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先生徐先知

商務別克疾駛在秋天的原野，如同駛進了一幅唯美的山林畫卷，兩旁的稻田掀起了一層層金黃色的波浪，遠端的山上層林盡染，疊翠流金，讓人心曠神怡。

我和徐繼如坐在後排，我們無心欣賞這美景，倒是坐在中間的徐書成老先生和他的孫女徐世夢談興正濃，一直聊著當年硯池村的青年人沿著這條山道外出求學的故事。他說有一年他和堂兄徐書槐去北京求學，雇了輛馬車，不料遇上國民黨軍隊在追擊一支遊擊隊，馬被一個國民黨軍官搶走了，他們隻得提著行李走去豫州，足足走了四個小時才趕上豫州去北京的火車。徐書槐的鞋都走沒了，打著一雙赤腳，穿著一件長衫，那樣子特別狼狽。

臨近硯池村，徐書成神色凝重起來，他回過頭問：“繼如，‘文化大革命’期間，你先知太公的墳墓被破壞了吧？”顯然他對大陸“文化大革命”的情況也有所耳聞。

“因先知太公國民黨監察委員的身份，太公的墳墓遭到了衝擊。”徐繼如隻得實話實說。

“破壞到什麼程度？”

“墓碑被砸了，墳頭被夷平了。一群地痞流氓打著造反派的名義將先知太公的墳挖了，連棺木也被挖走。後來我爸和村上人將先知太公的遺骸重新安葬，築了墳塋。”

徐書成搖了搖頭，眼圈頓時紅了，徐世夢趕緊掏出餐巾紙替他爺爺擦眼淚。我和徐繼如懸著的心寬了許多，看來徐書成對他爺爺的墳墓被破壞早有思想準備。

硯池村祖墳山在村西的一座山上，山下一條小溪，前麵一望無際。徐先知的墳墓在最東麵，我和徐繼如攙扶著徐書成來到他爺爺的墓地，見墓地雜樹、雜草叢生，殘破不堪，如果不是徐繼如事先開出了條通道，人根本進不來。徐書成見此情景，雙腳跪地，老淚縱橫：“爺爺，孫子不孝啊！幾十年來未曾前來祭奠，隻能在遙遠的台灣島焚香叩拜，以表思念之情。”

徐繼如請了兩個年輕力壯的勞動力幫助清理雜草，徐書成硬要徐繼如給他把砍刀，說是他要親手清理爺爺墳墓上的雜草，砍了幾刀便氣喘籲籲，徐繼如隻得把他扶到對麵的空地上去休息了。

徐書成喝了口熱茶，饒有興致地給我們講起了他爺爺徐先知的故事。

徐先知的父親在他五歲的時候便患病身亡，他母親節儉持家，將兩個兒子撫養大。她遵循祖訓，勒緊褲帶送兩個兒子去念書，徐先知理解母親的良苦用心，更加發奮讀書，他希望用知識點亮自己和家族的未來。為了減輕母親的負擔，他哥哥徐先覺終止了學業，挑起了家庭經濟的重擔，他將希望寄托在弟弟身上。徐先覺長年在外做生意，視野相對開闊，他不主張弟弟讀那些八股應試文章，也不要以博取科舉功名為要，學些經世致用的知識就行。

光緒年間，徐先知參加科舉鄉試，中了秀才，後來再沒有參加科舉考試。二十歲的時候，徐先知結識了一加入孫中山同盟會的名儒，閱讀了大量國學書籍，打下了深厚的國學功底。在這個名儒的影響下，徐先知開始關注國家的前途和命運，對科舉入仕毫無興趣。徐先知密切地關注著社會的風雲變幻，他清醒地認識到，要改造社會必須從教育入手，用知識來開啟民智，這樣才能實現強國的夢想。

戊戌變法後，徐先知主動回到硯池村，在家鄉開辦了兩所小學。一所設在徐氏莊園的硯池書院，叫硯池小學，這是專門供徐氏四大房子弟就讀的學校；另一所設在村外的一座廟宇裏，那裏設施要簡陋些，附近的村民皆可就讀。

