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曾國藩是遠東的華盛頓

世界性事件的許多細心的觀察家認為，19世紀的任何災難性事件，就整體的悲慘性和破壞性而言，都比不上太平天國運動。數百個縣城被反複攻取，交戰雙方都有搶掠和屠殺。大城市成了廢墟，果實累累的原野成了荒原。傷亡慘重的戰鬥和更為血腥的屠殺是其進程的標誌。它要摧毀大清帝國，把皇帝趕下台。遲至1882年，S·W·威廉斯在其《中央王國》一書中如此評述這批造反派：

他們的存在整個就是一場災難，自始至終隻有不幸伴隨他們左右，他們未曾付出絲毫的努力來重建已遭破壞的事物，保護殘存的世界，或者償還他們所偷盜的東西。在他們離去之後的土地上，野獸自由地徜徉，在廢棄的城鎮築起它們的窩巢。居民忙碌的喧鬧聲已經止息，取而代之的是野雉飛騰的嗖嗖聲。人們一度勤勞耕耘的土地，已被野草或樹叢覆蓋。銀子一千萬兩一千萬兩無可挽回地丟失了、毀滅了，幸存者忍受著窮困、疾病與饑饉，除此之外，據居住在上海的外國人估計，從1851年到1865年的整個時期內，足有二千萬人的被害與太平天國運動有關。

這場運動之所以蔓延得如此廣泛，是因為中國的權力分散和官員無能，而狂熱的造反者之所以未能取勝，是因為他們在1853年至1858年間缺乏領導力量，同時也是因為曾國藩的出現。中國的現代曆史把這個人應得的榮耀還給了他，但是外國的觀察家們卻被一支優秀的小部隊所享有的名聲所迷惑了。這支部隊是由弗雷德裏克·湯森·華爾組建的，後來由“中國人”戈登指揮，官兵接受過外國式的訓練。他們讓這支三千人的常勝軍名傳千古，幾乎將戈登封為聖徒，卻讓鎮壓太平天國運動的真正主角淹沒於遺忘之中。

竊走曾國藩親手賺來的名聲，卻將戈登與李鴻章供奉於曆史的祠堂，世上很少見到如此大的不公。曾國藩克服了由於幾百年來中國的行政實踐而攪得紛亂如麻的困難，很少得到別人的合作，缺乏資金來維護軍隊，在十多年中的總開銷僅有二千一百萬兩銀子稍多一點，而且不懂任何兵法，但他卻最終實現了鎮壓這場巨大運動的奇跡。他以清晰的思維、永不喪失的耐心、審慎和常識辦成了這件事。他從不擔心別人遮蔽他的光輝，他不惜將自己紮紮實實賺來的桂冠送給別人，他把能人吸引到自己身邊，用他們的才幹來彌補自己在兵法上的不足。曾國藩認真地實踐儒學，努力將孔聖人的品質注入自己的言行，絕不願意因為偏離忠孝之道而有損顏麵或“丟臉”。他直言無隱，誠實無欺，在一個缺乏誠信的時代以誠信為本。

據我所知，一位日本的傳記作家比我先行了一步，已將曾國藩比作喬治·華盛頓，而不是比作拿破侖，因為他與後者毫無相似之處。曾國藩的確是遠東的華盛頓，他以自己的個人價值，以他對於理性與良心之道的執著追求，通過多年變化莫測、以弱勝強的奮鬥，使中國免於分裂與毀滅。當代中國的政論家梁啟超聲稱，曾國藩不僅是在中國的整個漫長曆史中十分罕見的那一類人，而且在全世界也是屈指可數的人物。如果說這個評價過高了，我們至少可以將他放在19世紀最偉大的人物之列，而不會委屈了其他人。

年輕的中華民國有一股甚囂塵上的聲浪，指責曾國藩擁戴異族人的清王朝，支持絕對專製的君主政體。曾國藩的確如此。君主政治和任何形式的帝國主義，如今在中國和在歐洲一樣不受歡迎。然而，曾國藩作古以後，經過了整整一代人，他的同胞們才有了共和理想，如果用這種理想來裁判一個早已逝去的大英雄，是不是有失公允？我們是否應該設身處地，把自己放在曾國藩曾經生活和工作過的環境之中，聽一聽他代表全國人的普遍信念而發出的聲音？這些年輕的批評家除了將對專製政治的厭惡提前了許久，還沒有考慮到，如果當時沒有一個強大而忠誠的人物捍衛帝國的完整，這個國家完全有可能在內戰中分裂成多塊碎片，最終落入外國人手中，因為當時列強們正在打造各自的帝國。中國一直保持著統一和獨立，直到對西方國家采取了另一種態度，這是太平天國運動和其他造反運動被成功鎮壓下去的結果，而這種結果是曾國藩及其能幹的合作者們帶來的。

本書原本是為了獲取耶魯大學博士學位而部分完成的學位論文，在時間上隻涉及太平天國運動的時期。為了使之更臻完整，我添加了有關曾國藩最後七年生活的概述，主要包括兩點，其一是他為鎮壓撚軍所做的準備，使得李鴻章得以迅速地征服這支遊擊大軍；其二是他作為總督在金陵和直隸的事跡。我從其信函中找到的海量資料當中，搜集了指導其生活的重大原則。添加一章來介紹清王朝統治下的中國政府，似乎也很有必要，有助於說明像太平天國這樣巨大的運動，是如何星火燎原的。為了完成這些增補和修訂，我略去了有關各次戰役的許多細節。

中國的人名和地名是很難用羅馬字來注音的。如今已有幾個現存的注音係統。就地名而言，我盡量按照郵局的名單來注音；對於其他名稱，則采用威妥瑪氏拚音法；但人名和地名都有若幹例外。有些名稱已經普遍地采用某種拚法，改變其成例未免純粹炫耀學問之嫌。

如果本書能有助於西方人公正地理解太平天國大運動，以及為了鎮壓這場運動而獻身效力的那個人，作者便會得償所願。不過，這還隻是一個開頭。在本書涉及的這個曆史時期，外交關係在中國曆史上變得日益重要，對於這個時期的中文資料，還需要進行更加細致的研究。我們長期以來僅僅從西方人的角度來看待這個時期，這樣做是無法充分了解曆史的。

我要對耶魯大學的F·W·威廉斯教授表示深切的謝忱，本書是在他的指導下完成的，修訂時也采納了他的建議，而他借給我的那些難得的典冊與書籍，為我提供了寶貴的資料。我還要感謝F·淺川教授，他在若幹翻譯工作中為我提供了建議和幫助；以及長沙的G·G·沃倫牧師，他在若幹章節的修改中給了我有益的忠告；還有耶魯中國分院的左福（音譯。——譯者）與其他成員，他們幫助我處理了漢語文本。

威廉·詹姆斯·黑爾

1926年11月於

中國，長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