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少年中國：譚嗣同和他所生活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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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長的19、20世紀之交，湖南一帶所彙聚的真實和想象的能量，洶湧激蕩，為舊時中國所罕見。而瀏陽則是大河滔滔中的一條支流。據《湖南通誌》記載，瀏陽河又名瀏渭河，原名瀏水。瀏，清亮貌。因縣邑位其北，“山之南，水之北，謂之陽”，故稱瀏陽。瀏陽地處湖南東部，毗鄰江西。三國時屬吳地，開始設縣，隋時並入長沙縣，唐時複置瀏陽縣，元時升為州，明洪武時複為縣。

中國人對於瀏陽的印象大多起於那首名為《瀏陽河》的民歌。民事如歌，大河款款，時間是一條越流越寬的江河，擺渡往事，也模糊記憶。瀏陽河有兩處源頭，一為大溪，一為小溪，分別出自羅霄山脈北段大圍山的北麓和南麓。兩處溪水經過大半個瀏陽，於城東彙合。一入長沙，瀏陽河便如同豪情萬丈的少年，突然高門亮嗓，陡然生變，將它的叛逆不羈，一股腦甩給了身後的瀏陽。人善變，河流因勢也善變，變與不變都由不得自己。無論智者樂水，還是仁者樂山，瀏陽兼具這人生中的兩重境界。許多年前，我在一個秋日的黃昏抵達長沙，綿長的枯雨期拖瘦了湘東一地的河流。展現於眼前的瀏陽河，失去了印象中九曲十八彎的纏綿。像是經曆過大場麵金盆洗手的江湖客，老成而不無世故地經營著自己的餘生，令人神迷遐想。

人跡於水，水勢浩渺；人跡於清冷的古物建築，往往會給枯萎的時間帶來“回陽”的血色。人的足跡所到，得所應得，失所應失。行走於三湘大地，做個時間的旅人是個不錯的選擇，稍不留神便與名人的故處摩接。瀏陽河流域自不例外。他們或以文，或以歌，或以教，或以義，或以戰，甚至或以死豐富了瀏陽的外延。可以說，千古之下，能夠彪炳湖湘稱為人中之龍、學術北鬥的，不在少數。尤其近一百多年來，眾多湖南人躋身中國近代史舞台的聚光燈下，各展其能，各表其事，各安其命，又各行其道。而在這其中，譚嗣同無疑是劃過瀏陽天空最耀眼的那顆彗星，一閃而逝。

翻閱史料，突然理解了海德格爾的那句話：“每個人都是大地的一部分，大地之上絕無尺規。”這世間人事，也暗合了“道法自然”的隱喻。奔走於大地上的真實，是自由的，安穩的，不應被打擾的。就連我這漏洞百出的書寫，也是一種打擾，自以為是的喧嚷，不可饒恕。當車駐於瀏陽北門正南路上，我試圖尋覓那條通往譚嗣同故居的梅花巷，遺憾的是，在分布著醫院、學校、劇院等數十家單位的街麵上，那條在老瀏陽人記憶裏青石鋪路的巷子了無蹤跡。據明、清時期《瀏陽縣誌》記載，此街麵有一條南起糧倉街，北至圭齋路，全長兩百多米的街巷。巷道為青石板鋪墊，巷內有宋家大屋、譚家大屋、黎家大屋、賀家大屋等。其中黎家大屋有個叫“梅花碧境”的地方，種有多個品種的數株梅花，芳香溢滿整條街巷，所以人們也稱為“梅花巷”。

譚嗣同的先祖於清朝道光年間遷居瀏陽，居住在梅花巷丹桂坊。四時有序，日月更迭，待到譚嗣同的祖父時，又遷回到梅花巷居住。隨著譚嗣同的父親譚繼洵一路升遷至湖北巡撫兼湖廣總督，譚氏家族進一步發展壯大，在靠近梅花巷不遠的瀏陽北門建造了一所“大夫第”，即我們現在看到的譚嗣同故居。梅花巷順延而下便是瀏陽河，此處是一座有著風霜壓身的老碼頭，樣貌古舊，凋零落魄，入不得世人挑剔的眼。譚嗣同稱湘人不幸處於未通商之地，“不識何為中外，方自以為巍巍然尊”。沒見過世麵，還認為老子天下第一，嘴臉像極了那個老朽的帝國。《湘江評論》以同樣的口吻寫道：“住在這江上和它鄰近的民眾渾渾噩噩，世界上的事情很少懂得。他們沒有有組織的社會，人人自營散處，隻知有最狹的一己和最短的一時，共同生活，久遠觀念，多半未曾夢見。”

