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分教育與成長(1873-1899)

第一章 坎坷童年與學生時代（1873-1895）

1873年5月10日淩晨1點30分，當斯圖加特的宮廷畫匠戈蒂爾夫·威廉（Gotthilf Augenius Wilhelm）和妻子弗裏德裏克（Friederike）迎來他們期盼已久的兒子理查德時，夫婦二人恐怕萬萬不會想到，作為家中長子的理查德·威廉（Richard Wilhelm）——也就是日後蜚聲世界的漢學家衛禮賢——有朝一日竟然會在遙遠的東方找到為之奮鬥終生的事業。

斯圖加特地處德國西南，著名的黑森林和內卡河穀鑄就了此地優美絕倫的自然風貌。大約在公元950年，神聖羅馬皇帝奧托一世的兒子施瓦本公爵魯道夫在此建立城市作為騎兵部隊的養馬場，此地由此得名為“種馬場”（Stutengarten），這也是“斯圖加特”一詞的本義。而斯圖加特市的市徽——雀躍在金色原野上的一匹黑色駿馬——也一直保留至今。世代居住在此地的施瓦本人多信仰天主教，他們將自己所從事的職業視為上帝安排的天職，不僅將其視為安身立命的根本，而且還抱有一種宗教上的熱忱。故此斯圖加特曆來以能工巧匠輩出而著稱，奔馳、保時捷、博世等世界知名企業均在此建立，保時捷車標中的駿馬甚至直接來自斯圖加特的市徽。而這種已經融入民族曆史的工匠精神也深深地烙印在了衛禮賢家族的血脈中。

衛禮賢的父親戈蒂爾夫·威廉也是一位勤勞的工匠，他來自德國北部圖林根州的上韋斯巴赫。在該地區的傳統手工業中，玻璃器皿和瓷器製造業都較為發達。因此，衛禮賢的父親作為家中最小的孩子被送去學習了瓷器繪畫。後來，他轉向玻璃彩繪，在斯圖加特被培訓為玻璃畫工藝師。在與當地客店老板的女兒、比他小11歲的第二任妻子弗裏德裏克結婚後，戈蒂爾夫·威廉就在斯圖加特定居下來。所以，盡管衛禮賢出生在斯圖加特，並在南方度過了他的整個少年和青年時代，但卻時常會在假期回到圖林根探親，並且喜歡說圖林根是他的家鄉。

在衛禮賢的回憶中，童年時光充滿了溫馨。他的母親喜歡一邊做家務，一邊在屋裏唱歌；祖母會大聲地為孩子們朗讀童話故事，為他們打開一個充滿魔力的夢想花園；父親則常帶他去參觀動物園和各種立體模型；而比他小一歲半的妹妹海倫也與他一樣對文學和各種藝術都頗感興趣，兄妹二人後來也一直保持著深厚的情誼。

對童年時代的衛禮賢影響最大的無疑是他的父親。在1919年寫下的回憶錄中，衛禮賢曾經這樣描述道：“我的父親就像一道溫和的光輝籠罩著我的童年時光。我心懷摯愛緊緊地依偎著他。我童年中幾乎所有美好的東西都歸功於他。”在衛禮賢的記憶中，父親身材高大，有著一雙慈祥的藍眼睛，他的頭發在年輕時是金色的，但隨著歲月的侵蝕逐漸變成了棕灰色。父親不僅開朗、和善，而且十分疼愛孩子。他常常會禁不住孩子們的懇求，在睡前為他們畫下一幅又一幅彩色鉛筆畫，最後甚至組成了連環畫。他還省下煙錢，為孩子們購買了許多雜誌和畫報，其中不少作品和插圖給衛禮賢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甚至在因為痛風困擾而臥床不起時，父親還堅持給衛禮賢朗讀歌德創作的敘事詩《列那狐》、啟蒙時代詩人蓋勒特和普費弗爾的寓言詩。

在音樂方麵，父親同樣扮演了啟蒙教師的角色。雖然因為經濟拮據，家中買不起鋼琴，但他卻常常在下班後彈起家中那把古老的蔡特琴，為孩子們帶去了許多快樂的時光。後來，衛禮賢的教母送來了一把她女兒小時候用過的四分之三小提琴，這才真正為衛禮賢揭開了音樂的神秘麵紗。但小提琴課上的反複練習卻讓衛禮賢感覺無聊至極，很快就失去了興趣。不過，盡管衛禮賢沒有成為出色的小提琴手，但他在對音樂的理解方麵仍然收獲頗豐，算是正式走入了音樂之門。

