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說，日本列島的起源，是一把淺紅色的劍。

也許，世界上誰都不得不承認，日本人是願意並且擅長學習的民族。直到公元7世紀，日本人還沒有文字可以記載自己的語言，日本的女性，用一些漢字創造出了一套字母，即所謂的假名，用來記載本民族的語言和思想。後來，大和民族幹脆將大量的漢字引入自己的語言體係，再後來，當他們意識到西方發達國家的厲害的時候，又大量地引入西方的語言，其中特別是科技的詞彙。

跟隨著中國文字和語言的引入，日本人貪婪地引進和借用中國文明的成果，他們不但習讀中國人的各種文章，還從中國引入了佛教、儒學和各種哲學的流派。他們把佛教奉為“保護國家至善”的宗教。他們愛用墨硯和毛筆寫字的書法，也愛用中國金石的印章，他們研習中國的風土人情和曆朝製度，還向中國人學習農耕以及包括印刷術在內的各種技藝。他們的政府多次派使者來中國交流，使節們對中國高度文明的習俗讚歎不已。日本天皇和宮廷決定用這種先進的文明來充實本國的事業。他們以無與倫比的巨大精力推行這項引進和改革。天皇甚至下令仿造中國的京師，建造了新的奈良城。他們在引進時模仿，有時幹脆就複製。

一千二百多年前，中國人鑒真應邀到日本傳授戒法，把中國的建築、雕塑和醫藥學介紹到日本。中日兩國的交往，不管是否友好或平等，除了日本平安時代末期和德川幕府閉關鎖國的兩百多年，一直沒有停止。總之，生活在海島上的日本人，羨慕中華民族擁有一片廣袤的美麗的國土，擁有曆史悠久的文明，他們不倦地探索著炎黃子孫的精神世界和物質生產。美國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說：“在世界曆史上，很難在什麼地方找到另一個自主的民族，如此成功地有計劃地汲取外國文明。”

日本人不僅僅是願意並且擅長向中國人學習。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16世紀中葉把槍炮和基督教送到了日本，也許還沒有引起日本人足夠的重視。德川幕府強製人民斷絕和異邦的交往，直到1853年夏天的一個早晨，美國培理艦隊的四艘戰艦，出現在日本海岸，以堅船利炮打破了日本人以刀劍為支柱的武士夢想，這個自以為生活在日出之國的民族，似乎在另一道地平線上看見了日出，立即開始了明治維新。他們覺醒過來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迅速地引進西方國家的科學技術和政治製度，並且迫不及待地組建常備軍隊，大量地向西方購買新式的武器來裝備他們的皇軍。

日本在發生改變，他們比自己師法的中國人走在了前麵。在日本開始建立資本主義製度的時候，中國的清朝政府剛剛鎮壓了太平軍和撚軍這兩支農民起義隊伍，繼續鞏固封建皇朝的統治。盡管清朝的執政者已經知道了西方列強的強大，他們仍然把皇室祖宗的成法視為不可更改的聖訓。

日本在向先進國家學習的進程中，漸漸地變得強大起來。善於吸取外來文明的大和民族，似乎對孕育先進文明的國度，應該持有感恩的情懷，應該從佛教和基督教的熏陶中，養成與人為善的心態。但是，曆史的進程並沒有吻合這樣的推測。在廣闊的中國國土上形成的謙虛和博大為懷的文化底蘊，似乎在日本列島很難找到植根的土壤，倒是西方殖民主義追逐利益的貪欲，引起了日本當權者的共鳴。

日本人的性格是矛盾的。有人說，日本人生性極其好鬥而又非常溫和，黷武而又愛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禮，頑梗不化而又柔弱善變，馴服而又不願受人擺布，忠貞而又容易叛變，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十分歡迎新的生活方式。這種矛盾的雙重性格的關鍵，在於他們十分在意別人對自己的觀感，他們追求的榮譽，成為一種恥感文化的核心。他們必須在由一套複雜的等級製度所規定的社會體係中，通過許多微妙的運作，來求得生存的平衡。

中國的文明被搬到日本以後，未能打破日本森嚴的等級製。日本的天皇，隻有“雲上人”的家族才能繼承皇位，不能改朝換代。而日本的武士，也享有代代相傳的特權。他們的地位僅次於皇室和宮廷貴族，淩駕在農民、工匠和商人之上，而那些靠清掃街道、為死囚掘墓和將死獸剝皮的“賤民”，在他們眼裏簡直就不算人了。

