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周書文都是孤兒,在國家的資助下讀了同一所小學。
他比我幸運,被一位孤巢老人領養。
情竇初開那年,我們約定要一起考北京大學。
可成績十分優秀的他高考卻落榜,決定複讀時養父又患上了嚴重的老年癡呆。
得知情況的我放棄已經到手的北大錄取通知書,心甘情願留在四川供他讀書。
那時周書文紅著眼抱住我。
他說,他會努力考上大學,然後再努力賺錢,讓我再參加一次高考。
我鑽在他懷裏,對他的話深信不疑。
1980年的夏天,他終於考上北京大學,可學業繁忙,垂老的養父無人照料,他希望我能陪他安享晚年。
他說,他隻有我了,等養父仙去,他就陪我再參加一次高考。
於是我又等到1984年。
這年老人去世,周書文也順利畢業。
我搬去了北京,滿心歡喜準備高考,可又意外懷孕。
周書文希望我能先生孩子。
他說女人總要生孩子,孩子生了再高考也不算遲。
我被孕期反應折磨得痛苦不堪,隻能妥協。
1986年,我給周書文生下一個兒子。
這次我沒再提高考的事,因為兒子壓根兒離不開我。
餓了要我,哭了要我,生病了還要我。
25歲的我來到了心心念念的北京,可卻被兒子困到30歲。
等他生活能自理的時候,我又要接送他上下學。
我就這樣一次又一次妥協,直到兒子結婚,給我生了孫子,我都沒有真正解放。
我的半輩子,無非是周書文說、兒子說。
沒人聽我說。
就在我安慰自己接受現狀時,我卻無意中看見了周書文的日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