戊戌時期，廢科舉、興學堂是變法維新的重要內容。1905年9月2日，清廷宣布，自丙午科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至此，沿襲了幾個朝代到清王朝的科舉製度壽終正寢了，新式教育、新式學堂登上了曆史的舞台。受嚴複教育救國論的影響，徐先知在硯池村首先創辦了新式學堂。他在家鄉的兩所小學裏開設了古文、數學、物理、化學、英語、音樂、圖畫等課程，許多課程是原私塾裏沒有的，開拓了學生的視野。受徐先知的影響，泰古鎮許多村子也辦起了新式小學，他親自出麵為各學堂聘請老師。據統計，從清末到民國初期，泰古鎮就有各類私立學校三十餘所，成為遠近聞名的教育之鄉。

一大批新式學堂的興起，緣於國人非科學不足以興國、非教育不足以興科學的認識。徐先知認為，教育應向西方學習，教育應適應國家需要，推進社會進步。徐先知並不滿足於在家鄉辦學，1901年他在豫州城開天辟地創辦了豫州硯池英文學塾，他將“硯池堂”的資金全部轉移到學塾中來。學生以徐家子弟為主，他們入學無須交納任何費用，一大批全省各地的優秀人才進入豫州硯池英文學塾就讀，除開設國文、曆史課外，還開設了數學、物理、化學、英文等西洋課程，使得學校遠勝於其他私塾甚至公立學校，到此求學者絡繹不絕。

那時，徐先知有一句名言：“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他的長子也就是徐書成的父親徐詩隆在父親的熏陶下，對國學很感興趣，上大學想報文科，徐先知堅決不同意，要他報理科，他認為隻有學好數理化，才能肩負起科學興國的曆史重任。後來徐詩隆進了美國哈佛大學攻讀物理專業，獲碩士學位，回國在京華大學教書，後在西南聯大教書，據說大陸科學院有十幾個院士都曾是徐詩隆的學生。徐先知反對子女從政，認為知識分子就應該搞學術研究。說來也怪，從那時起，硯池人大多是學理科的，很少有人從政。

辛亥革命後，豫州硯池英文學塾拋棄了舊學塾的殘餘，改名為豫州硯池私立中學校，徐先知任校長，從此硯池私立中學校成了豫州城一個響當當的金字招牌。

徐先知以校為家，平常吃住在學校，對教育質量抓得非常緊，隻有寒暑假才回老家硯池村。徐書成告訴我們，他就是在豫州硯池私立中學校上的中學，他說，學校在教學和管理方麵的嚴格是首屈一指的，白天上課要點名，晚上自修也要點名。英文老師每天教完一課，第二天就要學生背給他聽。每星期有臨時測驗，每月有月考，期終有期考，這樣一來，每個學生被逼得非用功不可了。

徐書成說，從豫州硯池私立中學畢業的學生後來許多都進入中國有名的高等學府就讀。引起全省轟動的事件是在1912年，當時全省選派三十人公費出國留學，豫州硯池私立中學就考取十六名，占全省一半有餘，僅硯池村就有六人，唱響了徐先知大先生之名，從此人人稱徐先知為徐大先生。抗日戰爭爆發前，硯池徐氏子弟出國留學的就有十九名之多，這些人後來都成為建設祖國的棟梁之材。

我抬頭看了一眼山下的硯池村，一個小小的山村，因為一個領頭人，一個理念，就走出這麼多人才。這是硯池村之幸，也是東安縣之幸，更是中華民族之幸。

墳頭的雜草、雜樹很頑固，足足清了兩個多小時，墳包的泥土才顯露出來。徐書成和孫女徐世夢給墳包培了幾鍬新土，徐繼如用鐵鍬鏟了兩個圓圓的墳頂，徐書成畢恭畢敬將墳頂上下擺弄好，然後在墳包上插上鮮花，在墳前擺上祭品，焚香、燒紙、磕頭，隨著鞭炮彈起的碎屑飄上天空，這次祭祀活動才宣告結束。

