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輯 錢氏父子對新文學的態度

錢鍾書對曹葆華浪漫主義詩風的譏評

錢鍾書對民國時期清華校園詩人、現代派詩人曹葆華的新詩集《落日頌》所作的評論此文原載《新月月刊》第四卷第六期（1933年3月1日），以曹葆華詩集名稱為題，收錄於《錢鍾書散文》，第94—103頁，浙江文藝出版社，1997。，是他唯一的新文學作品論，也是他唯一的新詩評。

《落日頌》是曹葆華的第三部詩集嚴格地說，《落日頌》其實是詩人的第二部詩集，因為他此前出版的詩集《靈焰》（1932）基本上是其第一部詩集《寄詩魂》（1931）的濃縮本。可參看《詩人翻譯家曹葆華》（二卷本，陳曉春、陳俐主編，上海書店，2010）的詩歌卷，其中收錄了《寄詩魂》《靈焰》《落日頌》《無題草》等詩集。，由上海新月書店出版於1932年，表現出一貫的澎湃峻烈的浪漫主義詩風。錢鍾書的詩評從風格、修辭、情調、結構、神秘主義內涵等多個方麵對曹葆華的詩藝進行了較為深入、全麵的評說。其評價以否定為主，其中包括“衝動女人的作風”、“鑲金牙的詩”、“文字強奸”、比喻“陳腐”等評語，雖然是有的放矢，卻未免有失厚道。不過，錢鍾書不留情麵的嚴厲批評對於曹葆華詩風的轉變與詩藝的提升應該起到了極大的激勵作用。後者於1937年出版的《無題草》與《落日頌》相比，衝動的作風大為收斂，更注重意象的經營、用詞的精準，詩境也更為深邃，呈現出從粗放的浪漫主義趨向深沉的象征主義的顯著變化。

更為重要的是，這篇詩評還對“拜倫式的態度”以及浪漫主義詩人的“自我主義”傾向進行了批判與反思，主張汲取東西方聖書裏的“蒼老的智慧”錢鍾書：《錢鍾書散文》，《落日頌》，第101頁。，主張人與宇宙、人生的和解，勸勉浪漫主義詩人從“消滅宇宙”的狂熱轉向“消滅自我以圓成宇宙”同上。，其批判鋒芒直指曹葆華所效仿的郭沫若那種“我把全宇宙來吞了”“我便是我了！”之類天狗式宣言和天狗式衝動，儼然是一篇反浪漫主義（anti-romanticism）的詩學檄文，與艾略特、白璧德等西方反浪漫主義者堪稱同調。

遺憾的是，錢鍾書的這篇詩評卻沒有受到當代新詩研究者的足夠重視，諸多探討曹葆華詩歌藝術的學術論文對其隻字未提。如孫玉石先生全麵探討曹葆華對新詩貢獻的長文《曹葆華的新詩探索與詩論譯介思想》一文，詳盡引用了曹葆華同時代學者、作家（如聞一多、朱自清、朱湘、吳組緗、李長之等人）對《落日頌》及其他詩集的評價，卻沒有提及錢鍾書的評論文章。孫玉石先生的論文刊發於《現代中文學刊》2009年第3期，第56—63頁。除了孫先生的論文，其他較有代表性的論文如曹萬生《1930年代清華新詩學家的新批評引入與實踐》（《西南師範大學學報》2005年第6期）、張潔宇《曹葆華與中國“現代派”詩歌》（《西北大學學報》2010年第1期）等文，均未引用錢鍾書的詩評。收錄於《詩人翻譯家曹葆華》史料·評論卷中的《對自我的探究和追尋——析曹葆華的〈無題三章〉》（吳曉東）、《曹葆華詩歌之“夢”》（吳曉東）、《論曹葆華清華時期的詩歌創作》（張玲霞）、《“京派”：“清華三傑”之一——曹葆華》（沈用大）等文，也均未引述錢鍾書的評論。吳曉東在為《詩人翻譯家曹葆華》所作書評《場域視野中的曹葆華》（《中華讀書報》，2011年3月9日11版）一文中，簡要介紹了錢鍾書的這篇詩評，惜因篇幅與體裁所限，未展開討論。深入解讀這篇未得到足夠重視的新詩評，有助於闡明錢鍾書對新詩人曹葆華所作評論的得失，以及他對以拜倫為代表的浪漫主義詩派（魯迅稱之為“摩羅詩派”）的批判立場和對神秘主義的推崇，從而深化中國新詩發展史研究與西方浪漫主義對中國的影響研究。一“產生兩極現象的詩人”

