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輯 我說

我的父親母親

創作《金枝》的構想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了，在一次采風的路途中，我和一個朋友聊到我的家庭。在我母親之前，父親曾經奉父母之命娶過一個小腳女人。那時他也就是十幾歲的年紀，婚姻維係了極為短暫的時間。他後來投身革命，便與那個女人解除了婚約。十多年後父親相識我的母親，對於父親前麵的婚史母親並不知情。幾年後父親前妻的女兒卻找上門來，而那個已經和父親分開的前妻堅持離婚不離家，在父親的老宅獨守了一輩子。我母親承受了幾十年被仇恨的日子，既不抱怨也從不反抗。我父親和他的那個前妻相繼去世後，兩個女人所生的子女之間的矛盾仍然暗流湧動。朋友聽了我的講述，說這個故事太好啦，你一定要把它寫下來。這個想法一直拖了好幾年。疫情期間我創作的《黃河故事》在《人民文學》發表後，引起了廣泛關注。《收獲》的責編吳越老師一直膩著我再寫一個黃河故事。我想起這檔子事兒，便用了兩個月的時間寫完了這部長篇，最初的構想隻是個中篇，後來提起筆來便一發不可收。感謝吳越老師，也感謝我自己，我是個可塑性較強的寫作者，常常在編輯老師的逼迫下完成作品。原稿書名叫《階級》，一個家庭的兩個階級，城市和鄉村的兩種階級。生命來自母體形成的天然階級，時間轉換所產生的新的階級。後來編輯老師們否定了這個題目，經曆了一場“文革”，階級已經被異化成一個十足泛政治化的詞語，估計通不過。金枝玉葉是每一個女孩子的夢想，我的生命的前半時坎坷不平，就把期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孩子們被金枝玉葉地捧著，嬌嫩的生命卻恰恰最容易被損傷。金枝是我的期許，也是我心底揮之不去的恐懼。

“寫”已經成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種日常習慣。無論生活中出現多麼過不去的煩惱，我都能通過書寫開解，進入寫作狀態，所有的煩惱都會煙消雲散。寫作是一個學習的過程，是一次次超越自己的過程。我始終覺得，讓自己滿意的作品永遠是下一部。張愛玲說：“成名要趁早。”我的寫作拚的不是青春，而是生活在我心中斑斑駁駁的積累。我有信心，生命有多長，書寫就會有多長。

《金枝》是一部有關父親的作品，父親卻隻是一個引子、一個家庭的權力符號。但也僅僅是一個符號，是一個躲閃的影子。今年（即2021年）寫了不計其數的創作談，而大部分都是關於父親的。我對父親的言說，幾乎成了一種病，是那種被焦慮加持的強迫症。而那個被我說道的父親，卻離我越來越遠。的確如此，我覺得與其說父愛如山，倒還不如說父親如山。不管他表達出來的是愛、沉默、冷漠或者怨懟，都因為父權的賦權而被格外放大，有時沉重，有時莊重。當然，也可能有更為複雜的意涵。真是個剪不斷理還亂的話題。

我也越來越密集地涉足有關父親話題的創作，尤其是父親去世之後，我覺得梳理我們的關係成為一種寫作使命。他生活的那個時代，和我生活的時代重疊了很多年，而重疊的那部分，是構成中國曆史厚度和難度的一個重要階段，有突如其來的天災，也有綿延不絕的人禍，更有欲言又止的難言之隱。所以講述父親於我而言有了一種向曆史致敬的意味。

我曾經在有關的創作中談到，在現實生活中，可能也不僅僅是我，僅就我的有限接觸而言，恰如其分地處理父子關係對很多人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難題。因為其一，這個問題在一個人的成長過程中是不可忽略的。記得好像是王蒙老師說過，一個人如果沒有母親，最多沒有褂子穿；而如果沒有父親，則是沒人穿的褂子。其二，父子關係的疏密好壞甚至可以決定一個人一生的走向。這個問題如果往深處想是非常令人糾結，也是非常令人沮喪的。就問題的本質而言，父親既是真實的存在，又是極具象征性的一個符號。人類社會是一個男權社會，無論在公共領域還是家庭這個私密領域，父親都代表著權威。但父親的權威因為過於程式化，實際上反而被虛置了，就像那些名義上的國王。說起來父親是權力的化身，或者是權力本身。但在一個家庭的實際生活中，真正組織和管理家庭的基本上都是母親。一方麵，父親無處不在；另一方麵，父親永遠都是缺失的。