徐書成拒絕了泰古鎮政府的宴請，中午就在徐繼如家用餐。徐繼如用硯池村過年的習俗接待徐書成，弄了年糕、紅燒魚、炒米粉、八寶飯、和菜、煮糊羹，其含義依次是年年高升、年年有魚、稻米成串、八寶進財、和和美美、年年富裕，尤其是蒸了米粉肉、米粉雞，讓徐書成吃出了小時候的味道。或許是給爺爺上了墳，徐書成心情很好，吃了很多。

“怎麼樣，該開始著手寫硯池村了吧？”徐書成午休的時候，徐繼如和我在他院子裏的桂花樹下聊天。

“應該說明末清初從弘遠公到光瑰公，再到大先生徐先知的形象是很豐滿的，但是從抗日戰爭及新中國成立後，他們的後人在哪裏，在幹什麼，還是顯得很蒼白。你說村裏有一百多個教授，我相信有，但一切要靠人物和故事說話。”

“你說得對，我們現在還不能操之過急，還得做艱苦細致的工作。昨天我就要我堂侄女徐世夢負責收集她爺爺這一分支的信息，粗略算了一下，有教授及工程師等專業技術人才二十餘名，其中大多在美國和歐洲。”

“我覺得你們硯池村是個金礦，越往下挖越有價值。”

“我一定要完全徹底地把他們挖出來。”

秋天的田野有一年最美的景致。徐書成醒來，說是去外麵走走，我和徐繼如便攙扶著他沿著田埂拾級而上，隻見眼前徐徐展開一幅金黃畫卷，金色的梯田從山腳盤繞著直至山頂，層層疊疊，高低錯落，氣勢恢宏，猶如天梯直上雲端。徐書成說，這些田過去都是他家的，租給當地窮苦百姓耕種。但他家從不逼租，歉收年成減租減息，在當地口碑很好。

“太美了！”大概徐世夢從來沒見過這麼美的金色梯田，端著個相機跑上跑下拍個不停。

“徐先生，我聽說徐先知先生曾經入仕，擔任過豫州文事局局長，後來又怎麼去北京京師大學堂任齋務長呢？他是哪一年回豫州創辦豫州大學的呢？”徐先知這段經曆跳躍性比較大，我一直沒弄清其內在的關聯。

走到半山腰，那裏有兩棵枝繁葉茂的古槐樹，上麵係滿了村民祈福的紅絲帶。那兩棵古槐樹有五百多年的曆史，比硯池村的曆史還要長，它見證了硯池村的興與衰。如今這兩棵古槐樹樹身已經中空，樹幹兩個人都抱不下，但仍然枝繁葉茂。徐書成說，當年硯池村的小孩最喜歡到古槐樹上抓鳥、掏鳥窩玩。五歲的時候，為爭搶鳥蛋，他不小心將堂兄徐書槐推到槐樹下，摔斷了一條胳膊，那是他一輩子感覺最歉疚的事。

在古槐樹下，徐書成給我們講述了徐先知由入仕到進京再到辭職創辦豫州大學的故事。

豫州硯池私立中學成名後，本省不少達官貴人都送小孩到學校就讀，徐先知名聲大噪，被推選為江南省教育總會副會長，後出任豫州文事局局長。有一年，徐先知到北京參加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結識了著名教育家姚名複，他是把西方思想引進中國的重要人物之一。他早就知道徐先知在豫州辦學的情況，對他的實幹精神十分讚賞，兩個人一見如故，相互通信達十餘年之久，興辦教育這個共同的理想使他們成為一生的朋友。1913年初，姚名複應邀出任北京京師大學堂總監督，相當於校長之職，他親自到豫州邀請徐先知到北京輔佐他任齋務長。齋務長是專門負責學生管理的，姚名複認為徐先知是最佳人選，可想而知當時徐先知在國內教育界是有巨大影響的。此時徐先知已是豫州文事局局長，但他對官場毫無興趣，得知姚名複邀請，他馬上辭官不做，隨同姚名複來到北京。在北京京師大學堂的兩年間，除抓好學生生活管理外，徐先知把考察學生品行擺在重要地位，他認為要達到“齊家”“治國”“平天下”，都必須從“修身”做起。徐先知將是否有好的品行作為評價一個學生的重要標準，為北京京師大學堂德育教育奠定了堅實基礎。