曹葆華（本名寶華）於1927年考入清華大學外國文學係，1931年入清華大學研究院學習。他在讀書期間出版了三部詩集，文名頗盛，直追聞一多、朱湘，有人甚至讚譽他為“校園唯一詩人”沈用大：《“京派”：“清華三傑”之一——曹葆華》，《詩人翻譯家曹葆華·史料·評論卷》，第270頁。。他的《落日頌》出版於1932年11月，收詩41首，最後一首名為《落日頌》，全集即以此為題，正可以涵蓋詩人那種悲涼憤懣的心緒、“靈魂的饑餓”語出曹葆華《落日頌》裏的第一首詩《告訴你》：“告訴你，這不是我的頑梗，我的/狂妄，我是全為著靈魂的饑餓不能不這樣。”（《詩人翻譯家曹葆華》詩歌卷，第118頁），《歎息》中有類似的說法：“我從前常對月/沉思，向著默默的蒼空吐出籲嗟，也因為這靈魂的饑荒無法滿足。”（《詩人翻譯家曹葆華》詩歌卷，第136頁）所謂“靈魂的饑餓”，應是指對永恒和天堂的渴望。另需說明的是，本文所引用的《落日頌》中的詩句，均出自《詩人翻譯家曹葆華》詩歌卷。以及為灰暗的塵世唱挽歌這一主題。《落日頌》出版之際，錢鍾書尚在清華外文係就讀，低曹葆華兩屆。相對於李長之、春霖、芳中等同學師友的恭維、熱捧或委婉批評參閱芳中《評曹葆華著靈焰落日頌兩集》（原載《清華周刊》第38卷第12期，1933年1月14日）、李長之《介紹與批評“落日頌”》（原載《清華周刊》第39卷第4期，1933年4月5日）、春霖《評曹葆華的落日頌》（原載《清華周刊》第40卷第3、4期，1933年11月13日），均收錄於《詩人翻譯家曹葆華》史料·評論卷，其中芳中一文的發表時間早於錢鍾書對《落日頌》的評論。，錢鍾書的評論可以說是鋒芒畢露，毫不留情，大有魏晉名士縱才使氣、放言無忌的遺風。

他認為，在新詩領域，有一種“產生兩極現象的詩人”，“這種詩人好比幾何學中的垂直線，他把讀者兩分（bisect）了：讀者不是極端喜愛他，便是極端厭恨他；他絕不會讓你守淡漠的中立。誰是綿羊（sheep），誰是山羊（goat），井井然分開了，不留下任何tertium quid”（拉丁文，意為第三者，此處可譯為中間地帶——作者注）。《落日頌》，《錢鍾書散文》，第95頁。從接受美學的角度來看，錢鍾書所謂“兩極現象”，也就是讀者反應上的兩極化：要麼極喜愛，要麼極厭惡，沒有調和的餘地。錢鍾書指出，曹葆華就是這樣一個會在讀者中激發兩極現象的詩人，並且是這類詩人中的佼佼者，所以他從來沒有碰到“公平無偏頗的批評”《落日頌》，《錢鍾書散文》，第94—95頁。。造成這種截然對立的審美反應的主要原因，則是這類詩人的創作風格。錢鍾書借用司空圖的“詩品”（詩的風格類型）這一概念評價說，這類詩人的風格“常使我們聯想到一陣旋風，一團野火，蓬蓬勃勃的一大群強烈的印象”《落日頌》，《錢鍾書散文》，第95頁。。在現代詩人中，除曹葆華的《寄詩魂》《落日頌》之外，郭沫若的《女神》以及胡風、蔣光慈等人的詩歌也會帶給讀者“一大群強烈的印象”。這種“旋風野火”式的詩風，有點像司空圖《二十四詩品》中的“雄渾”“豪放”這兩種風格類型。不過，與“雄渾”這一品相比，“旋風野火”式的詩歌雖有“具備萬物，橫絕太空”的氣勢，卻無“超以象外，得其環中”的空靈韻致，與“豪放”這一品相比，這類詩歌雖有“觀花匪禁、吞吐大荒”的氣概，卻無“由道反氣，處得以狂”的超然自在。司空圖對“雄渾”“豪放”二品的品評，見司空圖著、郭紹虞集解《詩品集解》，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重印本，第3—5頁，第22—24頁。因此，“旋風野火”式的詩歌風格不可稱為“豪放”，隻能稱之為“粗豪”。錢鍾書認為，作者的詩，無論如何不好，尚有“天真未漓的粗豪”（見《落日頌》，《錢鍾書散文》，第101頁）。曹葆華的《寄詩魂》《落日頌》裏的多數詩歌即是“粗豪”的浪漫主義詩篇。

錢鍾書評論《落日頌》的總體創作特點說：

在他的詩裏，你看不見珠璣似的耀眼的字句，你聽不見喚起你腔子裏潛伏著的回響的音樂；他不會搔你心頭的癢處，他不能熨帖你靈魂上的創痛——他怎樣能夠呢？可憐的人！他自己的靈魂正呼著痛。這種精神上的按摩（spiritual massage），不是他粗手大腳所能施行的。《落日頌》，《錢鍾書散文》，第95頁。

為欣賞作者的詩，我們要學豬八戒吃人參果的方法——囫圇吞下去。用這種方法來吃人參果，不足得人參果的真味，用這種方法來讀作者的詩，卻足以領略它的真氣魄。他有prime-sautière的作風，我們得用prime-sautière的讀法。行氣行空的詩切忌句斟字酌的讀：好比新春的草色，“遙看近卻無”；好比遠山的翠微，“即之愈稀”。《落日頌》，《錢鍾書散文》，第96頁。

