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出與寫不出的

*王瑤（1914—1989），山西平遙人。曾任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著名文學史家，現代文學研究學科奠基人之一。

現在想來，對王瑤師的死，我多少是有些預感的。

1989年春天，我搬家到鏡春園，離王先生的76號寓所隻二三百米，可是去先生家反而不如以前遠住時那麼勤了。我發現先生老了，一下子變老的，我怕見這突然的老態。人老了變得格外溫情，聽不到以前那樣的嚴格直率的批評，邊抽煙鬥邊幽默地大聲說笑也少了，坐在他跟前不再總是談學問，而是問長問短說一些生活瑣事，有時則是沉默。這真使我很不習慣。

我怕見先生這突然的老態。

最後一麵是在先生死前的一個多月。我陪一位國外的學者去拜見先生。告別時，這位外國學者希望先生有機會到她的國家去訪學，先生慢聲細語地說，隻怕不可能了，眼神中隱隱閃現一點不易覺察的淒然。先生是愛活動的，年過七十還很硬朗，每年總要南下北上，開會、旅遊好幾趟。前些年還興致勃勃飛往日本、法王瑤先生

國、中國香港等地訪學。現在卻一下子老了，自感再也沒有力氣跑動了。

這次告別我的心往下沉，隱約有某種不祥之感，但萬萬沒想到竟是與先生永別。

先生的死來得突然。對於死，先生怕也是有預感的。

1989年下半年，先生因病住院，此後元氣大傷，時好時壞，身體大不如前了，情緒變得很鬱悶。大概是九、十月間吧，我兩次到鏡春園76號，都聽他談到過死。他顯然為自己的突然衰邁感到難過，說恐怕活不過三五年了。我連忙打斷他的話，說先生七十五歲還耳聰目明，又沒有什麼大的病，活上九十、一百都沒有問題。先生自然知道這不過是一種寬慰。他並不怕死，半開玩笑說，活到七十就已經是“大賺”了，隻是遺憾有些事情還沒有做完，恐怕再也做不完了。

先生是非常好強的，他畢生精力貢獻於文學研究與教育事業，再多困難的時候都挺過來了，做出那麼大的成績。對於所從事的學業，他一直是很自信的，晚年也還有自己一套一套的研究計劃，還牽頭承擔國家“七五”重點科研項目，一批一批帶博士生，指導全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的工作……現在突然發現自己衰邁，預感到許多事情都不可能做了，那種失望和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如果一個人老了又能超然於世，頤養天年，對於死大概是會比較坦然的。但像王先生這樣一直沒有退休感，事業心又很強的老人，突然的衰邁和死的預感，就難免會受到巨大的精神斫傷。

但即使在最後痛苦的日子裏，王先生還是堅強地與衰老和死神抗爭，這在許多師友的悼念文字中已經談過。作為一個純粹的學者，先生至死不會忘記留給人們對事業的熱忱和對生活的信念。他始終不願以自己的感傷憂鬱去傳染別人，不願意讓壞情緒影響我們這些後生小輩。

去年有一段時間，我因病心情挺不好，懷疑自己得了中年憂鬱症。原來為了趕一部書，或準備一門課，可以接連幾個月躲在鬥室裏幹，勁頭十足。這一陣卻怎麼也打不起精神來。先生雖然自己身心不佳，卻還要來開導我，讓我養好身體，振作起來。他說既然不會幹別的，總還是要做點學問，寫點東西。搞學問不必東張西望，埋頭下功夫，就能出些對國家、對社會有用的成果。他談到王朝聞當年在幹校那種環境中潛心研究《紅樓夢》的例子，又談到為何“文革”剛結束那幾屆研究生、本科生中人才濟濟，說做學問不能太急功近利，講究的就是“潛心”。

這些話很平實，不是什麼大道理，但此時道來，對我觸動極大，我很能體會並感激老師對學生的一片苦心。

於是我想起魯迅。魯迅是很入世的人，但也常常對人生做形而上的思索，在《野草》等許多作品中不難體味到他的深刻之中的抑鬱。魯迅是很不願將這抑鬱傳染給人的。也許和魯迅一樣，在那最後的一段日子裏，先生對人生、對死有過許多形而上的思索，他並沒有因此感到生命的虛妄，因為他也是很入世的，是富於社會責任感的。即使已經預感死神將到，先生也還是對事業的發展、青年的進步抱著信心。他同樣不願將自己的惡劣情緒傳染給別人。

據陪同王先生最後一次南下開會的一些友人說，先生在最後的一段日子是那樣竭力抗擊消沉，拖著病體開會，遊園登山都要像年輕人那樣盡興。這是生的意誌力。先生終於倒下了，直到死，還要在親友和學生麵前顯得那樣堅強，有信心。現在我們能理解先生的用心。可是，先生，這反而使人們對您的逝世感到突然，更添悲慟。

先生離去三個多月了，幾次提筆想寫篇悼文，都百感交集，思緒混亂，終不成篇。這次師友們要編印先生的紀念集，總要寫點什麼，就拉雜寫下這些瑣憶。

我突然記起某位現代作家似乎說過，寫得出的文章大抵都是可有可無的，真的深切的感情隻有靠以心傳心。有如世尊拈花，迦葉微笑，或者一聲“且道”，如棒敲頭，頓然明了，才是正理。人的深密的情思很難真的於金石竹帛上留下痕跡。

但我還是隻能寫這可有可無的文字。

王先生和我們的合影就擺在案頭。那是一年前我們祝賀先生七五大秩時在鏡春園寓所照的。先生滿頭銀發，拿著煙鬥，眼神中閃現著學者的睿智，正和弟子們談笑風生。這種場景永遠不會出現了，但又將永遠留在我的心頭。我竭力不再去想先生死前那幾個月的衰老和憂傷，但願這篇瑣憶，能就此打發內心的積痛。

我將照先生所希望的那樣振作起來，更好地為養育我們的祖國和人民盡心盡力工作。

1990年3月20日於鏡春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