兩年多的北京京師大學堂的教學經曆拓寬了徐先知的視野，他知道小學、中學都是基礎教育，大學才能培育強健的國民。後來姚名複因辦學理念與當局有衝突，憤而辭去北京京師大學堂總監督一職，徐先知也回到了豫州，繼續辦他的豫州硯池私立中學，但創辦大學的念頭卻像顆種子一樣一直種在他的心裏。

1925年秋，徐先知的學生章有勳從美國留學回來，他特去上海接他，邀他回豫州創辦了豫州大學。章有勳是著名物理學博士，他的加盟成為徐先知招募人才的金字招牌，很快就為豫州大學網羅了十幾名優秀人才。豫州大學是一所私立大學，開辦經費主要依賴“硯池堂”，徐先知將家族在豫州的房產變賣充實到辦學經費當中，但此時徐家財力逐步萎縮，遠遠達不到辦一所大學的要求，徐先知便發動基金團體和私人捐贈。為了籌款，徐先知到處化緣，經常出入各個“衙門”與軍閥政客們扯皮找錢，老師們都取笑他是化緣的老和尚。徐先知一直奔走四方，忍辱負重，乞天下之財，求教育獨立，謀豫州大學自主。從1925年創辦豫州大學到他去世前的十六年間，他的催捐函電超過一百次，各類講演、報告、講話二百八十餘次，可以說，為了豫州大學他是嘔心瀝血。

經過徐先知的不懈努力，豫州大學很快憑實力和教學質量，在政府、社會、家長中確立了口碑和地位。成立短短十年左右，已成為中國最著名的綜合大學之一。

當時，徐先知一個學生在國民政府中任要職，多次邀請徐先知到江南省府任職，徐先知一概推辭。後來他將一頂國民黨監察委員的帽子強行戴在了老師頭上，徐先知隻得笑納。應該說這頂帽子為維持豫州大學的生存起到重要作用。

抗日戰爭期間，日軍占領豫州，豫州大學被炸。徐先知向江南省政府建言：“因戰事而失業之教員與費用斷絕之學生，流離失所，亟應救濟。要‘為國儲才’。”他主張在江南省南部的城南縣修建一所新校舍，安置流離失所的老師和學生。後來省府采納了他的建議，利用城南縣城一所公立中學，加蓋了些簡易校舍，恢複了豫州大學。高峰時期，城南縣的豫州大學有學員兩千餘名。由此，豫州大學在亂世中由私立大學改為國立豫州大學。

1940年夏，日軍侵占城南縣，國立豫州大學的校產毀於一旦，豫州大學隻得再次南遷，遷至吉泰縣原豫州硯池私立中學分校。徐先知請求省政府緊急救濟，省政府立即撥款兩萬元，經過簡單建設，使得豫州大學在戰火中絕處逢生。

就在吉泰縣，徐先知召開最後一次校務會，希望大家“艱苦奮鬥，求實創新”，珍惜戰時難得的機遇，努力把豫州大學辦成全國一流大學。後來，“艱苦奮鬥，求實創新”成為豫州大學的校訓。

豫州大學一次被炸，一次被毀，給徐先知強烈的心理刺激，就像一棵老樹，滿是傷痕，搖搖欲墜了。徐氏莊園的焚毀是壓垮他的最後一根稻草，他口吐鮮血，轟然倒地，兩眼凝望著豫州大學，死也不肯瞑目。

抗日戰爭結束後，家人將徐先知的棺木運回硯池村安葬。許多時任江南省高層人物及徐先知的門生、好友出席了追悼會。江南省省長宗石先生親筆題寫挽聯：“功宏化育”，這是對他多年辦學的肯定。

如今，豫州硯池私立中學演變為豫州市第一中學，是江南省重點中學；豫州大學更名為江南大學，門口徐先知先生題寫的“艱苦奮鬥，求實創新”八個大字熠熠生輝。看到兩所學校仍在培養人才，服務社會，我心潮澎湃，一個人一輩子做一件有益於社會的事，他就是個偉大的人。徐先知辦學四十餘年，為社會培養了大批人才，在江南省教育史上開一代風氣之先。作為那個年代的一名知識分子，他出色地完成了他的曆史使命，他倒下去的時候，一座豐碑矗立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