待到清朝中後期，這裏漸漸有了商業氣息。水、橋、船將此地與外麵的世界連接起來，不安分的人們開始奔向更廣闊的空間，染世漸深。從瀏陽河經湘江至長江，可以到漢口等大城市。瀏陽大圍山的木材通過放竹排，可以從上遊運到瀏陽，再經過瀏陽轉運至長沙等地。而瀏陽的花炮、夏布也是通過水運運至漢口，再銷往世界各地。晚近以來，從漢口來的輪船帶來了洋油、洋火、洋堿、洋布等洋貨。航運碼頭水運的發達，也就此改變了城市的麵目，讓它變得愈加繁榮。一時間南北通衢，商賈雲集，很多商人在瀏陽置地置業，娶妻生子。梅花巷裏的很多四合院便是那些賺了大錢的商賈巨富建造和買下的。譚嗣同的故居也在其中，臨水而立，既融於其間，又有幾分遺世獨立的意味。

走出文廟數百米，幾分鐘就可以走到譚嗣同故居。故居為磚木結構，三進院布局，前棟臨街，麵闊五間，中堂與後堂之間有一過亭，過亭上方有長棱形六角藻井。屋子兩邊設置風火山牆。據說這棟房子建於明朝末年，最初是一個祠堂，被譚嗣同祖父譚學琴買下作為私第，並改造成現在的三棟二院一亭，一座天井式民宅建築。宅子的精美也不是普通民宅可比，尤其房屋的木雕，十分精美。屋子的梁架、鬥拱、雀替等，均有雕飾圖案，正廳屏門以及幾處花窗更是木雕傑作。

用手觸摸老房子的門牆，如同觸碰一段老舊時光。腦海走馬燈似的浮現一幕幕曆史故事。偶有三兩個調皮的小孩，在身邊穿插嬉戲，倏來忽往，像是蝴蝶穿花，花不沾身。那一刻，讓人覺得時間也跟著穿越了。譚嗣同出生時，這個家族已在湖南居住超過了十五代。十五代，我在心裏默算著是多少個年頭。不算則已，一算驚人。一個個念頭在腦海裏翻騰，不覺有了溫度。再低頭俯瞰櫥窗裏譚嗣同手書詩卷，墨跡蒼茫，紙色蒼茫，時間蒼茫，彌漫著攝人心魄的舊氣。翻開瀏陽譚氏族譜，看到譚家從宋代一路發散出來的巨大脈絡，如同一張蛛網。中國人使用“家族”這種巨大的傳統來對抗動蕩和王朝更替，個體依附於其間，尋求庇護，尋求血脈的遞延。

據譚氏族譜記載，北宋末年靖康之亂，金人攻占北宋都城汴梁，中原漢人紛紛南下。譚氏的第一世祖譚孝成便是在那個紛亂的世道裏，率領族人，顛沛流離，由江西之地遷往福建路汀州長汀縣。南宋至元，譚氏也隻是普通的農耕之家，在閩西一帶山村開墾耕作。他們的命運如同那些名姓不彰、默默無聞的山間花草，在不起眼的角落繁衍生息，如同大地上的萬般靈物。南宋末年，第八世祖譚啟宇之兄譚啟寰，任主管殿前司，後因抵禦蒙古軍南下，不幸兵敗身亡。待到明朝開國，譚氏宗族開始崛起而以武功聞名於世。在頭顱如燈籠一樣明滅無常的時代裏，武是取人首級的法門，武也是護住項上人頭的法力。其實，它們是什麼倒無所謂。那照亮一個家族命運前路的，就是燈籠一般的頭顱。千燈萬燈，點燈的人，要將屬於他的那盞燈火傳給後人。