文中的“prime-sautière”，應為法文單詞“primesautière”之誤。“primesautière”是陰性形容詞，用以形容女人的衝動。所謂“primesautière的作風”，即是“衝動女人的作風”。在錢鍾書看來，曹葆華的《落日頌》是痛苦靈魂的呐喊，無暇顧及字句的錘煉、節奏的經營，無法熨帖讀者的靈魂創痛，也不能喚起讀者內心深處的美好感受。對於這種作風“衝動”“粗手大腳”的詩歌，不能“句斟字酌的讀”，隻能“囫圇吞下去”。

通觀《落日頌》裏的41首詩作，除《燈下》《山居小唱》《五橋泛舟》等幾首較為平靜、蘊藉之外，大多數詩歌確如錢鍾書所言，雖然很有氣魄，卻不免有衝動、粗糙、流於叫喊之嫌：

現在我苦痛極了，沒方法製止靈魂的呼叫；雖然我還把歌兒高掛在慘白的唇邊，在瘦臉上畫著迷迷的微笑。我現在真願原始的洪水漲到人間，遍山遍野都有烈火焚燒，地球翻一個大筋鬥，宇宙突然崩潰，日月星辰各向四方奔逃。我自己樂得個痛快的死，忘卻這一世會遭遇生命的窮困，常把眼淚當作水吞，反欺騙著靈魂，說在苦難裏能發見人生無上的奇妙。

——《告訴你》

我的本領隻有是捧著天真，抱緊靈魂，在宇宙裏追尋神秘的幻境，縱然雷霆聲破山河，惡毒的蟲蛇地上橫行，一切星辰日月也摧毀消泯；我也隻扯破衣袍，剮開胸心，嘔出一朵詩花，粉化醜惡的生命。

——《莫笑我》

我求你，燦爛的神！要高登太空，把下界赫然照管；切莫像愚昧的庸主，沉入黃昏的懷抱，讓黑夜闖進這遼闊的塵寰。霎時間鴟梟在空中閃翅，饑荒的鬼魂在墳園裏呐喊；我悲慟的心又暗暗哭泣，如末世衰老的窮人，輾轉溝壑，淒然歎息那暴君的凶殘。

——《落日頌》

誠如錢鍾書所言，曹葆華的特長在於“有氣力”。這種氣力是“原始的力”，也就是一種“不是從做工夫得來的生力”，類似於力士參孫（Samson）那種與生俱來的力量。《落日頌》，《錢鍾書散文》，第95頁。在這種原始而強大的抒情力量、心理能量的作用下，曹葆華的詩歌呈現出“天真未漓的粗豪”和“筆尖兒橫掃千人軍”的氣概。同上。在《告訴你》一詩中，詩人憤怒地詛咒苦難的人生，寧願洪水席卷人間，宇宙突然崩潰，日月星辰摧毀消泯，在這天崩地坼的大毀滅中，絕望厭世的詩人正可以死個痛快；在《莫笑我》一詩中，詩人要剮開胸心，嘔出詩花，祭奠醜惡的生命；在《落日頌》一詩中，詩人以華麗的筆觸禮讚盛世的黎明，並祈求燦爛的神祇永照下界，令遼闊的山海草原永不沉入鬼魂出沒的黑夜。讀這樣的詩，確實感到勢大力大，熱力逼人，也確實感到詩人使盡全力在呐喊。錢鍾書對這樣的抒情方式巧妙地批評說，詩人用力之大，有如“獅子搏兔亦用全力”《落日頌》，《錢鍾書散文》，第95頁。，又揶揄說，“有多少人有他那股拔山蓋世的傻勁？他至壞不過直著喉嚨狂喊，他從來不逼緊嗓子扭扭捏捏做俏身段……”《落日頌》，《錢鍾書散文》，第101頁。。所謂“傻勁”，所謂“直著喉嚨狂喊”，恰恰揭示了詩人筆無藏鋒、能放不能收的弱點。凡“粗豪”之作，其弊皆在於此。

司空圖以為，唯“真力彌滿”者，方可達“豪放”之境。參閱《詩品集解·豪放》，第22—24頁。他所謂“真力”，產生於自然之道，是“由道返氣”後形成的本原之力，不同於曹葆華那種源於本能與情感衝動的“原始的力”。“真力”需要修煉、需要涵養，運用“真力”抒情言誌，絕非一味用強，更不是“直著喉嚨狂喊”，而是“持之匪強”同上。、順勢用力。曹葆華所欠缺的，恰恰是積健為雄的“真力”，所以如錢鍾書所言，他在寫詩的時候，未能舉重若輕，反而“往往舉輕若重起來”，也就不免於“笨拙”。《落日頌》，《錢鍾書散文》，第95頁。這就意味著，詩藝與詩境的高低本質上取決於詩人的修為；“豪放”與“粗豪”的高下之別，不僅是詩風上的高下之別，也是個人修為上的高下之別。