在父親的玻璃作坊中，還是個孩子的衛禮賢同樣找到了不少樂趣。按照當地工匠的習俗，如果不出意外，作為家中長子的衛禮賢將來一定會繼承父業，同樣成為一名玻璃畫師。因此，他很小的時候就被帶到了父親的作坊中。在那裏，衛禮賢不僅饒有興趣地觀看工人吹製玻璃，而且還樂於幫忙製作一些最簡單的玻璃珠。在衛禮賢的記憶中，父親的作坊被包圍在房子背後一個狹窄的院落中，要穿過一條爬滿藤蔓的通道才能來到朝向大街的門前。封閉的車間前部是玻璃工坊，在那裏，工人們用鉛條將五顏六色的玻璃裝配在一起，組成各種精美的圖案。而鉛必須先在爐子上加熱熔化，然後製成長條，再通過一個絞盤在鉛條上壓製出大小適中的槽口，以便將彩色玻璃嵌入其中。童年的衛禮賢對絞盤的工作原理特別感興趣，經常站在旁邊幫忙，或者觀察機器是如何吐出帶有長長凹槽的鉛條。更靠裏麵的隔間則是畫師的工作室，因為彩色玻璃板僅具有基本的顏色，微妙的色彩變化還要靠畫師來進一步完善。童年時的衛禮賢常常看到父親坐在玻璃畫架前，用蠟將玻璃固定在畫架上，小心翼翼地繪上顏色，然後再塗上防火塗料。有時候，衛禮賢還會幫忙在玻璃上描畫圖案的輪廓。在著色以後，彩色玻璃要再放入窯中加熱，直至顏料被完全熔化並固著在玻璃上。加熱玻璃用的窯爐就在衛禮賢家的房子和作坊之間，孩子們可以通過爐上的一個小口看到被加熱的玻璃如何沉浸在一種獨特的光暈中，觀察到暗淡的棕紅色塗料如何在經曆高溫的炙烤後變為一種透明的金黃色。對於幼小的衛禮賢來說，這是一個絕妙的比喻，因為人生正是要經曆艱苦的考驗、命運的煎熬才能實現華麗的變身，進而放射出更加奪目的光芒。然而，他未曾預料到的是，人生中的第一場艱苦考驗竟會在他不到9歲時便不期而至了。

作為家中的長子和唯一的男性繼承人，衛禮賢被認為理所當然要繼承父親的企業，有朝一日成為玻璃作坊的主人。因此，當6歲的衛禮賢在1879年秋季與同齡的德國小孩一樣進入小學學習時，家中已經為他規劃好今後的人生道路，他應該在兩三年後轉入一所實科中學，以便他將來成為專業技術人員，為繼承父業打下基礎。但父親身體狀況的急劇惡化卻改變了這一切。

衛禮賢的父親戈蒂爾夫早年雖然身體強壯，但為了使家庭擺脫貧困，他不得不在簡陋的條件下加倍地辛苦工作，因此早早便痛風纏身。當時他主要為教堂生產彩繪玻璃窗，要大量接觸對人體有害的鉛，而運送和安裝玻璃窗的工作往往在冬天進行，這進一步損害了他的健康。到了1881年年末，衛禮賢父親的痛風進一步惡化，以至於需要長期臥床，不僅經常發生痙攣，而且有時甚至痛苦到失去知覺。1882年3月1日，在衛禮賢辭別父親上床睡覺前，他可以說還是一個無憂無慮的少年，甚至可以說才剛開始憧憬未來。那天晚上，父親在教他學會認識樂譜上的低音符號後，還興致勃勃地談到要教他彈奏鋼琴。然而當衛禮賢第二天早上走下樓時，迎接他的卻是滿含熱淚的母親。母親尚未開口，衛禮賢已經從她悲戚的麵容上預感到了不幸的降臨：他親愛的父親已經永遠離開了這個世界。