洪武年間，第十一世祖譚如嵩追隨燕王朱棣“宦遊北平”，官任燕山右護衛副千戶。其子譚淵繼承父職，靖難之役隨朱棣在北平起兵，每戰必從，因功升都指揮同知，後於河北夾河之役陣亡。朱棣奪位成功，贈都指揮使，追封崇安候，建祠以祀，入《明史》列傳。先人留下的遺澤，就像是人的腳印、車輪的轍跡，隨著時間的流逝，漸行漸遠，也漸漸淡去。後人留戀先人的流風餘韻，莫若書寫自己的曆史。譚氏以武功著望於明，兩百餘年間，位列侯伯者九世十人。這段曆史在譚氏後人心目中，已算得上足夠顯赫，在很長一段時間裏，被反複記錄，念念不忘，成為他們心中向往追慕的黃金時代。

譚氏於晚明之際遷居湖南，第十六世祖譚宗綸鎮守湖廣，久駐湖南，其子譚功安遂留居長沙府長沙縣，立宅於四方塘，他是譚氏遷居湖南的始祖。待到明天啟七年（1627），第二十祖譚逢琪帶著弟妹子侄，又先後由長沙遷往瀏陽定居。剛來到瀏陽，譚家人雖然家境較為豐裕，但作為外人要想立足鄉土之地，並沒有想象中的那般容易。譚氏宗族遷居瀏陽之時，正值明清易代之際。隨著家族黃金時期的結束，譚氏又從勳貴階層跌落至寒微家族。每逢清明或中元，譚家人在家廟舉行祭禮時，總會對兒孫做出訓誡。而那時，他們念念不忘的仍是“列祖勤王之功”，雖然那些榮耀已成為遙遠的過往，留存於泛黃的譚氏族譜。這個世上沒有一種傳遞能夠特立獨行地發展，如入無人之境。我們必須以人類精神的名義，感謝我們的先人，感謝他們在屬於自己的時間裏為另一頭的我們做出的選擇。一個家族伴隨著王朝更迭，也在努力地適應時代，轉變方向。

在此以前，譚氏以武功起家，重武輕文，用譚氏後人的話說，“先世將門，閎於武烈，文學無聞焉”。譚氏宗族的光榮曆史，是先人們用人性的剛烈和刀馬之功換來的。至於文學，於這個勇字當先的宗族而言，一度並無親近之感。但到了譚嗣同的高祖譚文明時，舉家遷至瀏陽南鄉吾田市，棲身山林，曆經三世經營，家風隨之豁然貫通。當然這也和整個社會風氣的轉變有關，承平日久，國家不再需要那麼多武人，而轉向以文治國，科舉取士。一個有著兩百年尚武之風的家族，由尚武轉向崇文。譚文明的兄弟文魁、文開、文章，“一列府庠，一為修職郎，一為縣試前茂”，都成了地方上享有君子之譽的人物。篤學固窮，文行有斐，譚家自此以詩書繼世。他們期盼著家族中再次出現穿官服、掛朝珠的人物，那樣的話，才能重新恢複先祖的榮光。

譚氏宗族棄武從文，耕讀起家，靠著幾代人的奮鬥和積累，在瀏陽建立了可觀的產業。其時有鄉人以羨慕的口氣恭維：譚氏“從此步蟾宮，題雁塔，跨金馬，登玉堂，直指顧間事耳”。在一個難以判定方向的世界裏行走，一個人，或者一個家族又如何知道自己是走向沒落，還是走向昌明呢？如果說生存是智慧的本性，那麼還有一種累世而成的神秘力量在冥冥中指引：一連串的偶然，才是必然。事後來看，如同暗夜燈盞，如同神諭，無法給出合理的解釋。

譚嗣同的祖父譚學琴，生於乾隆三十一年（1766），原居瀏陽南鄉吾田市，其父過世後，率諸弟遷居城內，居西城。譚學琴因父親臥病在床，家道中落，便早早地踏足社會，成了一名謀食者。為了養家糊口，譚學琴跟著長兄譚學夔在縣衙做了一名管理簿記的小吏，靠著打拚和積累，數年後，他們將家遷到瀏陽縣城的梅花巷丹桂坊。譚學琴為人豪爽，常助人於危難。據說，家中的抽屜裏塞滿了族人和親戚打的借條。先人把他的光輝和德行，雨點般傾瀉到基因繼任者的眼睛裏，以及他們的身體裏。於是，一個家族的成員就帶著這份福報，行走人世。