不過，相對於忸怩作態的“纖仄”（cultured triviality）之作《落日頌》，《錢鍾書散文》，第101頁。，錢鍾書更喜歡曹葆華的“粗豪”詩風，他揭示自己的讀者反應說，讀曹葆華的詩，“至多是急迫到喘不過氣來”，但“決不會覺得狹小到透不過氣來”。同上。後一類詩歌自然是指忸怩作態的“纖仄”之作。至於當時哪位詩人寫詩猶如“逼緊嗓子扭扭捏捏做俏身段”，錢鍾書欲言又止，沒有明說。但從他對新詩的關注範圍可以推斷出，這位詩人很可能是指徐誌摩，所謂忸怩作態的“纖仄”之作，當是指《沙揚娜拉——贈日本女郎》（1924）之類柔媚婉約的抒情詩。錢鍾書很少評論新詩人，僅對徐誌摩較多關注。他在早年的一篇書評中介紹說：“例如徐誌摩先生既死，沒有常識的人捧他是雪萊，引起沒有幽默的人罵他不是歌德；溫先生此地隻是淡淡的說，誌摩先生的戀愛極像雪萊。”（見錢鍾書為溫源寧《不夠知己》所作書評，原載《人間世》第29期，1935年6月5日，收錄於《錢鍾書散文》，第157頁）此外，《圍城》裏的前清“遺少”董斜川議論說：“新詩跟舊詩不能比！我那年在廬山跟我們那位老世伯陳散原先生聊天，偶爾談起白話詩。老頭子居然看過一兩首新詩。他說還算徐誌摩的詩有點意思，可是隻相當於明初楊基那些人的境界，太可憐了。”（見《圍城》第三章，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83頁）如前所述，錢鍾書所謂“產生兩極現象的詩人”，主要是指詩風“粗豪”的詩人，並不包含詩風“纖仄”的詩人，也不包括其他類型的詩人。事實上，讀者反應兩極化是比較常見的審美現象，如凡·高的畫、達利的雕塑、嚎叫派的詩歌、周作人的隨筆、流行音樂裏的重金屬搖滾，都是喜歡者極喜歡，厭恨者極厭恨，很難有調和的餘地。由此可見，凡風格極為鮮明、個性化色彩極強的文學藝術類型都可能會在接受者中產生兩極化的反應，並不限於以曹葆華《落日頌》為代表的詩歌類型。二《落日頌》形式、內容上的缺陷

在探討了曹葆華的“粗豪”詩風之後，錢鍾書對《落日頌》形式、內容上的缺陷進行了犀利的批評。他認為，《落日頌》裏的詩篇多是“鑲金牙的詩”，“有一種說不出的刺眼的俗”。所謂“鑲金牙的詩”，是指字句裝點不得法、未能與詩中描寫的風景以及全詩的語境“圓融成活的一片”的詩歌，這樣的詩歌就“像門牙鑲了金”。《落日頌》，《錢鍾書散文》，第96頁。錢鍾書指出，“鑲金牙的詩充分地表示出作者對於文字還沒有能駕馭如意”，“作者何嘗不想點綴一些燦爛的字句，給他的詩添上些珠光寶氣，可惜沒有得當”：一方麵，他沒有能把一切字，“不管村的俏的，都洗濾了，配合了，調和了，讓它們消化在一首詩裏”；另一方麵，他也沒有能把修飾性的字句與“周遭的詩景”相烘托，所以會讓讀者感到突兀。在作者手裏，“文字還是呆板的死東西；他用字去嵌，去堆詩，他沒有讓詩來支配字，有時還露出文字上基本訓練的缺乏”。《落日頌》，《錢鍾書散文》，第96—97頁。

為了說明曹葆華用字不當，錢鍾書甚至使用了“文字的強奸”這一嚴厲措辭。所謂“文字的強奸”，是指“強製一個字去執行旁一個字的任務”，也就是不顧一個字“原來的意義”而“信手濫用”，從而導致“文法上不可通”“道理上不可懂”。《落日頌》，《錢鍾書散文》，第97頁。

