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拾

父親算得上是鄉村畫家。小時候，他經常拿著炭精條對著我和妹妹畫肖像。可惜這些畫像都沒留下來。“文革”期間，父親受命在村子裏那些顯眼的白牆上畫了大量的毛主席像，有《毛主席萬壽無疆》《井岡山會師》等，他畫得最滿意的大概是《毛主席去安源》。畫中的毛主席散發著萬丈光芒。那些畫太過巨大，他得先在白牆上打好格子，然後，按比例放大。我經常看到他攀緣在牆上，冒著烈日，畫著畫。當時是生產隊，他認為這比去田裏勞作要輕鬆得多也有趣得多。後來不再需要革命畫像了，父親開始替逝去的老人畫。那時候攝影還沒普及，很多人一生中可能隻有一張小照。父親就根據這小照畫，放大成如今A4紙那麼大，便成了遺像。這些遺像也是用炭精條畫的，極度寫實，乍一看幾乎就像一張照片。父親做的另一件事是在姑娘的嫁妝或小夥子的婚床上畫上鴛鴦、玫瑰及各種吉祥之物。這樣，村裏的紅白喜事，幾乎都和父親有關了。酒一定是有喝的。

父親有一些參考畫冊，印象深刻的是一本叫《富春江畫報》的雜誌。前不久，去富陽開會，我還同當地朋友聊起這本早已停刊的雜誌。在這個遍地都是圖像的時代，要是重辦《富春江畫報》會是怎樣的麵貌呢，是不是會和那本構成強大的張力呢？這是件很有意思的事。

我自然也喜歡塗塗抹抹。鄉村條件差，沒有係統訓練，完全是瞎畫，但藝術的種子大約就此種下了。考大學時，也希望自己的專業和藝術有點關係，所以，當時填誌願報了建築學。父親倒是非常務實，反對我的選擇，因為建築學還要考美術，要是美術不過關，我有不被大學錄取的風險。當然，父親的反對一點用也沒有，我還是在高考後跑到紹興考了美術。記得考題是“校門”。我當時連素描的概念都沒有，那次考試完全靠線條。

大學畢業後的一段日子，我已開始小說寫作，不過最先發表的作品卻是畫作——豐子愷式的文人漫畫一類。當時在一家報紙上開了一個專欄，畫了有一兩年。有一天，突然接到一位女士的電話，是台灣《聯合報》副刊的編輯。她喜歡我的漫畫，問我是否願意把畫上的文字寫成繁體字，以便在他們的報紙上發表。

1990年代中期，我開始發表小說。小說打開了我，激發了我，成了我的命運本身，讓我成了今天的我。現在回想起來，最初的寫作有如神助，簡直寫什麼有什麼。年輕寫作是多麼好，毫無畏懼，手無寸鐵就可以攻克一個個堡壘。我完全把塗鴉這件事放棄了。

五年前的夏天，我在《風和日麗》之後，開始《南方》的寫作。也許《風和日麗》耗去我太多的精神，《南方》的寫作極不順利，幾乎陷入困境。我時有雜念，也可以說我出現了精神危機。我問自己寫作的意義。這世界多一本我的小說與少一本我的小說似乎沒有多大的關係。我為此沮喪至極，懷疑自己失去了寫作能力。我越來越自閉了，很少與人交往。我每天把自己關在家裏。有一些事會突然進入個人生活，然後，又遠去了。我生活得越來越慢。

似乎是很自然的，我拿起毛筆，丟了十多年的塗鴉活兒。其間，得到了荊歌兄的鼓勵。荊歌看了我的小畫，讓我一定多畫一些，慷慨地送我毛筆和畫具，還請他的朋友謝峰先生替我刻了十多枚印章。就這樣，我慢慢喜歡上了畫畫這件事。我可能是個比較專注的人，而畫畫是一件需要專注的事。專注讓時間慢下來，也讓內心安靜下來。專注讓人充實。

視覺這種東西似乎比文字要好玩兒得多，變化的可能性也比小說要大。水墨宣紙，經常會產生出其不意的效果，有些畫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怎麼畫出來的。這種感覺好比經曆了一次意外的豔遇，偷著樂。

在自媒體時代，小畫的發表已不成問題，隻要放在微博、微信上，就能讓人看見。我偶爾會在網上曬畫。雖然我知道如今“點讚”僅僅表示友好或“到此一遊”，但還是會高興的。

在這裏，我忍不住要誇誇作家這個行當。如果一部小說——哪怕是短篇——和畫一張畫比，個人認為付出的精神勞動似乎更複雜，也更豐富。有時候和那些賣畫賣得好的畫家一起玩兒，我會想，作家真的是這個時代的苦行僧，畫家們多輕鬆啊，這些家夥不停地重複著畫同一個題材，並不停地賣著，在他們行當裏完全是“合法”的，合乎繪畫的倫理，而作家永遠需要創造新東西，重複是作家的天敵，甚至一個比喻一生隻能用一次。

今天一部小說的命運隻能成為印刷品，而不能成為一件藝術品。有時候我想，在電子閱讀開始普及，紙質圖書越來越小眾化的今天，也許未來小說家的作品也可以做成一件藝術品。不用出版很多本，但要做得充滿設計感，要盡可能多地帶有作家個人的氣息。當小說成為一件具有收藏價值的藝術品的時候，或許也能賣個好價錢。

2015.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