對於一個剛剛開始領略到生活樂趣的9歲孩子來說，這一切來得實在太突然。它不僅意味著一場生離死別，也意味著他的人生道路就此改變。年幼的衛禮賢此時顯然還無法繼承父業。而由於彩色照相技術的發明，傳統的彩色玻璃工藝也正日薄西山，因此，衛禮賢家出售彩色玻璃業務的嘗試也以失敗告終。在將作坊和部分住房出租之後，衛禮賢搬到了他祖母家。幸好，衛禮賢的祖母是個不畏艱難、精力充沛的女性，她支撐起了一家人的生活。在父親去世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祖母承擔了撫育衛禮賢的主要任務。祖母是虔誠的教徒，每天睡覺前都要帶著孩子向上帝禱告，這在幼小的衛禮賢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此時發生的另一件事情也對衛禮賢後來的人生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衛禮賢小時候便患有嚴重的近視，隨著年齡的增長，這一缺陷變得更加明顯，因此醫生強烈建議不要讓他繼承父業，而牧師或許才是最適合他的職業。醫生的這一建議與母親的想法不謀而合，因為當時神學學校的學費雖然和普通大學一樣昂貴，但由於有教會資金的資助，所以是貧窮家庭的孩子們接受正規大學教育的唯一途徑。而由於家庭經濟突然陷入困境，母親也一直在考慮讓衛禮賢日後選擇牧師作為職業。因此，她將醫生的意見視為上帝發出的暗示，馬上接受了建議。在那之前，衛禮賢並沒有考慮過成為牧師，但懂事的衛禮賢很快明白自己必須在家庭生計陷入困境時為母親分憂，同時也由於受到祖母和母親在宗教信仰上的影響，加之他在幼兒園時的夥伴海因策勒正好也選擇了同樣的道路，於是衛禮賢便按母親的意願於1883年轉入了埃伯哈德—路德維希人文中學。

在學生時代，衛禮賢學習成績一直保持在中等偏上，但在他的回憶錄中，我們卻很難感覺到他在學生時代有多少歡樂可言。這一方麵固然是因為父親突然去世所帶來的打擊使家庭生活驟然失色，另一方麵則是因為他更喜歡積極的思考而不是按部就班的機械操練。與沉悶的宗教課程相比，他更向往人文思想的熏陶，不希望自己的個性在鐵絲網般的教育製度下被抹去，因而有意識地要通過獨立的反思使自己成為一個真正的“人”。除了在詩歌、繪畫和音樂藝術中尋找興趣外，衛禮賢還開始研究現代科學的新發展，這勢必使他與陳腐的教育製度、呆板的宗教課程格格不入，甚至陷入信仰上的危機。用衛禮賢的話來說：“在一些問題上，我是羊群中唯一用獨立思考來迎接老師的人。”因此，衛禮賢承認自己並不受中學班主任的喜愛，隻有在考試臨近的時候他才會得到鼓勵。有時盡管他考試成績不差，但班主任仍會隻給他一個乙等的綜合評定，以作為對他平時不配合老師的懲罰。

這一時期的衛禮賢在文學世界中找到了更多的安慰，他在古代希臘、羅馬的文學作品中認識了古典文學的典範，從啟蒙時代作家萊辛、赫爾德的作品中獲得了新的神學認知和對民族詩歌、人類文明的思考；在席勒的哲理詩和海涅的青春詩中感受到了生命的魅力。而最能幫他舒緩壓力的則是浪漫派的作品，從艾興多夫的小說《一個無用人的生涯》到諾瓦利斯的長詩《海因裏希·馮·奧弗特丁根》，都給他帶去了無窮的樂趣，前者歌頌了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和田園生活的幸福，後者用夢中出現的一朵藍花象征了人類心靈對一切無限事物的追求與渴望。這些作品讓衛禮賢流連忘返，甚至曾因此忘記了與家人共進晚餐的時間。而對他影響最大的則無疑是德國大文豪歌德。