通觀《落日頌》裏的全部詩作，用字不當、措辭不當的情況的確比較突出，以下僅舉數例：

剮開胸心/嘔出一朵詩花，粉化醜惡的生命（《莫笑我》）

我再露出體魄，鼓起靈魂，去尋/宇宙裏神秘的仙境（《我不願》）

我握著心思，靜立水邊想照出我靈魂/本來的麵目（《沉思》）

我摸著冰冷的胸懷，斜對/幽燈，歎息我這一生命運的乖鄙（《夜哭》）

那嫵媚的影兒/也常閃照在我的左右

並且我每次挨近她身邊，總不能/呈訴出一絲情曲（《相思》）

突然天門外/擊下雷霆震聾兩耳，猛烈的/電火燒閉了雙眼（《黑暗》）

不得不望著青天，再仔細揣思/這冷落的人生道上值得幾多流連？（《回清華》）

以上七首詩中的八個例句均有語病，其中“鼓起靈魂”“燒閉雙眼”“握著心思”這三個詞組明顯屬於搭配不當：勇氣可以“鼓起”，靈魂無法“鼓起”；雙眼可以灼瞎，“燒閉”就不通；心思可以揣著，一般不能“握著”。此外，“粉化”“乖鄙”“閃照”“情曲”“揣思”這五個怪詞則分別是對“粉飾”“乖舛”“閃耀”“衷曲”“揣想”這五個常用詞的生硬改造。如果以錢鍾書的用字標準來衡量，“剮開”“鼓起”“握著”等詞，以及“乖鄙”中的“鄙”、“粉化”中的“化”，均屬不顧字、詞原義而信手濫用，屬於典型的“文字強奸”。在薄薄的一部詩集裏出現諸多措辭不當以致“強奸文字”的情況，顯然不能僅以詩風“粗豪”、無意雕琢來解釋。從個人的創作素養來分析，誠如錢鍾書所言，當時的曹葆華的確缺乏文字上的基本訓練，否則不至於錯謬頻出。從社會文化的大背景來看，當時的新文化尚在成長之中，新詩仍未走出嘗試期，現代白話也未趨於成熟，曹葆華並非橫空出世、能夠一舉超越時代局限的天才，他在新詩語言上的幼稚、生硬、笨拙，也可以說是新文學“時代病”的體現。

除字句裝點不得法、措辭不當等問題外，錢鍾書還對《落日頌》中的比喻手法作出了否定評價。他認為，“作者的比喻，不是散漫，便是陳腐，不是陳腐，便是離奇”。換言之，《落日頌》中的比喻存在“散漫”“陳腐”“離奇”這三種弊病。他舉例說，諸如“靈魂像白蓮花的皎潔”（《沉思》），“舉起意誌的斧鉞”（《想起》），“嵌妝（裝）在琅璫的歌裏”（《告訴你》），“落葉揚起了悲歌”（《燈下》），“幾點漁火在古崖下嚶嚶哭泣”（《沉思》），“都算不得好比喻”。《落日頌》，《錢鍾書散文》，第97—98頁。雖然錢鍾書沒有明言這五個例子中包含的比喻存在何種弊病，但從具體內容來看：第一、第二個例子分別以白蓮花、斧鉞比喻純潔的靈魂、強悍的意誌，都不是詩人首創，而且在中外詩歌中屢見不鮮，應屬“陳腐”之列；第三個例子其實是比擬手法；第四個例子應是以“悲歌”比喻落葉隨秋風起舞的窸窣悲涼之聲，雖然不算神妙，但還貼切，也不太常見，並無“散漫”“陳腐”二病；第五個例子以微弱的哭聲比喻閃爍的漁火，表現出詩人心中淡渺哀傷的悲情，應該說是比較獨到也頗有詩意的，而且以聲音喻形態，不過是在暗喻中融入了通感手法，既不能算“散漫”，也不能算“離奇”。

概而言之，《落日頌》中的比喻的確存在諸如喻象陳腐、聯想散漫等弊病，但錢鍾書的評論也有失之散漫、失之主觀之嫌，尤其是貶斥“幾點漁火在古崖下嚶嚶哭泣”這一比喻，並沒有太強的說服力。此外，“離奇”能不能視為比喻的弊病，也要看實際情況。一概否定所有“離奇”的比喻，既有違錢鍾書本人對比喻、通感的立論，也有違他的充分肯定神秘經驗的美學立場。錢鍾書自己說過：“比喻正是文學語言的特色。”《讀〈拉奧孔〉》，錢鍾書《七綴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42頁。而善用“比喻”，也正是他的文學創作乃至學術研究的一個重要特色。他筆下的妙喻往往通過將兩個看似毫不搭界的意象接通在一起而出奇製勝地產生出奇妙的效果，錢鍾書對此有一番精妙的論述：比喻的兩方之間，“不同處愈多愈大，則相同處愈有烘托；分得愈遠，則合得愈出人意表，比喻就愈新穎”《讀〈拉奧孔〉》，錢鍾書《七綴集》，第43頁。。《圍城》第三章描寫趙辛楣初次見方鴻漸時，說他“傲兀地把他從頭到腳看一下，好像鴻漸是頁一覽而盡的大字幼稚園讀本”錢鍾書：《圍城》，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50頁。。粗看起來，我們的主人公“方鴻漸”與“大字幼兒園讀本”似乎全不搭界，但作者偏把它們焊接在一起以表現趙辛楣的目中無人，可謂“離奇”而妙。

筆者以為，一個“離奇”而合理、能收“超以象外、得其環中”之效的比喻就是妙喻，它凸顯了詩人異乎常人的想象力，應該予以充分肯定。錢鍾書之所以不喜歡“幾點漁火在古崖下嚶嚶哭泣”這個比喻，應該是基於他的推崇“氣概闊大（largeness）”之作《落日頌》，《錢鍾書散文》，第101頁。、討厭“纖仄”文風的審美理念，這種理念與他的比喻雙方“合得愈出人意表，比喻就愈新穎”的觀點在對曹葆華比喻手法的評價中產生了矛盾，並壓倒、遮蔽了後者。出現這種情況並不難理解，因為崇尚“闊大”氣象、鄙棄“纖仄”文風是錢鍾書的主導性審美立場，比喻須奇則是他的技術性觀點，兩者有主次之分。隻不過，曹葆華的“嚶嚶哭泣”之喻恐怕應稱為“纖秀”，而不能貶為“纖仄”。錢鍾書在此多少表現出了才子型批評家那種個人主觀好惡影響客觀判斷的通病。