道光八年（1828），六十三歲的譚學琴因勞累過度病逝，臨終前，他命家人將所有借據付之一炬，並留下遺言“我死勿令兒子廢學”。他死了，但他讓兒子們不要廢棄學業。不廢棄學業，指向的現實目標是用知識改變命運。最終這個平日樂善好施、常與讀書人往來、為自己攢下名聲的老人，將人生的諸般苦痛留給了他的妻子和七個子女，同時留下的，還有他一生積攢的福報。彼時，譚繼洵隻是一個六歲孩童，不知生死為何。父親的猝然而逝，就像是支撐他弱小生命的一座骨架坍塌於眼前，血肉無所憑依，精神亦頹然無望。許多年後，譚繼洵回憶起父親離世時的悲慘景象，不由喟歎：“先大夫卒，同懷七人皆幼，吾母悲吾父之亡，而又念膝下煢煢無依，恒一慟昏絕，舉室環哭，聞者墮淚。”在這個家庭陷入風雨飄搖之秋，譚繼洵的長兄譚繼升站了出來。

中國人向來有“長兄為父”的說法，年僅十三歲的譚繼升雖未成年，但他責無旁貸地接過父親留下的這副重擔。他果斷地放棄了自己的學業，奉養母親，照顧弟妹。他不敢忘記父親的遺言：“我死勿令兒子廢學。”他為弟妹們延請塾師教讀。父親讓他們努力讀書，將來獲得功名。如今父親不在了，他心疼母親，也不忍看著弟弟妹妹們跟著受苦。他放棄學業，是為了成全弟弟們的前程。人間百味，唯苦不覺苦。我們無法想象一個十三歲的孩子，在做出那樣一個決定時，內心所承受的悲愴。對少年人來說，他從父親那裏得到的不隻有書本知識，更多的是言傳身教。父親身上所表現出的樂於助人、救人之急的品格，深深影響了他。

在譚繼洵的描述中，長兄譚繼升是近乎完美之人，格局宏大，氣象不俗。長兄為父這句話，在譚繼升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他整理家政，每天忙得精疲力竭。為了警醒自己，他在眼睛能看見的地方寫上“謹身節用”四字。一個人入世太久，懂得世間丈夫最難做。世上大男人多如牛毛，偉丈夫卻很稀罕。譚繼升用稚嫩的雙肩挑起這份沉重的家業，銖積寸累，使得孤兒寡母的家庭漸漸有了興旺的氣象。對於幼時體弱多病的譚繼洵而言，哥哥譚繼升猶如神一般的存在。他親自照料生病的弟弟，四處求醫問藥。譚繼洵後來回憶：“洵體素羸弱，兄保抱攜持，體恤備至。稍長，得咳血症，兄求醫調藥，日夜驚擾，甚於己疾。”麵對兄長夜以繼日的付出，譚繼洵能夠回報的，是學業上的精進，而這也正是譚繼升最希望看到的。譚繼升、譚繼洵兄弟明白，要讓這個家族奮然而起，唯有在科舉道路上實現突破。沒有選擇，便是最好的選擇。

自有科舉製度以來，古代中國便產生了一個功名社會。一群群儒學之士通過科舉考試脫穎而出，成為不同於編戶齊民的官與紳。由此分化出人的社會屬性，構築起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一個人從入泮到出仕是一條擁擠的狹路，成千上萬的讀書人在這條路上蹭蹬不休。譚繼升放棄了自己的學業，將全部心血傾注於弟弟的身上。科舉之路，回報豐厚，隻是過程太過漫長而痛苦。譚繼洵回憶當時的情景：兄長為我找來最好的老師，給我定下最嚴苛的學習程式，老師偶爾外出，他則代為督課，手挾一冊書卷，給我講忠孝節義之事，娓娓不倦。我所讀的唐詩，皆兄所錄。遇上會試科考，兄長為我檢點場具，親自迎送。