歌德全名約翰·沃爾夫岡·馮·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年出生在德國美因河畔的法蘭克福，是德國曆史上著名的“百科全書”式學者，也是德國古典主義文學的代表人物。他自幼便在詩歌、戲劇等方麵顯示出非凡的創作天賦，1773年因戲劇《葛茲·馮·伯利欣根》而一舉成名，1774年發表的書信體小說《少年維特之煩惱》更是使他一躍成為享譽世界的作家。此後，歌德被魏瑪公爵招攬，移居魏瑪公國，陸續創作了《陶裏斯島上的伊菲格涅》《埃格蒙特》《塔索》《親合力》《威廉·麥斯特的學習時代》等代表德國古典主義美學思想的小說、戲劇作品。在詩歌方麵，歌德著有《赫爾曼與竇綠苔》《西東合集》《中德歲月四時詩》等名篇。在自然科學方麵，他留下了《論植物的變形》《顏色論》等著作。而他在1832年去世前才最終完成的悲劇《浮士德》更是成為世界文學中的不朽名篇，奠定了歌德作為文壇巨匠的地位。1886年，13歲的衛禮賢在堅信禮儀式上正好收到了一套三卷本《歌德文集》作為禮物。衛禮賢對其愛不釋手，從此與歌德結下了不解之緣。他的夫人後來在回憶錄中曾這樣描述歌德對他的巨大影響：“早在學生時代，年輕的衛禮賢便是歌德著作的鑒賞家，甚至到了他晚年，對他來說，見證歌德和中國思想內核之間的內在親和力，也仍然幾乎是他心中的頭等大事。”學生時代的衛禮賢先是沉浸在歌德晚年寫下的《顏色論》中，甚至試圖按歌德的描述製作彩色板子，通過實驗來驗證歌德的光學理論。隨後又對歌德關於《聖經》的思辨產生了興趣，並由此聯想到席勒的作品《摩西的使命》，進而對宗教史也產生了更多的獨立思考。然而，在中學裏，衛禮賢的獨立思考卻令他與宗教課的老師不歡而散。例如在討論“創造論”時，衛禮賢依據《約翰福音》中的“我父做事直到如今”認為上帝的創造並非一個已經完成的過程，而是仍在不斷進行之中，與之相應，世界上的萬物也在上帝的力量和精神激勵下處在不斷發展之中。但老師並不認可這種與進化論暗合的新觀點，在無法說服衛禮賢的情況下，他斷然動用自己在宗教問題上的權威，用嚴厲的口吻回複道：“坐下吧！我無須與你討論這些問題。”遭受打擊的衛禮賢隻得懷著深深的失望坐了下來，把這類離經叛道的想法更深地埋入了心底。

所幸，在中學那幾年裏，衛禮賢在音樂中獲得了更多的安慰。有一段時間，他被舒伯特的作品所深深吸引，搜集了很多舒伯特和門德爾鬆創作的歌曲，並在小提琴上勤加練習。美麗的旋律讓他得以暫時忘記生活的煩惱，有時候甚至讓他在上學路上忘記了上課的時間。後來，他又迷上了貝多芬，幾乎聽完了貝多芬所有的序曲和交響曲，尤其是第九交響曲使他的生命再次充滿了陽光，也令他久久難以忘懷。

很快，衛禮賢對音樂的熱愛得到了回報。他在音樂廳上演的路德節劇目中獲得了一個小角色——裝扮成小天使，負責介紹路德家的小漢斯，並且唱起歌曲《從天而降》（Vom Himmel hoch）。這次表演的成功使衛禮賢一下變得大受歡迎，不僅在聚會中有高年級的學生不斷請他喝酒，直到他醉得差點回不了家，而且他還因此與青年協會中的同齡人交上了朋友，其中一些人和他一樣正在為學習神學做準備，他們一起討論文學、音樂、繪畫，探索天文學、化學和神學，度過了一段緊張而快樂的時光。

1891年8月，衛禮賢通過了相當於專業技術人才資格考試的所謂“競賽考試”（Concoursexamen），從而獲得了進入圖賓根（Tübingen）新教神學院深造的資格。由於神學院學生能獲得教會的資助，這大大減輕了家裏的學費和生活費負擔。