在探討了《落日頌》諸多形式上的缺陷或問題之後，錢鍾書將批評鋒芒指向了詩集的主體精神與情感基調。他評論說：

看畢全集之後，我們覺得單調。幾十首詩老是一個不變的情調——英雄失路，才人怨命，Satan被罰，Prometheus被縶的情調。說文雅一些，是拜倫式(Byronic)的態度；說粗俗一些，是薛仁貴月下歎功勞的態度，充滿了牢騷，侘傺，憤恨和不肯低頭的傲兀。可憐的宇宙不知為了什麼把我們的詩人開罪了，要受到這許多咒詛。《落日頌》，《錢鍾書散文》，第98頁。

錢鍾書隨後極為細心地指出了與“情緒少變化”這一缺陷密切相關的“結構多重複”“景物也什九相同”等問題。《落日頌》，《錢鍾書散文》，第98—100頁。通觀《落日頌》中的41首詩作，憤懣不平、憎惡現世的情緒確是全集主調。錢鍾書的評語相當深刻地揭示了曹葆華內心深處的英雄情結以及不惜毀滅宇宙的撒旦（Satan）式反抗意識。而“拜倫式的態度”的內核，即是英雄的孤憤與撒旦的反抗。對於積極浪漫主義的代表詩人拜倫，有人讚美、喜愛，有人防範、排斥，如主張理性、節製的艾略特、白璧德等西方反浪漫主義者就對拜倫評價不高，而呼喚精神偉力的魯迅則對拜倫推崇備至。魯迅的《摩羅詩力說》（1907）是對拜倫、浪漫主義以及詩性反叛精神的禮讚。在這篇有如戰鬥檄文的名篇中，他將拜倫比擬為人類中的撒旦，並將其奉為“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的摩羅詩派的宗主。他指出，摩羅詩派不為“順世和樂之音”，而是“動吭一呼”，激發讀者“爭天拒俗”之心，“固聲之最雄桀偉美者”。見《魯迅〈摩羅詩力說〉》（趙瑞蕻注釋本），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第14頁。反觀曹葆華的《落日頌》，充滿了悲憤的呐喊和呼告，罕有“和樂之音”，實為末世挽歌，恰恰奏響了摩羅詩派的“新聲”。錢鍾書以“拜倫式的態度”概括其主體精神，當是有見於此。不過，錢鍾書對“拜倫式的態度”顯然比較反感，這就與魯迅的熱烈讚頌形成了鮮明對照，他甚至將其定義為“怨天尤人的態度”《落日頌》，《錢鍾書散文》，第101頁。，並與通俗小說中“薛仁貴月下歎功勞的態度”相提並論《落日頌》，《錢鍾書散文》，第98頁。，未免有失公允。薛仁貴為唐代名將，戰功赫赫，威名素著，野史中卻為他平添了一段月下歎功勞的段子，內有“搖旗吶喊之輩，尚受朝廷恩典，我等有十大功勞，反食不著皇上酒肉，又像偷雞走狗之類，身無著落，妻子柳氏，苦守巴巴隻等我回報好音”等牢騷、怨言，頗為庸俗、粗鄙，一代名將儼然成了市井逐臭之夫。詳見如蓮居士編、清宇等點校《薛仁貴征東》第二十二回“敬德犒賞查賢士仁貴月夜歎功勞”，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版，第230—235頁。曹葆華的《落日頌》固然是不平之鳴，充斥著失意、失戀的痛楚，但和虛構的薛仁貴歎功勞相比，一為出塵之想，一為世俗算計，顯然有質的區別。

司空圖定義“悲慨”這一品說：

大風卷水，林木為摧。適苦欲死，招憩不來。百歲如流，富貴冷灰。

大道日喪，若為雄才。壯士拂劍，浩然彌哀。蕭蕭落葉，漏雨蒼苔。《詩品集解》，第35頁。

筆者以為，《落日頌》中的侘傺、憤恨近於“大道日喪，若為雄才”的苦悶，也近於“壯士拂劍，浩然彌哀”的苦痛，是一種淒愴慘烈的悲劇體驗。詩人也儼然以悲劇英雄自居，絕非汲汲於一己得失的利祿之徒。然而，錢鍾書推崇的是內心的和諧與靜穆的美，對“精神排泄”式的衝動抒情錢鍾書揶揄說：“在青年時代做詩不算什麼一會事，不過是一種（說句粗話）發身時期的精神排泄，一種greensickness。”（《落日頌》，《錢鍾書散文》，第102頁）和浪漫主義詩歌中所謂“怨天尤人的態度”頗為鄙夷。這是他不喜歡拜倫的主因，也是他不喜歡《落日頌》情感基調的主因。正是這種主觀上的偏好，造成了他對拜倫與曹葆華悲劇體驗的“一個偏見”（借用錢鍾書一篇散文的標題）。三“神秘成分”與“神秘主義”