日本有一個傳說，不管你是否相信。他們說，日本這個地方，誕生於一把淺紅色的劍。古代的諸神，把劍刃伸進海裏，當他們把劍抽出來時，四點奇特的水滴回落於海，就形成了日本的島嶼。

這個神話裏麵那把淺紅色的劍，令人很容易聯想到日本的武士和他們所遵循的一套法則，即所謂的“武士道”。也許，武士們很容易在這類神話裏找到他們尊嚴的象征。一位愛爾蘭的軍人說過，日本的武士在外國人看來是神秘而怪異的。他們追求著某種奇怪的榮譽，也就是不投降主義。他們以戰敗為恥辱，打了敗仗，如果還活著，就要親手結束自己的生命。

日本的花道舉世聞名，武士們從花生花滅的宿命中找到了戰鬥生涯的合理性。他們觀察櫻花萌生、盛開和凋謝的全過程，認為習武和死亡是武士不可避免的宿命，殺人取勝便是武士生命之花的怒放，也就是生命的最高境界。從中國傳到日本的禪學，受到武士們的青睞，他們對生命的感受簡約到極致：吸一口氣，喝一杯茶，殺一個人。武士道的三原則“侍、勇、仁”，首先規定了盲目的服從，繼而強調武力的使用，最後把所作所為歸結為仁愛。而縱觀日本武士們在曆史上的實踐，當他們武力強盛的時候，會把皇權虛置。可以說，武士道其實是以武力為核心的。

中國禪宗的鼻祖們怎麼也不會想到，禪宗傳到日本以後，會成為軍事訓練的手段。日本的武士把禪宗當作了自己的信仰，別出心裁地用神秘主義的修行方法來訓練武士單兵作戰。在鐮倉時代，日本禪宗開山祖師明庵榮西寫了一部巨著，取名《興禪護國論》。日本禪宗訓練了武士、政治家、劍術家和大學生，以求取世俗的目標。

明治維新是依靠下層武士的力量發動的，維新後雖然廢除了武士製度，但武士精神仍然在日本軍人中長久地存活。那些失去了主子和身份的武士，即所謂的“浪人”，也加入了新式的軍隊。他們把壓迫者的精神帶進了新軍，在新的政權裏靠武力來維護自己的發言權。他們的蠻橫，是從德川家康的法令中順延下來的，這個法令規定：“對武士無禮、對上級不遜的庶民，可以立刻斬殺。”日本的軍隊保留了一個慣例，就是軍隊首腦對政府保持獨立性，陸軍大臣和海軍大臣，有權直接謁見天皇，從而能夠以天皇的名義強製推行他們的措施，無須向文官內閣成員通報或協商。他們還可以阻止自己不信任的內閣成立，辦法很簡單：拒絕委派陸海軍將領進入內閣。

這個東洋帝國的軍人，把武士道精神延續下來。更重要的是，日本人的恥感文化，驅使這個民族在尋求一種方式來獲取外國人的尊重。武士們認為，軍國主義是爭取全世界尊敬的手段，他們可以依靠武力來獵取崇拜。他們想越過海洋，到別人的國度裏去炫耀武力。明治維新以前，封建軍閥們就吵嚷著要發動戰爭，侵略中國和朝鮮。明治天皇剛剛即位，就製定了所謂的“大陸政策”，也就是要用武力征服這兩個國家，既而征服全世界。這位天皇代表著軍人的意誌，他用禦筆信詔告天下：要“繼承列祖列宗的偉業”，“開拓萬裏波濤”，“布國威於四方”。

很快，日本就在為發動侵略戰爭做準備了。這個小國寡民的東洋島國大辦軍火工業，積極建立現代化的陸軍和海軍。軍費在增加，軍隊在膨脹。到了19世紀末葉，日本的陸軍戰時可動員二十三萬人，海軍擁有二十三艘軍艦，一些商船也加以武裝。軍國的戰爭機器開動起來，隻等待著找到一個借口，就可以向朝鮮和中國開戰。

中國是大和民族向往已久的國度，中國又是日本的近鄰。中國豐富的物產和遼闊的土地，強烈地誘惑著對外依賴性極強的日本經濟。日本帝國對中國大陸，首先是對距離日本最近的東北三省，產生了覬覦之心。一個小國因為長久羨慕一個大國，居然張開了巨大的胃口，它的當權者們，尤其是軍隊的首領，心裏打起了算盤，企圖占領和吞並為它輸送過無數營養的國土。誠如毛澤東所說：“日本帝國主義利用其和中國接近的關係，時刻都在迫害著中國各民族的生存，迫害著中國人民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