科舉入仕既成強勢的主流價值觀，博得功名就不再是一個人的戰鬥，而是一個家族的念想，這份念想深入人心。人生於天地間，念念不忘，必有回響。譚繼升將自己未能實現的人生理想全都寄托在弟弟身上，希望他早日金榜題名。令他感到欣慰的是，三弟譚繼洵聰慧過人，學業大進，於道光二十二年（1842）二十歲時補縣學附生。七年之後，即道光二十九年（1849），又於長沙鄉試考中舉人，時年二十七歲，成為瀏陽譚氏宗族史上的第一個青年舉子。同年考中舉人的，還有湖南茶陵的譚鐘麟，二人關係密切。有了舉人的身份，就不用交賦稅，不用服勞役，犯法後也不用受到刑罰，見到縣官不用下跪，在科舉之路上邁出了第一步，隻是還談不上真正做官。

譚繼洵邁出的每一步都得益於兄長譚繼升的苦心經營，因此，譚繼升在譚氏家族中享有威望。不要說他們是同胞兄弟，就算是生活在同姓同宗的村落，隻要煙火相接，雞犬相聞，也會形成同一血緣的向心力。何況，他們還是兄弟。一個人的發跡史，就是一個家族的光榮史，不僅可以光宗耀祖，其光彩更是惠及全族。反觀之，一個人若是犯了王法，也會累及族人和家長。一句駭人的“誅滅九族”，便是最極端刑罰。在中國古代，九族是一個社會學概念，更是一個司法學概念。而至為酷烈的，莫過於方孝孺“夷十族”。滅十族則為朱棣的獨創發明，這裏包括方孝孺的學生和朋友。朱棣下令將方孝孺投入大牢，大肆抓捕其親族朋友門生。每抓一人，都帶來讓他看一看。方孝孺看到他們非常難過，弟弟方孝友被殺前反勸道：“阿哥何必淚潸潸，華表柱頭千載後，夢魂依舊到家山。”

我們現代人會以一種居高臨下的“進步心態”嘲諷方孝孺這樣的人過於“愚忠”“迂腐”，但是這絲毫無損於那些古代忠良的曆史地位。每個時代都有其視為不可玷汙的神聖價值觀，如果拿今日的價值觀去衡量過去的時代，看到的自然是不可理解的愚昧。回到譚繼升身上，這時候的他，隻希望弟弟能夠接續自己的人生理想，為家族頂門立戶。待得四十年後，譚繼洵仍念及兄長對他的養育之恩：“嗚呼！兄之視洵如此甚篤，而洵之視兄將何以為報也！”他認為，若無兄長昔年的勤勤懇懇，以教以養，斷無自己日後的榮耀加身。不負兄長不負己，是他一生誌向所指。

道光二十七年（1847），在兄長的操持下，二十四歲的譚繼洵完成了自己人生的另一件大事——結婚成家。他娶的是瀏陽北鄉蘆煙洞國子監生徐韶春之女徐五緣。與祖上幾代人的婚姻近似，譚繼洵的通婚並未突破瀏陽。對方是與譚家有往來的朋友。彼時，長輩的交際圈與子女的婚姻圈通常是吻合的。因婚姻關係牽連在一起的家族，像一張人為編織起來的網，將此家族與彼家族聯係起來，以此壯大彼此在本地的勢力。如今在蘆煙村，依然流傳著這樣一個“姊妹易嫁”的故事：徐韶春生有二女，長女慶緣，次女五緣。慶緣經舅父說合，許配給譚家三公子譚繼洵為妻。慶緣這姑娘很有心眼，對自己的終身大事非常慎重。於是，她委托弟弟借送禮之機代為調查未婚夫及其家庭情況。其弟到了譚家，發現未來的姐夫是個不通人情世故的書呆子，並且衣冠不整、不修邊幅。慶緣不願嫁給這個邋遢的書呆子，徐家隻好將婚期一推再推，最後隻好由妹妹替姐出嫁。

徐氏雖然生於鄉間，但她的父親畢竟是地方上有名望的士子，與譚家聯姻也算是門當戶對。譚氏家族與瀏陽士子之間，存在著相互需要的關係。一個新崛起的家族，在社會資源與地方秩序中的話語權仍然有限。徐氏是鄉間女子，她的身上具有中國傳統女性的美德。為了幫助丈夫完成功名社會的價值追求，她日夜操勞，承擔起全部家務。徐氏進入譚家後，在瀏陽生了二子二女：長子嗣貽（字癸生），次子嗣襄（字泗生），長女嗣懷（懷貞），次女嗣淑（淑貞），他們便是譚嗣同的同胞兄姊。