在總體上否定了《落日頌》的藝術價值，並對“拜倫式的態度”加以批判之後，錢鍾書對作者詩中的“神秘成分”予以了肯定，並且認為，“作者將來別開詩世界，未必不在此”《落日頌》，《錢鍾書散文》，第101頁。。

筆者以為，《落日頌》裏的“神秘成分”主要體現為三個方麵：一是基督教世界觀，二是星宿信仰，三是神秘愛情觀。

《落日頌》開篇第一首《告訴你》開宗明義地宣告：為靈魂籌劃“遠大前程”是詩人的夢想和努力方向。《詩人翻譯家曹葆華》詩歌卷，第115頁。但不幸的是，他的靈魂極端“窮困”“饑餓”，為了讓靈魂獲得滿足，他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

老實說，我自己常常這樣想，若是天地間真有米糧，可以供養靈魂的饑餓，恢複他往常的健康；那我用不著遲疑，也無須索想，立刻傾出我生命的所有，不管是走路的腳，吃飯的口，即使是生命的本身，我都願意拿來換買，讓靈魂遲得個暢快。讓他在饑渴中享受一時的醉飽，就像那垂死的乞兒獲得半碗白飯時所領略的狂歡。

與厭倦書齋的浮士德博士抵押靈魂給魔鬼以滿足心中對愛情與建功立業的渴求相比較，詩人曹葆華可以說是反向以求，他是為了靈魂的滿足而不惜抵押身體和生命。一部《落日頌》，即是苦痛靈魂的呼叫。很顯然，詩人既肯定靈魂的存在，又將肉身與靈魂判然兩分。在他看來，靈魂可以脫離肉身而存在，因此，他寧願犧牲“走路的腳”“吃飯的口”乃至“生命本身”，以換買靈魂的暢快和狂歡，這是頗為典型的靈肉二分的觀念，顯然受到了西方基督教靈魂存在說與靈肉二分說的影響，又與“形盡神不滅”等中國傳統神秘宗教的形神二分論相通。

除了肯定靈魂存在、靈肉二分，詩人的基督教世界觀還包括對上帝存在、靈魂不朽的肯定。在《假如》一詩中，詩人詠歎道：

假如有一天上帝降臨，指出我生命裏潛伏的厄運；說我將來縱嘔盡了心血，也不能在縹緲的詩國中抓著永恒。那我就用不著驚疑，也不必候等，立刻招下半空的霹靂將我擊靂……

……我早感覺愛情的幻滅，真理的渺冥，與人世間一切聲色的紛紜；若不貪圖靈魂不朽，我怎肯忍苦再向前進。

在第一節裏，詩人召喚著上帝的降臨，並將其視為人類命運的主宰者和判決者。這種對上帝存在的信仰，也出現在其他詩篇中。如在《悲歡》一詩中，詩人感歎道：“怎麼這茫茫宇宙間/列著萬千生物，上帝也敕令/收斂歡笑，拖曳著淒動的呻吟”；在《黑暗》一詩中，詩人“倒在人生/黑暗的道上，祈禱著慈悲的上帝”；在《祈求》一詩中，詩人籲求太陽“施用上帝的仁慈”踏海而去，令他能在幽暗裏傾訴相思、等待戀人。與詩人對上帝的認信相呼應，是他的“靈魂不朽”意識。正因為相信“靈魂不朽”，詩人才會在曆經“愛情的幻滅”、求索的苦痛以及“人世間的聲色紛擾”之後，沒有絕望，沒有墮落，而是“忍苦再向前進”。

在相信上帝存在、靈魂不朽的思想前提下，詩人以基督教世界觀為主體精神，融合中西方神話元素，構造了一個瑰奇的想象世界。在這個世界裏，有世外的“天堂”（《訣別》），也有“地獄的圍牆”（《冤魂》），有賜人自由的“上帝”（《訣別》）、從雲間送下囑咐的“天使”（《忍耐》）、“九霄外的雲鳥”（《想起》），也有盤旋天空的“死神的翼翅”（《夜思》《時間》）、舉起“淫毒巨旗”的“魔鬼”（《悲哀》）。在這個世界裏，還有神秘的天人感應。最突出的是詩人與星星的感應：

你終於要消沉了，我生命的兆星！今夜冷風吹掃著殘葉，深林裏的老鴉啼叫淒冷；我站在荒古的江頭，眼含悲淚，仰視著太空的幽冥。

——《兆星》

嗬，時間！你踏著陰影，追襲我的殘年；又使梟鳥在樹上聚談驚人的預感。那顆星，我生命的主宰，已移步西天，將墜入無邊的黑暗。

——《時間》

第一節中所謂“兆星”，即是第二節中主宰詩人生命的那顆星。這種人的命運由“兆星”預示和主宰的觀念，類似於《三國演義》中諸葛亮通過觀察將星明暗判斷人物命運，也令人聯想到《水滸傳》裏的星宿下凡，體現了詩人的星宿信仰和宿命論意識，與基督教世界觀相左。因為基督教主張，真理的依據是“基督”，而非“星宿之靈”。參見《聖經·歌羅西書》第2章第8節，中國基督教協會，2006，第385頁。