不過更令衛禮賢高興的是，在11月正式入學之前，他可以享受差不多三個月的漫長假期。他把這三個月投入到了對藝術史的研究中，特別是盡可能多地閱讀了意大利文藝複興方麵的書籍，並對藝術版畫產生了濃厚興趣。第一次對倫勃朗的偉大成就有了了解，還研究了德國畫家和蝕刻版畫家阿德連·路德維希·裏克特（1803－1884）的作品，這為他後來開展中國版畫藝術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891年11月，衛禮賢懷著對未來的美好憧憬來到了德國南部的著名大學城圖賓根。圖賓根坐落在內卡河畔的一塊高地上，依山傍水，風景秀麗，早在11世紀便被受封於此的圖賓根伯爵所看中，在高地上建起了被稱為Tvvingia的城堡。1231年，圖賓根正式升格為城市，1477年又建起了圖賓根大學。因此，這座城市也是德國曆史最為悠久的大學城之一。城市中隨處可見有數百年曆史的古典風格建築，黑色石塊鋪就的蜿蜒小巷、巨大木梁撐起的木桁架樓房、古色古香的黑磚紅瓦，都使來訪的遊客仿佛行走在一座古老的博物館中。德國西南部地區在傳統上本是天主教占據優勢，但圖賓根地區卻偏以信仰新教者居多，信徒以勤奮、節儉而著稱。這造就了圖賓根大學開放、多元的文化傳統，其神學係、哲學係在全德首屈一指，成為自由派神學思想的大本營。前任羅馬教皇本篤十六世（Benedict XVI，2005-2013在位）便曾經在圖賓根大學執教，主講信理神學及基本神學。話說這位教皇原本是德國巴伐利亞人，本名拉辛格（Joseph Alois Ratzinger），出生於1927年4月，因為正好趕上二戰，於是在18歲生日當天就被征召入伍。不過，德國三個星期後就戰敗投降了，拉辛格本想逃回老家巴伐利亞隱居，不料他家的房子正好被巴頓將軍手下的美國大兵看上，於是逮了個正著。未來的教皇隻好乖乖地進了巴特艾布靈戰俘營，而被關在一起的也大都是同齡的德國青年。戰俘們閑來無事，便每天聚在一起擲骰子玩。這些玩伴中有一位來自德國東部、名叫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1927-2015）的人，兩人賭了一個多月骰子後，有上帝加持的拉辛格便被釋放，回慕尼黑學神學去了，此後一路平步青雲——博士、教授、副校長、巴伐利亞主教，直至登上教皇寶座。而小青年格拉斯獲釋後則跑去學了雕塑和版畫，並在妻子作為嫁妝帶來的一台打字機上搗鼓出了小說《鐵皮鼓》。1999年，這位被文學給耽誤了的石匠終於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或許這也要感謝戰俘營中那位名叫拉辛格的賭友，畢竟，可不是什麼人都有運氣能和教皇賭一把手氣的。

除了當上教皇的大牌教授外，圖賓根大學的學生中也是名人輩出，其中最著名的當數曾經居住在同一個寢室的“圖賓根三劍客”——哲學家黑格爾（G. W. F. Hegel, 1770-1831）、謝林（Friedrich W. J. Schelling, 1775-1854）和詩人荷爾德林（Johann C. F. Hlderlin, 1770-1843）。1788年，18歲的荷爾德林與黑格爾雙雙進入了圖賓根新教神學院學習，成為同窗和室友。兩年後，年方15歲的謝林也被圖賓根神學院破格錄取，並與前兩人成為同一宿舍中的室友。這三人後來的人生道路大不相同。有“施瓦本神童”之稱的謝林在1792年完成碩士論文，1795年完成博士論文《論馬爾西翁對保羅書信的校訂》，順利完成學業。1798年10月，年僅23歲的謝林成為耶拿大學哲學教授，人生道路一帆風順。相比之下，黑格爾可謂厚積薄發。青年黑格爾先是被1789年爆發的法國大革命所鼓舞，在大學中積極投身政治，同時他也僅用兩年就在1790年獲得哲學碩士學位，1793年獲得神學博士學位。但他沒有馬上在大學任教，而是先擔任了7年的家庭教師，在此期間閱讀了大量啟蒙思想家的著作，成為知識淵博的大學者。1800年，黑格爾來到耶拿與謝林共同創辦了《哲學評論》雜誌。1801年，他開始執教於耶拿大學哲學係，講授邏輯學與形而上學。1805年，黑格爾在歌德與席勒的推薦下成為耶拿大學教授。此後，黑格爾聲名鵲起，先後擔任海德堡大學、柏林大學哲學教授，並於1829年當選柏林大學校長，成為蜚聲世界的大哲學家。不過三人中與圖賓根關係最為緊密的卻是命運坎坷的文學家荷爾德林。1793年畢業後，荷爾德林同樣選擇了家庭教師的職業，並潛心於詩歌創作，發表了《許佩裏翁或希臘隱士》等經典作品。但自1802年起，這位才華橫溢的詩人開始精神失常，1807年在圖賓根精神病院被宣布不治。此後，他被當地的一位木匠收留，在內卡河畔一座始建於13世紀的塔樓裏一直居住到去世，並被埋葬在了圖賓根。

