賢在中國安頓好，有了安身之所以後，再讓薩樂美前往中國完婚。當然，薩樂美還是被允許與母親一起陪同衛禮賢前往意大利，一直到把他送上遠去的海輪。

除了終於能夠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的喜悅外，衛禮賢對自己將在東方大顯身手也滿懷信心。1899年3月26日，衛禮賢在同善會舉行的歡送會上致辭，希望自己能作為一個“學習者”走出國門，能借助愛的福音超越人與人之間令人困惑的差異，拆除人與人之間的所有隔閡，使基督徒和異教徒得到同等的尊重，使所有人團結為一體。衛禮賢的致辭無疑會讓人聯想起席勒在《歡樂頌》中歌頌歡樂女神的名句：“你的力量能使人們/消除一切分歧，在你光輝照耀下麵/四海之內皆成兄弟。”而同善會中的瑞士人也一定因此放下心來，此前他們多少有些擔心柏林方麵會使傳教士成為普魯士軍國主義的工具，因為即將把衛禮賢載往東方的交通工具正是一條被命名為“普魯士號”的海輪。

1899年4月4日，衛禮賢如期從熱那亞出發，正式開始了他前往中國的旅行。與親人和戀人的惜別之情馬上就被沿途壯麗的風光所衝淡，那不勒斯充滿活力的城市生活、西奈半島上縈繞著《舊約》傳說的陡峭山脈、科倫坡的佛教寺院和伊斯蘭教節日、新加坡的中國苦力、香港的寺廟和香客都給衛禮賢留下了深刻印象。而越靠近中國，他就越被帶有異國情調的場景所吸引。在新加坡，他注意到“中國人的送葬隊伍”，細細觀察著隊伍中拿著樹枝和香燭的男孩、拿著鈸和鼓的僧侶；在香港，他漫步“在中國的街道上”，“穿行於倍感陌生的擁擠人流中”，看虔誠的中國人如何在小小的祭壇前獻上燃燒的香燭和豐盛的祭品。他還像那個時代的許多歐洲遊客一樣，在月光下乘上人力車，讓中國苦力載著他穿過“被燈籠和火炬照亮的夢幻般的街道”，親自體驗一番異國的情調。

5月3日，“普魯士號”終於抵達了目的地上海，但旅客們直到5月5日傍晚才被允許在吳淞登岸。根據檢疫的要求，從5月6日到11日，衛禮賢不得不留在上海，他利用這段時間拜訪了同善會派遣到上海的兩位牧師，並采購了衣服、家具等必需品。

5月12日淩晨，衛禮賢的最後一段旅程開始了，他搭上北上的“克尼夫斯堡號”，最終目的地是這一年才開始在地圖上被德國人標注出來的一座中國城市——青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