此外，和多數浪漫主義詩人一樣，曹葆華也在他的詩中熱烈地詠歎愛情，尤其是神秘的愛情：

往常時這天地迷蒙著幾層陰霾；……但是現在天空中豁然開朗，四麵吹來百花的清香，群鳥吐出歌聲，野獸跳得發狂，大地布滿了紅光，又浮蕩人們愉快的歡唱。我不免默默撫心自問，是否神秘的愛情（她賜給我的）變換了宇宙的景象。

——《往常時》

……這時候我手持著竹杖，斜倚橋欄，正尋索生命裏不可思議的過去。我怎麼想播散青春，獲取愛情，在靈魂上開放神秘的香花。

——《黃昏》

從上述詩句可見，詩人所向往的神秘愛情，是超越肉身相吸的靈魂感通，不但能夠升華彼此的靈魂，令神秘的香花在靈魂上綻放，而且具有變換宇宙的偉力，令陰霾消散，群鳥歌唱。這樣的愛情，超越了世俗，也注定會在世俗中幻滅。詩人哀歎道，在世俗中追求神秘愛情的結果是，“隻把天真消失，認識了千古/孤獨的淒悲”（《黃昏》）。由《落日頌》的題記可見，這部詩集是獻給他的戀人陳敬容的，而且，“沒有她這些詩是不會寫成的”。曹葆華：《落日頌》題記，《詩人翻譯家曹葆華》詩歌卷，第114頁。筆者無疑妄斷《落日頌》中的神秘戀人是否就是陳敬容，但陳敬容顯然不同於引領但丁靈魂飛升的貝雅特麗齊。

綜上所述，《落日頌》中確實包含著“神秘成分”，而且頗具規模，頗有係統，其思想底蘊也頗為深邃。但錢鍾書指出，《落日頌》裏雖有“神秘成分”，但尚未達到“神秘主義”的境界。《落日頌》，《錢鍾書散文》，第101頁。原因在於，詩人的“自我主義”夠偉大，壓製了“神秘主義”精神。他辨析“神秘主義”與“自我主義”的區別說：

神秘主義當然與偉大的自我主義十分相近；但是偉大的自我主義想吞並宇宙，而神秘主義想吸收宇宙——或者說，讓宇宙吸收了去，因為結果是一般的；自我主義消滅宇宙以圓成自我，反客為主，而神秘主義消滅自我以圓成宇宙，反主為客。同上。

質言之，神秘主義的實質是“反主為客”“消滅自我以圓成宇宙”；自我主義的實質是“反客為主”“消滅宇宙以圓成自我”。錢鍾書雖然沒有提到曹葆華所膜拜的中國現代浪漫主義先驅郭沫若，但他對自我主義所作的描述，儼然是對郭沫若的“我把全宇宙來吞了”“我便是我了！”之類天狗式宣言和天狗式衝動的傳神寫照。錢鍾書進而指出，“神秘主義需要多年的性靈的滋養和潛修”，曹葆華的詩藝如欲走向成熟，並在將來“別開詩世界”，就要克製自我主義傾向，培育神秘主義精神。《落日頌》，《錢鍾書散文》，第101頁。他勸勉詩人說：

不能東塗西抹，浪拋心力了，要改變拜倫式的怨天尤人的態度，要和宇宙及人生言歸於好，要向東方的和西方的包含著蒼老的智慧的聖書裏，銀色和墨色的，惝恍著拉比（Rabbi）的精靈的魔術裏找取通行入宇宙的深秘處的護照，直到——直到從最微末的花瓣裏窺見了天國，最纖小的沙粒裏看出了世界，一刹那中悟徹了永生。

由此可見，曹葆華與真正的神秘主義者的最根本區別在於：一個是對宇宙、人生采取對抗、鬥爭的態度，用錢鍾書的說法是“怨天尤人”，用魯迅的說法是“爭天拒俗”；一個則是力求人和宇宙、人生的和解。錢鍾書崇尚的是天人和解、內心和諧，他因此摒棄拜倫式的對抗態度以及郭沫若的天狗式衝動，並勸勉曹葆華汲取東西方聖書中的“蒼老的智慧”，從“咒詛”宇宙轉向參悟宇宙，從“消滅宇宙”的狂熱轉向“消滅自我以圓成宇宙”。這不僅是對曹葆華的勸勉，也是對包括郭沫若在內的眾多中國現代浪漫主義詩人的勸勉。他對新詩集《落日頌》的評論作為他本人的唯一一篇新文學作品論，既是反浪漫主義的詩學檄文，也是一個神秘主義信徒的詩學宣言。