正當譚繼洵沿著人生的天梯努力向上攀登時，一場震撼王朝的風暴席卷而來。

那個像他一樣參加應試的書生洪秀全，這時候剛好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落榜兩次，以為上天總該眷顧他一回。可臨了，還是在殘酷的現實麵前敗下陣來。洪秀全在廣東花縣官祿布村生活了二十三年，與絕大多數鄉土社會的儒生一樣，他對自己的生命起源之地有著難以割舍的情感。盡管如此，他還是想離開這裏，不為別的，那個關於富貴天降、光宗耀祖的夢境一直驅趕著他，如鬼魅纏身，如神佛附體。十九世紀中葉，一個科舉失敗者能夠做出的選擇無非以下幾種：一、繼續考下去，生命不止，考試不休；二、與體製決裂，比如做個黃巢；三、披發入山，做個隱士；四、返鄉做個私塾先生，散淡人生。洪秀全選的是第二條道路。

落榜的洪秀全得到了那本被後世之人經常提起的《勸世良言》，這讓他從一名小地方的塾師變成天父次子。1850年7月，洪秀全在花洲山人村向各地拜上帝信徒發出密令，讓他們前來金田村團營。而最早來到金田村的是韋昌輝，他帶來了一千多人，還有巨額的資金。他不僅提供訓練場地和受訓者的夥食費，連材料、燃料及其他費用都由他負擔。楊秀清、蕭朝貴帶領紫荊山區的燒炭工人有三千多人。石達開率領的貴縣客家，有四千餘人。太平天國的首義諸王都成了上帝的眾子，至於楊秀清以上帝之名對洪秀全進行訓誡與淩辱，那是後話。

洪秀全的軍隊疾風驟雨般席卷中國南方，湖南站在了時代的風口。地方氏族的防禦難以阻擋太平軍的鋒銳，各地方士紳紛紛舉辦團練。偶然事件就像懸於曆史天空的燈盞，每一燭光亮都指向冥冥中的幽暗。鹹豐帝絕對不會想到，因為自己的一念之差，會成就湖南人曾國藩數十年的功業。有一種說法，中國古代曆史上能達到聖人標準的有兩個半人，即孔子和王陽明，而曾國藩算半個。可見近世之人，對這個湖南人的推崇到了何種地步。《左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曾國藩這個半聖之人，雖被今人一再解讀，一再誤讀，但麵目仍不夠清晰。事功者，取其功；事言者，取其言。大多數情況下，各說各話，各取所需。聽上去，他們說的好像不是同一個人。

曾國藩是清廷從各省挑選出的眾多官員之一。那些在地方督辦團練的人員（團練大臣）大多是從前的各部侍郎、巡撫、布政使或按察使，或有類似經曆的高級官員，他們致仕在湘，碰巧又在家鄉居住。彼時，曾國藩正因母親去世在家丁憂賦閑，接到湖南巡撫張亮基轉來諭旨：“前任丁憂侍郎曾國藩，籍隸湘鄉，聞其在籍，其於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著該撫（張亮基）傳旨，令其幫同辦理本省團練鄉民、搜查土匪事務，伊必盡力，不負委任。”在此之前，曾國藩已經拒絕過張亮基的邀請。他說：“國藩此時別無他求，惟願結廬墓旁，陪母三年，以盡人子之責，以減不孝之罪。”堂堂正二品侍郎，又熱孝在身，若僅因巡撫相邀，便出山辦事，既有失身份，又會招致士林的嘲諷。如今皇帝的諭旨傳來，他便沒了退路，硬著頭皮也得上。他哪裏會想到，這是一條登雲梯。

曾國藩與湖南紳士之間的關係，正是朝廷要利用的。在中國南部和中部地區，地方組建武裝的速度正在加快。朝廷想要加以利用，又擔心失去控製，便讓第一流的地方紳士名流、高品級的官員加入其中，形成一個地方自保的網狀係統。就在此時，譚繼升組織的瀏陽團練應時而生，成立不久，就與太平軍發生了一場遭遇戰。