圖賓根大學曆史悠久的學術傳統、勇於探索的人文氣質和開放自由的思辨氛圍深深地影響了衛禮賢。剛一來到這所大學城，衛禮賢就馬上被此處濃鬱的哲學研究氛圍所吸引。他先是熱切地投入哲學研究中，希望從中找到解決人生困惑的方法，但在一年後卻意識到，哲學在關鍵性的問題上並不能為他提供一個最終答案，不過哲學卻教會了他如何去獨立思考和尋找答案。而在宗教研究和神學課程方麵，衛禮賢對於接近實際生活的係統神學並沒有多少熱情，他喜歡的是《舊約》文學史課，對深受希臘哲學影響的《約翰福音》卻感到困惑。

在學習之餘，衛禮賢依然表現出對藝術的熱愛。一位朋友將他領入了丹麥哲學家克爾愷郭爾（Soren A. Kierkegaard，1813-1855）的世界，在這位兼為詩人的存在主義哲學先驅那裏，衛禮賢找到了藝術審美方麵的知音，並被他的辯證詩和創造力所深深吸引。這中間還有個小插曲：1892年秋，衛禮賢的肺部被診斷出感染了黏膜炎，在當時的醫療條件下，醫生認為他最好去休養半年，於是衛禮賢到位於瑞士格勞賓登州的阿羅薩休養了一段時間，並很快恢複了健康。在返回圖賓根後，他搬出了六人一間的神學院學生宿舍，住進了城裏的一間公寓，這種獨居生活使他可以有更多時間沉浸在藝術中，與朋友們暢談音樂、美術和文學。例如當著名奧地利作曲家胡戈·沃爾夫（Hugo Wolf，1860-1903）第一次到德國舉辦音樂會時，他便馬上興奮地寫信告訴妹妹，讓她千萬留意這位大師的演出。他還鄭重地保留了女鋼琴家克拉拉·舒曼（Clara Schumann, 1819-1896）給他的一封回信，將其視為聖物。他自己也經常演奏音樂作品，特別是到教母霍農家中與她的女兒弗裏達一起合奏。

在文學方麵，衛禮賢依然喜愛浪漫派的作品。他剛到圖賓根時，先是被荷爾德林筆下安靜、高貴而神性的詩歌世界所吸引，而後又將重點轉向了以教育小說著稱的德國作家讓·保爾（Jean Paul，1763-1825）。衛禮賢的同學，也是日後對他鼎力相助的摯友瓦爾特·奧托（Walter Otto，1874-1958）則記得衛禮賢對歌德的著作了如指掌，同時他還和好友們一起閱讀莎士比亞的戲劇，朗誦荷爾德林的詩篇。在美術方麵，衛禮賢也表現出同齡人中罕見的鑒賞力，他尤其被16世紀德國畫家丟勒所吸引，撰寫了數篇論文，甚至還打算學習意大利語，以便能夠閱讀達·芬奇的著作。但為了能盡快完成學業，以便減輕母親的負擔，衛禮賢最終還是忍痛放棄了在藝術方麵繼續深造的願望，並且犧牲了在圖賓根大學以《丟勒》為題撰寫博士論文的機會。

實際上，衛禮賢雖然得到了教會的資助，但大學並非完全免收學費，如教授的高級研修課便要另外收費。所以，衛禮賢在整個大學階段仍飽受貧困之苦，並因此屢屢陷入尷尬境地。1893年1月，在病休歸來之後，衛禮賢曾寫信告訴母親，為了申請減免學費，他不得不從一位修道院的朋友那裏借來長袍，鄭重拜訪了這學期給他授課的兩位教授。“最後，一位教授減免了我的全部聽課費，另一位也減免了至少一半。”囊中羞澀的大學生如釋重負地向母親彙報道。衛禮賢在生活方麵的窘迫由此也可見一斑。不過盡管如此，衛禮賢還是在教會資助下順利完成了在新教神學院的學業，從而獲得了完整的高等教育。

1895年8月，衛禮賢通過了首次神學職業資格考試，並於同年11月在斯圖加特修道院所屬教堂被授予神職。要成為高級神職人員雖然還需要再通過第二次神學職業考試，但他總算是步入了職業生涯，生活也由此翻開了新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