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庭和我的“浪子生涯”

我出生於河南一個山區農村家庭，家裏兄弟三個：大哥、二哥和我。當初父母省吃儉用，克服重重困難，將我們兄弟三人都送入了大學。這在全鄉乃至全縣，不說史無前例，起碼也算是個傳奇了。人們都覺得我父母很偉大，當然我們兄弟三個更這樣覺得。

父親生於1940年，性格沉穩，行事持重，算得上是農民中的知識分子；母親生於1954年，性格開朗，了無心機，隻有小學二年級文化。兩人無論年齡、性格，還是學識，都存在著巨大差距。若以現在眼光分析，兩人怕是難以結合的，但在那個年代，因為一些特殊機緣，他們還是走到了一起。

關於我們三兄弟：大哥老實，不通世故，畢業後一直在家鄉所在地級市平頂山上班，靠工資養家糊口；二哥聰敏，重義氣善交際，畢業後很快就在省會鄭州闖下了一片天地；而我，比大哥圓滑了點，比二哥內斂了點，可謂二人性格的折中，畢業後除了癡迷寫作，其他一事無成，可以說是最不讓父母省心的一個。

也許有人會說：寫作挺好的，怎麼會最不讓父母省心？

這是一個觀念問題。

曾經在我父親眼裏，兒子大學畢業後能捧個鐵飯碗，是他莫大的榮耀。可是很不幸，我們成長的年代，恰逢社會劇烈變革——市場經濟正以摧枯拉朽之勢顛覆著計劃經濟——在此浪潮下，高校畢業生的就業體係也由統包統分向自主擇業轉變。

生於1976年的大哥，大學畢業那年恰巧是自主擇業第一年。沒能趕上“鐵飯碗”末班車的他，因性格老實本分、不通世故，從而在自主擇業這條道路上發展得並不順利。這一度讓父親黯然神傷——那種感覺，就像是投資沒有獲得預期回報一樣。於是他開始不止一次地念叨統包統分的種種好處，數落自主擇業的種種不好。

不過沒多久，父親的這一態度就因二哥而改變了。

二哥比大哥小兩歲，他似乎很適應自主擇業——盡管畢業伊始也吃了不少苦，但他很快就變得遊刃有餘——甚至後來實現了由擇業到創業。於是父親又開始說起自主擇業的好來，並希望我將來也能夠複製二哥的成功。

其實我很理解父親的心思：就是想讓我們出人頭地。他先是希望我們能夠吃上“商品糧”，捧上“鐵飯碗”；後來這個夢碎了，他又希望我們能夠找份好工作，買套好房子，娶個好老婆；至於“衣錦還鄉，榮耀鄉鄰”，雖然父親沒表達，但我想他一定是有這種渴望的。

而作家，在那個崇尚功利的年代——尤其農村人眼裏——隻是一個窮酸的代名詞。假如我大學畢業後，說自己不想工作，想當一名作家，父母一定接受不了。不僅如此，鄉鄰也會暗地嘲笑挖苦我們家，其潛台詞一定是這樣的：“看誰誰家的兒子誰誰，爹娘砸鍋賣鐵供他上大學，他卻不務正業，當什麼鬼作家；別人大學畢業都是往家裏拿錢，他倒好，是繼續向家裏要錢，真是不孝！”

基於以上世俗壓力，我不敢輕易把作家夢流露出來，而是遵從父命，在2003年完成大學學業後，來到鄭州打起了工。

那時的我，頭頂著世俗的壓力，穿著人造革鞋和廉價的西裝，手提假皮公文包，在鄭州這座擁擠不堪的城市裏，每天像打了雞血一樣，穿梭於車水馬龍、高樓大廈，努力奮鬥著。兩年裏，我換了很多份工作，每次不是老板炒了我，就是我炒了老板。我努力讓自己精神抖擻，可每天心裏都感覺自己像被生活強奸一樣。那種痛苦，無法訴說；即便能夠訴說，也找不到可以訴說的人。

終於有一天，我覺得自己必須做出改變。如果不做出改變，我要麼會瘋掉，要麼會死掉。而改變的第一步，就是逃離鄭州。於是，2005年夏天，我在出租屋裏給二哥留下一封信，摳出手機卡，背起行囊，選擇了流浪，然後在流浪中開始了人生第一部小說《今夜你是我的模特》的創作。

且說這次流浪，我選擇了跟家人不辭而別，摳掉手機卡玩失蹤——若非如此，家人是斷然不會同意的。但是，我雖是叛逆之子，卻非不孝之子。所以我在決定玩失蹤時，還是暗中留了一扇後門。這扇後門便是我在鄭州的合租室友——亦是我的大學同宿舍同學。流浪前，我告訴他：“如果我家裏有突發情況，請給我發電子郵件。”

我一邊流浪，一邊寫作。當我在流浪中將小說寫了差不多一半時，我收到了室友的郵件：“魯非，你二哥讓我告訴你，自從你失蹤以後，你媽媽整天地哭，爸爸也心情沉重，以致腰疾複發，幾難行走。現在雙親已被你二哥接到鄭州。盼你早日歸來。”看完郵件，我創作的決心宛如雞蛋擊在了孝道的堅石上，瞬間變得破碎。我匆匆收拾行囊，結束了為期半年的流浪，返回了鄭州。

父母見到我，心情霍然好轉。父親經二哥安排，接受了一個療程的盲人按摩，腰疾亦有好轉。於是，差不多快到春節的時候，我帶父母返回了鄉下老家。過完年，我向父母保證自己不會再亂跑，會一直老老實實地待在鄭州，踏實工作，爭取早日成家立業。

我的確是這樣做的，可我內心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痛苦。任何工作我都幹不了幾天，我甚至一度認為自己就是個廢物。室友把一切看在眼裏，有一天對我說：“把你寫的東西發到網上試試吧，沒準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獲。”我搖了搖頭。室友卻不放棄，那時候我們住的地方沒有網線，他要走我的U盤，在上班時間利用他的工作電腦，幫我把作品傳到了網上。

沒想到，作品火了，我內心熄滅的火焰又一次複燃。那段時間，我正在鄭州一家米皮店裏打工——沒錯，我一個大學畢業生在一家小飯店裏當洗碗工，可我認為這是我除卻寫作之外最快樂的工作了。我每天上午8點去店裏，晚上10點才能下班。下班後，我會直奔出租屋附近的網吧，敲下兩千個文字，再回去睡覺。

我仿佛找回了自信，不再覺得自己是個廢物。我甚至在二哥的引薦下，去某雜誌社幹了一個月的實習記者，寫下的兩篇評論文章都上了封麵推薦。可惜，雜誌社也不好進，並不會因為你寫文章比其他人出眾就會留下你。於是，我便知趣地選擇了離開。

流浪的欲望再次在我內心膨脹。2006年夏天，我又選擇了不辭而別。

第一次流浪，我是在沿海城市兜兜轉轉。第二次流浪，我則選擇了直奔麗江。我在麗江古城裏租了個單間，每天除了睡覺就是坐在古城石凳上看著渠水裏的金魚發呆。這次流浪路線後來被我寫進了第二部小說《將軍令》裏，成了男主攜帶女主逃亡的路線。

我在麗江待了將近兩個月。後來因為一個女孩，我決定前往武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