青少年時期，我們對父親的反叛仿佛是成長的標誌。這也許是我與父親內在緊張關係的根源。過去我始終以為，在我們家隻有我和父親的關係不好。後來我與兩個哥哥談起這個話題，他們也深有同感，甚至比我更甚。而我們與父親關係的可言說性，對於母親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說，當你說起父親的時候，可以置身事外，把他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來討論，他就是“他”。而母親則不行，母親是形而下的，是與你不可分割的整體，是“我們”。所以，對於一個成長中的孩子而言，父親是用來被打倒的，甚至可以說，我們對社會的抗爭其實就是對父權的抵抗。這往往使我們與父親的相互融入困難重重。當我們為人父母之後，用一個父輩的心態去打量父親，卻發現我們愈是想更清楚地看清他，他反而變得愈加模糊。我覺得更多的因素是，如果想看清楚父親，必須先看清楚那個時代。如果那個時代語焉不詳，我們在此情況下獲得的那個“父親”，更是一個概念化的存在。當然與父親的對立也不唯獨出現在東方，在西方也是如此。在希臘神話中，即使是神也不能免俗，父子關係一直是個死結。弑父情結，即俄狄浦斯情結，也是人類的悲劇根源之一。

如果說我過去的作品比較側重於從父親的角度看問題的話——比如說《天台上的父親》——那麼這篇《金枝》，更多的是從家庭倫理方麵，或者說是從家族曆史方麵討論他。他從青年時期開始，自婚姻到事業都發生了“革命”，這樣的人生在他那一代人中極具代表性。如果從鄉村的、功利主義的角度看，像他那一代許多革命者一樣，他是一個成功的舊社會的脫逃者。但脫離開功利導向去審視他，作為一個職業革命者，雖然他一生謹慎，但是因為家庭關係的影響，他幾乎沒有逃脫任何一次政治運動的衝擊。可以想見他在政治和家庭的雙重壓力下所承受的心理折磨。他所勉力維護的，比如他身後的兩個家庭，後來都成為他巨大的精神包袱。於是他選擇了躲避，把更多的家庭責任和矛盾拋給了妻子，甚至還包括“我”在內的孩子們。然而他在其中的轉圜，如果卡在政治的輪盤上，很難用對錯來評價。但是父親的躲閃，客觀上直接將“我”毫無遮擋地暴露在“槍口”下，其中的恩恩怨怨，真是一言難盡。“我”心靈深處也未必不是以維護家庭、拒絕闖入者的方式，強調自己的存在和力量。而對拴妮子和穗子強烈的恨意，不幸成為“我”成長的主要養分。如果說，拴妮子心中的惡之花是由穗子澆灌，她們母女在這一問題上達成一致，站在同一陣營的話，那麼“我”睚眥必報的隱秘仇恨，則是來自父親對我的“刻意”忽略，隻不過是幾十年來我孤軍奮戰而已。即使後來所謂的理解、放下和寬容，也難免不會有終於雪恥的痛快。這就使原本高尚的情感，變得麵目可疑。

父親身後曆史的縱深，即使我再怎麼努力呈現，也隻是冰山之一角。從“我”的曾祖父到女兒及侄女輩，涉及的時間跨度長達百餘年。這一百餘年恰與新中國的發展曆程大致平行。時代風雲瞬息萬變，曾祖父周同堯、祖父周秉正和父親周啟明，都因各種緣由離開了家鄉與原配妻子。除卻祖父下落未明，曾祖父與父親皆是無可訾議的忠誠的革命者，一生的命運與政治相關聯，也被政治所左右。但我無意作曆史的宏大敘述，對於父輩們的選擇與堅持也隻做冷眼旁觀。然而，畢竟我身處其中，枝枝蔓蔓的梳理總是讓我難以獨善其身。雖然我足以冷靜到以既在故事之外，又在故事之中的視角觀察個人與家族命運，但在愛與恨、生與死的兩個維度之間，很難有客觀的取舍。可以聊以自慰的是，至少我對人性的觀察和人生的反省，還是以最大的誠意和善意做出了努力。

家族矛盾在“我”這一代持續醞釀，最後達到高潮。以“我”的視角看來，那些說不清道不明的傷害，經由歲月的蒸餾和記憶的過濾，在心中反複醞釀，早已以一種平穩沉靜的方式改變了它們原本的麵目。這恰恰才是我最糾結的心理矛盾之所在，很難以簡單的“悲劇”二字來定義。而真正的原諒、誠懇的和解，在作品中卻遲遲未到。也許“我”隻是想以公開尋求某種公正，而不是真正的原諒和救贖。畢竟認真說來，愛與恨是情感的兩個極端，一切貪嗔癡慢疑皆在其中，遊離轉化變幻萬千，一時的親情衝動就握手言和，難免顯得草率。生與死則是生命的兩個極端，人生短暫，雲煙過眼，時間最是殘酷也最是公平。不管願不願意，最終隻能放下——其實仔細想來，這也是我寫作的一大障礙：對苦難津津樂道，而對快樂卻一筆帶過。“歡愉之辭難工，窮苦之音易好”，誠哉斯言！

拋卻家庭和個人的情感，我覺得唯一不應該遺忘的是個人在時代中的沉浮，那種走投無路的悲愴和艱難，才最值得一大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