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的話

在我著手翻譯這本《李鴻章傳》之後不久，互聯網書店開始熱銷一本名叫《李鴻章回憶錄》的譯文書。那是一部已被判定為贗品的偽書，其炮製者是一位名叫曼尼克斯（Mannix）的美國人，他在1900年曾隨美國第9步兵團到過華北。他回到美國後因罪入獄，在監獄服刑時借閱了大量有關晚清中國與李鴻章的資料，閱讀之餘，自己進入李鴻章的角色，杜撰出了這麼一本回憶錄。他偽造的回憶錄出籠後，曾在歐美風行一時；而到了今年，該書的中譯本又在中國熱銷起來。這種情況表明了兩個事實：其一，外國人對我國清末的大人物李鴻章懷有極為濃厚的興趣，對其傳記的產銷和閱讀投入了極大的熱情，甚至不惜造假；其二，中國的讀者也很希望了解外國人對於李鴻章其人的看法，哪怕是從一本假造的回憶錄中去尋找探索他們對這個中國人的塑造。

有關外國人對李鴻章的關注與評價，還有一件事值得一提。本書下一頁刊載的那幅題為 “當今天下三大老”的照片，拍攝的是19世紀歐洲雕塑家F. R.卡登堡（Kaldenberg）為當時世界上的三大偉人所做的塑像，左中右三人依次為俾斯麥、李鴻章與格蘭斯頓，可見李鴻章在這位雕塑家眼中是何等的偉大。

至於讀者手中的這部《李鴻章傳》（Li Hung-chang），則是值得信賴並在國際上享有很高知名度的李鴻章傳記。其作者布蘭德（John Otway Percy Bland，1863–1945)是李鴻章同時代的英國作家和記者，在晚清活躍於中國的各種舞台，是一個地道的中國通。他在1883年就到了中國，那正是李鴻章一生中的全盛時期。

布蘭德在抵達中國以後的12年多內，都在中國海關工作，供職於漢口、廣州和北京。1889年，26歲的布蘭德在上海娶了一位名叫路易莎的女子為妻。1896年，他脫離海關，出任上海市議會的助理書記官，第2年繼任書記官一職。這個議會是控製上海國際殖民地的機關，布蘭德時為上海灘的權要，對這座大都市以及中國的政情十分熟悉。他同時還開始從事獨立記者的第二職業，調查並報道中國的各種狀況。他於1906年離開市議會，在英中公司（BCC）得到了一個新的職位，成為該公司以北京為基地與中國政府談判鐵路貸款的代理人，直到1910年被該銀行解雇。布蘭德於是回到英國，而這時候，晚清名臣李鴻章辭世已有9年。

布蘭德與中國並未緣盡於此。1920年，他以作家的身份再次來到中國，主要寫作中國的題材，有一係列時評書籍出版，主要有《在華的最近事件與當前政策》、《中國、日本與高麗》,以及他與埃德蒙·拜克豪斯爵士（Sir Edmund Backhouse）合作的兩部記述中國曆史的暢銷書《皇太後治下的中國》與《北京宮廷年鑒與回憶錄》。

布蘭德一直關注著本書的傳主李鴻章。他在居留中國期間，曾於1900年作為《泰晤士報》的記者在上海拜訪李鴻章，與他討論義和團危機及其後果。那是在李鴻章去世的前一年，這位老人已在1894年的中日戰爭中作為失敗者而失去了昔日的風光，並已在周遊歐美列國後返回祖國，時任兩廣總督。布蘭德後來回憶了當時所見到的李鴻章：“年邁的李總督那時身體正在迅速衰弱。他走路要靠仆人攙扶，顯得非常脆弱。但此人不屈不撓的精神絕未熄滅，其頭腦沒有衰竭的跡象，當他感到憤怒時，眼光熠熠閃亮，一如既往。”

布蘭德與李鴻章的那次會麵，也許正是他為李鴻章寫傳的契機。讀者手上的這部《李鴻章傳》英文原版於1917年問世，當時布蘭德已是一名獨立作家與評論家。這是布蘭德54歲時完成的成熟作品，完整表達了他對李鴻章與晚清中國的獨特見解，展現了他以流暢和雄辯而見長的文風。作者以新穎的結構與豐富的記述，根據李鴻章作為中國官員、作為外交家、作為新式軍隊和國防建設者的不同身份，多方位、多視角地解析了這位中國晚清巨擘的一生。

此書被收入了英國“19世紀打造者叢書”，這個事實本身就意味著本書作者和該叢書的編者已將李鴻章的曆史定位擺在最高的層麵，把極大的榮譽給予了在國內備遭詬病的這個中國人。這些英國學者究竟有什麼樣的理由如此抬舉李鴻章，是值得中國的讀者去開卷一讀的。

在這部評傳中，布蘭德反複地聲稱，李鴻章之所以能夠走在同時代國人的前列，之所以有資格入圍19世紀的打造者，是因為他清醒地認識到了清末的中國缺乏實力，無法與列強直接抗爭，而隻能犧牲一些利益來換取和平的環境，以便從事現代化的建設，以增強經濟和國防力量，而他的這種努力，使他在海外享有盛名，並部分地取得了成功。布蘭德的這個觀點是否站得住腳，是否能夠為當代中國人所接納，尚須接受讀者諸君的檢驗。

另一方麵，布蘭德又一再強調，李鴻章之所以未能把中國引向富強之路，他那耗資巨大、苦心經營的海陸軍之所以在1894年的中日戰爭中遭到慘敗，完全是因為他任人唯親、貪汙腐化所致。這個看法，跟中國人100多年來對李鴻章的評價毫無二致。貪財是李鴻章及其僚屬的致命傷，而官場腐敗是導致中國貧窮落後、社會動亂的罪惡之源。布蘭德認為李鴻章及整個封建官僚體製留下的這份邪惡遺產，後來又被中華民國的官僚集團所吸收，以至於流毒無窮，給人以革命未能徹底的印象，確實是頗有見地的。在21世紀的今天，官員腐敗對中國社會的嚴重威脅猶在，乃是全國民眾同聲檄討、深惡痛絕的罪惡淵藪，李鴻章給後人留下的曆史教訓，實在是值得重溫，值得從布蘭德的這部著作中去尋找批判性的借鑒。

清末由湘淮軍出身的3位軍政重臣，即曾國藩、左宗棠和李鴻章，有一脈相承的關係。左宗棠與李鴻章都曾受到曾國藩的提攜，而李鴻章更是曾國藩的“肘下之人”。但是，曾國藩和左宗棠是中國曆史上的兩位大清官，而李鴻章卻未能承繼曾國藩清廉自守的衣缽，為他自己也為中國的曆史留下了巨大的遺憾。

本書中引用的李鴻章的奏稿和書信，均依據清人吳汝綸編輯的《李文忠公全集》、寶鋆等纂修的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王先謙所纂的《東華錄》和朱壽朋所編的《光緒朝東華錄》所載文本的對應部分直接錄入。必須說明的是，書中摘自偽書《李鴻章回憶錄》的部分，譯者盡量仿學清人筆法譯為中文，但此中文絕非李鴻章原著，因為李鴻章本來就沒有寫過這些文字，而是美國人曼尼克斯捏造出來的。

此外，布蘭德先生文采不俗，熟悉多種歐洲語言，在原著中使用了不少法文和意大利文的成語，使文章生色不少，但我在譯文中沒有標出這兩個語種的語句，僅將部分此類語句用雙引號括之，或以斜體字排版，特此說明。

王紀卿

2011年伏月

謹識於長沙聽雨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