洪秀全的軍隊進犯長沙，一支小股部隊進入瀏陽境內，夜抵城西北二十裏的蕉溪嶺下。官兵不敢出城拒敵，譚繼升帶領鄉勇埋伏在蕉溪嶺上，敲響鑼鼓，點亮火把。一時間“熊熊林穀，光爛慧天”，太平軍不敢靠近，隻好連夜遁去。十餘年間，太平軍五次兵臨瀏陽，都無功而返。譚繼升因組織團練有功而被奏保即選七品鹽運使司經曆，加同知銜，加保盡先選用知縣。他在瀏陽士紳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成為地方團紳領袖。中國人有著極重的鄉情意識，湖南更不例外。凡自家居所前後方圓十餘裏內都稱為“屋門口人”，平日即守望相助、互通有無；如遇上“屋門口人”與外鄉人發生爭鬥，則不管是非曲直都會上前助拳，就算流血破財也在所不惜。正因如此，曾國藩才會堅定地認為“同縣之人易於合心”，而他的弟弟曾國荃在用人上則完全奉行“不獨盡用湘鄉人，且盡用屋門口周圍十餘裏之人”。正如曆史學家羅爾綱先生所指出的那樣：“湘軍最初編練的軍隊，其兵都是農夫，其將都是書生。”湘軍的興起為晚清軍人社會地位的凸顯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曆史機緣。軍人化的士紳如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等湖南人，搖身一變，化為中興名臣，成為晚清社會的中堅力量。無論是儒生“武士化”，還是武士“儒生化”，都是兩種身份的跨界。不可否認的是，這樣的身份跨界，必然會導致傳統社會秩序的失範和傳統軍事體製的更張。上至翰林，下至生員，人人喜言兵事。值得注意的是，瀏陽譚氏宗族與湘軍並無交集，讓人難以理解。其族人跟隨湘軍外出征戰者幾乎沒有，立功升官者更是罕見。譚嗣同倒是給出解釋，“瀏陽縣於山穀間，耕植足以自存，民頗寵謹，不樂去其鄉，更數世老死，不見幹戈。故應募從軍，視它縣無十之一，而以能戰博厚資大官，亦鮮有聞焉。吾譚氏又衰族，丁男始得逾二百，尤惴惴不敢遠出”。譚繼升兄弟與瀏陽士人走得比較近，其中有歐陽中鵠、劉人熙、塗啟先等。譚繼洵考中舉人不久，就麵臨太平天國起義，他沒有像當時許多湘籍士子那樣，選擇投筆從戎，在紛亂的世道裏建功立業。他還是不願輕易放棄讀書考試這條路，始終懷有一顆守護名器之心。

此後十年裏，譚繼洵在瀏陽等地以教私館為生，同時積極準備參加會試。鹹豐九年（1859）是譚繼洵一生中的重要時刻。湖南向來文風凋敝，進士、舉人的錄取率低於其他省份。在這種環境下，科舉考試的競爭異常激烈。鹹豐朝由於戰亂影響，鄉試屢次停科或延期，清廷出於穩定社會的目的，各省鄉試增額的次數和數量都有大幅的提高。這一年三月，譚繼洵赴京參加己未科會試，中貢士；次年四月補殿試，考中三甲八十六名，賜同進士出身。學習期滿後，補授戶部廣西司主事，由此開始了長達四十年的官僚生涯。譚繼洵成為京官後，即移居京城，攜長子嗣貽隨侍。徐夫人也於同治二年（1863）攜二女一子赴京，譚家開始在北京定居下來。

我想象著，那是一個怎樣的清晨，承載著一個家族數代人的夢想，譚繼洵離開瀏陽。街道空無一人，也沒有任何照明，街道兩旁堆砌著灰色的矮牆，也看不見人，讓人壓抑得有些透不過氣來。他站在船頭，透過清澈江水浮起的一層水汽，望著那座略顯破敗的門樓漸漸消隱於一株巨大的老樹之後。水中的青天湛然無咎。上善若水，天道酬勤，勤儉無奢，淳樸如古。今日回望，總覺得那些在時間裏行走的舊影，有著不為人理解的執念與執形，動搖不得。兩千年來，究竟是什麼力量在為譚繼洵之輩點燃聖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